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哲浚（1892年—1987年），宁乡县双江口人，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曾任北京、法政、东吴等大学教授，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之前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远东国际大审判结束后，他被任命为中国最高检察官，但没有到任，解放后任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东京审判 确定起诉起始日 审理“南京大屠杀”案 审判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 审判结果)

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

东京审判

1946年1月28日，由美中英苏法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中国政府任命梅汝璈为中国法官，向哲浚为中国检察官。是年2月7日，向哲浚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认为的11名日本侵华战犯名单。然而，由于日本投降后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侵略证据，向哲浚带去的除战犯名单外，没有更多的证据。为此，他带领工作人员前往中国过去的敌占区寻找人证和物证，还前往查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存，从字里行间发掘日本侵华罪行的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想像。

确定起诉起始日

1946年春，国际检察局开始起草起诉书。在确定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时，发生了争执。经向哲浚据理力争，终将1928年1月1日，即张作霖被日军炸死的“皇姑屯事件”发事日正式确定为中国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将起诉起始日从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提前了9年。

审理“南京大屠杀”案

在法庭上，向哲浚同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了一场场舌战。1946年12月29日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时，战犯松井石根在辩护中把自己的罪责推得一干二净。向哲浚当庭展示了一叠资料，其中包括《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伯烈当时的报道、南京外国侨民在日记中对当时日军暴行的大量记述及现场拍摄的罪证。被告律师又提出：“把被告松井石根指控为最高直接责任者的证据仍然不足。”向哲浚从容从卷宗里取出1937年12月10日有松井石根亲笔签名的进攻南京的命令，命令声称“占领南京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发扬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国畏服。”向哲浚提请被告“特别注意畏服的含意”。最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无以辩驳的事实宣告松井石根率日本军队在南京犯下了滔天罪行。

审判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

在审判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时，向哲浚向美国籍检察长季南提出：“土肥原和板垣在中国犯罪最多，应由中国检察官负责对此二人的控诉。”向哲浚还从南京搬来援兵，让刚从欧美考察回来的著名法学博士倪徵燠出任他的首席顾问。1947年10月9日，一手制造了伪满州国的板垣提出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想证明“满州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中国检察官出示日本御前会议文件和日本内阁会议文件、密电、动员令等重要材料盘问反驳。面对大量铁的事实，板垣哑口无言。

1948年11月12日，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被告被判绞刑，另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回国后，向哲浚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给他最高法院检察长的任命，就职于上海财经学院，任校基础课教研室主任。）

审判结果

1946年1月19日，经盟国授权，麦克阿瑟颁布了《特别通告》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宣布在东京正式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准备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2月7日，向哲浚作为中国检察官第一个来到东京，开始了压力巨大而繁重的工作。

提证历时九个月之久，审讯持续了两年半，共有全英文纪录材料48412页，检察官与被告双方的受理证据4336份。检察官向法庭提供的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中国检察官组无论工作和休息时的谈话题材都是土肥及坂垣等日本在中国的主要战犯。到了1949年春，在向哲浚据理力争下，正式确定1928年1月1日为日本旨在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起始日,并被写入长达42页的起诉书，还确定了28名被告。

在法庭上，向哲浚面对日本战犯的百般抵赖，用事实驳斥得对方哑口无言。在翔实、有力的起诉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了合乎正义的公正判决，向哲浚与他的同伴终于不辱使命，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出色的答卷。

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回国后，向哲浚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给他最高法院检察长的任命，就职于上海财经学院（1985年更名为上海财经大学），任校基础课教研室主任。他每天按时到学校上班，从不向人夸耀当年的经历。一位1963年到上海财经学院任教的老教师回忆当时的向哲浚：年过花甲，头发花白，个子不高，身体硬朗，有种不怒自威的神采。在年轻老师的眼中，他不仅是个学者，更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向哲浚年少时作为清华学堂的放洋生留学美国，获华盛顿大学法学士学位，精通英语。他常常和青年教师们一起备课，讨论教案，听课，互相观摩，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组织教研组教师到兄弟院校交流，提高教学质量。平时鼓励大家用英语谈话，以锻炼口语。

有一次有位知道他经历的老师打趣问他：“向老，东京大法官有多大？”他微笑着认真地答道：“代表国家啊！”虽只短短五个字，但分量可想而知。中国检察官在远东军事法庭行使职责，代表的是中国，被害方是全体中国人民。当时的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是光靠国民党政府的一纸战犯名单，而是要看证据是不是有力、还要不被对方的辩护驳倒。而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本方面借口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因此向哲浚他们的工作困难重重。他能在如此境地做到不辱使命，其爱国心、责任感和才干可见一斑。又有一次老师们闲谈到向哲浚的婚姻问题，向哲浚讲出了抗日战争初期的一段经历，那时他和几个同学谈到陆游的诗《示儿》时大为感慨，国难当头，何以为家？大家当即相约以国家责任为先，不过早谈婚论嫁。向哲浚年过40才有家眷就缘于此。

文革期间，向哲浚他虽已于1965年10月退休，双耳也近聋，但还是遭受了政治打击，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向哲浚看到周围发生的一切，泪如雨下。到了1978年上海财经学院复校，向老感慨万千，亲自回校探望。很多人都不认识他，都在询问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是谁。他在老同事的陪伴下边看学院的校园，边不住点头：“好，好，财经复校了。”虽然年事已高，但其威严的神态，不减当年法官的风采。

1987年，向哲浚在上海逝世，终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