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校经阁金石文字，铜器铭文书。清代刘体智编，十八册。1935年石印本。开本：46×27cm，辑录编者访求金文拓本三十年之大成。分三十九类，其中三代器二十六类约四千件；秦汉器、泉范、造像等共十三类，约三千件。有释文，对旧拓本有前人题记者也悉附於後，以备参考。 据刘体智先生回忆录，此书当时准备印250套，当时因为时局原因，印完180套后而息工。此书书品宽大整齐，印数极为稀少。现流传世面上全套者已曲指可数。

（清）刘体智编 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十八卷 （十八册）

前十卷为三代器，余外为秦汉器。有拓片，有释文，有考证文字。而且，拓片清晰。释文多引用徐同柏所作。亦有孙星衍、吴大澄、张廷济等人考释和往来书信。该书分钟、句、翟、錞于、鼎、鬲、甗、卣、罍、壶、尊、觥、觚、觯、爵、角、斝、举、彝、敦、簠、簋、盉、匜、盘、杂器、古兵等三十九类。作者序中曾言：三十年来，积至二万余张纸，惧其久而散矣，辄依类排比，去其重复疑伪，得六千五百余器，分载释文并存。旧有题记，编为十八卷。该书对《周史颂敦》铭文考证颇为详细，此文为徐同柏所作。

刘体智 早年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其乡间旧宅藏书四五万卷，有《远碧楼书目》10卷，时称“淮军藏书家”，与张树声齐名。后移置上海，且逐年增益，终达20余万卷，以明版为多，宋元旧刻亦不少。《书目》亦增至32卷。藏书于1950年捐赠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入藏上海图书馆，计67000余册，其中善本近2000册。又嗜金石，聚钟鼎六七千器，据以编《善斋吉金录》28册，另择旧拓，编《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8册，石印行世。藏品之大者，尚有甲骨28000片、古墨10万锭，以及得诸贵池刘氏之唐宫乐器双忽雷，后或捐赠、或出售。藏龟拓本，赠郭沫若，郭氏取1595片考释，成《殷契粹编》。著述有《尚书传笺》、《礼记注疏》等。未刊稿本有《说文谐声》、《说文切韵》、《说文类聚》。已刊者有《十七史说》、《通鉴札记》16卷、《续历代记事年表》10卷、《异辞录》4卷，合称《辟园史学四种》，有石印本。室名“善斋”、“小校经阁”。

刘体智（1879～1963），字晦之，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清四川总督刘秉璋第四子。曾任大清银行安徽督办、中国实业银行董事、上海分行总经理。1962年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刘体智生平爱好文物、古籍，所藏以甲骨、青铜器、各种版本和旧抄本闻名于世。室名“远望楼”、“善斋”、“小校金阁”。著有《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善斋吉金图录》、《善斋彝器录》等。他所藏甲骨以量多、片大、字多著称，据《五十年甲骨文发现总结》记载，他所藏甲骨有28000片，为国内私人所藏甲骨之冠。搜集的古籍有七八万册，计有汉魏名碑50种；晋至隋79种，唐185种，宋、金、元、明122种，杂帖36种。

1950年，他将所藏67873册古籍，包括1928册善本书全部捐赠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51～1952年先后将青铜器130件、陶器3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小校经阁传奇

上海新闸路上有一处中西合璧的院落———一幢四层西式钢筋水泥结构的住宅大楼，坐落在一个中式花园里。花园由一道月门和花墙隔成内外院，内院尽头，矗立着一幢两层飞檐式八角阁楼。这个阁楼由琉璃瓦铺顶，一蹲石狮高踞其上，八只角上饰以各种吉祥动物。这是上海滩现存唯一的一幢近代旧式私家藏书楼旧址：小校经阁。它的主人是现代大收藏家、原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先生。

刘晦之（1879—1962）名体智，晚号善斋老人，安徽庐江人，出身于一个晚清重臣之家。他的父亲是清末淮军的重要将领、李鸿章的心腹之臣、四川总督刘秉璋。

刘秉璋在浙江巡抚任上时，正值中法战争爆发。他率军坐镇杭州。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对家人说：“万一战场失利，吾得对国尽忠，夫人要尽节，三个儿子（指老大刘体仁、老二刘体乾、老三刘体信）要尽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给李鸿章了。”此言一出，军中将士无不铁心报国。中法之战镇海一役历时103天，空前酷烈，全凭浙江一省的财力和兵力支持，最终战胜法军。法军舰队司令孤拔受重伤，不久死在澎湖群岛。刘秉璋因此战获胜而擢升为四川总督。

