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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西戎
释义

西戎的称谓最早来自于周代,周人自称华夏,便把华夏周围四方的族人,分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以区别华夏,西戎是古代华夏人对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

发音

西戎(xī róng)

古代族名

名称起源

在周人兴起时,西戎仍是在陇济及泾洛一带游牧的鬼戎,其实也是许多部落的总名,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古公亶父在豳时,“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诗·大雅·绵》歌泳古公亶父在周原筑城,混夷远遁。但周原的戎患仍很严重。《诗·小雅·采薇·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采薇》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见戒,猃狁孔棘”等句,《孟子·梁惠王》下甚至说:“太王事熏鬻,文王事昆夷。”文王经过征服与争取,戎狄“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实际上打着商王的旗号对周围各部落与方国的兼并,有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为灭商准备了条件。

鬼戎蔑称

鬼戎的“戎”是周人加的蔑称,其它如薰育、熏鬻、昆夷(夷也是诸夏所加)、绵夷、串夷、畎戎、大戎、猃狁,实际上是同一称呼不同时期不同的译写,王国维先生指出这些不同称谓:“余谓皆畏与鬼之阳声……故鬼方、昆夷、薰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此一族不是一个部落,而是有相同族称的族群,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在战争中各部落也许有一定的结盟统一号令。

殷墟卜辞

殷墟卜辞已出现“戎”字,是否作族称,还要进一步研究。“羌”或“氐羌”则在商代已作为族称,而且羌还用作对西方各族的通称。

确定地以戎作为族称始于周人,在灭商以前,主要用来称呼周原附近与周为敌的各部落,其劲敌集中于周原以西陇山地区,故称为西戎。灭商以后,为表示对商的敌忾,称之为“戎殷”或“戎衣”。至西周中叶,徐为西周东方劲敌,虽明属东夷,仍往往称之为“徐戎”,此称延续到春秋战国。自春秋时起,“戎”还偶而与“华”并称为“华戎”。这些都是以戎作为对所有非华夏各族的泛称。至于“西戎”,在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指氏羌系各部落,秦汉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狭义即指氐羌诸部,广义则包括中国西部各民族。

氏羌西戎的起源

与炎帝、黄帝的渊源

氐羌与炎帝、黄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国语·晋语》记述,炎、黄二帝为兄弟,是少典氏,,父,,与有?氏,,母,,所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中,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民国初年以来,章太炎在《检论·序种姓》中已指出:“羌者,姜也。”后来傅斯年在《姜原》中进一步论证:“地望从人为羌字,女子从女为姜字”;顾颉刚在《九州之戎与戎禹》中更指明:“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

与姜姓各部落的渊源

姜姓各部落,奉伯夷、四岳为祖神。《国语·周语》说:“,,上帝,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其后有申、吕、齐、许等国;《郑语》又说:“姜,伯夷之后也。”四岳又称太岳,《左传》隐公十一年说:“夫许,大岳之胤也”;庄公二十二年又说:“姜,太岳之后也。”四岳,在《山海经》中写作西岳,形近致误。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断言:“伯夷之称四岳与太岳者,盖又因伯夷本为西羌及姜姓民族之岳神耳。”

姜姓在西周为舅族之显姓,有申、吕、齐、许等诸侯,其中尤以齐与申,为周所倚重。姜姓诸侯为华夏的重要来源之一。但直到春秋,仍有姜姓之戎,姜戎的酋长驹支明确说:“我诸戎四岳之裔胄也。”即使姬姓,也有骊戎和狐戎,他们与晋通婚,受到了“同姓为婚”的指责。

氏羌与姜姓的关系,《山海经·海内经》说:“伯夷父生西,,四,,岳,西,,四,,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与姜姓同奉伯夷、四岳为祖神而异姓,表明了四岳苗裔的分化。

《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记述:“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氐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

