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改革背景(工业产品比价很不合理 价格管理统得太死 双轨价困局)

改革过程(1988：价格闯关失败 治理整顿： 1992：价格全面放开 未完之业)

高层的不同声音(初现波澜 陈云的“八点意见”)

概述

计划经济是靠行政力量配置资源，市场经济是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市场力量主要工具是价格。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行政决定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市场决定价格，即由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改革就是由行政定价改为市场定价。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无一不把价格改革放到重要位置。1984年，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最大的是价格改革，而价格改革又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今后5年主要是过价格改革这一关，这一关过好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改革背景

在改革以前，中国的价格状况是什么样子？1979年底，我对工业品的价格进行过一次调查，写过一篇题为《对价值规律的严重背离》的调查报告。现摘引其中部分段落，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价格状况：

工业产品比价很不合理

现行的工业产品的比价很不合理，造成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利润水平相差十分悬殊。例如，1978年天津轧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8559元，而和它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相当的炼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只有412．6元，一个轧钢工人创造的利润超过了20个炼钢工人。国营天津印染厂1978年每个工人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利润加税收）1．82万多元，而同一工业局所属的天津四新纱厂每个工人为国家提供的积累只有3638元。国家确定的产品价格使得印染厂的利润率比纺纱厂高得多。据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全国国营工业平均利润率为24%，在各种产品中的分配是很不平衡的。同样是机械工业，工业设备的成本利润率是25%，而农机产品的利润率只有9%。

比价不合理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一、使价格不能成为经济比较和经济核算的工具，挫伤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二、造成了工业内部比例失调。例如，加工业的利润率高于原材料工业的利润，是目前原材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的原因之一。三、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展。当前利润留成中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价格不合理造成苦乐不均。

价格管理统得太死

现在价格管理过于集中，各级价格管理部门掌握着绝大多数商品价格的决定权，生产商品的企业丝毫没有决定价格的权力。整个价格管理体系是主观的，僵死的。

在这种集中体制下，确定或改变一种商品的价格，程序复杂，周期很长。工厂试制出一种新产品，提出成本资料和出厂价意见，先报工、商两个公司协商，再报工、商两个局协商，还要报市物价局或中央工、商两部批准。经常是新产品试制出来了，价格几个月批不下来，致使企业无法安排生产。天津的小学生作业本、圆珠笔等商品的价格五六个月批不下来，学生要开学了，也无法安排生产。

价格管理过死，使商品的价格不能随着商品所含的价值量的变化而变化，使价格和价值偏离过大。劳动生产率提高， 产品的价值必然降低。从1952年到1977年的25年间，机械工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3倍，化学工业提高了4倍，而煤炭工业只提高了12%，但是它们的价格还保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状况。有些商品，如化纤织物、尼龙袜、电子产品等，这些年发展很快，价值量已经大大下降，而价格一直不变，致使生产这些商品的厂家安于现状，不求进取。

价格统得过死，商品的价格不能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天津东风手表过去供不应求时，每只120元，现在市场滞销，价格还是降不下来。

这个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价格体系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管理太死，价格不能灵活地反映市场变化；二是价格结构扭曲。后一个问题和前一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用不变的计划价格，来应付变动的经济环境和供求关系，哪有不扭曲的？当然，价格扭曲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多年来的反市场政策造成的。

在80年代初期，还没有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所以，那时的价格改革，仅着眼于改变扭曲的价格结构，当时叫“理顺价格”。所谓理顺价格，就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调整价格。调价，主要是提高价格，比价较高的商品一般是不可能调低的，只能把比价较低的商品的价格提高。从1979年到1984年，主要是调整价格。

1979年春夏，为缩小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提高了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幅度达28.3%。同年底，提高了8种副食品的销售价格，提高幅度为30%。1979年和1980年，分别提高了原煤、生铁等能源、原材料的价格，提高幅度在30%左右。1983年，全面调整纺织品价格，涤棉布降价31%，纯棉布提价19%。1983年和1985年，提高了铁路、水运的价格，提高幅度为20%左右。

