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和文艺、演艺界知名人士，也先后汇聚重庆。一时间，重庆演艺界名流荟萃，盛况空前。当时，在重庆的戏剧社团主要有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农村抗战剧团、中电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中央实验剧团、复旦剧社等50多个；著名的剧作家有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夏衍、洪深、老舍、曹禺、陈白尘、吴祖光等；著名的导演有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郑君里、王为一、孙坚白等；著名的演员有赵丹、白杨、张瑞芳、舒绣文、秦怡、金山、陶金等。

抗战时期，重庆戏剧界十分注重开展群众性的大规模戏剧活动。1938年10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领导下，在重庆举办第一届戏剧节，持续23天，25支演出队同时出动。戏剧节因采用街头演出形式，因而观众高达数十万人。1940年10月，全国剧协又在重庆举办第二届戏剧节，有15个话剧团和8个其他剧种的剧团参加公演，演出剧目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

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每年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演出。而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为雾季，这期间，因经常大雾弥漫，不利日机空袭，重庆文艺界遂利用此段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盛大演出，史称“雾季公演”。

1941年10月到1942年5月，为重庆首届“雾季公演”。此后，到1945年，重庆“雾季公演”在日机轰炸的间隙中坚持了4届。“雾季公演”创造了重庆话剧运动，也是中国话剧史的黄金时代。仅中华剧艺社，在雾季公演中即先后上演了于伶的《长夜行》、夏衍的《愁城记》和《法西斯细菌》、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老舍的《面子问题》、沈浮的《重庆24小时》、曹禺的《北京人》和《家》、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陈白尘的《岁寒图》和《石达开》等近20个优秀剧目。四届“雾季公演“共有28个剧社、团、队参加演出，共演出大型话剧110多台。

“雾季公演”的盛况，大大刺激了剧作家的创作热情和灵感，一时间，重庆成了剧作家的丰产地。如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就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6部历史剧；阳翰笙则创作了《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3部历史剧。

“雾季公演”的剧目，乃至整个抗战时期的戏剧，大多是抗日救亡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揭露国统区黑暗腐败现象的剧目。由于国统区文网森严，进步作家们以历史剧为武器，借古喻今，因而掀起了历史剧创作与演出的高峰。

在抗战戏剧进入鼎盛时期的同时，抗战时期中国电影事业也进入高潮。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央电影摄制场和中国电影制片厂及大批电影工作者先后迁到重庆，他们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己任，出产了一大批反映抗战现实，配合抗日战争的优秀影片。如故事片《孤城喋血》、《北战场精忠录》、《八百壮士》、《热血忠魂》等，纪录片《我们的南京》、《重庆的防空》等，都以抗战现实为主题，激励人民保家为国，投身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