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鼒，字彝舟，号亦才，书斋名未灰斋、敝帚斋。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江苏六合人。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五年（1810），卒于于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其文集、著作为研究清史、南明史和清代经济、社会状况之重要文献。

人物介绍

生平简介

学术价值

学术思想(1、治学思想 2、经济思想 3、军事思想)

著述丰富

藏书东瀛

人物介绍

徐鼒（1810年至1862）字彝舟，号亦才，江苏六合人。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五年，卒于穆宗同治元年，年五十三岁。性至孝，负经济才。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历官福建延平府知府，卒于官。鼒博学通经史，撰述颇富，有《未灰斋文集》八卷，《未灰斋外集》一卷及《未灰斋诗钞》、《淮南子校勘记》、《楚辞校注》、《小腆纪年》、《补毛诗》、《尔雅注疏》、《明史艺文志补遗》、《老子校勘记》等，生平入《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生平简介

徐鼒出生于生活相对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但他的家庭并不富庶。父亲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廪贡生，虽曾主管过邳县、宿迁、仪征等地的教育事务，但是薪俸也是极低的。后因眼病几乎失明，只得放弃科举入仕之途，弃官归乡，开了个私塾，一边教学，一边读书，终其一生。徐鼒肩负着父亲未竟的事业，锐意读书，不断进取，终于在道光十五年（1835）中了举人。可是第二年赴礼部试而不售，却受到江苏同乡刑部尚书史致俨赏识，应邀赴其江都老家，坐馆授徒。徐鼒也因此得尽读史家丰富的藏书，为他日后成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届三十六的徐鼒终于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二十七年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三十年冬，充任实录馆协修官。徐鼒自幼好学，初喜骈文，后乃专研经史。早年大量阅读了史家藏书，又得览翰林院中馆藏中袐书，且与梅曾亮、刘文淇、温明叔、刘宝楠、陈立、罗茗香、陈卓人等饱学宿儒交往问难切磋，故学术日富，遂成淹贯经史的一代大家。喜购书，藏隋开皇以前碑数百种。这段时期的为官经历，为他的文史学识的提高，日后大量著作的成就，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咸丰二年（1851），徐鼒回乡探亲，适逢太平天国军鼎盛时期，正攻打六合，他便与六合县令温绍原等一起筹办团练，拒敌守城长达五年，使得地方免遭涂炭，六合也因此获得了“铁打的六合”的美誉，同时保护了金陵的安全。徐鼒因办团练守城有功，获清廷赏识，蒙咸丰帝的亲自召见垂问，并于咸丰八年授福建福宁知府，调延平府。福建一带是白莲教和金钱会等地方武装的重灾区，让徐鼒到福建，其实是委以重任。他在福宁重视振兴文教，曾修葺近圣书院，并捐俸购置经史等书籍。在福建防剿过程中，成绩颇为卓著，但他终因积劳成疾，不幸于同治元年（1862）病逝于官所，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学术价值

徐鼒由于早年生活所迫和后来世乱为官所需，他非常留心经世之学，通晓筹算度支财经之道，并有专著《度支辑略》传世，为我们保存了大量清中后期国家财政税收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务本论》也是他重要的经济学专著。

六十五卷、补遗五卷的《小腆纪传》是研究南明史的重要史料。该书用编年体记载了福、唐、桂、鲁四王和台湾郑氏的史事。他同时作有纪传体的《小腆纪传》，两书并行，使这段时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行动公之于世。

《明史艺文志补遗》、《淮南子校勘记》、《楚辞校注》、《尔雅注疏》等著作则表现了作者文史方面的才干。

《未灰斋文集》、《未灰文外集》和他的年谱以及有关的生平资料，可以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全面地了解一个真实鲜活的徐鼒。本内容主要包括当时国内外战事攻守的情况、徐氏家族成员的传记、有关经济理论的专著、读书笔记，代作或自作的有关碑记序跋和友朋间的酬应文章，数据非常丰富，忠实地记录了徐氏的生活经历和当时社会状况，是我们研究清代中后期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历史的重要材料。

