| 词条 | 压力遗传 |
| 释义 | 科学家已经发现，压力是可以遗传的，后代的恐惧、紧张，使他们比那些更加轻松自在的同伴拥有更好的生存机会。但问题是，父辈对于压力的“警惕反应”传到后辈的时代时，或许已成了庸人自扰。 基本信息在你的身体中不存在一种系统是压力永远侵蚀不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引发你的血压上升，增加你的不孕机会，使你的衰老速度变快。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你以为卸下压力的源头，所有这些恐怖的反应就会立即消失，是不是？ 错了！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压力不仅能够为你的身体带来永久性的变化，某些变化甚至能够传给你的后裔，对他们产生影响。 更重要的是，一些研究人员目前正在争论的焦点是，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类所特有的问题，心理压力在生物界其他地方同样猖獗。“它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他们声称，“就像是一个乐队的指挥，它规定了整个生态系统的节奏，确定哪些物种蓬勃发展，哪些步向衰败。” 科学界已经知道，压力并不会改变DNA序列，但会在基因上留下化学标记，由此决定基因的活跃程度。有研究表明，如果实验鼠在出生后连续两周处于压力状态，其后代就会表现出抑郁和焦虑的症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糖尿病、肥胖症、精神疾病乃至恐惧症都可能源自父母和祖父母所受的压力。 科学研究孩子遗传母亲压力澳大利亚研究人员于2007年研究发现，如果年幼孩子的母亲对工作不满意，孩子的情绪或行为容易出现问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专家琳戴尔·斯特兹丁斯领导的研究小组调查了2000多名母亲，她们的孩子年龄均在4岁至5岁之间。 研究人员向受访者询问了她们的带薪休产假情况、工作安全感和她们对工作的熟悉程度等问题，以确定受访者工作状态。 研究人员还询问受访者，她们是否发现孩子常表现出忧伤和焦虑等情绪，以及孩子是否多动或行为带有攻击性等。 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作状态差的受访母亲中，1/4的人的孩子易出现情绪或举止异常等问题。在工作状态好的母亲中，只有12%的人的孩子有类似问题。 不少受访母亲反映，造成她们工作状态差的主要原因包括缺乏工作安全感和享受不到带薪产假等。 澳专家警告，除非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保证女性获得事业和家庭生活的平衡，改善女性工作状态，否则她们年幼的孩子将“遗传”母亲的工作压力，在成长过程中出现身心问题。 压力能够遗留下来纽约市西奈山医学院（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的一位神经学家，雷切尔·耶胡达（Rachel Yehuda）说，“‘压力的影响只是暂时的’这种想法已经过时了。一些环境和经验方面的影响是持久的。”她说，“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生物学说。” 耶胡达对于压力能够在家庭中遗留下来并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的这种想法始于1993年。当时，她开设了一间治疗大屠杀幸存者心理问题的诊所，并被患者的成年子女的电话所淹没。 经过深入调查，她发现，这些孩子特别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父母和他们的孩子的尿液中的皮质醇激素（hormone cortisol）水平都明显偏低。更奇怪的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越是严重，他们孩子尿液中的皮质醇（cortisol）水平就越是低。 皮质醇在人体的应激反应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一个威胁发生的时候，大脑就会指挥肾上腺——就在肾脏的上方，释放荷尔蒙，包括肾上腺素进入血液。其结果就是，心跳加快、呼吸加速等让我们进入备战或者预备飞行状态。 而当威胁过去了，大脑就会发送另一个信号，让肾上腺释放皮质醇。皮质醇通过结合大脑某些特定区域的感受器（包括海马体），从而关闭应激反应。 压力印记烙进基因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一位神经科学家迈克尔·米尼（Michael Meaney）表示，大鼠的早期生活中一些有压力的事件能够影响它们成年后的应激反应。 