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君主论》 |
| 释义 | § 简介 《君主论》 《君主论》（意大利语：Il Principe）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马基亚维利的政治论著，对后世影响很大，所谓“马基亚维利主义”正由此书衍生出来。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里所有著作中最小的一册，但最出名。它的思想材料是共和国时代马基雅维里在政治、外交、军事实践中早已积累起来的，其创作则是在梅迪奇家族重新统治佛罗伦萨，马基雅维里经多方营救出狱后（因涉嫌梅迪奇家族的阴谋罪而铃铛入狱），大约从1513年6、7月份开始，在年底以前写出，修改定稿在1515年以后。 全书共分26章，主要讨论了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等，尽管马基雅维里想通过这部著作获得梅迪奇家族执政者的垂青从而谋取一官半职，但这却是他对意大利几百年来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总结，也是他自己从政经验的理论概括，全面而又集中体现了马基雅维里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反映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关于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 1532年即马基雅维里死后五年《君主论》开始印行，迄今四百七十多年，从西方到东方，在宗教界、政界、学术领域和社会广泛地引起各种强烈的反响，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西方一些舆论界列为当代最有影响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也曾被《纽约时报》评价为与《国福论》、《物种起源》、《资本论》等同为影响人类历史的二十本书之一。[1] § 相关背景 马基雅维利尼科罗·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生于意大利半岛上的佛罗伦萨。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有一定的文学功底。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但是尼科罗·马基雅维利却出生于贫寒的一支，这使他无法接受系统的教育。 在父母严格教育和家庭的熏陶下，马基雅维利从少年时代起就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养成了独立思考和崇尚自由的精神品质。成年以后，他投身政治，1494年，他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公职，1498年升任共和国领导中心“十人委员会”的秘书，任职长达14年，并积极参与军事、外交活动，曾以使节身份多次出使外国。 1512年梅迪契家族在佛罗伦萨复辟，因而被解职，次年遭放逐。之后，他回到佛罗伦萨自己的庄园过着隐退的生活，专门从事著作。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君主论》以表达他对君王的忠诚与崇拜，旨在赢得君王的宠幸。但是，《君主论》还没来得及发表，佛罗伦萨发生起义，共和国再次推翻君主统治。马基雅维利又向共和国新政府谋求职位。在遭到拒绝后，马基雅维利在极度失望与痛苦中忧病而逝。 § 主要看点 《君主论》 1、“革新的记忆与原因，由于统治已经年代久远并且连绵不断而消失了。” 人们一旦习惯了某种统治秩序，他们的反抗意识就会处于惰性状态。这对统治者来说，是最安全的。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办法，一是封闭，二是“洗脑”。统治者一方面对外界的消息进行严密封锁，一方面则源源不断地灌输现行制度合理性的观念，致使治下之民记忆缺失，认为现行的统治秩序就是天底下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模式，从而放弃了对更优越的社会制度和更合理更公平的社会秩序的了解与追求。 2、“对人们应当加以爱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掉。” 这句话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翻版，只不过听起来更加令人胆战心惊，不寒而栗。马基雅维里指出：“谁是促使他人强大的原因，谁就自取灭亡。”意思是说，对于威胁到统治安全的势力，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心狠手辣，斩草除根；谁纵容自己的敌对势力，谁就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马基雅维里认为，这是一条“永远没错或者罕有错误的一般规律”。是规律就得遵守，否则必遭惩罚。 3、“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 暴力对维护君主的统治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中，花了大量篇幅来阐述武力和军队的重要性。他认为，君主的“唯一专业”，就是思考战争、军事制度和武装训练问题；军事训练在和平年代比在战争时期更值得注意；国家的主要基础是法律和军队，没有良好的军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而有了良好的军队，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当君主树立的“信仰”对人们失去约束力量的时候，必须动用武力来说话，迫使人们就范。武力使人类社会的秩序产生了深刻变革，“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人皮日休这句话，我以为其精辟程度并不亚于马基雅维里。 4、“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 因为人天生是邪恶的，所以在他们眼里，财产的得失比亲人的死活更值得关心。这是一种“精彩”而刻薄的“性恶论”观点。《君主论》里有很多权术，正是基于这种“性恶论”而提出来的。君主必须比所有人都凶残邪恶，统治地位才能有所保障。拿破仑的“亲密战友”塔列朗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和拿破仑密谋发动“雾月政变”，最终却出卖了拿破仑。塔列朗的人生信条是：“与人为善便是恶，作恶多端才是善。” 5、“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君主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的多重性格。君主不是君子，但却必须是伪君子。君主是人性和兽性的统一体，虽然干的是男盗女娼的勾当，但却要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为了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君主可以不择手段。君主的一切行动，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统治为标准，如果遵守信义对自己不利，“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马基雅维里对君主本性的深刻认识，连君主都感到害怕。这部献媚之作，生前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但在他死后四百多年，《君主论》却被作为礼物献给墨索里尼，并且在德国，成为希特勒施行专制极权统治的“思想奶娘”。 6、“君主务必把担待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自己掌管。” 