此外,远古神话还有关于共工与鲧是羌人的天神与祖神的内容,而大禹出于九州之戎或西羌。在第一编远古各部落集团一节已经述及,炎、黄二帝部落集团,起源于陇山东西,渭水上游,是其在东发展的为华夏的主要来源之一,往西发展的即氐羌族系。共工与鲧禹,源出陇山地区,而兴于黄河中游。到商代他们的苗裔多已与商人融合,有些则在商人眼中仍是羌人。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明

上述远古神话关于氐羌与炎黄的渊源关系,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证明,陇山东西,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距今七八千年的,有陕甘接壤地带陇山两侧的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有河南及河北南部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大致上,今河南境内及河北南部的仰韶文化是从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的;晋南、陕西乃至甘青地区的仰韶文化是由老官台文化及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发展而来的,陇山以西,甘青及今宁夏南部,四川西北部,继仰韶文化发展的为马家窑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3300—前2050年,基本上与黄河中游及古黄河下游的河南、晋南、陕西、冀南地区的龙山文化平行发展。这时中原地区已进入炎黄与两吴两大系统各部落集团的斗争与融合时期,形成以黄帝、尧、舜、禹为代表的王朝前古国共主“禅让”的时代。

在黄河中上游,继马家窑文化发展的是齐家文化,这是早期青铜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上重合。齐家文化的来源,可能不单纯来源于马家窑文化,也受了陇山以东乃至关中文化的影响,年代上限相当公元前2000年,已进入夏代编年范围。

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都比较集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一些适于农耕发展的河谷地带,从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当时人的生活遗留看,都是比较原始的农耕文化,同时养畜业和渔猎经济也占较大的比重,阶级分化已经出现。

继齐家文化发展的黄河上游青铜文化,陇山以西至甘南洮河流域有寺洼文化,仍以农业为主;黄河上游及湟水流域分布的卡约文化,则已发展为以游牧为按照传统的观点,羌人似乎从起源时代起就是游牧族群。同时传统的看法,认为原始社会各部落的经济发展,都是由采集、狩猎、游牧,再发展为农业的。考古学证明这种传统的看法是不科学的。我国所有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除北部草原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诸文化可能是以狩猎或渔猎为主,其余各种新石器文化,包括陇山以西,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文化和早期青铜文化,都是以农业为主的文化。

西周及春秋时代的西戎

历史溯源

周人在古公亶父以前,分布于泾水上游,与戎狄杂处。古公亶父不堪戎狄的攻掠,举部迁徙于周原,与姜姓部落世为婚姻,革戎俗,发展农业,奠定了立国之基。姜姓部落在文化上与周人还有一些差别,在周原先周文化中发现了一些带羌戎文化特点的墓葬,大概就是姜姓部落的遗存。“姜”即“羌”,姜为周之舅族,周人自身也曾包括在商王朝泛称的氏羌之中。当周人已农业化并且日益壮大兴起时,强调自己是黄帝姬姓的嫡派,是在夏朝衰亡时“自窜于戎狄之间”的一支夏人。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说:“戎,兵也”,兵即武器;应劭《风俗通义》说“:“戎者,凶也。”周人大概由“兵”、“凶”之义引而称呼与之为敌的氐羌各部落为戎,一方面表示敌忾,同时也将他自身及舅族与氏羌人区别开来。

竹书纪年

到周文王之父季历时,已臣附于商,并依靠商朝的支持,展开了对周围各游牧羌戎的兼并和征伐。古本《竹书纪年》载: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

太[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之戎,周师大败。

太[文]丁四年,周人伐无余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太[文]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

太[文]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周文王继位后,为商西伯,曾被纣王囚于羑里,后来获赦释放,纣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于是伐犬戎、密须。

在上述季历与文王征伐的诸戎中,以西落鬼戎为最强,既称“西落”,当在周原以西汧陇地区及其以西,大概是与鬼方有共同族称的游牧民族。一次战争被俘获“十二翟王”,可见鬼戎部落之众,“十二翟王”即是十二位鬼戎部落酋长。“翟”以同音与“狄”相通假,本非族称,是周人及诸夏加给鬼戎的蔑称,与“戎”具“兵”、“凶”之义引申加之于各敌对部落相同。王国维先生说:“《经》、《传》所记,自幽王以后至春秋隐、桓之间,但有戎号,庄、闵以后,乃有狄号。”又说:“狄者,远也……《书》称‘狄矣西土之人’,《诗》称‘舍尔介狄’,皆谓远也。乃引申为驱除之于远方之义……凡种族之本居远方而驱除者,亦谓之狄。”所谓“翟王”,即远方当驱除之王。

