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历史观是伴随着中国近代一些史学家、报刊活动家、政治家对中国传统史学观的批判而催生的产物，它的核心观点是“新闻即史”。

新闻历史观的内涵及演变

中国新闻历史观的最早提出是与中国近代维新运动中一些维新人物的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维新人物以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他们在对以“君史”为中心的古代史学内容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新闻即史”的观点。最早鲜明地提出“ 新闻即史”观点的人是谭嗣同。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下》中说：“新会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说，报纸即民史也。”所谓“民史”，就是将人民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将历史研究的中心与视角从传统的帝王将相转向普通的民众，从个体转向群体，从狭隘的宫廷转向大千世界和芸芸众生，从单调、陈旧的一朝一姓兴衰治乱的“君史”、“家族史”和“王朝史”转向多角度、全方位、多层面地反映与记述与国计民生、世道人心、政教风俗息息相关的国史和社会史。谭嗣同吸收了梁启超的“民史”之说，直接将报纸的功能与作用与“民史”说对接，进一步阐发了“ 报纸即民史”的思想。他指出：“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暗暗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西人论人与禽兽灵愚之比例，人之所以能喻志与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湘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矣。”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说话，表达自己的言论思想。任何人都有一种任意使用各种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权利；如果人不能说话，那么人的地位实际上同动物就没有区别了。二是报纸是人民表达言论思想的“口器”，离开了报纸，人民的声音无以承载，“ 民史”也就无以彰显，“民史”的书写也就无从谈起了。谭嗣同极力推崇报纸之与“民史”的作用，认为这种内容丰富、门类繁多、功能齐备的报纸无疑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史著，是史书的最佳载体；报纸不仅是表述“ 民史”的最好表现形式，而且就是“ 民史”的一种形式。通过报纸不但有助于推动“民史”的发展与普及，而且能开启民智，以报纸作为国家和民众的喉舌，及时反映和表达民众的心声。正因为如此，他才以欣喜之情欢呼《湘报》的问世。与此同时，与谭嗣同、梁启超共同创办《湘学报》、《湘报》的唐才常，同样是“新闻即史”观点的鼓吹者。他在《湘学报》上发表的《史学略论》中说：“泰西不立史馆，盖报馆即其史馆也。凡遇开议院时，君主临焉，王公大臣暨各议员临焉，无论事之大小，各伸其说，以剖判是非，报馆即书之以传诸一国，布诸五洲。记有之，‘ 史载笔，士载言’，其遗意欤！故语无忌讳，言多实录，视中国之史尤为足信。况其推广新闻纸之多，虽至酒楼茶肆，往往而有。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史学乃四民兴知之业。⋯⋯盖今日之报章，即异日之史料，政治家、格致家、律法家，胥权衡如此，一举而三善备焉。故西国之有君史又有民史，诚重之也，诚慎之也。”唐才常不仅认为西方今日之报纸，就是他日之史料，而且还指出了报纸（ 新闻）具有传播迅速，层面广泛，语无忌讳，言多实录，内容宏富，包罗万象等优长。他通过对西方报馆的研究，认为西方的报馆就是史馆，而其报纸就是史料的最佳载体；由于报纸的这一独特

的历史作用，政治界、科学界以及法律界的人士都会对自己的言行有所权衡，由此可见，西方人十分重视

报纸的这一作用，对报纸采取谨慎的态度，因为报纸书写着“君史”，同时也抒写着“ 民史”。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即“ 今日之报章，即异日之史料”这一提法，其意思与“ 新闻是现在（ 今天）的历史，历史是过去（昨天）的新闻”这一流行观点并无二致，可视其为源头。梁启超更加注重新闻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所应具备的“史家精神”。$%&! 年，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指出： ’ 西哲有言：“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故治此业者不可不有史家精神。史家精神何？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也。故史家必有主观客观二届，作报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国外国所发生之现象，报之客观也。比近事，察现象，而思所以抽绎之发明也，以利国民，报之主观也。有客观而无主观，不可谓之