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如果不能赢得人民的爱戴，那么他至少应该避免引起人民的憎恨。把坏事交给奴才去办，而好事则留给自己来做，人们就会觉得，君主总是好的，只是奴才把事情搞砸了。历史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有趣现象，大多得益于这种高明的笼络术。牺牲几个贪官污吏，借以保证君主统治的体制安全，这就是“清官政府”、“好皇帝政府”的奥妙所在。要有唱红脸与白脸的分工。 7、“一切良好的忠言，不论来自任何人，必须产生于君主的贤明，而不是君主的贤明产生于良好的忠言。” 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君主永远都是正确的。即使这种正确是别人发现的，也只能通过君主的嘴巴说出来。世界上有不少“永远正确”的东西，实质就是权力正确。任何人的智慧劳动成果，都可以贴上权力标签，集中到君主一个人身上，以此树立君主的威信——所谓“权威”，不过如此。 [2] § 其政治传播观念 《君主论》 一、政治过程中的传播控制 信息传播系统之于国家，犹如神经系统之于人体。国家正是在人类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信息传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疆域的广狭及其组织程度的高低，与信息传播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国家，因地理环境、民族文化传播的差异，信息传播系统的社会职能不尽相同。但是在沟通上下，争取民心及协调、整合社会各阶段、各族群、各集团的利益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政治过程与传播过程实际上互为表里，彼此不可须臾分离。鉴于信息传播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把利用控制信息传播活动作为其施政的重要内容。 掌握控制信息传播，不仅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的利用，而且还意味着统治者对传播渠道的垄断，即统治者保证自己绝对的言论自由，而被统治者的言论权利受到削弱或完全被削夺。马基雅维里根据对当时政治实践的研究，认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在掌握活完全控制传播渠道时，不应该彻底地剥夺人民的发言权。尽管一般的民众智识低下，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他们不可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 马基雅维里一方面主张尊重并保障有识之士的言论特权，另方面又建议统治者在这种对话中绝对地保证自己的主导地位。他提醒有识之士，只是在君主听取意见时，只有对君主愿意征询的事情，他们才能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发言；反之，君主则“应该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在这个意义上，有识之士所享有的言论自由程序，与统治者的贤明雅量密切相关。但是对于这两者的关系，马基雅维里与自由主义者的看法大相径庭。 其二，统治者利用传播渠道以为自己的耳目，直接了解、观察现实世界的变动，及时发现危险的苗头，防祸于未然。马基雅维里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个过程，由微而著，由量变到质变。社会现象、国家事物也是如此。利用信息传播渠道，直接倾听民众的心声，对于潜伏中的祸患就能预察于幽微，就能够迅速地加挽回。 其三，禁止诽谤，阻止不利于统治者的消息流传。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不仅要有适当的手段，而且还要有足够的力量。无视力量的差距，而空言正义必得胜利，罪恶的胜利不会长久，在现实中必然碰壁。力量决定一切，而“力量常常依靠舆论，舆论又靠宣传。”在政治斗争中，政治家表面上显得比对手更有道德往往是力量的重要源泉。要显得自己有道德，就必须阻止敌人蓄意的诽谤。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提醒人们，一个城邦如果要保存它的政治自由，其“宪法就应当包括一些反对诽谤和猜疑杰出公民的习惯行为的太宽。”如果让诽谤不受限制地倾泄到政治家的身上，就会为国家造成无穷的麻烦。 其四，是杜绝献媚。作为诽谤的对立面，对统治者的献媚，也是一种极大的危险。因为不管什么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他们“对自己的事情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于他们难以抵御献媚这种瘟疫。要防止人们阿谀奉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知道你对他讲真话也不会得罪他；同时还须坚决地切断阿谀奉承的渠道。统治者一旦控制了传播系统，一旦克服了人性的弱点，阿谀之风就自然会消灭于无形。最后，政治家控制传播系统，限制民众的表达自由权，阻止舆论的生成与扩散，还能减轻其决策过程所面临的压力，使统治者的政治行为不受社会舆论的约束。这是集权制社会统治者的共同理想。 因此，马基雅维里主张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尽一切可能控制、垄断信息传播系统，即便是非法的不道德的手段。他深信，目的总会证明手段正确，胜利者不受审判。他在《佛罗伦萨史》中借用一个起义工人的话说：“胜利者不讼是用什么手段取胜的，人们考虑到的只有他们的光荣。良心这个东西和我们毫无瓜葛，不必考虑它。”在某些时候，“虽然行为可以非难，结果却应使人原谅他；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像罗缪拉斯的结果那样——就总会被原谅。”这一观点，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传播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前半期，墨索里尼、希特勒采取的新闻传播政策，就不难看到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影子。 二、政治形象的设计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里始终用人的眼光来观察政治现象，他不相信命运的主宰力量，反对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而无所作为。他十分看重人本身的力量，看重人的自由意志。在他看来，命运至多是人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政治家尤其如此，他决不能将一切交给命运，任凭命运的摆布，而必须为自己确定明确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马基雅维里认为，作为一国之君的统治者，其最起码、最基本的目标，必须是保持国家的生存，即维持政治现状，特别是保持对政府权力的控制。除此之外，他还必须追求更为远大的目标，那就是财富、世俗的名声和光荣。要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人民的理解、支持和或干。如果人民对统治者心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所以君主必须想方设法使“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同时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建立并且保持与人民的友谊，培养人民对自己的好感，这样统治者不仅能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且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民对于统治者的好感、友谊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形象。