王国维考证

商及周初的鬼族,按王国维先生考证当是畏族,与媿、隗等姓相通,是汉代隶定时写为鬼,鬼方即畏方,是一个分布很广的族群,西周早期铜器铭文《小盂鼎》记述了盂在受爵以后两年,即康王二十五年,以两次对鬼方战争的胜利告捷献俘于周庙而受庆赏的史实。其第一次仅俘虏即达“万三千八百十一人”,“执兽三人”,第二次又“执兽一人”,此外,还掠夺了大量牲畜财物。此铭残泐过甚,难以通读,但从可辨释的俘获数字看,已表明战争规模之大,周对他征伐不遗余力,也可见鬼方当是一个人众较多的强敌。

郭沫若分析

郭沫若先生分析了俘人达万三千多,“执兽”仅一二人,指出“足见兽之重要,盖兽读为酋,言生擒其酋首也”。铭文还记述了鬼方酋长回答讯问为何反叛时说,他们因为周之伯首先进犯,才“从商”反叛的。郭沫若先生推断此处所说的商是在商朝灭亡后逃往西北的商王遗族,并具体指为后来被秦灭亡的杜毫,他们在周初曾联合鬼方进行反周的战争。

梁伯戈记载

另有《梁伯戈》记载梁伯曾伐“鬼方(蛮)”。梁国,秦改为少梁(今陕西省韩城县),在镐京东北。故王国维断定鬼方“全境犹当环周之西、北二垂而控其东北”。

在今山西省境内,商代原有许多羌人部落与方国。周初,唐叔受封于晋南,仍“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受赐之民也有“怀姓九宗”。可见当时晋南仍有不少羌戎,“怀姓”即鬼方之媿姓。在太行山东侧,今河北省南部也有鬼侯城,《史记索隐》引《括地志》说:“相州滏阳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亦名鬼侯城,盖殷时九侯城也。”滏阳即今河北省滏阳县,鬼方也有东迁至太行山以车古黄河下游立国为诸侯的。

在周人兴起时,仍在陇济及泾洛一带游牧的鬼戎,其实也是许多部落的总名,并且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古公亶父在豳时,“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诗·大雅·绵》歌泳古公亶父在周原筑城,混夷远遁。但周原的戎患仍很严重。《诗·小雅·采薇·序》说:“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采薇》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见戒,猃狁孔棘”等句,《孟子·梁惠王》下甚至说:“太王事熏鬻,文王事昆夷。”文王经过征服与争取,戎狄“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实际上打着商王的旗号对周围各部落与方国的兼并,有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为灭商准备了条件。

鬼戎的“戎”是周人加的蔑称,其它如薰育、熏鬻、昆夷(夷也是诸夏所加)、绵夷、串夷、畎戎、大戎、猃狁,实际上是同一称呼不同时期不同的译写,王国维先生指出这些不同称谓:“余谓皆畏与鬼之阳声……故鬼方、昆夷、薰育、猃狁,自系一语之变,亦即一族之称。”此一族不是一个部落,而是有相同族称的族群,他们已进入阶级社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在战争中各部落也许有一定的结盟统一号令。

周王伐戎

周武王伐纣,得到了西土各国的支持,《牧誓》所举有羌,大概即殷墟卜辞中作专名的羌方。此外,在周代的文献中,很少见羌作族称,原被商代泛称为羌的诸部落与方国,其保持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都已泛称为戎。周文王虽已使诸戎臣服,也还是叛服不常。周武王灭商以后,为保障京师的安全,“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西周初,从陇山东西到河套、东延及今山西境内,都有诸戎游牧部落分布,与周保持“以时入贡”、“王事天子”的关系,比较相安。从《小盂鼎》、《梁伯戈》的铭文看,康王时还发生过对鬼方的战争,而史书失载。鬼方在商周之际与周初,是周人的劲敌,所以周人把鬼方当作远方的通称。

