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空间封闭理论，根据所谓“自上而下”发展战略所制订的发展计划并未在实践中收到应有的效果(JoBrohman,1996)。因此，7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区域发展理论和实方案。这其中较著名的有“综合区域发展计划”(Integr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和“地域发展方法”(TerritorialDevelopment Approach)。两者都重视控制城市的持续增长，鼓励较平衡的区域结构和城镇体系，尤其是乡村的发展。其中“综合区发展计划”尤其强调乡村集镇和中等城市，以及农产品商品化在发展中国家乡村发展中的作用；而“地域发展方法”则强调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来满足当地居民的基需要；适当切断与区域的外部联系，以抵御中心区的控制（即所谓“选择性空间封闭”——Selective Spatial Closure)(John Brohman,1996)。然而，这类“自下而上”区域发展理论和计划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比“自上而下”的理论和计划的影响小得多，且多也未能实现其预期目标，因而80年代以来也越来越失去其号召力(John Brohman 199这种状况与这些“自下而上”的区域发展理论和计划仍不能脱离二元化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关系。无论是“综合区域发展计划”还是“地域发展方法”都强调农业的发展，对乡村工业的发展并不十分重视，即使提到乡村工业也仅限于农产品加工等与农业紧密相关的行业很少明确地将城市功能纳入其发展计划中(John Brohman 1996;Mike Douglass 1998)。这明，这些“自下而上”的理论战略从本质上仍是将乡村等同于农业，城市等同于工业。从个意义上说，这些理论和战略仍未突破传统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理论的局限。从依附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试图促进乡村与整个国民经济紧密联系的战略，都会剧城乡之间不均衡发展的趋势，并阻碍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机”功能经济区的形成。有鉴此，施特尔与托德林(St hr and T dling)在一篇题为《空间平等：对当代区域发展学说异议》(1977)的论文中提出了“选择性空间封闭”的发展理论。这一理论不赞成把各地方各区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构成一体化经济，同时，也不主张各地方或各区域搞闭关自守而是主张把权力分散给各地方或各区域“社区”，使得它们不仅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规划人力和物力的发展，而且还能够控制对其发展有消极影响的外界联系。施特尔与托德林采用了“空间平等”即减少生活水平在空间上的不平等作为评价区政策成功的标准。在他们看来，“生活水平”既要用物质进步来衡量，也要用“生活质量非物质方面”进行衡量，这当中包括地方与区域凝聚力，个人与群体价值的自我实现，个人与社区参与地方政策决策的机会等。他们认为，在大多数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中，物质生水平在空间上的不平等并没有缓解，或者，虽在某一层次上（如区际间）有所缓解，但往会在另一层次上（如区域内）有所加剧。并且，区域集团正越来越不满于外部社会经济力对他们所施加的不断加剧的影响。为了减少生活水平在空间上的不平等，他们提出了三种供选择的战略：第一，优先考虑功能变革，即继续实行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再分配机制；第优先考虑地域的自主性，即把权力分散给“地方社区”；第三，实施功能变革与地域整合互协调的复合系统模式。他们认为，第一种模式只能减少物质生活水平在空间上的不平等但同时必然加剧非物质生活水平在空间上的不平等。而第三种战略则过分强调了专家治国论，并且也超出了现有的系统分析能力。因此，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优先考虑地域“自主性模式，即采用不同层次上的选择性空间封闭这一区域发展模式。这就意味着，把越来越集于按功能组织的纵向单元上的某些决策权力分散到按地域组织的横向单元上来，从而使得发达地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发展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