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本书是梁漱溟先生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作。 由邹平乡村书店出版。梁漱溟自称是其“困勉研索的结果”，“这里面的见地和主张，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从开始酝酿到成书，大凡经历了16年之久。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大，当时学者们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界最有创造性的教育理论著作，由此确定了梁漱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地位，成为乡村建设派的主要代表人而饮誉海内外。该书出版后不到两月又再版，1939年又在重庆印刷。其流布之广之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

基本介绍

作者简介

主要论点

理论简评

基本介绍

《乡村建设理论》(以下简称《理论》)，35万字。全书由甲部认识问题和乙部解决问题两大部分构成。甲部认识问题的主要内容有：一、“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二、“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所谓治道者”；三、“旧社会构造在今日崩溃的由来”；四、“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五、“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乙部解决问题的主体内容包括：“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建立——乡村组织”、“政治问题的解决”、“经济建设”、“末后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书后附录有“我们的两大难处”一文。在认识问题部分，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和以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性质的，它作为乡村建设理论的依据和乡村教育思想的基础；在解决问题部分，主要阐述乡村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现代科学生产及生活知识的灌输，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和促进农业经济的复苏与振兴，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真正以民为主的现代国家并由农业引渡到工业化。这部书除了它的理论即梁漱溟特有的文化哲学思想被具体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外，还在于它以乡村建设实践为基础，充分地总结和提炼了有关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的基本原则，许多论述中富有真知灼见，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为当时从事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造的人们提供了认识与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名焕鼎，字寿铭，早年笔名为寿民、瘦民，祖居广西桂林，后移居北京，蒙古族人。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哲学创始人。由于他以宋明理学作为学问根底，并倡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开拓人类新文化生命的基础，注重弘扬儒家学说乃至重建新儒家学说，故海内外学者奉之为“现代新儒家”。

梁漱溟出于世代官僚的士大夫家庭。年13入北京顺天中学堂。所学科目除国文外还有英文及数理化。在中学求学时期，追求维新派，思考社会改造与人生问题。年18岁，时值辛亥革命爆发，遂放弃升学，到《国民报》当记者。此年加入京津同盟会组织，后热心于“社会主义”。23岁时发表《究元决疑论》 ，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赏识，决定聘请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但因他职任司法部秘书无法分身。次年入北大任教，至1924年止，共7年。26岁开始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次年在北大出版《唯识述义》(第一册)。31岁时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试办曹州第六中学高中部。尔后投入国民革命，转而立志于乡村教育运动。1930年在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并接办《村治》月刊。在河南村治学院因蒋冯中原大战而停办后，他转入山东，在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1932年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本书是他在社会改革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迄止抗日战争爆发，他一直在山东邹平与菏泽县搞乡村建设实验。1937年发表《乡村建设理论》(亦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梁漱溟作为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动，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3年，因他在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时发表不同政见，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此后受到不公正的思想批判。1970年他开始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至1975年完成，1984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1985年，开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以92岁高龄在“中国文化讲习班”作“中国文化传统”报告。1988年因病逝世，享年95岁。

梁漱溟一生，著述极丰，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究元决疑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朝话》、《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与反省》、《东方学术概观》、《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数十种，其中《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他的成名作，《中国文化要义》是其文化哲学的代表作，而《乡村建设理论》则是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他最得意的力作还有《印度哲学概论》及《人心与人生》 。山东人民出版社近出版有《梁漱溟全集》 。

主要论点

《理论》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原有社会结构完全被破坏，农业自然经济解体，专制统治丧失基础，国家处于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它既不同于东方日本，亦不同于西方欧美，因为日本与西方已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都市文明处于上升时期，“而中国此刻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路走”，整个社会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走向崩溃。旧结构破坏，新结构未建立，以致中国处于散漫无组织无自控能力的窘境之中。中国原有状态的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侵入，导致了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急剧冲突，因此文化失调是造成中国如此局面的内因。

该书指出：“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社会可以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即始于家庭亲子血缘关系的伦理关系，涵化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三纲五常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道德及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因此中国的社会缺乏西方式的团体组织和团体生活，而只有伦理关系网络和情谊生活习俗。若中西比较言之，在社会方面西方重法律，而中国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则欹重于礼俗。“近代法律之本在权利，中国礼俗之本则情与义也”。在经济方面，中国家庭是农业自然经济生产、消费、分配的单位。以伦理关系决定财产的分配使用及继承，“在西洋则父子、夫妇异财，其他无论。在西洋自为个人本位的经济；中国亦非社会本位的，乃伦理本位的经济也。”在政治方面，中国“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识国家团体关系。”亲子血缘关系下的宗法政治，亦家庭情谊化，讲忠讲孝。而西洋则个人本位与国家相对峙，故维系社会秩序的乃是超伦理的大团体力量即体现国家权力的法律。所谓职业分立，即：“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二、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三、蒸气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亦无之。”这就是说，一方面生产资料分散流动，经常处于再分配状态中，不能形成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和世袭性的剥削阶级，故“无垄断即无阶级”；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长期处于委顿状态，所以始终不能发展到工业社会。正因为工业社会不能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生产方式，只有行业不同的职业者，而无两对立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存在，因此这就形成了中国社会职业分立的特殊职业人口构成状态。梁漱溟认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影响和产生了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即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垄断在．贵族手里，皇帝是“孤家寡人”，政权在官而不在贵族，知识分子虽因科举入仕为官，成为统治者，但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统治阶级，因为知识阶层为官是非世袭与非垄断的。所以，中国旧政权从形式上是专制的，但从结构上讲乃是开放自由的，其职官“与西洋中世比较，显然是有职业性而无阶级性”。

理论简评

《理论》一书，从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梁漱溟对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关系的思想，在理论上是有深度的。他以乡村为中国文化之本的思想，以及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组织结构，培养新伦理，建设新礼俗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中国儒家以小农自然经济的家庭及亲子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理为社会政治基础的思想，持有相当保守的态度，尽管他力图通过文化改造来实现社会的现代改造，注重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新知识灌输和新伦理建设，但毕竟没有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忽视了社会阶级及阶级斗争的存在，而且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的贫困、愚昧和落后是由于社会制度造成的，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也没有认识到农民所蕴藏的潜在革命力量，把希望寄托在少数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家身上，使农民没有成为社会主体去参加社会变革，所以《理论》一书更多的是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轻忽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普遍性与必然性，最终为一种社会改良的思想主张。

然而，《理论》一书的学术价值是不可否认的。首先，我们必须肯定，《理沦》的乡村建设理论强调文化模式与教育模式的同一性，并从中国文化的特质、人与社会的文化本质问题出发，分析和探讨了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与解救方法，从文化社会学和教育对社会改造的观点阐述了乡村建设的基本原理，为中国文化改造和社会与教育的改造提供了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这对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是有参考价值的。其次，《理论》一书认识到中国问题必须从农村问题的解决入手，通过农业社会的改造而引渡到现代工业化的社会，而且必须依靠现代教育手段来开辟社会全面建设的道路，把重建人的主体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作为基础，唤醒民族觉悟，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力量，在中国处于激烈剧变被人欺侮和宰割的逆境中，使广大乡村自由、散漫、无力、愚昧、贫困的农民联合起来，组织合作社，组织新团体，并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形成民族内聚力，振作精神，建设乡村，改造社会，实行民族自救，凡此等等，应当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理论》一书从乡村建设问题着手深入探讨了中国教育的功能、性质以及特殊性问题，以致形成了一整套有关乡村教育的理沦，它对于中国教育理论的建设和对于当时乡村教育运动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