西周中叶,与戎狄相安共处的局面日益难以维持。周穆王时,周室尚称强大,因“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狼、四白鹿,王遂迁戎于太原”。穆王西征到了什么地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乃宴。”昆仑丘所在,各家考证不一,肯定已超过陇山山脉,到达今甘青境内,见到了西戎的一位女酋长。穆王从陇以西迁戎至泾水上游之太原,大概是为了便于控制,后来太原之戎成为周室邻近王畿的威胁,完全与穆王初衷设想背道而驰。

自周夷王以后,周日益衰败,“荒服不朝”的局面越来越严重,而秦族在陇山地区逐渐壮大,周也逐渐倚靠秦人来制西戎。

周考王时封非子于秦邑(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为周附庸。同时接受申侯的要求,让非子同父异母兄弟成继承其父大骆的酋长地位居犬丘,,也在天水市境,,,“以和西戎”。成的母亲是申侯之女,申的这一支对西戎有重大的影响,与周也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大概是姜姓申国仍居陇山地区的游牧人,当他们与周为敌时,称为申戎或姜氏之戎。

据古本《竹书纪年》及《后汉书·西羌传》记载:

周夷王时,命虢公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

周厉王时,西戎杀秦仲同族,即居于犬丘的一支大骆的后裔,王命伐戎,不克。

周宣王四年,使秦仲伐戎,失败被杀,宣王召秦仲之五子,予兵7000破戎,西戎稍却,秦迁居犬丘,周封秦仲之长子为西垂大夫,即秦庄公。

宣王五年,猃狁,,即犬戎,,侵周至泾水北岸,宣王派南仲筑城于朔方,尹吉甫击败猃狁,逐至太原,一时西戎臣服。

宣王三十一年,遣兵伐太原之戎,不胜;三十六年代条戎、奔戎,败绩;三十八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三十九年,王伐申戎。《国语·周语》上记述,“,,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此役当与《竹书纪年》所记宣王三十九年代申戎是同一史实。千亩为周王之籍田,应距镐京不太远,宣王败后“遂料民于太原”,也就是穆王迁戎于太原之太原,在镐西北,实际上是周之远祖在泾水上游与戎狄杂处的地区,与后世所说晋阳太原不同。戎人所灭姜侯之邑,大概是姜姓之封于周原境内者,《水经·渭水注》“岐水又历周原下,水北即岐山矣。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此姜氏城或许即戎人所灭姜侯之邑。

戎人地理分布

晋国北戎

条戎在中条山北鸣条陌,奔戎与条戎并列应相距不远。汾、隰为晋中两水名,汉代有隰县,今山西省离石县境,,,其地在晋国之北,故晋人称之为北戎。

从以上可以看出,宣王时与诸戎的战争重心在陇山地区的西戎,同时在霍太山南北,戎人与周与晋也发生了一些规模较小的战争。

申的另一支,与周王保持密切的甥舅关系。周宣王封其舅申伯于谢邑(今河南省南阳市东谢营),控制南方。周幽王后也来自谢邑之申国,幽王无道,失信于诸侯,宠褒姒,废申后及其所生太子宜臼。公元前771年(幽王三十一年)申侯联合增国(也在今南阳市境内)及犬戎攻镐京,杀幽王,立宜臼为周平王。为避西戎,迁都于雒邑,史称东周;当前中国史界以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0年为春秋时期的开端。

春秋诸戎

进入春秋时期,诸戎分布很广,而且在中原与周王及诸夏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可分为镐京与岐周地区、伊洛地区、鲁西及豫北地区、晋国周围地区、陇山与陇以西地区。

