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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向楚
释义

向楚字先乔(仙樵),号觙公,1877年生于巴县(今重庆巴南区),著名史学家。先后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任教多年,晚年任《巴县志》总纂,1961年去世。 向楚受教于名家赵熙,被誉为“赵门三杰”之首。其前半生身居要津,左右时局,于风云变化间挥洒热血;后半生潜心教育与学术,对成都地区各高校的发展壮大贡献良多,其心血之作《巴县志》更成为研究蜀地风俗历史的必读材料。孙中山先生曾亲书“蔚为儒宗”四字横匾为赠。

人物简介

向楚(1877-1961),字仙乔(亦作仙樵),号觙翁,巴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举人。曾就学于川东书院,为“赵门三杰”之一。因其学术渊闳,于文字、音韵诸学造诣尤深,孙中山先生曾誉其为“儒宗”。其人为重庆辛亥革命的主要宣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革命后任蜀军政府秘书院长、四川军政府秘书厅长。在护国战争中,曾参与策动肇和兵舰起义之谋。其后,曾任四川省政务厅长、代省长、教育厅长和南京高等学校国文部教授、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院长、国立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等职。解放前夕,被川大教授会议公推为代校长。解放后,为民革中央委员,并先后被选为四川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1952年调任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所著《巴县志》为全国名志,有音韵学、文字学著述多种并诗集一卷传世。

得遇名师赵熙

向楚出生于1877年7月,父亲向万钟是巴县里的商人,在乡里素有名望。由于从小读书勤勉,向楚19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县学东川书院。当时荣县县长赵熙在重庆主持书院工作,秉承张之洞办尊经书院的宗旨,以“读书之根柢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坚持让学生们从段氏说文入门,遍读群经。向楚在校内成绩突出、雅善诗文,颇得赵熙赏识,与同学周善培、江庸一道,被时人称为“赵门三杰”。

赵熙是清末书法名家,其书法杂糅碑帖,号为 “赵体”。在动荡纷乱的时代,赵熙无论书写、行事俱能卓然而异,不愧大家风范。他曾说:“诗文与书,一代各有风气,惟豪杰乃能挺然风气之外。”“凡天资颖者喜南书,挟胜气者喜北书。南多工而北多拙,拙近古而工近今,各有长短。相济不相非,斯杰士也。”向楚受赵熙的影响颇深,对书法多用心力,加上数十年学养所积,字外功力甚深,字体清雅脱俗,终成颇有影响的一代书家。

1899年秋,向楚随赵熙赴北京,在清廷内阁任职。1900年赴乡试中举。正值乱世,剧变连连,从戊戌六君子被诛到八国联军入北京,清廷与德、美、英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黑暗的政局和动荡的时代深深触痛着向楚。乡试得中之期,很多人向他报喜,向楚却非常漠然,甚至说:“国将不国,一举人何足为荣!”可见其忧怀国事之心。

重庆独立先驱

1906年初,重庆成立同盟会支部,推杨庶堪主事,向楚与杨庶堪是莫逆之交,由其介绍加入同盟会。向、杨二人为发展同盟会组织,一同到永宁中学堂任教,开展革命活动。两人以学堂为据点,与泸县及当地同盟会革命党人联系,在教育界及青年学生中积极宣传民主革命。

在永宁中学,二人于上课讲解或指导学习时,皆详论古今形势,介绍晚明顾炎武、黄梨洲的著作,以及《民报》《国粹学报》等,以唤起学生民族意识之觉醒,学生中如张颐、杨伯谦、陶子琛、曾缄等,都先后加入同盟会。两人更与校外党人联为一气,互通声息,一时间永宁成为川南革命之大本营,中学堂俨然成了司令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成立湖北军政府。同年11月22日,重庆革命党人在朝天观举行市民大会,宣告重庆独立,向楚会同朱之洪等人迫令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县知事段荣嘉剪辫缴印,跪地投降,成立蜀军政府,向楚任秘书院院长。

军政府创立之初,经费很成问题,向楚受命接收清政府的大清银行和浚川银行。他随身只带了两名士兵前往,晓谕行方,勒令交出全部账册,冻结所有资财,又将两家银行的全部存款270万银元一并提走,两行接收之后,蜀军政府经费问题方得圆满解决。按照旧例,接收资财这等肥缺,经手的官员是要大发其财的,有部下甚至主动要将部分款项转入向楚名下,但向楚不肯贪没公产,坚辞不许,遂令全部移交。

成都不久亦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推蒲殿俊为都督。但只维持了10天即发生兵变,尹昌衡掌握实权,公开提倡哥老会组织,进行“袍哥化”管理。在都督府大门上,他挂出一个“大汉公”的招牌来,自封为大汉公的“舵把子”。更天天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码头”拜客,各公口码头也都为他挂红敬酒,他每出一次,必披一身红绸或红布回来。堆在床上之后,又去拜客,如是往返拜客披红,以致都督府上急待处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全成都公口林立,一片混乱,甚至出现不少奇装异服,背刀挂彩,头上挽个“英雄髻”,足穿泡花草鞋的人物。各地袍哥组织,一时都纷纷响应成都。

在这段时间,以蔡锷为首的滇、黔、湘等三省军政府,联名通电诋斥成都军政府为“袍哥政府”,表示不予承认。进而声称要进军成都。尹昌衡见势头不好,下令取缔哥老会,同时与重庆蜀军政府积极协商,谋求合并。向楚受命奔驰于成渝两地之间,为合并进行预备工作。