几年的价格调整，当时是有一定的效果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短线”产品的生产，使原来行业间、产品间很不协调的状况开始有了缓和。

但是，原来认为调得比较合理的比价，不出几年，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理论界称之为“比价复归”。例如，工农产品的比价指数（反映剪刀差大小的一种数据），1979年比1978年缩小了14．2，两年以后就又恢复到1978年的状态。基础产品价格提高了，过了两年，加工工业的价格也跟着上来了，二者不合理的比价又回到原来的状态。比价复归，是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上复归。改来改去，价格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价格水平却提高了。当时出现了一个顺口溜：“价格要理顺，理也理不顺，不顺也要理，越理越不顺”。“理顺”价格，这也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想方法，哪一个超人能够把握千百万种商品价格的瞬时变化，并且“理顺”它呢？各种商品之间的合理比价，不是能够靠计划机关来“理顺”的，而是在价格放开之后，伴随着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自然形成的。

双轨价困局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此，价格改革的目标也就由原来仅限于解决价格扭曲问题，发展为造就一个新的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成为调节经济的手段。这就要“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用市场定价体制代替行政定价体制”。

然而，真正要“让价格回到交换中去形成”，就得全面放开价格。但是，放开价格是有很大风险的。这有前车可鉴：

1948年，联邦德国放开物价，一个月之内食品价格涨了两倍，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1980年，波兰放开食品价格，价格上涨，造成格旦斯克工人大罢工，盖莱克被迫下台，团结工会崛起，十年后，共产党失去了政权。

从统制价格过渡到自由价格，为什么在过渡时期总要出现价格大幅度上涨呢？这是因为，在统制价格时期，潜伏着大量的隐性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一般不表现为价格上涨。一旦价格放开，这些隐性通货膨胀就要释放出来，价格就大幅度上涨。

中国的改革必须是稳妥的，当然不能一下子全部放开价格。于是，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暂时保留一部分计划价格。这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个角度出发的。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庆油田超产原油在国内按每吨644元出售，其他油田超产的原油均按每吨532元出售。当时计划内生产的原油国家定价均为每吨100元。高价油与平价油的价差收入，作为“勘探开发基金”用于弥补石油勘探开发。对石油价格的这些专项措施，成了工业品生产资料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源头。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了67号文件（即扩权10条），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出17号文件，干脆把20%的限制取消了：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这样，同一种产品就有两种价格，计划内的那部分是计划价格，超产部分是市场价格。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

同一商品，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放开的那一部分就是市场价格。有了市场价格这一轨，就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1988年初，我采访冶金部得知，全国33家重点钢铁企业中，从1984年到1987年，依靠自销计划外钢材自筹的资金达124．6亿元，用于扩大再生产。过去，全民炼钢，闹得人仰马翻，十几年才增产1000多万吨钢。而那几年，国家没花多少钱，不声不响地增长了1000多万吨钢。双轨价网开一面，使不能纳入计划的乡镇企业能够用较高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到原材料。这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条件之一。

“双轨”实际是“双规”，同一商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有两种不同的贸易规则。如果马路上有两种交通规则同时起作用，一定会出现混乱。尽管布鲁斯说过“双轨制是平稳过渡的桥梁”，斯蒂格利茨说过，中国实行的双轨价格是由统制价格转向市场价格的“天才的解决办法。”但是，双轨价格的确带来了经济秩序的混乱，成了难以忍受的肮脏泥淖。

在双轨价格的条件下，作为生产厂家，总会千方百计地少生产价格较低的计划内产品，多生产价格较高的计划外产品，还要想尽办法把计划内产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因此，一些计划范围内的合同不能完成；作为用户，就千方百计地多买计划内的商品，少买计划外商品，还会通过各种手段去套购计划内的商品。这样，市场价格冲击了国家计划，常常使计划落空；计划价格的存在，又阻碍市场正常发挥作用。双轨价格之间摩擦和撞击的结果是，两种价格都在起作用，又都不能有效地起作用。计划失控了，市场机制也不灵。到1988年，出现了经济秩序大混乱。