平王东迁,封秦襄公为诸侯,命襄公从西戎手中收复岐周地区,并将岐以西赐秦。至公元前750年(周平王二十一年),秦文公击败西戎,“于是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实际上岐以东仍为诸戎所占据。秦又经过几十年与诸戎的斗争,至秦武公灭戎人彭戏和小虢,于是东至华山。公元前677年(周僖王五年),秦德公迁居雍,,今陕西省凤翔市,,,从此秦在崤函以西发展为强国,而秦与西戎的斗争转向陇山及陇以西地区。

鲁西及豫北地区,主要是戎州已氏之戎,春秋初与鲁、齐、郑等国的关系,已在本编第二章第一节述及。

伊洛地区,在平王东迁以前已经有不少戎人部落,其中见于《左传》有名可考者有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公元前649年,,周襄王三年,,,王子带作乱,招扬拒、泉皋、伊洛之戎攻王城,烧东门。此后,伊洛之戎曾与鲁、晋会盟,又曾攻宋,在陆浑之戎迁来以前是伊洛地区主要的戎患。

瓜州迁戎

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秦穆公与晋惠公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同时迁姜戎于晋南。陆浑戎周詹桓伯说是“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晋范宣子对戌子驹支说:“昔秦人逐乃祖吾离于瓜州。”这个瓜州在秦晋西北,杜预认为在敦煌,但敦煌在秦雍都以西千数百里之外,其地在汉武帝时始立郡,若远在敦煌,对秦毫无威胁,秦也无力驱除他们。允姓,因猃狁而得姓,与鬼方媿姓相同,西戎本有九州之名,瓜州大概为其中之一,在秦雍都附近,泾、洛二水中上游及陕北一带。秦因陆浑与姜戎近都,务在驱除,而晋惠公原逃亡在外,得秦国支持才获得晋侯地位,他的母亲又是允姓戎之女,允姓戎是他的舅族,因而迎合秦国,招允姓陆浑之戎安置于伊水流域,嵩山附近,而姜戎安置于晋南。

陆浑之戎,南迁后除伊川之外,还有一些分布于熊耳、外方诸山之北,黄河之南,山北水南称为阴,所以黄河与熊耳之间称为阴地,故陆浑戎又称阴戎,又因其原居地已有九州之名,称为九州之戎。南迁后,成为周王新的威胁,在晋楚争霸期间,依违于晋楚之间。公元前606年(周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公元前525年,,周景王二十一年,,,晋国灭陆浑,陆浑酋长奔楚,而余众属晋,不久晋国即完全吞灭九州之戎而筑城有其地。

戎晋杂处

晋国周围,西周以来不仅有许多姬姓与异姓诸侯,也有许多戎狄部落杂处其间。西周初,成王封其弟虞于唐,在河、汾以东,地方百里,唐在今山西省翼城县境。其后分为翼城、曲沃两支。公元前679年(周僖王三年),曲沃武公并晋湣侯之地,迁居翼城,统一晋国,并得到周王承认为晋侯。其境域仍限于汾涑平原。武公于公元前677年去世,献公继位,大肆扩张兼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述晋国女叔侯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

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韩非子·难二篇》记述晋烛过说:“昔者吾先君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可见献公以前晋国周围小国林立。即晋献公并国如此之多,还是“戎狄之民实环之”,直到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十八年)晋国籍谈仍声称:“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而远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此时已是春秋晚叶,籍谈的话显然有夸大,但也反映了晋国周围戎狄分布的复杂情形。自夏代以来,直到春秋初叶,霍太山南北戎狄分布的基本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但到春秋中叶以前,戎与狄不加区分,至春秋中叶,始有“狄”的族称,晋国及郑、卫、邢等国北边各部,一般都称为狄,有赤狄、白狄、长狄各族群,将在北狄一节叙述。晋国境内杂居之戎及晋国南边之戎,有名可考者有条戎、奔戎,已在前面述及。晋穆侯“七年伐条,生太子仇”,此即前所述周宣王三十六年伐条戎、奔戎,败绩,故晋侯生子取名为“仇”。