一个君主如果在人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自然易于赢得他们的信赖和支持。他以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科斯莫为例。说明了形象的重要。科斯莫富有财产和权威，康慨豁达，精明谨慎，常常不用请求就主动救济贫困，从不炫耀，行事节制，在与人民的交流中处处表现出廉逊的态度。他爱好广泛、学识渊博，尊重人才。故其当权之时，全城上下的支持几乎是没有保留的；死后葬礼也极为隆重，全城男女老少为他送葬，以至马基雅维里在描述他的事迹时“不得不多使用一些不平长的颂词。”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统治者具备各种美德固然是再理想不过的。但是，由于生活在他周围的尽是那些自私自利、背信弃义之徒。完美的品德反而会成为君主的拖累。所以，对于一个君主说来，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上述的全部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马基雅维里断言：统治者“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做180度的转变。”换言之，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学会并且善于伪装，不管他是否具有好的品德，都要显得象真的具备；不管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公认的道德准则，都要把它装扮成善行。在可能的情况下，他应该用美德善行去实现的目标。但是他还必须时刻准备着取得“邪恶的权力”，并且按照必然性的命令去运用它，不过，他还必须时刻小心谨慎，不要因此“获得一个邪恶者的名声”。 由此可见，马基雅维里心目中统治者应有的形象既令人爱戴又令人畏惧。那究竟是被人爱戴好还是被人畏惧好呢？马基雅维里认为最好是两者兼备。但是他又指出，一个统治者同时兼具这两者是很难的。如果两者必取其一，那么选择被人畏惧比选择被人爱戴要安全得多。这是因为“人民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爱戴是靠恩义维系的，由于人性的恶劣，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便会将这条纽带一刀两断；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遭受绝不放弃的惩罚而始终保持着。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此，一个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于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于他人的意志之上；应该选择被人畏惧，而不是被人爱戴的形象。马基雅维里同时还指出，统治者在选择被人畏惧时，还必须努力避免招致人民的仇恨，这是他对付一切阴谋的主要法宝，“如果君主避免引起臣民的憎恨和轻视，使人民对他感到满意，他就能够稳坐江山了。”反之，如果人民对他抱有敌意，怀有怨恨的话，他对任何一件事，对任何一个人就必须提心吊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保卫君主最坚强的堡垒，就是他自身不被人民所憎恨的政治形象。 三、政治传播的谋略 鉴于政治过程与传播过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和信息传播在树立君主形象，争取民心，沟通上下及协调社会各阶级、各族群利益方面的作用，马基雅维里对于政治传播的谋略也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总体而言，他对传播谋略的阐述，是站在政治家的高度进行的，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谋略就是政治谋略。其内容主要有如下几条。 第一，利用宗教情绪提高宣传效果。与中世纪经院学者的神权政治原则不同，马基雅维里不仅对宗教的真理性问题不感兴趣，而且坚决地反对宗教至上，反对世俗权力从于教会权力，并对罗马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正是罗马教会阻碍了意大利的统一，使世界衰退下去，成为坏蛋们的牺牲品。但是批判罗马教会并不等于全盘否定宗教。在他看来，对于国家、对于统治者而言，宗教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哪里有宗教，哪里就容易确立纪律，哪里就容易维持秩序。只不过，在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上，应该是教会服从国家，教权服从王权，教会和宗教应该成为国家政权手中的工具。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应该充分地利用宗教，利用人民的宗教感情，因为信奉宗教的人往往易于管理。如果在宣传过程中也利用人们的宗教情绪无疑会取得更好的效果。马基雅维里在研究古罗马历史时，发现了古罗马人的一个重大秘密，即利用宗教“来激励——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恐吓——普通大众，劝导他们宁可选择他们的共同的幸福，而不要斤斤计较于其他的利益。”对于罗马统治者以宗教在群众中唤起恐惧心理的做法，其印象尤为深刻。他认为这种宗教感情，不仅能鼓舞人民，使人们保持善良，使坏人羞耻，而且能培养其绝对服从的品德，宣传家、统治者如果弃之不用是不明智的。《君主论》 第二，暴力配合宣传。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略，有两个基本方法，一是说服人民，恳求他们的支持；二是使用强迫的、暴力的方法使他们服从。在他看来，由于人性的原因，第一种方法很难奏效。只有把这两种方法配合起来，即以武力强制的手段配合说服。他坚信强权即公理，因而赞赏汉尼拔的做法，因为后者认识到有必需靠他个人的围岩把恐惧灌输到他的军队中去，威吓他们不另作选择，从而保持队伍的统一、肃静和绝对服从。他从历史上看到，“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而建议统治者，当人们不再信仰、不再服从时，“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否则，他们就没有办法使不信仰的人信仰，使不服从的人服从，使曾经信仰的人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但是，马基雅维里又提醒统治者，对暴力、残酷手段的利用，应该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只有在维护自己安全所必需，并且能为臣民谋利益的情况下，才“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如果满无限制地使用武力手段，不仅对于宣传无益，就是统治者本身的地位也难以确保。 第三，口是心非，伪装骗人。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面对他的臣民，该不该守信义，应该讲真话还是应该讲假话，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怎样做对他有利。如果讲真话、守信用有利，自然守信诚实；反之，他完全有理由不守信用，进行欺骗。他主张，君主不仅必须善于骗人，“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而且还要善于为其背信弃义的行为涂脂抹粉。