学术思想

1、治学思想

1）学需专精，兼以致用。徐鼒在《读书杂释》自叙中曾说：“汉初，说经守师法，人治一经，经治一说，无一人兼治数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广泛，出现了大量个人文集作品，数量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文亦至是而极衰矣。”（《未灰斋文集》自序）一个人的经历、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涉猎很多的领域并都有成就，因此徐鼒认为，人们为了生计可以“制举文以餬口”，也可以学计然而置业。 徐氏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社会逐渐衰败，动荡不安的时代。早期徐氏喜好唐初四杰的骈体文，其精美的句式、优雅的文辞、奇诡的铺赋让他沉迷，从《文集》中的“拟杨子云《长杨赋》”和代作的几篇寿序中，我们还能看到他的骈体文的功底。这虽然能一时骋其才，但是这些东西空泛虚张，不切实用，在其父亲和师友的指点下很快得到了改变，正如他在本书的序中所说：“先大人曰古文以意为主，文成法立，无一定之体格也。归震川、方望溪、姚姬传皆近代作家，论者犹谓有时文气，骈俪文以藻炼为上。袁枚之浮嚣、吴锡麒之靡弱，不足学也。”于是他一方面学习制举之业，应付科举考试，以求谋进；一方面钻研经史经世之学，深研历代儒家经典，广览诸子学说，以求开拓视野，定立根基。因此，他在科举之路上终有成就，同时在文史和经世之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文以载道，传人传事。中国古代一直认为“文以载道”，徐氏不悖古训，秉承白居易所说的“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思想，用自己的文章记载了当时的人和事，用自己的笔墨记录了那个特殊时代他认为“可传”的生活经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亲身感受。我们权且不论当时农民起义的性质，这些保卫家园，捐躯献身的乡土人事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应该书之于史，留之于后，让时间来考验和评说，因此他在文集自序中说：“将帅战守、地方营建之事，事之可传者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之人，人之可传者也。事可传，人可传，敢以吾不文而不之传乎？”他的有关晚明历史的专著《小腆纪传》和《小腆纪年》也以同样的理念，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不能不让我们感佩他的胆识和学识！ 3）守道修己，昌明经传。徐氏认为古人为学因其志向的高低而成就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守道而不渝”的精神却是一致的。只有精研先贤圣人之学，才能化为“修己治人”的至道。他在给云澹上人的书信中说：“读近儒说经书，虽与宋儒多所抵牾，而其思虑精专、坚守师法，实足以昌明周、孔之传，而补‘心性’，诸儒所不及。”因此，他深思殚虑，深研经义，颇有所得，而着成《读书杂释》14卷，其文集中也收录了很多他的读书心得，许多观点还是非常新颖客观的，可补后学。 4）寄情励志，发为诗歌。唐宋以来诗歌非常普及，人们常以诗歌为“广交游而猎名誉”的工具，因此人人能诗，鉴于此徐氏感叹道“天下人人言诗而诗亡矣”。他认为自唐代以来，“作者代兴，其为诗也，言之有物，发之成章，本之风骚以导其源，旁涉乐府歌行以畅其支流，览百家以穷其变，然而代不过数人，人不过数篇。”“思古励志则张衡左思之制也，感时愤事则少陵之歌行也，寄情声色哀感顽艳则徐庾温李之流裔也。”由此可见，徐氏对诗文的要求是言之有物、存乎有情、励其有志，这样的作品才是可以流传不朽的。徐氏的诗词据记载有四卷，遍查各地馆藏，留存的只有一卷，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诗作，有待研读。