献公结好

晋献公一方面兼并许多小国,同时注意结好于诸戎。他“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杜预注:“大戎,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小戎,允姓之戎子女也”。大、小二戎是以戎之二女年次相对而言,不是部落名称。按上引《左传》杜《注》显然出于不同部落,而《史记》说:“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春秋时戎狄经常相混,狐氏出于唐叔,与晋同祖而在戎狄,从狐氏对重耳在外流亡及后来夺晋侯位是为晋文公并且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看,狐氏的华化程度相当深。

晋献公伐骊戎,得骊姬,骊戎也是姬姓之在戎狄者。骊姬有宠,生子奚齐,晋献公晚年杀太子申生,迫重耳与夷吾出亡,夷吾逃至秦国,在晋献公死后得到秦穆公支持归晋夺位,即晋惠公。骊戎一般以为分布在今西安市临潼附近骊山,顾颉刚先生依当时晋东西诸国形势推断骊戎应是居于晋国绛都,,在翼城附近为晋献公所筑新都城,,东边的“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以东析城、王屋一带。

姜戎南迁

晋国南部最活跃的是姜戎。前已述及,晋惠公招姜戎安置在晋国南部。这一部落群,大概就是周宣王三十九年所伐的申戎。申,姜姓,故称姜戎。姜戎于公元前638年南迁,公元前627年(周襄王二十五年)帮助晋国邀劫袭郑未成功的秦师于崤,俘虏秦国盂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可见姜戎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晋国在晋文公称霸以后,楚国强大起来,晋一度失去霸主地位,公元前569年(周灵王三年),晋国魏绛向晋侯建议和戎,以物产换取戎人的土地,并且得到诸戎的支持,数年间晋国重振霸业。戎狄与晋国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对晋国的兴衰有一定的影响。

夏境诸戎

诸戎迁徙到诸夏境内,当然会接受诸夏的文化影响,但直到春秋的中晚叶,仍大体保持游牧民族的特点。公元前559年,,周灵王十三年,,姜戎子驹支追述晋惠公因诸戎是四岳之后,才把诸戎安置在晋国南部,成为晋国“不侵不叛之臣”。然而此时距南迁已80年,驹支仍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蛰币不通,言语不达”,民族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到春秋战国之际,情况就不同了,伊洛地区诸戎已被韩、魏并灭,姜戎也不复见于记载,其它鲁西豫北及豫南地区诸戎,也都已被楚国及齐、鲁等兼并,崤山以东诸戎部落已被吞灭,戎人也都已加入华夏行列,被华夏所涵化。只有陇山地区及陇以西,或与秦长期交往被华化,或在陇以西逐渐形成氐羌族群,成为秦汉以后氐羌族群的前驱。

西部羌人

只是在青铜文化有所发展,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当地各部落才突破自然的限制,来到广大草原上发展了畜牧业,成为游牧民族。西戎氐羌在起源时代,是由原始的农业各部落,到青铜时代才发展为游牧的各部落的,他们成为游牧民族是在中原已建立夏、商王朝的时期。《说文》称:“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义》也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从羊、人,因以为号。”许慎、应劲所作的这种诠释,都是指夏商以来中国西部的羌人,若说氐羌起源时代,则都是以原始农业为主,兼事渔猎的各部落与族群。

二、作家

西戎原名席诚正,一九二二年生于山西省蒲县。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年冬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附设干部班学习,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一九四二年开始发表作品。历任保德县第四区抗日联合会文化部长、《晋绥大众报》编辑科长、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川西农民报》编辑部主任、《川西文艺》主编、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火花》、《汾水》主编。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主席、名誉主席,山西人大常委会第六、七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名誉委员。1992年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其“人民作家”荣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合作),短篇小说集《宋老大进城》,散文集《寄语文学青年》,电影文学剧本《叔伯兄弟》、《扑不灭的火焰》(合作)、《黄土坡的婆姨们》等。 一九七九年,西戎又选出以往发表过的部分短篇,辑成《宋老大进城》一书出版。