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大大高于计划价格。1989年3月，市场价高出计划价的幅度分别为：煤炭149%，原油213%，钢材105%，木材112%，铜150%，铝124%。

一些掌握计划内原材料分配权的人，只要批一个条子，卖给你几十吨钢材，你再转手按市场价卖出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赚到大笔的钱。条子，一字千金。双轨之间的价差越大，条子就越值钱，能批条子的人的身价就越高。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职业，人称“倒爷”，就是把计划价格的商品倒到市场上去卖。当然，能干这种买卖的都是一些有权力背景的人，群众称之为“官倒”。对“官倒”，群众深恶痛绝。在天津一家旅馆里，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位“倒爷”将手中的一张钢材提货单，卖给同房间的另一位“倒爷”，每吨加价200元。第二位“倒爷”又把提货单卖给第三位“倒爷”，每吨又加价200元。就这样，这张提货单没有出旅馆，就倒腾了4次，4个人不费吹灰之力获取了暴利。这批钢材的价格由每吨700元加到1600元。

在双轨价格条件下，权力和金钱的恶性结合成了罪恶的渊薮，成了当时腐败现象的物质基础。加上高干子弟加入了“倒爷”的行列，一时民怨沸腾，要求改变双轨价格的呼声很高。

改革过程

1988：价格闯关失败

1988年，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价格改革下定了最大的决心。

3月25日到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李鹏到邓小平那里汇报会议情况。邓小平问，代表们意见最大的是什么事？李鹏说是价格问题。他讲的是双轨价格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邓小平这时讲道，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事后，李鹏向政治局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加快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的意见。

尽管还有不同的意见，中央最高层最终还是下定了1988年要闯价格关的决心。从4月开始，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继出台了。

4月5日，国务院发出通知，猪肉、鲜蛋、食糖、大路菜4种副食品的价格补贴由暗补改为明补。过去，国家财政补贴给商业部门，以保持这4种副食品较低的价格。现在补给居民，同时把价格放开。结果，猪肉价格上涨了50%－60%，鲜菜价格上涨了31．7 %。直辖市每个职工补贴10元，其他城市补贴少一些。

这种以给居民价格补贴来放开价格的做法，缓解了这几种食品价格购销倒挂的矛盾，促进了生产，改善了供应。当时，政府曾设想，逐步形成工资补贴和主要食品价格变动挂钩的办法。后来，由于消费基金来源多元化，国家无法控制，如果采用工资和价格挂钩的办法，就会形成工资和价格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所以，停止了这种办法。

7月，国务院决定，放开名烟名酒的价格，并在7月28日全国统一执行。由于这类商品不影响普通群众的生活，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没有想到放开以后，茅台酒的零售价由20多元一下子涨到290元。中华烟也由每包一两块钱涨到12元。这么大的涨价幅度，给群众造成了物价将要大幅度上涨的心理预期。一个教授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一瓶茅台酒！群众开始产生恐慌。

在这一年，国家又对农产品价格作了调整，提高了粮食合同定购的价格。棉花(资讯,行情)收购价格也有较大幅度的上调。还提高了部分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的价格。如煤、原油、电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5月以后，彩色电视机的价格也实行浮动。18英寸彩电由每台1330元上浮到1900元。由于彩电供不应求，实际价格比这还要高出很多。

从社会上看，物价上涨势头已经给群众造成了心理预期；从经济本身看，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已成一触即发之势。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是并没有具体讲从什么时候开始改革。不少人联想到在这之前，赵紫阳、李鹏、万里、胡启立等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都发表了关于加快价格改革的谈话。现在公报发表了，认为价格闯关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传达物价闯关时，还提到军队警察要做好准备，防止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8月19日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