2、经济思想

徐鼒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一直从事商品交易（古称“计然术”）者，对于他们家庭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徐氏从小就受他们的影响，了解了初步的经济管理知识，对他日后在非常时期财务度支、军务管理有很大的帮助。 1）重视农业生产。 我国古代的经济一直以农业生产为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徐氏认为“崇节俭，务农桑，固国家之元气者也，金银其旁为通者也。”“今之筹国用者，在于重农桑而已矣。”徐氏在其《务本论》长文中反复论证了这一观点，分析得至详至细。他认为只有通过具体的劳动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和社会价值，才能使民有国富。看到当时民众辛苦劳作，但是收入还是很微薄，获利只有什一；而从事买卖货物的人却可以获利什九，因此感到非常不公平，于是他呼吁当权者要禁淫侈，重农桑，兴修水利，鼓励垦种，征收利税，减少浪费，这样才可以增加社会财富，富民强国。这一系列的设想、措施是非常实际的，有很强的操作性，得到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当时社会的“贱农”现象呢？徐氏归之于人们对金银的无穷的占有欲望和对奢侈消费品的享受。这一点显然是只看到了现象的表面，并非实质。清代中后期，随着国门被迫打开，国外商品的流入，特别是鸦片的大量泛滥，导致国内白银大量外流，加上多次战争赔款，国家财力空虚，人民的赋税增加，出现了粮贱银贵的局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1838年魏源在“请严寒漏扈以培国本折”中说： “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指鸦片)，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又说：“各省州县地丁槽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皆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则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①]虽然徐氏也知道鸦片的毒害和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将其提高到一定高度，因此还是不太全面的，但是他的忧国忧民之心，积极寻求富民强国之心我们还是不难体会到的。 2）规范收支行为。 清中后期，土地的兼并，大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活无以为继，即使拥有微薄土地的农民，赋税不断增加，生活也是非常困难，于是很多人都放弃了土地，或经商，或成为流民，逃避赋税，甚至参加农民起义，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巨额的战争赔款，又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沉重的负担，财政是入不敷出，民众是流离失所。于是徐氏提出政府要重视农桑，增加财政收入，因为“银非耕之能出，织之能成者”。 徐氏的《务本论》内容非常广泛，牵涉到经济领域的很多方面，但其中心是通过一定的经济政策，减少流通中的得利，增加农民收入，引导和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创造社会财富，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他除了提出增加收入的“重农桑”外，还指出“贵谷帛”“禁淫侈”，即合理增加税收，减少流通环节的获利和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的方法。 所谓的“贵谷帛”，就是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流通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减少流通过程中的获利，引导人们从事农织生产，同时也可以增加国家税收，一举两得。他提出的方法有五种，即酌征收（增加一般税收）、定支销（订立预决算）、立市法（制定市场交易规则）、易关税（增收流通增值税）、核奸伪（打击假冒伪劣行为）。所谓“禁淫侈”就是通过控制人们的消费等级，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从他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许多观点是非常合理和超越时代的，即使我们今天商品经济时代，也同样遵循这样的几个法则。 他的增加生产，合理税收，规范市场，量入为出的收支政策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构想，是有他的先进性的。 3）反对开银矿取利。 徐鼒反对通过开采银矿来填补国家薪饷短缺的状况，态度非常明确。其最主要的观点是：开采银矿需要军队的保护，而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时，人员本来就不足；矿处深山，开采成本太高，回报率不高，这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关；矿工聚易散难，易滋事生乱；矿山如果管理不善，容易导致官民纠纷，不利社会稳定；管理人员难于监督，容易导致腐败和暴敛，这些都是确实存在的问题。至于开矿会“泄山川之灵”，这与封建保守和迷信思想有关，现在看来并不成其理由。清朝前期，正是因害怕聚众滋事等原因，对开矿事业限制较多，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进步，机器设备的推广应用，到了乾隆以后，逐渐对开矿采取鼓励的方针，开矿开始盛行，全国约有金、银、铜、铁、铅矿约200余处。咸丰以后，为谋求增加财政收人，开矿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连一向封禁的直隶、热河、蒙古等地区，也有了开矿事业。 从徐鼒的《拟上开矿封事》这一长篇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一贯的重农轻商，反对投机的保守经济思想。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不高，社会大环境由封建的农业经济模式向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模式转型时期，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甚至是阻滞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徐鼒文中力求社会稳定，发展社会经济，改善社会民生的忧国忧民的主张是坚定不移的。

3、军事思想

1）依靠群众，组织团练。 道光、咸丰年间，国内矛盾不断加剧，农民起义不断涌现，盗匪群起。由于政治腐败，军队涣散，毫无斗志，因此捻军和太平军等在全国迅速蔓延，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导致清政府非常恐慌，社会很不安定。1852年，徐鼒自京城归乡，正逢太平军顺长江而下欲进攻六合和金陵，于是他与六合县令温绍原一起，募集士民，组织团勇，成功地保卫了县城。 徐鼒认为，“常胜之众易于骄，骤积之财易于匮，撤勇则可虞，养勇则多费，”因此，建议各地组织团勇，相当于基层民兵组织，战时武装，忙时耕种，闲时练兵，这样不仅减少粮饷负担，缓解了军队人员不足和调集困难，随时可以让团勇成为战斗力，机动灵活，非常有效。在多次的地方保卫战中显示了威力，使得六合的团练闻名天下，民间有“铁铸六合”之说，受到道光皇帝的褒奖，并在全国推广。 地方团练的联防保甲制度，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群防群治的地方安保措施，正如徐鼒所说：“定期日以相演习，稽勤惰以为赏罚，则人自相师，家自为战，并联甲之人亦相兢，以次裁撤兵勇，节省粮饷”，是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为了更好的管理和发挥团练的作用，徐鼒结合具体情况，制定了详备的《六合保卫团练章程》，对团练的编制组织、登记稽查、责任考核、人员挑选、指挥调度和奖惩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具有明显的地方法规的性质。这不仅显示他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等，打好人民战争的能力，同时也充分体现他的卓越的军事组织和指挥能力。 2）严控内乱，力御外侮。 道咸年间，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徐鼒出于对封建王朝的忠诚，国家主权的统一，他是明确主张要镇压内乱，同时改善民生。无论是在六合，还是在福建任上，他都是积极组织力量给内乱以强力镇压，保证地方的稳定和安全。这在文集和其年谱中均可以看到，甚至他终因过度劳累而英年早逝，其尽忠保国的意愿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外国入侵，徐鼒虽然人微言轻，但是他非常关注并主张积极抗御。1858年4月，有外国军舰擅自闯入长江，官军恐慌不敢进击。徐鼒立刻上书，认为“为事机迫不容缓，请定战守之局，以破敌谋，而振国威”，并借鉴宋金之例，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提出了“我无可缓之计，而敌有可乘之机，审其机以用计，则成功不难，谬乎计而失机，则阽危可待。”的建议，希望能及早行动，歼灭敌人的入侵。同时他奔走芝台，积极呼吁，但终因官僚怕事，大事难成，然其拳拳爱国救国之心溢于言辞。 3）攻心固守，提升装备。 徐鼒认为，一场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取决于对敌我双方的了解，后勤保障是否充足和武器装备是否精良。在《请定战守疏》中，徐鼒分析了外夷和我方的军事实力后，提出“招徕汉奸之在彼者，以离其腹心”的方针，结合“我因粮于本境，彼则船中之食，日少一日，我饱而彼饥矣。”的情况，虽然外夷船坚炮利，但是他们是远道而来，粮草有限，且雇佣汉人，我众敌寡，难以持久，故可一战而胜。他的分析是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可是当权者胆小怕事，畏首畏尾，终至被列强欺侮。 1859年，徐鼒在福建任所剿匪的过程中，发现“枪炮用兼火力，为害烈而奏功亦殊”，“近日军营奏报，凡我将士之杀贼及不幸死于贼者，则枪炮十居其七，刀矛二三，至弓矢几无闻焉。”认为传统武举考试中的“马步射”、“弓刀石”等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形势和武器装备的实际需要，于是提出国家在武举考试中应该增加“火枪杂技”，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民间习武进取之士购置火器，而且可以迅速提高火器的使用水平，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是非常切实可行的措施。

