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小校经阁金石拓本 |
释义 | 小校经阁金石文字,铜器铭文书。清代刘体智编,十八册。1935年石印本。开本:46×27cm,辑录编者访求金文拓本三十年之大成。分三十九类,其中三代器二十六类约四千件;秦汉器、泉范、造像等共十三类,约三千件。有释文,对旧拓本有前人题记者也悉附於後,以备参考。 据刘体智先生回忆录,此书当时准备印250套,当时因为时局原因,印完180套后而息工。此书书品宽大整齐,印数极为稀少。现流传世面上全套者已曲指可数。 (清)刘体智编 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十八卷 (十八册) 前十卷为三代器,余外为秦汉器。有拓片,有释文,有考证文字。而且,拓片清晰。释文多引用徐同柏所作。亦有孙星衍、吴大澄、张廷济等人考释和往来书信。该书分钟、句、翟、錞于、鼎、鬲、甗、卣、罍、壶、尊、觥、觚、觯、爵、角、斝、举、彝、敦、簠、簋、盉、匜、盘、杂器、古兵等三十九类。作者序中曾言:三十年来,积至二万余张纸,惧其久而散矣,辄依类排比,去其重复疑伪,得六千五百余器,分载释文并存。旧有题记,编为十八卷。该书对《周史颂敦》铭文考证颇为详细,此文为徐同柏所作。 刘体智 早年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其乡间旧宅藏书四五万卷,有《远碧楼书目》10卷,时称“淮军藏书家”,与张树声齐名。后移置上海,且逐年增益,终达20余万卷,以明版为多,宋元旧刻亦不少。《书目》亦增至32卷。藏书于1950年捐赠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入藏上海图书馆,计67000余册,其中善本近2000册。又嗜金石,聚钟鼎六七千器,据以编《善斋吉金录》28册,另择旧拓,编《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8册,石印行世。藏品之大者,尚有甲骨28000片、古墨10万锭,以及得诸贵池刘氏之唐宫乐器双忽雷,后或捐赠、或出售。藏龟拓本,赠郭沫若,郭氏取1595片考释,成《殷契粹编》。著述有《尚书传笺》、《礼记注疏》等。未刊稿本有《说文谐声》、《说文切韵》、《说文类聚》。已刊者有《十七史说》、《通鉴札记》16卷、《续历代记事年表》10卷、《异辞录》4卷,合称《辟园史学四种》,有石印本。室名“善斋”、“小校经阁”。 刘体智(1879~1963),字晦之,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子。曾任大清银行安徽督办、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上海分行总经理。1962年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刘体智生平爱好文物、古籍,所藏以甲骨、青铜器、各种版本和旧抄本闻名于世。室名“远望楼”、“善斋”、“小校金阁”。著有《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图录》、《善斋彝器录》等。他所藏甲骨以量多、片大、字多著称,据《五十年甲骨文发现总结》记载,他所藏甲骨有28000片,为国内私人所藏甲骨之冠。搜集的古籍有七八万册,计有汉魏名碑50种;晋至隋79种,唐185种,宋、金、元、明122种,杂帖36种。 1950年,他将所藏67873册古籍,包括1928册善本书全部捐赠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51~1952年先后将青铜器130件、陶器3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小校经阁传奇 上海新闸路上有一处中西合璧的院落———一幢四层西式钢筋水泥结构的住宅大楼,坐落在一个中式花园里。花园由一道月门和花墙隔成内外院,内院尽头,矗立着一幢两层飞檐式八角阁楼。这个阁楼由琉璃瓦铺顶,一蹲石狮高踞其上,八只角上饰以各种吉祥动物。这是上海滩现存唯一的一幢近代旧式私家藏书楼旧址:小校经阁。它的主人是现代大收藏家、原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先生。 刘晦之(1879—1962)名体智,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出身于一个晚清重臣之家。他的父亲是清末淮军的重要将领、李鸿章的心腹之臣、四川总督刘秉璋。 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上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军坐镇杭州。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对家人说:“万一战场失利,吾得对国尽忠,夫人要尽节,三个儿子(指老大刘体仁、老二刘体乾、老三刘体信)要尽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给李鸿章了。”此言一出,军中将士无不铁心报国。中法之战镇海一役历时103天,空前酷烈,全凭浙江一省的财力和兵力支持,最终战胜法军。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群岛。刘秉璋因此战获胜而擢升为四川总督。 刘晦之正是刘秉璋的“小四”,自幼聪慧好读。因刘秉璋是李鸿章的心腹,两家又是姻亲,故刘晦之从小就得以进入天津李鸿章的家塾,与李氏诸子弟一起读书,中西文俱佳,又得以与李氏门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处,过从无间,还饱览了故家旧族多年秘不示人的典籍和收藏,这都为他后来从事银行业和收藏事业打下了基础。 刘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称海内一流,尤其是龟甲骨片和青铜器的收藏,世间罕有其比。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战前就达28000余片,1953年全部出让给国家。