刘晦之正是刘秉璋的“小四”，自幼聪慧好读。因刘秉璋是李鸿章的心腹，两家又是姻亲，故刘晦之从小就得以进入天津李鸿章的家塾，与李氏诸子弟一起读书，中西文俱佳，又得以与李氏门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处，过从无间，还饱览了故家旧族多年秘不示人的典籍和收藏，这都为他后来从事银行业和收藏事业打下了基础。

刘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称海内一流，尤其是龟甲骨片和青铜器的收藏，世间罕有其比。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战前就达28000余片，1953年全部出让给国家。据文物部门统计，现存我国大陆的龟甲骨片，总共9万余片，分布在95个机关单位和44位私人藏家手里，而刘晦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的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日子过得很困窘，有时连毛笔也买不起。刘晦之知其博学多才，就将自己历年所收集的龟甲骨片，请人拓出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分装成20册，托中国书店的金祖同带到日本，亲手交给郭沫若，供其研究、著书。郭沫若见后叹为观止，从中挑选了1595片，先期研读考释，并据此著成了甲骨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殷契粹编》，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书序中一再感叹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见，殆为海内外之冠。已尽拓出其文字，集为《书契丛编》，册凡二十，去岁夏间，蒙托金祖同君远道见示，更允其选辑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谊，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发，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兹编，视诸原著虽仅略当十之一，然其精华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赖刘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仅坐享其成者，自无待论。”（郭沫若《殷契粹编．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抗日战争结束后，复旦大学胡厚宣教授从大后方复员回沪，即常往市区新闸路上的小校经阁拜访刘晦之先生，与之订交，参观过他的藏品，并专门安排了学生们前去参观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规规整整分装起来的100盒甲骨，打开盒盖，满目粲然。另有甲骨拓本《书契丛编》20册，每册后附简单释文。这套拓本，与盒内的甲骨实物先后次序正相对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实数，实为28192片。著名学者陈梦家还考证过，其中有300余片为徐乃昌随庵的旧藏。

1953年，刘氏甲骨出让国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题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

对于刘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国台湾学者董作宾不知何故，认为“刘晦之所藏甲骨号称二万片，但大者多是伪刻”（《甲骨五十年》）。解放后，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学史上最权威的著录《甲骨文合集》时，认真考证过一遍，认为刘氏所捐献的甲骨中，伪刻只有112片，还不到1/250，这就不能算是“多”。董作宾还说：“他（刘氏）的精品，已选入《殷契粹编》，共1595片，真是其余不足观也已。”而事实是，郭沫若、胡厚宣在编《甲骨文合集》时，经详加考证，证明郭氏当年编的《殷契粹编》所收，固然都是精品，但精品并没有收完，如四方风名刻辞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辞，就没有收进。而《甲骨文合集》在编辑过程中，就从善斋拓本中又选录了不少精品，而且有的还很重要，并非“其余不足观也已”。董氏所说，不知何据？

除去甲骨和青铜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经阁内还以藏书著名。刘氏藏书达10万册之巨。1934年他的住宅里实在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藏书了，只好专门造一藏书楼，取名小校经阁。他的藏书以明清精刻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至解放时，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000余部，善本达1928册（此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会接收时考订的结果）。这些书籍分装在500只特制的书箱里，打开书箱箱盖，上面罩了一层细细的铁丝网，这是为了在曝晒时防止老鼠钻进去而特设的。

刘氏藏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四库全书》中被当时四库馆臣们删改过的书，他必须收得原来的旧本。他立志要把《四库》中“存目”之书，依目统统收齐，收不齐就借来抄录副本。他要以一己之力，收齐《四库全书》所收书的原刻本，统统恢复旧貌，因此这小校经阁，长年雇着十几名抄书、校书的工匠，书山书海，忙得不停。

解放后，刘氏所有的藏书连同那500只箱子，全部捐给上海市文管会，后又转入上海图书馆。第一批捐书326箱，67873册；第二批捐历代碑刻拓本282种，共436册，其中有汉魏名碑50种；晋至隋79种、唐185种、宋金元明122种、杂帖36种；第三批捐书34箱。1951年9月，还捐献了上古三代及秦汉时期的兵器130件，分装二十个箱子里，后由上海市文管会转交上海博物馆保存。为此，陈毅市长曾颁发嘉奖令，表彰他的爱国精神。

刘晦之逝于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献殆尽（还有一大批古墨古砚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该馆为之特辟“中国历代古墨陈列室”），身后不留一石一木，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是为数不多的。

近十几年来，刘家孙子辈中又出现一位著名人物———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董事长刘永龄，他在国内知识界，是“吴健雄物理奖”、“陈省身数学奖”、“亿利达科技奖”“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等奖项的全额赞助人。刘永龄当年是赤手空拳来到香港，祖辈和父辈并未为他留下财富。他的事业大获成功之后，一方面潜心高科技研究，同时又不忘桑梓之情，热心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

——摘自《百年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