这种蒙蔽视听、口是心扉、谎话连篇的本领，可以说是任何君主成功的主要武器。他以亚历山大六世为例，说明任何一个想要欺骗人的统治者总是可以找到某些甘愿上当受骗的人：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做过其他任何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其他任何事情。可是他的欺骗总是称心如意地获得成功。这种欺骗的实践何以能够成功？马基雅维里提出了两个与众不同的理由，一是大多数人头脑简单，易于自我欺骗，且受到当前需要的支配，所以他们通常是毫无批判地从表面价值来看待事物。二是君主的行为受到政治权威的保护，加上君主与人民的隔离，人民观察君主只能得到他的“表面现象”，很少人能知道他的真实面目。对此政治家完全可以利用。 第四，信息传播要适应时势的变化而变化。根据马基雅维里发展的历史观，历史不是凝固不变的，时代与世事永远不停地在变化着。由于世事复杂、变幻莫测，政治家的性格、治国方法及宣传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因此那些僵化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统治者必然会时而遇到好运气，时而遇到坏运气。马基雅维里建议政治家与时共进，随着时代的时世而改变自己的性格，改变自己行事的方式，改变自己宣传的内容和形式，真正做到“知时势而通权变，”只有这样才能将“命运永远掌握在他手中，”才能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第五，利用历史进行道德训戒，报喜不报忧。如前所述，马基雅维里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深信历史著作应该向人民灌输道德精神，用最详明的方式传达最有益的道德训戒。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史料进行精心的挑选和组织，选择组织那些看起来“值得记录的部分”，以便显示出强有力的道德教诲力量。他认为，那些值得记录的东西，应该是我们祖先的最好的成就和伟大的实际。通过它不但能帮助人们回顾美好的时代，增强民族自豪感，而且还能鼓舞人民模仿他们的光荣事迹。对于这些能激起人们雄心壮志的历史事迹，政治家应该而且必须加以充分利用。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中的伟大事件，也应该成为道德训戒的教材。特别是统治者的某些善行及良好的道德品质，要加大宣传。如果这些美德善举不能见知于人，统治者就难以避免与此相反的恶名。至于统治者的贪婪虚伪、兽性发作、背信弃义，则应该尽力掩饰，不让人民知道。这种隐恶扬善的策略与古代东西方各国专制君主之所为实出一辙。 第六，旗帜鲜明，不含糊其词。在意见必然分歧的现实环境，在对立双方尖锐冲突中，政治家是应该观望中立，还是公开表态，直接地参与其中？历来是人们争论的重要课题。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应该公开表态并且支持其中的一方，成为其真正的朋友，这样有利于他获得别人的尊重。反之，如果采取滑头的骑墙的态度，置身事外，则不仅不能赢得真正的朋友，而且还会增加更多的敌人。 第七，不断地树立新的敌人，干大事，吸引人民的注意。政治家要想获得世人的尊重，树立自己伟大的形象，就必须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这种事业既可以是攻城掠地，也可以是改革内政。前者要求不断地为自己树立新的敌人，并且找出种种理由，然后一个一个地加以制服，这样他才能凭借着敌人“给他的梯子步步高升。”后者则在于他能非使自己治理的国家面貌焕然一新。这样一来，人们的注意力全被集中于君主所干的大事，君主成了社会权力的中心，其伟大的形象自然就会树立起来。 马基雅维里的传播谋略直接服务于一个目的，既树立政治形象，争取人民的友谊理解和支持，强化统治权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在论述这些谋略原则时，其不受道德约束的功利意识表露无遗。在他的心目中，充满了技术，而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目的总将证明手段正确。与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政治家大相径庭。他们都坚持，不但目的应该是高尚的，而且手段也应当是正当的，手段的目的应该一致。马基雅维里则主张，目的是唯一的，手段是从属于目的的；只要目的正当，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同样，不论是什么手段，只要能答到目的，也都是好的，不能因为手段的恶而影响目的的善。正是基于这一立场的差异，在马基雅维里的谋略库中，杂生着善与恶的诸多手段，而这些手段由于切中人性，至少在他那个时代是有助于实现政治家的目的的。[3] § 相关评价 《君主论》 《君主论》的作者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 意大利政治家、意大利作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他的著作之所以毁誉半参与他当时的历史时代和14年外交经历总结探索分不开： 15世纪的意大利，经济上开始衰退，政治上四分五裂，各个诸侯国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罗马教会既无能力去统一意大利，又不让其他势力来完成统一大业，这使得意大利成为邻国任意宰割的羔羊。马基雅维利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坚决倡导者。他认为，由于教皇和教会的存在、各城邦国家的彼此嫉妒和相互蔑视，使意大利丧失了中世纪时期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因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备受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蹂躏。面对意大利长期政治分裂造成的内忧外患，马基雅维利认为只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集权政治，才能抵御外侮消除内乱。虽然他本人衷心地向往崇尚共和制度，但同时也主张只要国王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力，动用一切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拯救意大利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君王制也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 他一方面系统地总结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法，突出表现在以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政治无道德论。认为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被后世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家，他已经摆脱了传统宗教思想的束缚，他的政治理论并不是从神学说教出发，而是从现状着手，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政治和法律领域中的问题。 《君主论》对现在社会的意义：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以资产阶级为主要代表的强力的统一的集权政治才能维持统治。 