著述丰富

徐鼒的著述十分丰富，据文献记载，应有二十多种。由于战乱，多有散失。查阅现代国内外各大图书馆的藏书目录，徐鼒的书稿刻印出版和收藏情况如下： 《未灰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咸丰十一年福宁郡斋刻，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敝帚斋遗书》，卷数不详，同治十一年刻，光绪三年重刻，现藏首都博物馆。 《敝帚斋遗书》，卷数不详，日本铅印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未灰斋诗钞》（原四卷，残一卷），光绪十二年扶桑使廨铅印，广东中山图书馆。 （以上据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周易旧注》十二卷，清光绪十二年徐承祖日本刻本，影印收入北京出版社《四库未收书辑刊》经部第八辑第一册。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京大人文研究所等藏有光绪原刻本。日本前田育徳会藏有本书之“敝帚斋遗书本”。 《读书杂释》十四卷，清咸丰十一年福宁初刻，中华书局2006年6月出版了阎振益的点校本。 《小腆纪传》，六十五卷，淸光绪十三年六合徐氏金陵刊本；附补遗五卷，淸光绪十四年刊，现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有藏。后有多次刊印，整理出版，流传较广。 《小腆纪年附考》，二十卷，咸丰十一年徐氏敝帚斋刊本当为最早，后于光绪、民国和建国后多次刻印、出版、整理，流传很广。 《度支辑略》，十卷，钞本，影印收入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四十七辑。 《未灰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影印收入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编第五十四辑 《清敝帚斋主人自订年谱》一卷，补一卷，铅印收入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之第六辑。

藏书东瀛

从上述刻印和藏书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特别的现象，徐鼒的许多书是在日本铅印和刻印，并被日本的图书馆收藏，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与他的儿子徐承祖、徐承礼有很大的关系。这里作一简要介绍。 徐鼒有三个儿子。长子徐承禧（1832-？），字心燕，除早期在浙江有短暂任职外，他主要是在福建崇安、光泽、连江、长乐、古田、莆田、福安等县为官，均有政声，为当地人民修渠、筑路、办学等，为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并协助父亲治理地方纷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次子徐承祖（1842-？），字孙麒（一作“祺”），据民国《六合县续志稿》记载，他“由蓝翎广东县臣出使美、日、秘各国，保升知府。”是清朝实际到任的第三任驻日大使。三子徐承礼（1846-1905），字乳（一作“孺”）羔，因受其父徐鼒殉职之恤，由荫生官日本神户理事，任满后受到嘉奖，赐官知府，回国后曾任浙江署定海厅补台州府知府。徐承礼颇有文才，他将父亲未完成的《小腆纪传》整理、续编完成，使之成为一部完整保存晚明史，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明清时期的历史著作，故民国《六合县续志稿》中说：“承礼能读父书，（徐）鼒所作《小腆纪传》未成而卒，承礼积生平功力为续成之，梓以行世。”由此可见，徐鼒的许多著作是由他的儿子徐承祖、徐承礼整理，并在任驻日本使官时刻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