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谢天振 |
| 释义 | 人物简历谢天振，1944年3月生，浙江萧山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名学者，国际知名比较文学专家与翻译理论家。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中国翻译学最重要奠基人之一，翻译学学科建设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批评者之一。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中国翻译》编委，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暨翻译研究会顾问，上海翻译家协会理论组组长，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翻译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译介学方向)，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外语学院等校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顾问。 工作学习经历1966年毕业于原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1982年获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硕士学位。 1982年-至今 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历任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等职,现任上外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 学术交流1986年起，先后任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翻译系、浸会大学英文系、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等校的高级访问学者，应邀出席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南非等国家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做大会主题发言十余次。 教历1999— 复旦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专业) 1995—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 2000—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兼职教授 2000— 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研究中心顾问 1996.12—1997.3 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1996— 暨南大学兼职教授 1995— 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1991.10—1992.4 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高级访问学者 学术兼职2001－ 《外国文学研究》(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学术委员 2001－ 《中国翻译》编委 2000－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翻译委员会委员(中国唯一委员) 1997— 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 1996— 《中国比较文学》主编 1996—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出版委员会主任 1995—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1994—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会长(1999起为顾问) 1988—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 1986— 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1985— 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主讲课程西方翻译史、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比较文学概论、比较文学名著选读等 主要业绩谢天振教授是中国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的学者，也是中国最早论述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者。他提出的“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2001年起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首次正式收入由他主编的“翻译文学卷”即是一个标志。他对“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所作的区分，也被学界承认，目前国内的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正是按照他所规范的方向在编撰和发展。他的主要学术专著《译介学》自1999年问世以来，至今已连续印刷4次。另一本学术专著《翻译研究新视野》于2003年出版，至今也已经第二次印刷。据南京大学有关部门统计，其学术论著的被引用率在国内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都名列前茅，光《译介学》一书被CSSCI刊物引证的次数每年就都超过18次。2006年国家社科项目课题指南把译介学研究列为外国文学专业的八大研究课题之一，国家“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06－2010）也把译介学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 主要著述论文集《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2007 《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两人合作 谢天振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出版社，2003，主编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主2000 主编 《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个人专著 《翻译论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论文集(副主编) 《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主编(教育部“九五”重点教材)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台湾业强出版社1994 个人论文集 《狄更斯传》，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 个人编著 《比较文学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个人译著 《比较文学三百篇》，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副主编 《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撰写二章及附录，约5万字 以及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的译作数种。 主编丛书《黑旋风译丛》，学林出版社2001年起(已出7本) 《当代名家小说译丛》，花城出版社1998起(已出6本) 《世界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起(已出10本) 《外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起(已出24本) 主要论文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关于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中国比较文学》2009年 第2期 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关于译介学研究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2期 译介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新视野，《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2期 书评与动态 序任一鸣《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 第1期 翻译研究 关于翻译文学和翻译研究的几点思考——由王向远教授的两部专著说起，《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 第1期 序李小钧《自由与反讽——纳博科夫的思想与创作》，《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 第4期 季羡林与翻译，《中国翻译》2006年 第6期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 第3期 探索比较文学研究新领域，《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 第2期 比较文学：理论、界限和研究方法，《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 第1期 比较文学：理论、界限和研究方法，《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 