据文物部门统计,现存我国大陆的龟甲骨片,总共9万余片,分布在95个机关单位和44位私人藏家手里,而刘晦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的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日子过得很困窘,有时连毛笔也买不起。刘晦之知其博学多才,就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亲手交给郭沫若,供其研究、著书。郭沫若见后叹为观止,从中挑选了1595片,先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殷契粹编》,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郭沫若《殷契粹编.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结束后,复旦大学胡厚宣教授从大后方复员回沪,即常往市区新闸路上的小校经阁拜访刘晦之先生,与之订交,参观过他的藏品,并专门安排了学生们前去参观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规规整整分装起来的100盒甲骨,打开盒盖,满目粲然。另有甲骨拓本《书契丛编》20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这套拓本,与盒内的甲骨实物先后次序正相对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实数,实为28192片。著名学者陈梦家还考证过,其中有300余片为徐乃昌随庵的旧藏。 1953年,刘氏甲骨出让国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 对于刘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国台湾学者董作宾不知何故,认为“刘晦之所藏甲骨号称二万片,但大者多是伪刻”(《甲骨五十年》)。解放后,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学史上最权威的著录《甲骨文合集》时,认真考证过一遍,认为刘氏所捐献的甲骨中,伪刻只有112片,还不到1/250,这就不能算是“多”。董作宾还说:“他(刘氏)的精品,已选入《殷契粹编》,共1595片,真是其余不足观也已。”而事实是,郭沫若、胡厚宣在编《甲骨文合集》时,经详加考证,证明郭氏当年编的《殷契粹编》所收,固然都是精品,但精品并没有收完,如四方风名刻辞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辞,就没有收进。而《甲骨文合集》在编辑过程中,就从善斋拓本中又选录了不少精品,而且有的还很重要,并非“其余不足观也已”。董氏所说,不知何据? 除去甲骨和青铜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经阁内还以藏书著名。刘氏藏书达10万册之巨。1934年他的住宅里实在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藏书了,只好专门造一藏书楼,取名小校经阁。他的藏书以明清精刻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至解放时,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000余部,善本达1928册(此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会接收时考订的结果)。这些书籍分装在500只特制的书箱里,打开书箱箱盖,上面罩了一层细细的铁丝网,这是为了在曝晒时防止老鼠钻进去而特设的。 刘氏藏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四库全书》中被当时四库馆臣们删改过的书,他必须收得原来的旧本。他立志要把《四库》中“存目”之书,依目统统收齐,收不齐就借来抄录副本。他要以一己之力,收齐《四库全书》所收书的原刻本,统统恢复旧貌,因此这小校经阁,长年雇着十几名抄书、校书的工匠,书山书海,忙得不停。 解放后,刘氏所有的藏书连同那500只箱子,全部捐给上海市文管会,后又转入上海图书馆。第一批捐书326箱,67873册;第二批捐历代碑刻拓本282种,共436册,其中有汉魏名碑50种;晋至隋79种、唐185种、宋金元明122种、杂帖36种;第三批捐书34箱。1951年9月,还捐献了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兵器130件,分装二十个箱子里,后由上海市文管会转交上海博物馆保存。为此,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表彰他的爱国精神。 刘晦之逝于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献殆尽(还有一大批古墨古砚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该馆为之特辟“中国历代古墨陈列室”),身后不留一石一木,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是为数不多的。 近十几年来,刘家孙子辈中又出现一位著名人物———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董事长刘永龄,他在国内知识界,是“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亿利达科技奖”“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等奖项的全额赞助人。刘永龄当年是赤手空拳来到香港,祖辈和父辈并未为他留下财富。他的事业大获成功之后,一方面潜心高科技研究,同时又不忘桑梓之情,热心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 ——摘自《百年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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