报。主观之所怀抱，万有不齐，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

首先，从梁启超引用的论断“ 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的语境中，我们可以断定，梁启超是赞成“ 新闻即史”的观点的，只是表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其次，梁启超在辨析新闻与历史的关系时，以史家的实录精神与历史观来观照报纸（新闻），可以概括出两点：一是新闻按照新闻事实的本来面目如实反映的特性，即客观性；二是新闻报道与评论对受众思想、行为和社会的指点、引导功能，即指导性。在梁启超看来，报纸对新闻事实不加选择和评判，只是如实地报道，不能做到引导民众，这样的所谓新闻不能称为新闻；而只有那些对民众思想、行为和社会具有指点、引导功能的新闻，才是好新闻。就新闻与历史的渊源关系，$%$* 年蔡元培在为徐宝璜《新闻学》一书所做的序中一语道明。他说：“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之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若行动乎？不修春秋’，录各国报告，非犹今新闻中有专电通信若译件乎？由是观之，虽谓新闻之内容，无异于史可也。然则我国固早有史学矣，何需乎特别之新闻学？”按照蔡元培的观点，在性质上说，古代历史中的一些内容可以与现代新闻的内容对应，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但同时他也指出了二者的不同：一是内容上，“ 史所记不嫌其旧，而新闻所记则愈新愈善”；二是时间上，“ 史者可穷年累月以成之，而新闻则成之于俄顷”；三是社会功能上，“ 史者纯粹著述之业，而新闻则有营业性质”。蔡元培点明了新闻的一个重要特性，即新闻要新鲜，新闻要及时迅速，同时也指出了新闻事业具有营业性质的重要特点，这些特点是新闻之所以为新闻的质的规定性，是新闻与历史相区别的重要尺度。其后，李大钊专门就新闻与历史关系问题从理论层面上进行了研究。$%!( 年他在《报与史》一文中更加透彻地论述了二者的关系：“报的性质，与纪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报纸上所纪的事，虽然是片片断断，一鳞一爪的东西，而究其性质，实与纪录的历史原无二致。故新闻记者的职分，亦与历史研究者极其相近似。今日新闻记者所整理所纪述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蒐集的一种重要史料。”［!］李大钊认为，新闻与历史在性质上极其接近，历史记录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新闻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是新闻没有历史那么系统而已；“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是李大钊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新闻报道即书写着当代的历史，是建构历史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新闻记者虽不是史官，但他们的职能却与史官无异，他们采写着新闻，同时也肩负着记录历史的重任。除此而外，李大钊还强调了新闻与历史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新闻的时效性要求。“ 惟作报与作史最有不同之点，就是作报大率多致于力求其报告的

迅捷，求迅之念切，则与蒐实之义不能两全，而新闻记者之纪事，又每易为目前发生的零碎事象所迷鹜。

因之于察变会通之义，常易纷失其因果联贯之系统，这是新闻记者应该特加注意的事。”［!］新闻力求缩

短新闻事件发生与新闻报道的时间距离，讲求报道要快速、迅捷，这就很难做到像历史那样详尽地搜集、核实事实，所以新闻常常面临时间要求与证实要求的两难境地。要解决这个问题，新闻记者就应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的眼光，从历时性的维度上，较快地判断出发生事件的历史价值，从而迅速地写出新闻报道来。除此之外，新闻工作者还要善于置新闻事件于互有联系的诸多事件当中，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因果关系，从而得其实质，探其真相，写出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和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揭示客观事物相互联系和发展中存在的内部规律性的新闻报道来。

当代中国新闻学者甘惜分、缪雨等继承了老一辈报刊活动家们的新闻思想，更加强调了新闻作为历史记录者的文化身份的二重性，从历史学的高度来衡量和要求当代的新闻工作者，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甘惜分提出：“ 大体而言，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史和当代史，古代史在其发生的当时也是新闻，当代史就是眼前正在发展变化的一切新事物，这更是新闻。所以历史与新闻是不可截然划分的。”（ 古代的）史官也正是当时的新闻记者，尽管那时没有新闻记者这个名称，他们却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那时所记载下来的新闻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历史记录。”因此，“ 对历史学家的要求也同样适合于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应是当代的历史学家”。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新闻所肩负的社会历史使命，这是新闻工作者新闻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