第1期 一份杂志与一个学科——《中国比较文学》20年的历史回顾，《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 第3期 方重与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 第3期 新书架：《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 第2期 “外语院系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笔谈——比较文学：既姓“中”，也姓“外”，《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 第2期 第三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笔谈——学位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规范训练，《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 第2期 第二届“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笔谈——正视矛盾 保证学科的健康发展，《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 第1期 论译学观念现代化，《中国翻译》2004年 第1期 学科发展的历史必然，《中国翻译》2004年 第3期 莫斯科购书物美价廉，《生活与健康》2004年 第12期 比较文学教学与学科理论建设——关于文艺学与比较诗学的对话，《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 第4期 强强联手，规范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 第2期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 第5期 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3年 第4期 树立译学理论意识 培养独立科研能力，《中国翻译》2002年 第2期 论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和影响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 第1期 2001年翻译文学一瞥，《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 第2期 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 第4期 如何看待中国译论研究的差距－－兼谈学术争鸣的学风和文风，《学术界》2002年 第3期 《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五人谈，《中国翻译》2001年 第4期 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中国翻译》2001年 第4期 比较文学教学：研究生教学：期待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 第1期 论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和影响研究——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命题及相关讨论，《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 第4期 重申文学性:对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 第1期 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探索与争鸣》1990年 第6期 中国比较文学：危机与转机，《探索与争鸣》1987年 第6期 如何向世界告知中华文化2008-05-09 来源: 辽宁日报 王 研 著名翻译理论家。国内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的学者，也是国内最早论述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者。他提出的“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现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中国翻译》编委，中美合作出版的英文季刊《FrontierofLiteraryStudiesinChina》编委等。 主要编、译著作有：专著《译介学》、《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等；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集《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等，以及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译作数种。 翻译并不只是简单的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技术性工作，而是受社会、政治、文化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的文化交际行为 使中国文化更有效地走向世界，应当设立专项基金，鼓励、资助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有关中国文化的译介工作 在国内建立中译外常设基地，为国外汉学家、翻译家与国内专家学者、作家搭建沟通的桥梁 我们的翻译工作者要确立现代化的译学观念，要具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最好都能学一点翻译学理论 “如何向世界告知中华文化？”这是我们在谈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时所不能绕开的一道思考题。当经济的高速发展把中国推向世界最前沿的时候，世界投射过来的是更多好奇的目光。中华文化应当走出去，世界也在等待着中华文化的走近，面对着这样一种已经形成的文化态势，我们要做的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似大而空的问题，但是，也可以得出最具体的答案，那就是翻译。由此可以衍生出许多的讨论，而解析关于这些讨论的思考和疑惑，正是记者采访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教授的初衷。 谢天振认为，目前国内对翻译问题的看法还是存在着不少误区，因此，近年来，他时时在有关的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希望可以发出一点声音，纠正一些认识上的偏见。最近几个月，谢天振一直忙于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多年来与国内外学者的大量交流，使他对于翻译在当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背景下所扮演的角色，有着相当深入的理解。5月6日，谢天振在接受采访时，详尽分析了翻译应当如何为文化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本国翻译者更了解本国读者的阅读兴趣 谈到当下中文著作的对外翻译现状，谢天振表示，他有三点印象。 “首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专门出版中译外专门著作的出版社，推出了多种外文版的画报、杂志，比如以前长期出版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中国文学》等。近几年，有些出版社还积极组织国内各地的翻译专家，推出全面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的 “大中华文库”，规模极大，据说列入翻译计划的有两百种文化典籍，已经出版了一百种。”他说，虽然国家有关部门多年来在对外翻译上投入了许多精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取得的实际效果并未达到预期想象。谢天振举了一个例子：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一直是深受国内翻译界推崇的中译英经典译作，但是，由谢天振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在对一百七十多年来十几种《红楼梦》英译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到美国大学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数据后发现，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和闵福德翻译的 《红楼梦》相比，杨译本在读者借阅数、研究者引用数，以及发行量、再版数等方面，都远逊于霍译本。 对于这些现象，谢天振坦陈，并不感到意外。多年专门从事译介学研究，使他发现：“一千多年来中外文学、文化的译介史表明，中国文学和文化能够被周边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并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不是靠我们的翻译家把中国文学和文化翻译成他们的文字，然后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的，而是靠他们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翻译家，或是来中国取经，或是依靠他们在本国获取的相关资料进行翻译的。古代日本翻译出版了大量中国古代的文学和文化典籍，这些典籍对古代日本的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谢天振认为，有必要指出，近几年来我国在对外翻译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手，推出介绍国内各学科研究前沿成果的季刊杂志，每一门学科有一本，包括文学、哲学、历史、教育、数学等。谢天振参加的是文学学科杂志的编委工作，由国内的专家学者挑选最近一两年在国内公开发表的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把它们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给Springer出版社最终定稿并在美国出版发行。