当时抢购的情况是触目惊心的。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到鞋帽，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居民们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武汉有人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一市民一下子买了500盒火柴，广州一女士扛回了10箱洗衣粉。混乱的秩序使得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在一个门缝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门缝之外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抢购队伍里，拥挤、谩骂，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小的骚乱。

与抢购同时发生的是银行门前排起了挤兑的长龙。湖北有的县银行营业所因不能及时支付，柜台被愤怒的储户推倒。

这一场席卷全国的、造成人们极大恐慌的抢购风潮，到底有多大规模呢？七、八、九3个月，银行存款少增加了300亿。

当时居民储蓄余额近4000亿元。仅仅动用了300亿，就掀起了如此大的风浪！

8月30日上午，国务院召开第2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决定。这份文件向群众解释北戴河会议说的物价闯关不是马上完成，而是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下半年不再出台调价的决定，加强物价管理；开办保值储蓄，使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不低于以至略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坚决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做好粮、棉、油的收购工作，保证市场供应；整顿市场秩序。这些措施一一落实以后，抢购风潮才终于平息。

治理整顿：

使经济萧条，也为“并轨”创造了条件

改革期间的通货膨胀和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有关系的。当时称之为“经济过热”。经济过热是靠增加投资来支撑的。增加投资又是靠银行贷款。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货币的超经济发行。一旦经济过热，就要收缩。

从1984年到1988年，国民收入增长70%（按现价计算增长14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了200%。社会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很大，客观形势要求紧缩。

198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开展“治理整顿”。9月26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这次治理整顿实际上是一次经济收缩，通过经济收缩来抑制通货膨胀。收缩的结果，工业总产值还是比上一年增长了20．7%，物价指数全年平均高达18．5%，因此，中央又加强了治理整顿的力度。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采取了更加坚决的措施：实行财政和信贷双紧方针，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管住货币发行，控制信贷总规模；压缩基建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控制居民收入过快增长，抑制过旺的消费需求。

通货膨胀终于得到了抑制。全国零售物价指数，1989年上涨17．8%，1990年上涨2．1%，1991年上涨2．9%。为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GDP增长率由1988年的11.3%下降到1989年的4.1%，1990年继续下降到3.8%，1991年回升到99.2%。

在治理整顿期间，国家利用市场疲软的机会，着手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从1989年9月到1991年，调整了客运、盐和盐化工产品、棉花收购价、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等价格，调价总额达500多亿元。1990年是几年来调价额度最大的一年（前几年每年调价200多亿元），也是物价涨幅最小的一年。治理整顿，尽管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带来了一些消极作用。但是，对于价格改革来说，却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使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以下的低水平；它使社会供给大于需求，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双轨价”中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在差额已经大大缩小，个别产品还出现市场价格低于计划价格的现象。计划价格并入市场价格，不会有多大的冲击了。

1992：价格全面放开

经过几年的价格改革，凡是供求关系不是很紧张的商品，基本都放开了。而供不应求的商品（称为短线商品），还是由国家控制。结果是，价格放开的商品发展得快，国家控制的商品发展得慢。这就是人们说的“越短越管，越管越短”。这些供求紧张的商品主要是生产资料。这是因为加工业的发展超过了生产资料的发展。1992年，不仅供求关系宽松了，政治环境也宽松了。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因此，从1987年以来进入困境的价格改革，到1992年加快了步伐。此时，人们认为全面放开价格的条件已经具备。

1992年是价格放开最多的一年。其中，生产资料的价格放开得最多。到1991年底，国家物价局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管理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的价格有737种，1992年就放开了648种。与此同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其他工业品价格也大踏步地放开。1991年底，国家管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有60种，1992年就放开了50种。轻工产品除了食盐和部分药品等个别品种外，都全部放开了。1993年，钢铁产品价格和大多数机械产品价格实现了价格并轨。1994年，陆上原油价格和煤炭价格也实现了价格并轨。