马基雅维里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在实践中有负面作用，他容易导致道德的沦丧，易于被那些战争极端分子多歪曲和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恶劣的影响，他把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单方面寄托在君主身上，对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轻视，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反映其狭隘的英雄史观的局限性。但是，分析、看待历史人物切忌脱离其具体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更不能以偏概全，而应正确、客观地给予公正的评判。我们必须看到马基雅维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是其政治思想的起点和归宿。他倾其毕生精力探索治国之道,兴邦之术,渴望祖国统一和强大。在政治理论方面,他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为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政治学说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他无悔于近代资产阶级奠基人的称号的，无悔于文艺复兴伟大巨人的称号！ § 所引发的思考 《君主论》 一、“幼稚”的经典：并不幼稚 《君主论》何以会成为经典？有人的解释是，因为这本书具有全面、深刻、爱国等特点。这些就构成充分条件，只说这是成其为经典的“一些”条件和特点而已；这样说是很稳妥的，但是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因为没有指出该书成为经典的主要原因。老师认为，就内容而言，《君主论》还真不能算什么经典，放在中国看，尤其如此。的确，中国自古以来，除了盛产丝绸、瓷器以外，还盛产帝王之术，意大利直到近代才出现的一本《君主论》和中国肇始于公元前的一大堆“君主论”相比，不仅不算经典，甚至还显得非常幼稚。 一方面，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关切最深、论述最多的就是“君主论”，就是帝王之术，即君主怎样为人处事、怎样驾驭臣下、怎样周旋朝野等等。中国的这些思想不是在16世纪产生的，而是早在公元前就已经非常成熟，非常司空见惯了。与《君主论》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是《韩非子》，另外，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中，也有很多直接记载和介绍帝王之术的，比如资治通鉴之类的。 既然《君主论》的内容算不上经典，那为什么它又确确实实成为了经典呢？ 原因在于，奉之为经典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西方人。而《君主论》成为西方政治学经典之作的缘由又在于——正如潘汉典先生在“译序”里所说的那样——他的“石破天惊”，他的“把政治学与伦理学相分离”，在于他是西方世界中，敢于首先开始赤裸裸地谈政治权术、政治手段的思想家。而如此这般“赤裸裸”的原因则在于，面对四分五裂的祖国，马基雅维利已经心急如焚，急于找出统一意大利的良方，拯黎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至于别人对他个人的评价，他倒并不在意，正如他奉劝梅迪奇时所说的那样，“不应在意承担恶名”。这样看来，马基雅维利的确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伟人，为了祖国和人民，能将个人置之度外。 另一方面，反观我们自己的“政治学”就会发现，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政治学”一直裹在伦理学之中，迟迟未能独立发展并走向成熟，实际上，就连原本相对独立的法律，最后也在汉代开始走上儒家化、伦理化的道路；而在法家出现之前的商周时期，“法”或曰“刑”，又和“礼”交织在一起。所以，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法家，其贡献也许正在于，把“法”从伦理学中抽离，置于“法、术、势”这一纯粹的政治理论体系当中。而除了法家以外，其他派别的思想家们，大都在有意无意地鼓吹伦理治国。 总之，中国的“帝王之术”，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已经逐渐成熟，这让我们忍不住嘲笑《君主论》的幼稚。但是，“早熟的代价是早衰”，所以，在接下来的整整几千年中，我们的“帝王之术”就再也没有什么大的进步，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仁政王道、外儒内法、罢黜百家和出礼入刑等等，其实质就是一锅粥式的伦理治国。甚至直到近代，沈家本主持清末修律时，还出现了与之相抗衡的“礼教派”，还在讲伦理治国；这就证明，中国自始自终，终究没有孕育自己独立、成熟的政治学。政治学一直处于“幼稚”的状态，就像个永远长不大，永远无法从伦理这一母亲身边独立开来，走向成熟的孩子。 而在西方，以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为开端，逐步形成了独立于伦理的、成熟的政治学，所以，马基雅维利又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 二、“史论”的方法：并不可靠 俗话说，你每天都能醒来，但不能保证你明天一定还能醒来。 《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利使用的论证方法，不是严格的逻辑论证和形而上的理性阐释，而是采取了一种直截了当（这再次表明，作者已经心急如焚，要为祖国统一出谋划策）的方法——以史实作为论据。这一点和《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中国传统的政论性史书差不多。 事实论证是一种归纳法，其形式包括概括总体性事实和枚举个别事实；史论作为一种事实论证，多采后一种形式，亦即枚举法。直接选取历史事实作为论据，固然也是一种有效的论证方法，但是，很遗憾，作者在具体应用史论方法的时候，带有很明显的偏见色彩。这让《君主论》一书的学术性大大削弱，因为没有注意论证方法的严密性和客观性；尽管以史实为论据的方法，让该书非常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 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作者对雇佣军的激烈反对上。作者说，历史上的雇佣军有作战不力、背信弃义等弊端，所以国家不能使用雇佣军，而是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军队。一个国家拥有自己的民族军队，当然很有必要，但是直接以历史事实为理由，全盘否定雇佣军的作用，显然不够严密、客观的，也难以令人信服。 作者只看到雇佣军的弊端，没有考虑到要设法加以因势利导，以便合理地利用这种军事斗争手段； 其实，如果及时付酬以严明纪律，事实证明雇佣军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比如，历史上，瑞士各个州政府就曾大规模培训雇佣兵，以供欧洲各国雇用，而且他们享有很高的声誉；西方的一些史学家，常这样形容14世纪至18世纪的瑞士雇佣军：“他们是最吃香的，也是最声名狼藉的。”事实上，在18世纪的法国，瑞士雇佣军还构成其正规军的精锐部队。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都曾使用雇佣军，他们完成军事任务的能力相当之强，战绩卓著。又如，在北非国家利比亚，尽管卡达菲现在近乎众叛亲离，他的非洲雇佣军却誓称，要捍卫他直到“最后一刻”。 以上种种事实（笔者也姑且使用一回事实论证法）表明，合理利用雇佣军，从统治者角度来看，确实能够成功地完成原定任务，——不管这种任务是镇压国内骚动，还是完成国家统一。