比如说被一个疏忽大意的母亲抚养就是其中一种。在一个疏忽大意的母亲手下长大的幼崽成年后往往胆小怕事或者容易激动，它们会比在细心周到的母亲手下长大的幼崽拥有更少的海马受体皮质酮（hippocampal receptors cocorticosterone，在实验鼠体内皮质酮等同于皮质醇）。 米尼的研究小组因为在人类身上发现一项和上述实验鼠研究类似的研究成果而成为头条新闻。 米尼的前学生帕特里克·麦高恩（Patrick McGowan）设法从24名成年的自杀者脑部取出组织样本，其中一半的人在童年时期曾经遭受虐待，另外一半的人则没有。研究人员发现，相对于那些未受到虐待的自杀者，受虐者的海马体中含有更少的皮质醇受体。 因此，不管是实验鼠还是人类，早期的生活压力事件会在脑部留下一个持久的痕迹，从而造成脑部对于皮质醇的压力抑制效果不那么敏感。 同样在两种物种中，降低的灵敏度又与所谓的表型遗传学变化（epigenetic changes）有关，这是指DNA的化学修正改变了基因的活性而没有改变基因本身。DNA序列不发生变化，但基因表达却发生了可遗传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细胞内除了遗传信息以外的其他可遗传物质发生的改变，且这种改变在发育和细胞增殖过程中能稳定传递。遗传改变，通常被称为“进化”，需要花费数百万年的时间，但是，表型遗传学变化却可以在一生中积累发生，使得生物体能够比他们的基因组适应得更快。 瑞士巴塞尔的弗里德里希·密雪生物研究所（Friedrich Miescher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的生物化学家苏珊·加塞尔（Susan Gasser）这样说道：“表型遗传学认为个体的发育是在个体器官和各个部分的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不是预先存在于受精卵中的学说，把我们从我们的基因中释放了出来。” 米尼的研究小组发现，疏忽大意的大鼠妈妈和细心周到的大鼠妈妈所产下的后裔，它们脑中皮质酮受体（corticosterone receptor）的基因编码携带了不同的表型遗传印记（epigenetic marks）。 结果是，被忽视的后代，它们的基因没有那么活跃，这就意味着它被更少地转化为那些关键的受体——那些负责关停应激反应的受体，从而对这些幼崽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在那些受虐者和非受虐者的身上发现了类似的结论。 耶胡达（Yehuda）开始怀疑表型遗传机制（epigenetic mechanisms）是否能够解释大屠杀幸存者的小孩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这是一个激进的提议，因为它意味着表型遗传学变化可以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而大多数的表型遗传印记应该在配子过程中，也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过程中被擦除的，因此每一代又开始了新的一页。 然而，现在有证据证明，一些表型遗传印记在擦除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而与压力相关的印记就在其中。 原因分析为了更好地生存野兔妈妈把压力标签传递给后代，后代长大后就变得“过度警惕”，因此能够更好地躲避天敌。 为什么压力的影响如此之巨大？它们是否代表了一种系统发生了故障——从概念上来说我们的表型遗传状态(epigenetic status)应该重置归零。 这是否意味着，后代被他们的母亲编程以适应这个竞争的世界，后代的恐惧、紧张，或者拿精神科医生的行话来说“过度警惕（hyper vigilan）”，事实上使他们比那些更加轻松自在的同伴拥有更好的生存机会？ 这是一个反知觉的想法，但是在除人类以外的动物实验表明这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例如，在欧洲的椋鸟，雌性的压力荷尔蒙污染了它的蛋黄，这意味着，它的幼崽从生命的最初阶段就要面对这些。 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大学的行为生态学家奥利弗（Oliver Love）表示，那些还在鸡蛋里就被暴露在高压力荷尔蒙水平下的幼鸟往往比其他的幼鸟在执行飞行试验的时候表现更好，因为它们的翅膀肌肉成熟得更早。“‘压力’为它们躲避天敌提供了更好的准备。”奥利弗说。 多伦多大学神经生物学压力研究中心的鲁迪·布恩斯特拉（Rudy Boonstra）认为，这种遗传的应激反应能够解释整个食物链的动态。