最惊险的一步棋是1992年底全国844个县（市）放开粮食价格。

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物资。长期以来，国营粮店对城镇职工的粮食销售价格低于国家从农民那里收购的价格。差额由财政补贴。1991年，粮食价格补贴400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200多亿元。平均每个市民补贴130－150元。用这些钱可以买好大米100公斤，这是将近一年的口粮。理论界早就算出了这一笔账，建议放开粮食价格。但是，放开粮价的政治风险太大，迟迟不能决定。过去一直把粮食价格当政治问题。五六十年代，玉米(资讯,行情)面提价一分钱，事先要层层开会，作好充分的思想动员，还让党员以党的纪律保证不去抢购。1992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比较多，这些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还希望抢购走一部分。所以，这次全面放开粮价，比过去玉米面提一分钱还简单。事先没有保密，也没人去抢购。

到1993年春天，政府定价的比重已经很小了。按社会零售商品总额计算，95%已经放开；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90%已经放开；在生产资料销售额中，85%已经放开。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理的价格也有20%左右，中国放开价格的比重不比西方国家低。可以说，价格已经放得差不多了。

这时，不少人轻松地舒了一口气：这一关终于闯过来了！

未完之业

但是，情况并不那么简单。价格放开到这么大的程度，但是，价格改革的目标并没有达到。

价格能否正常发挥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作用，有一个很直观的标准：看价格是否由供求关系来确定，价格能否反映供求关系。从1993年的情况来看，价格虽然放开了，但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例如：

国家虽然放开了价格，但有些商品的价格并不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有的国营企业的商品卖不出去，宁可烂在仓库里，也不降价卖；有些国营企业的采购员，并不是择优选购，而是按回扣多少选购----国营企业对价格并不敏感。有些商品存在着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的现象。价格放开以后，也不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

这些情况说明了，计划价格虽然废除了，但是市场定价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价格改革，不仅仅是放，还要立。要建立竞争性价格形成机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要建立管理价格的法律体系。价格放开不等于价格自流，要用种种法律来规范市场行为，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价格改革要与企业改革相配合，要造就对价格很敏感的企业，这就要在产权改革上下工夫。

作为市场经济激励企业和配置资源的工具，价格是指广义价格。它包括一般商品的价格，生产要素的价格和产权价格。所以，价格改革还应当包括后两种。

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资金的价格（即利率），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即地租），外汇的价格（即汇率），技术的价格（即技术转让费）等。其中最关键是利率。从理论上说，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些都应当由市场来形成和调节。要完成这些方面的改革，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历程。因为这些是其他各个领域改革的结果。没有金融改革的成功，就不可能有市场利率；没有外汇的自由兑换，就没有自由汇率；没有完善的技术市场，就没有合理的技术价格。

由于缺乏产权价格形成机制，在国有资产重组、国有企业转制程中，一些对企业有控制权的人低价收购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流失。

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源也是一种生产要素。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制约就是资源的短缺。由于资源没有市场化，中国的资源价格一直处于很低的状况，价格要没有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一些掌握资源的特权者大发其财，资源浪费甚至遭到破坏的情况十分严重。

1993年5月，针对社会上放开价格后的轻松情绪，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价格改革：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写道：“价格放开并不等于价格改革已经过了关。我们不要过早地沉浸在‘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悦之中，不妨吟一吟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诗句：‘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好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高层的不同声音

当时，不少人认为，国家每年都要拿出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物价补贴，给经济建设增加了很大负担，要轻装前进，物价关是绕不过去的，尽管有不小风险，但非解决不可。陈云不反对物价改革，但因为问题复杂，主张改革的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

陈云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他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从微观上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果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究竟哪种办法好？“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在过了十年以后，陈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