本来，从马基雅维利本人的逻辑来看，只要能完成国家统一，即使雇用声名狼籍的雇佣军也无可指摘；但是他却有些感情用事（这一点可以从他论述雇佣军时的激烈用词看出），有些偏激和偏见，以致最终草率地得出了结论：应由本国国民组成常备国民军，反对雇佣外国军队。从而丧失了合理利用，这一有力工具的可能性。 当然，也许我又在苛求古人了。也许正是因为考虑到读者的对象特定性——最高执政者，所以作者才直截了当地出谋划策，并不进行严格的学术性论证；这一点和洛克、卢梭等人，把自己的作品称为“论文”是不同的，但却和中国古代的政论性史书如出一辙。然而无论如何，单从学术上来看，《君主论》的论证方法并不是十分可靠的。 § 中文译本 《君主论》的第一个中译本是伍光建（君朔）先生节译本，题名为马加维里著《霸术》，商务印书馆出版； 第二部是曾纪蔚译，题名蔚意大利麦克维利著《横霸政治论》，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社出版； 第三部译本题名蔚《君》，1934年中国文化学会出版。这些译本均系根据英译本转译，早已绝版； 1985年商务印书馆再度出版了由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潘汉典教授翻译的《君王论》。 § 关于作者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1469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是意大利著名政治家，他的著作《君主论》影响了后世许多政治家，他的理论也被曲解为马基亚维利主义，即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强权至上主义。马基亚维利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曾是一名律师，但当他出生后，家中除了四壁图书外已经一无所有，所以他没有多少受教育的机会，完全依靠自学。 1527年，美第奇家族倒台，佛罗伦萨恢复共和制，马基亚维利想继续为共和国效力，但因为他曾效力于美第奇家族，不被共和国起用，郁悒成疾，58岁即去世。 著名著作： 《君主论》 《蒂托·李维<罗马史>的最初十年》 《论战争艺术》 《关于日耳曼国家的报告》 《论李维》 《佛罗伦萨史》 剧本 《曼佗罗花》 《克丽齐娅》 § 译者 《君主论》的第一个中译本是伍光建（君朔）先生节译本，题名为马加维里著《霸术》，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次是曾纪蔚译，题名蔚意大利麦克维利著《横霸政治论》，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社出版；第三部译本题名蔚《君》，1934年中国文化学会出版。这些译本均系根据英译本转译，早已绝版。1985年商务印书馆再度出版了由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潘汉典教授翻译的《君王论》。 § 目录 《君主论》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 第一章 君主国有多少种类?是用什么方法获得的? 第二章 世袭君主国 第三章 混合君主国 第四章 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国在亚历山大死后没有背叛其后继者 第五章 对于占领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应当怎样统治 第六章 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 第七章 论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 第八章 论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人们 第九章 论市民的君主国 第十章 应该怎样衡量一切君主国的力量 第十一章 论教会的君主国 第十二章 论军队的种类与雇佣军 第十三章 论援军、混合军和本国的军队 第十四章 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 第十五章 论世人特别是君主受到赞扬或者受到责难的原因 第十六章 论慷慨与吝啬 第十七章 论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是否比被人畏惧来得好些 第十八章 论君主应当怎样守信 第十九章 论应该避免受到蔑视与憎恨 第二十章 堡垒以及君主们每日做的其他许多事情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 第二十一章 君主为了受人尊敬应当怎样为人 第二十二章 论君主的大臣 第二十三章 应该怎样避开谄媚者 第二十四章 意大利的君主们为什么丧失了他们的国家 第二十五章 命运在人世事务上有多大力量和怎样对抗 第二十六章 奉劝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 本译本使用和参考的主要书目 译后记 [4] § 内容精要 全书有26章。前11章论述了君主国应该怎样进行统治和维持下去，强调有势力保护国家容易、反之则难，君主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12-14章阐明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是君主惟一的专业。后12章是全书的重点，全面论证马基雅维利的术治理论。 《君主论》对不同类型的君主国做了明确的区分：如世袭君主国、混合君主国、依靠自己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获得的新君主国、世民君主国和宗教君主国等等。启示实行统治的君主们如何参照别国的历史经验，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建立适合自己的君主政体。这无疑是一个君主在立国之初首先考虑的原则。君主立国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要把基点放在自身的力量上，凡是这样做的，日后保持自己的地位，就没有多少困难。这是马基雅维利对君主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提出的第二条原则。 任何一位君主或政治家要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必须学会政治统治的方法，这就是君主的基本行为原则，既是书中的重点，也是后世争论的焦点。 《君主论》赤裸裸地将君王的政治行为和伦理行为截然分开，直言不讳地否定一般公认的道德。它认为，人们必须承认世界上有两种斗争方法，一种是运用法律，一种是运用武力。前种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理性行为，而后者则是兽性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面前，前者常常使人力不从心，迫使人们必须诉诸后者。这就要求君王必须懂得如何善于运用野兽的行为进行斗争，做君王的如果总是善良，就肯定会灭亡，他必须狡猾如狐狸，凶猛如狮子。狮子不能防御陷阱，狐狸不能抗拒豺狼，所以，君主做狐狸是要发现陷阱，做狮子是要吓走豺狼。 《君主论》主张一个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事业或统治目的，不要怕留下恶名，应该大刀阔斧，使用暴力手段解决那些非用暴力解决不了的事，不必要守信义，伦理道德可以抛弃不管，因为目的高于手段。在守信义有好处时，君王应当守信义。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时，或者原来自己守信义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任何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对不能，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它还告诉君王：“必须学会将这种品格掩饰好。”