不久,重庆蜀军政府并入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为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向楚任秘书厅厅长。这年夏天,政府内发生激烈的权力争夺,张培爵被排挤出川,胡景尹篡夺了都督之位,大肆残杀朱山、张捷先等革命同志。向楚先生后来谈及此事,常反省一班共同在蜀军政府奋斗的同志,包括自己都是书生之见,遇事只知顾全大局,忍让退避,主动放弃了关系厉害的兵权,结果反令小人有机可乘,于川事、国事毫无裨益!言辞甚为沉痛。

1913年,向楚被迫离川,改名林松年,东下过梁山时,暂住在门生李明远家。半夜土匪来袭,查问向楚身份,李明远回答说:“是我家先生。”土匪误以为是账房先生,命其交出财帛和仓库钥匙,向楚无以应对,土匪居然挥刀斩向楚颈项,向楚倒在一片血泊之中,医治数月方始痊愈。从此在颈项上留下一条三寸左右的刀痕。向楚后来逃到上海,隐居朋友家中,闭门读书,伏案治学。“二次革命”时,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部民政厅总务处处长兼参议及秘书。1914年,与杨庶堪、陈其美等人在上海参与策动“肇和号”军舰起义。

1915年,向楚加入中华革命党。次年冬天赴广州,1918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财务厅厅长。后任大元帅府秘书。任孙中山以向楚学术渊宏、诲人不倦,亲笔为他题赠“蔚为儒宗”四字。1918年向楚来到了成都。

任川大文学院院长

1927年,向楚出任省立国学专门学校校长,以民族文化的继承发扬为己任,投入全部心力经营。他延请蒙文通任教务主任,宋师度为学监,合三人之力,既负责行政又兼任教学。所有教师,都是当时的名儒。如龚道耕教经学,余舒教诸子,卢前教词曲等。向楚还特别邀请徐子休每周来学校讲授宋元哲学。学院采取导读作风,教学与治学相结合,鼓励学生自己阅读典籍,自行钻研。这一制度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就专与深而言,其教学效果不容抹煞。

虽然向楚从不以诗人自居,但其诗名早已享誉海内。他曾为三苏祠博物馆撰写楹联:“北宋高文名父子;南州胜迹古祠堂”,传诵一时。当时卢前来成都教曲学,自恃是吴梅弟子,年少气盛,不把四川诸诗人放在眼内。甚至放言四川自明代杨慎之后,无解词曲音律者。及见向楚先生诗作,雅正高华,风力与神韵俱全,方才心悦诚服。卢前修《曲雅》一书,请向楚作序。向楚在序中详论南北曲之起源、同异、音律,今昔之不同地位等,其渊博的学识引得众人叹服。

1931年11月,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国立成都大学及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王兆荣任校长,向楚以深厚的文史功底和在政界、学界的名望出任文学院院长。

第二年冬天,军阀刘文辉与田颂尧在成都市区开战,川大文学院恰在战区,一时枪林弹雨、人心惶惶。向楚于是亲自给田、刘两军阀打电话,要求停战半小时让学生转移避难。田、刘两人不胜错愕,居然也就答应了。射击刚停,向楚亲自率领300多名学生步行到川大理学院避难。其间安排调度,指挥若定,获得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交口称赞,很多人都觉得向楚一介学人,却凛凛有武人之威,不胜佩服。

由于向楚在四川地区的名望和影响,他被推选为第一、第二两届四川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在任期间,凡是对抗战和后方建设有利的事,他都敢站出来说话,力主扫除时弊,节流安民,整顿吏治,裁减冗员,为时人所称道。

编修《巴县志》

1926年到1936年,向楚两度被聘为《巴县志》总纂。长久以来,史家曾多次修缮县志,但总因各种原因未得大成。向楚受聘为县志总纂后,多方约集同人,立采访表目,商订条例。无奈时局多变,时做时废,在1936年终于得以完成。

旧志原有“疆域”、“职官”、“建置”等11类,向楚因时制宜,增加了“学校”、“商业”、“交通”、“选举”、“市政”、“物产”、“革命军始末”等共23类,保存了大量明清以来的珍贵历史资料。而凡有关外事纠纷、教案等,向楚都详细地记载在“交涉”一卷中,立意“存晚清丧权辱国之耻,人民知以振作自奋”。“赋役”卷亦记载详富,对云南、贵州以及四川各军阀在重庆所征之苛捐杂税进行巨细靡遗地实录,处处揭示症结,冀为国家将来振作之日有所参考。向楚亲自撰写的是“革命军始末”、“事纪”、“叙录”等篇。有的是他的亲身经历或网罗有史以来有关巴县之编年纪事于一炉,为历代治乱因革之一览。

向楚学养丰富,取舍之间又很审慎周密,处处以良史笔法行之,终于成就了这本优秀的地方县志。至今学者们想要研究川渝之地的历史风物,《华阳国志》和向本《巴县志》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1949年冬,解放军三路迫近成都,国民党胡宗南部由陕西退成都,川大校务无人负责,全校教授公推向楚代理校长之职。当时胡宗南想驻兵川大校区,向楚多方劝阻,婉言拒绝。成都和平解放后,军管会派员接管川大,时年已70多岁的向楚率各院工作人员办理移交,大小事务多有承当,其负责的态度使很多军管会接管人员为之动容。

向楚晚年依旧边治学边从政,1961年10月,向楚辞世,时年84岁。向楚一生在动荡的时局间寻求民族国家之前途,凡事皆持身谨严。虽然俗务缠身,但在治学上仍不输于当时诸辈,尤于经史透彻、烂熟于胸。他曾说:“若讲经学史,须严别汉代之古文今文,若通经致用,则宜择其有裨于今日国家之政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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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15 14: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