作为“山西派”的一位重要成员,西戎既十分看重文学的教育作用,也“深知文艺作品离开了生活的真实,也就没有了它真正的艺术生命”。因此,他基本上是从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中发现有积极意义的题材,提炼出富有现实针对性的主题思想。在过去的年代里,他没有对“左”的一套做过激的赞颂和对“阶级斗争”做放大式的渲染。他的作品重点在于表现由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中,农民与基层干部在思想观念、意识作风和道德风尚方面发生的变化和旧思想、旧习惯的克服过程。

在以农村干部为主角的作品中,西戎更多关注的是思想作风问题。主观、粗暴、自负;不善启发群众,单凭行政命令的生硬做法;狭隘的本位主义;循私情不讲原则……分别在《冬日的夜晚》《盖马棚》《老好干部》等小说中成了嘲弄和批评的对象。《行医事件》则更是透过官僚主义现象,对极左观念在看待家庭成份和中医偏方问题上的危害进行了抨击。《丰产记》展示了某农业社干部们在种“金皇后”玉米过程中经历的思想斗争,突出表明,搞生产不能只迎合上级的高产号召,不能不考虑“一个社有一个社的实际情形”而光“凭干劲”蛮干。写于一九六三的这篇小说所显示的求实思想,无疑是对早几年发生的“大跃进”狂热的反思。

农民群众在建国后对新生活的追求及其欢乐的心情,常常被西戎借助寻常的生活场景展现出来。这些是西戎最为受人称道的作品。如:妇女们对同工同酬的据理力争,透露出挣脱封建思想羁绊,解放妇女生产力的时代气息(《纠纷》);在充满生活情趣的氛围里,为了扯一块“厚墩墩、红艳艳”的布料,夫妻、亲家、子女之间,演出了动人的喜剧(《灯芯绒》);《宋老大进城》写得尤为精彩。一个赶车的老农民,受农业社委托,进城卖了麦子,再把添置的一些生产资料拉回来,事情不多,也不大,但是,一个为集体力量的强大而自豪,为新生活的美好而陶醉,乐观实朗、乐于助人、爱管闲事、多嘴多舌、幽默风趣的人物形象却站立起来了。

一九六二年四月《赖大嫂》问世,八月,该篇在中国作协召开的大连会议上因其勇写人民内部矛盾、“中间人物”而备受赞扬。但很快又受到极“左”文艺思潮的批判。

这篇小说在人物塑造和思想内涵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赖大嫂这个唯利是图、“无利不早起”、损公利己、撒泼耍赖的落后妇女典型,已为公众所承认。通过这个人物,作家在鞭挞自私心理的同时,也涉及到了政策多变的弊病,指出了调整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问题。赖大嫂两次养猪流产,固然有她私心重、怕吃亏的原因,但是,她用不信任的口气对队长说的话也发人深思:“鬼才信你们所说的话,到时候猪喂肥了,卖了钱要交公,还不是白白操劳一场!”政策若不兑现,怎能取信于民?只讲集体利益,不顾及群众个人利益的需要时,一个人的私心非但不会消失,反而会更加极端地表现出来,赖大嫂正是如此。最后使赖大嫂“惭愧地”笑着又养猪时,促使她转变的不是干部讲大道理,而是事实:立柱妈卖掉一口大肥猪,给儿子娶媳妇所需置办的零碎东西“一下子就应有尽有”了。

由于注重表现农民改变旧思想、旧习惯,由旧到新的转变过程,并考虑到农民读者的欣赏口味,西戎的短篇故事完整,来龙去脉清晰明了。但有时因交代事件过程过多而显得冗闷。

西戎小说的语言自然洗炼,清新活泼,对话个性化,善于选用乡谚、歇后语,使小说很具北方农村生活情趣。

一些反映农民逐步走上互助合作道路的作品(如《麦收》、《在前进的路上》等),促使农民最终转变的原因,不是单于遭到破产,就是富农的被揭露,这就显得简单化、公式化了。这说明,西戎在那个时代同样不能不受到当时创作思潮的影响。

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于西戎“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2001年1月,西戎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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