必须习惯于混充善者，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君主论》还主张君主应当显得虔信宗教。使宗教在国家中占有显要的地位，这并不是因为宗教的真实性，而在于它是联系社会的纽带。《君主论》中关于教会王国的论述中指出：“教会王国在取得政权以后，便受到宗教习惯的保护，这种君王不需要有军队，因为他们有人心所不能企及的崇高大义所支持。”他们显然是由上帝所树立，也是由上帝所把守着，如果轻易地对它加以评论，那就是狂妄无知的行为。 在政治手段问题上，马基雅维利认为，用注定要失败的方法去追求某个政治目标是徒劳的，即使为了一个很好的目的，也必须要选择能够实现它的手段。手段问题不要去管目的的善与恶，而要按照纯粹的科学方式去处理。成功的意义在于达到目的，不管这个目的是什么。假若世界上有一门“成功学”，专门研究恶人的成功，肯定会和研究善人的成功做得同样好。因为恶人成功的事例比圣贤成功的事例并不少，有时反而更多。如果这门学科成立，对圣贤和恶人同样有用，因为圣贤一旦涉及政治，必定同恶人一样，希望自己成功。 § 写作意图 书是分了三个大的部分，分别是：当时历代国家的分类以及对其中君主国中君主得到政权的不同方式的分析来说明他们之间获得和维持统治的难易程度；从历史上一些国家兴亡的分析中指出君主关于掌握军队的类型和方式的一些具体建议；对历代君主行为的分析指出于君主统治中的一些行为和品行的建议。 第一部分对读者来说是一个对当时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一些了解和马基雅维里自己对政权分类的一些观点。第二部分是作者对自己祖国意大利当时军队状况的担忧和否定。第三部分，就我感觉，是整部书的最精彩也是最受争议的地方，我的一些感受和想法也大都来自于此。 马基雅维里 对与人性的假设，就现在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是符合Y理论的。他所认为人是自私和总是寻求自身利益的、忘恩负义、不知回报、忘记自己被剥夺的财产和妻女要不忘记杀死自己父亲的仇恨要困难的多，所以他建议君主在仁慈和残酷之间因该选择残酷，而不用总是仁慈，但其中要保持人名不对自己的残酷而不产生仇恨。他从历史中得到具体的做法，所有被杀的人都要经过正式的审判和定罪，这样才能保证威严、表面上的仁慈和正义。他的想法是和荀子“人之出，性本恶”的说法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荀子是劝解人们要学习，以弥补自身的不足，而他是从不同的角度说了解决方法。 译者的序言中提到古今有许多手腕强硬的任务都是十分推崇《君主论》中的观点的，其中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德国统一的名相卑斯曼、法国皇帝拿破伦还有希特勒和莫索里尼，还有很多。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被称谓暴君而且自己最后也没能逃脱被历史抛弃的命运，他们可能也是没有完全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去执行。虽然他说到君主需要像狮子一样迅猛也要想狐狸那样狡猾，两者缺一不可。但是他又说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不能被列位伟大人物的行列之中的。君主需要做一个伪君子和大骗子，但要注意的是要在表面上做到一些所应该有的良好品行，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们对道德的牺牲。我想这是符合哲学辩证的观点的。中国历史上强大的国家和厉害的君主也不乏这样的任务，曹操杀无辜的粮草官湟后、赵匡胤的杯酒轼兵权都是如此。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也是马基雅维里的论调，他强调，就君主自身来说，一个被贵族所支持和推选的君主远没有一个受人民支持的君主来的安全可靠；一定不能让人民憎恨，否则再多的堡垒都是没用的。 马基雅维里关于让君主如何避开献媚者的建议是很值得学习的，君主既要能看到事实的真相也需要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严而不能让人人都可以直柬，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作者设计的方法是可行的：让一小部分人仅就君主所问的事情说出真相，而此后不在考虑别人的观点了，而且君主需要自己作出判断。 整本书中讨论关于命运对君主的影响的那一章是最精彩和最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马基雅维里强调命运有强大的力量，但也只能主宰一半的人生的成败。命运就像一条泛滥肆虐的河流，但只有对那些没有做好防护抵御的人面前才显现出了她的威力来，而对于有准备的人来说并不可怕。她是一个女子，需要去征服，她更喜欢做事勇猛果敢的人。马基雅维里指出只有人的做法符合时代对他要求，他才能战胜命运，否则就会被命运所打败。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他的这种人身观和历史价值观对后人是有巨大影响的。 § 专家点评 马基雅维利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被称为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他一方面系统地总结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法，突出表现在以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政治无道德论，被后世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家，他已经摆脱了传统宗教思想的束缚，他的政治理论并不是从神学说教出发，而是从现状着手，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政治和法律领域中的问题。 要了解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必须结合他当时的历史时代来看。15世纪的意大利，经济上开始衰退，政治上四分五裂，各个诸侯国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罗马教会既无能力去统一意大利，又不让其他势力来完成统一大业，这使得意大利成为邻国任意宰割的羔羊。马基雅维利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坚决倡导者。他认为，由于教皇和教会的存在、各城邦国家的彼此嫉妒和相互蔑视，使意大利丧失了中世纪时期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因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备受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蹂躏。面对意大利长期政治分裂造成的内忧外患，马基雅维利认为只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集权政治，才能抵御外侮消除内乱。虽然他本人衷心地向往崇尚共和制度，但同时也主张只要国王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力，动用一切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拯救意大利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君王制也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14年政治生涯，特别是外交经历总结探索的结果。综观《君主论》，讲的是君主的治国之道和兴邦之术，主旨是君主或其他类型的专制统治，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中心问题不外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这两个方面。