谢天振说，这种运作方式使国人编辑的杂志很快进入了西方社会。 中华文化走出国门需要国际合作的前瞻眼光 在谢天振看来，目前，国内在关于对外翻译的问题上，存在着某些认识误区。他认为，出现误区的原因是：把翻译的定义简单化，缺乏国际合作的眼光。 对于普通人来说，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可以了，似乎仅仅是一个简单而机械的工作。但事实并非如此，谢天振强调说，翻译并不是两种语言文字的简单转换，不是懂点外语就可以做翻译。“我们不仅需要把文本翻译成不错的英文，也要考虑译成英文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英语国家传播，被英语国家的读者接受。即使我们交出一本相当优秀的译作，如果它没能走出国门为英语国家的读者所阅读和接受，甚至喜爱，那么这样一本译作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此外，谢天振发现，人们在面对对外翻译问题的时候，缺乏国际合作的眼光，对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缺乏了解，更缺乏信任。他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所看到的外国作品是靠谁译介进来的？是靠外国的翻译家，还是靠我国自己的翻译家？答案是很清楚的。据谢天振所知，事实上，国外有许多汉学家和翻译家，抱着对中华文化的深厚感情，一直默默地从事着中国著作的译介工作。对此，他呼吁，为那些在传播中华文明方面作出贡献的汉学家、翻译家给予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撑。因为，通过他们的努力，必将使中华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产生更大、更有实质性的影响。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翻译的定义呢？谢天振表示，当前国际译学界都已经认识到，翻译并不只是简单的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技术性工作，而是受社会、政治、文化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的文化交际行为。 如谢天振所说，翻译是一种文化交际行为，那么，当下，在中文著作的译介工作方面，这种交际行为似乎并未完全发挥出作用。“过去，我们的对外翻译颇有一点‘闭门造车’的感觉，即关着门只顾自己翻译，不管人家对我们翻译出来的作品感不感兴趣。”谢天振透露，正因为上述原因，有相当数量的译作根本走不出国门。即便是少数勉强走出国门的译作，也因无法进入国外主流发行渠道，影响甚微。他说：“不过，近几年，我国政府与有关国家政府互组‘文化年’的做法颇有成效。为促进彼此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许多便利。” 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应当得到鼓励和支持 通过采访，记者可以感觉到，谢天振是一位很具务实精神的学者，阐明观点时，语言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多是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正如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所需要做的，更多的应该是实质性的工作，而非花哨的夸夸其谈。 为了让中华文化更有效地走向世界，谢天振认为，有两件事应该付诸实践，并且，他的建议已经有了非常实际的构想。“一件是设立专项基金，鼓励、资助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工作。我们可以请相关专家学者开出一批希望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文化典籍书目，向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中译外翻译家招标，中标者不仅要负责翻译，同时还要负责落实译作在自己国家的出版，这样做对促进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在国外的流通相当有利。与此同时，基金也可对主动翻译中国文学和文化作品的译者进行资助。尽管这些作品不是我们推荐翻译的作品，但毕竟也是中国自己的作品，并且，正是因为是由他们主动选择翻译的，也许更会受到相应国家读者的欢迎。”谢天振的第二个构想是：“在国内选择适当的地点建立一个中译外的常设基地，这种基地相当于一些国家的翻译工作坊或‘翻译夏令营’。邀请国外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来基地小住一两个月，在他们驻基地期间，我们可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和作家与他们见面，共同切磋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今年3月，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与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和英国艺术委员会联手在杭州莫干山举办的一个为期一周的中英文学翻译研讨班，邀请了20名在国外从事中译英文学翻译的翻译家和20名在国内各大出版社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资深编辑，同时还邀请了两名英国作家和两名中国作家，共同就中英文学翻译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我在讲习班上就翻译理论作主题报告时，也提到了我的上述建议，来自国外的翻译家们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报告结束后他们纷纷向我询问，这两个建议有无实现的可能。” 同时，谢天振也提醒说：“强调鼓励、资助国外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中译外翻译，并不意味着我们国内从事中译外的翻译工作者在让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的事情上就无所作为了。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介绍五千年中国文明史的《中国读本》一书，由上海长江对外出版有限公司翻译成英文后，在海外的发行就比较成功，不但实现了英文版、德文版在国际上的销售，还与美、法、意、日、俄、韩等国达成了版权输出协议和意向。其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进行翻译时，并不是简单地把文本从中文翻译成英文，而是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度再加工，再创作，用西方的语言，按西方人喜欢并乐意接受的方式讲西方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事实上，在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这件事上，全部靠我们中国人不行，但全部靠外国人也是不行的。” 作为专门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谢天振对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工作者们也有着具体的期望。他说：“翻译工作者应该要确立一个现代化的译学观念。目前国际上都已经认识到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已经进入到职业化时代，已经提出了一整套的规范和很高的要求，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只要懂外语就能搞翻译’的认识阶段，那么将影响我国翻译水平的迅速提高。同时，面对市场化经济大潮的冲击，翻译工作者应该不为所动，要保持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目前国内的文化市场上有不少劣质译品，这与一部分翻译工作者经不起经济大潮的冲击有关。另外，翻译工作者最好都能学一点翻译学理论，包括翻译的纯理论。纯理论未必对翻译实践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但它能帮助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翻译以及与翻译有关的现象，从而把翻译工作做得更好。否则，翻得再好，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仍然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他还特别提到，现在正在纪念著名翻译家傅雷诞辰一百周年，当今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像傅雷那样的翻译家。 “有人说，没有‘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恐怕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因为无论是新诗、话剧、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等等，都是通过翻译才进入中国并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的。还有人说，没有翻译，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听上去很夸张，但事实确实如此：无论是关于现代化的观念，还是现代化的技术，哪一件离得了翻译？”谢天振给“翻译”在文化进程和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做了一个不长不短的概括。对当下的中国来说，翻译是文化走向世界所必需要重视的倚仗。也许可以这样论断，当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和什么样的行动去开展翻译工作时，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将会面对怎样的境遇。由此可以看出，谢天振提出的问题与建议，是深具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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