陈云在杭州休养期间，赵紫阳提出要用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来进行价格、工资改革。1988年4月2日，赵紫阳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座谈会上说：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涨价，结果导致自发乱涨价，越乱国家越不敢涨价。工资也是如此，怕涨工资，就去控制消费基金，不敢提工资改革方案，实际上消费基金也上去了。导致这种后果的关键是缺少主动地去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赵紫阳又说：现在的形势，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会议决定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报中央政治局审议。

5月18日，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姚依林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陈云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姚依林答：我讲初步理顺，用五年时间。陈又问：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答：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陈云进一步点出：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赵紫阳敢讲不敢讲？姚依林：那非讲不可。陈云又谈到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并说：根本问题是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不相信。

这次谈的是一个牵动整个国计民生大局的问题，因此谈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5月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讲了他的不同看法：“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初现波澜

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认为物价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风险是肯定有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这个初步方案，经8月5日至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提交8月15日至17日在北戴河由赵紫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

在这期间，8月16日，赵紫阳在北戴河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酒井新二。他对客人说：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今后五年，将是中国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报道了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陈云的提醒没有被采纳。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狂潮。抢购风不仅发生在大城市，而且迅速席卷全国中小城市和部分乡村地区。

这时，全国物价已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大大超过10%的设想。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一公布，更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现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

面对这种物价猛涨、人心极为不安的严重局面，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紧急通知：改革方案中所讲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长远目标，目前这个方案还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通知还说：为了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据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回忆：“赵紫阳在十三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稿，开始没有作一句自我批评，李鹏、姚依林提了意见后，加了一句：‘看来，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

陈云的“八点意见”

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种严重状况，10月8日上午，陈云同赵紫阳谈了一次话。陈云首先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陈云以往有时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这次特意加了“西方”两个字，意思是指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脱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是行不通的。这是他对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以后指导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提出的批评。他要求，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坚持正确的道路。

接着，陈云就当前经济工作谈了八点意见。

第一，还是粮食问题。

他说：“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十亿人民要吃饭，农民种地卖粮给国家，天经地义。”

“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

“对乡镇企业要做些调查研究，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行的，以便积极引导，使其健康发展。”

第二，陈云指出目前农业和工业生产中普遍存在掠夺式使用资源的倾向。谈到农业，陈云认为：“种田必须养地”。谈到工交企业，他提醒道：“承包工交企业的，必须确保设备完好率。”

第三，陈云再次强调他历来的主张：中央必须有权威。

他说：“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

“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

说起各行其是的现象，陈云举例说：“现在非生产性建设、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搞得太多了，连黑龙江也跑到北戴河去盖楼堂馆所，真是怪事。”

第四，陈云又再次强调财政平衡，重申“永远不打赤字财政”。

他说：“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

“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

第五，陈云指出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过去经济工作中采用过的办法。

他说：“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

他举例说明，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成就，赶上蒋介石统治的22年。从“一五”计划开始到现在近36年，中间虽有曲折，但发展也不算太慢。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搞的156项、尖端科学技术、石油自给、武钢一米七轧机、13套大化肥、宝钢以及铁路、电力、农田水利等建设，它们的作用不能低估。

陈云接着说：“当然，目前国内外情况同过去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也不是说没有缺点错误。”

“我在1979年3月说过，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第六，陈云重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他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

第七，金融问题。陈云认为：为保证市场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对储蓄搞保值是必要的。同时，国库券也要保值，不然不得人心。他提醒说：“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稳定市场物价措施，提款抢购风潮还会再起。”

他还提出：“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

第八，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问题。陈云指出：“目前财政经济遇到一些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作用。”

这是陈云晚年对经济工作一次比较全面的谈话，其内容是他晚年在经济工作方面一直关注的几个问题。赵紫阳表示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要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议一下。10月12日，他在印发这个谈话时写道：“陈云同志在10月8日就经济工作向我作了一些重要谈话。现印发政治局常委会议各同志。”这次谈话，在中央领导层引起很大的反响。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