书里推崇的是强力而独裁的君王制度，深刻而鲜明地体现了作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特点。在《君主论》问世的年代，几乎一切引人注目的成功都是与各种卑鄙手段相联系的。那些建立丰功伟绩的君王们大都施阴谋、用诡计，甚至无耻地戏耍那些恪守信义的人们。 西欧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神权国家观念。奥古斯丁提出了影响极大的“上帝之国”和“人间之国”这种“双国”理论。“上帝之国”即基督教所说的天堂或天国，是上帝建立的光明的神之都；“人间之国”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国家，是黑暗的地之都。所以“上帝之国”高于“地上之国”，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在奥古斯丁之后，托马斯·阿奎那则从国家起源和国家目的这两方面把国家“神话”。 他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社会和国家正是适应人的天性需要的产物。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创造者，所以从根本上说只有上帝才是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类过一种快乐而有德行的生活，通过有德行的生活达到升入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因此从最终目的来说世俗国家也应服从教权。 但从13世纪下半叶起，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到16世纪末已基本完成。其主要观点就表现在《君主论》中，现代国家观念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使“国家”摆脱中世纪的神权，反对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强力才是国家和法律的基础。 《君主论》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惊世骇俗之书，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它作为第一部政治禁书而为世人瞩目。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著作像《君主论》这样，一面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禁忌，另一面却获得了空前的声誉。有人说它像一本“恶棍手册”，因为它触及了道德信念在政治思考中的位置，在很长时期内受到了猛烈的攻击。马基雅维利大胆地点出人类许多劣根性，正好作为统治者利用之处。他对人性的假设无法容于基督教文化下的社会。 然而无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他所提到的内容都是切实存在的。直到20世纪后期，人们才开始以科学态度对待它。在西方，《君主论》被列为最有影响和最畅销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的最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剖析。作者本人也被称为第一位将政治和伦理学分家的政治思想家。 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打破了旧的、自欺式的政治家观点的同时，创立了新的政治学观点，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 妙语佳句 教会王国在取得政权之后，便会受到宗教习惯的保护，这种君王不需要有军队，因为他们有人心所不能企及的崇高大义所支持。 § 为什么说《君主论》毁誉半参 《君主论》之所以毁誉半参与马基亚维利当时的历史时代和14年外交经历总结探索分不开： 15世纪的意大利，经济上开始衰退，政治上四分五裂，各个诸侯国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罗马教会既无能力去统一意大利，又不让其他势力来完成统一大业，这使得意大利成为邻国任意宰割的羔羊。马基雅维利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坚决倡导者。他认为，由于教皇和教会的存在、各城邦国家的彼此嫉妒和相互蔑视，使意大利丧失了中世纪时期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因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备受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蹂躏。面对意大利长期政治分裂造成的内忧外患，马基雅维利认为只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集权政治，才能抵御外侮消除内乱。虽然他本人衷心地向往崇尚共和制度，但同时也主张只要国王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力，动用一切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拯救意大利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君王制也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 他一方面系统地总结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法，突出表现在以目的说明手段正当的政治无道德论。认为军队是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君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应靠残暴和讹诈取胜。认为君王在统治之时要以实力原则，不择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被后世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另一方面，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家，他已经摆脱了传统宗教思想的束缚，他的政治理论并不是从神学说教出发，而是从现状着手，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政治和法律领域中的问题。 《君主论》对现在社会的意义：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以资产阶级为主要代表的强力的统一的集权政治才能维持统治。 § 《君主论》新版 作 者： （意）马基雅维里 著，王水 译 出 版 社：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10-1 字 数： 72000 版 次： 1 页 数： 105 印刷时间： 2009-10-1 开 本： 16开 印 次： 1 纸 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564028527 包 装： 精装 所属分类： 图书 >> 政治 军事 >> 政治 >> 世界政治 定价：￥20.00 著名著作： *《君主论》 * 《蒂托·李维<罗马史>的最初十年》 * 《论战争艺术》 * 《关于日耳曼国家的报告》 * 《论李维》 * 《佛罗伦萨史》 剧本 * 《曼佗罗花》 * 《克丽齐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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