例如，在覆盖加拿大一半大小的北方森林，300年前，毛皮商在轮流猎杀猞猁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森林中捕食者和被捕食者之间的奇妙关系。 猞猁、郊狼和大角猫头鹰等捕猎者，都捕食野兔。野兔的种群数量从低到高再滑入低谷，大约每十年达到最高密度一次。猞猁的种群数量则紧随其后，有一到两年的滞后。 经过30多年探索这个神秘的同步性，布恩斯特拉认为，他终于看到了一点问题的核心。当野兔的数量较低的时候，它的天敌众多，野兔妈妈的压力就变得很大，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这个循环节点上，野兔的死亡率几乎接近了95%。而研究人员在它们粪便中的高皮质醇含量中读到了压力的荷尔蒙标签。“从内分泌意义上来说，我们知道野兔正在想什么。”布恩斯特拉解释说。 他认为，野兔妈妈把这种压力标签传递给自己的后代，随后，它们的后代长大，变得“过度警惕”。就如同奥利弗所说，这使它们能够更好地躲避它们的天敌，因此它们拥有更好的生存和繁殖下去的机会。 同时，对于猞猁来说，寻找食物变得更加困难，接着它们的种群数量逐渐下降，这种上升趋势一直会持续到野兔的数量恢复到一定程度，此时幼崽又会变得不那么谨慎了。 麦高恩目前正在和布恩斯特拉一起调查表型遗传机制，探究是否能解释野兔的戒心减弱或者加强的变化。布恩斯特拉预测，他们将会发现：在周期高峰和低谷期的幼崽大脑皮质醇受体数量有非常大的差异。“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天敌的直接影响，而对于那些间接的影响，心理影响，也许会更大。” 实现遗传的机理日本理研筑波研究所的石井俊辅及其同事发现了压力在不改变基因的情况下实现遗传的分子机理。 石井的研究小组证明，化学物质或环境压力会导致一种名叫“活化转录因子-2”（ATF-2）的蛋白质从染色质中分离出来。染色质是DNA与蛋白质的集合体，可以形成染色体。 ATF-2的作用类似于拉链，能够把染色质紧紧捆扎成一团。ATF-2一旦消失，染色质的物理结构就会散开，一些原本藏在暗处的基因就会活跃起来。 重要的是，散开的染色质存在于初始“受压”细胞的所有后代细胞当中。如果受压细胞是一枚卵子或者精子，变形的染色质就会遗传到所有子女的所有细胞中。 结论启示压力遗传是把双刃剑人类不像兔子，一个人所生存的环境不可能与父辈一模一样，所以父辈时代的压力在这个时代不一定是必需品。类似的发现有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人类的一些什么呢？ 耶胡达的研究有力地表明，修正后的应激反应也能被遗传给下一代。然而，我们和加拿大北方森林中的动物有一个最主要的差别：我们的寿命更长。人类的长寿意味着，我们不像兔子，一个人所生存的环境不可能同他父母生活的环境一模一样，而这又意味着，在他（她）被母亲编程时所处的环境以及他（她）真正进入的那个环境是有一定的不匹配风险的。 就像耶胡达指出的，“过度警惕”也许对于一个集中营囚犯而言是一种恩赐，但是对于处在和平时期的现代城市人来说却是一种障碍——就像耶胡达在治疗大屠杀幸存者中那些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孩子时发现的那样。 我们很长寿，部分的原因是我们一直成功地塑造我们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谈到压力，我们也许正是我们成功的牺牲者。 母亲需要轻松的环境“母亲在怀孕时所处的环境，极有可能通过遗传让孩子在出生后更善于应付类似的处境。母亲在年轻时期经历过的高压经验，是否也会对将来的孩子带来一定的影响，逐步改善的生活环境是否能够将这一部分不良影响降低至最轻，这些都将是我们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现阶段的研究已经证明，改善环境能够缓和压力因素在遗传上带来的负面影响，无论如何，这样的结果在教育意义、研究意义以及治疗意义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来自海法大学心理学学院的麦卡教授如是称。 另外，麦卡教授还未想要成为母亲、父亲的青年人提出了个人建议：“我们都知道，吸烟对胎儿有害，所以，在母亲怀孕期间，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无烟环境。而我们的研究发现表明，母亲在过去经历的不幸、压力也会影响到后代，那么，男同胞们，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上一辈压力的遗传影响，就尽量为自己的爱妻提供一个更加舒适而又温暖的环境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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