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师承

诏安派

简介

翁正曦[清]福建诏安人。善人物，赋彩多用赭石、花青，令人一望即知其为诏安派。见《福建画人传》中国书画家人名大辞典第750页有著录。

师承

翁正曦(同治至光绪年间)，诏安人。善写道释及历史人物，如《尼父击罄》、《羲之爱鹅》等。又喜作风俗画，有《村店丐戏图》传世。其人物画风受沈瑶池影响。

沈瑶池(约1810～1872年)，字古松，诏安人。少时和谢颖苏同受沈锦洲启蒙，擅长人物、花鸟。人物师承黄慎，用笔豪放苍劲，题材亦与黄慎相仿，常画道释、历史名人及乞丐等社会底层的人民生活，传世作品有《驴背钟馗图》，道光八年(1828年)十九岁时作。花鸟，效法华嵓，格调清丽淡雅。亦善指画，落墨沉着浑厚，笔迹如篆如籀，足与清初高其佩(指画创始人)抗衡，如《芦鸭图》。中年以后所作《抱琴图》轴，明显受黄慎画风的影响。他的花鸟画成就不亚于人物画，画风重写实，如花鸟四屏条；受华喦影响，《瓶花图》轴，则受黄慎大写意画风影响。

诏安派

至清末，诏安画坛已形成富有地方特点的“诏安画派”。

诏安县隶属漳州府，是闽粤接壤之地，系闽南的最南端，喻为福建南大门。辖区依山面海，四季常青，花果繁盛，气候宜人。此地宋元时期已是外贸口岸，优越的自然地理，给诏安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得天独厚的环境。溯源唐代，南下戍边的将士在诏安定居落户，引进了中原先进的文化艺术。自宋以来，该地区经历代书画家辛勤耕耘，逐渐增厚文化艺术的积淀，特别是明张瑞图、黄道周的影响至深。

清代，随着闽南航运事业的发展，诏安成为闽南海上交通的枢纽。许多画家乘商旅之便，南来北往，开阔眼界，促进对外文化艺术的交流。从康熙至嘉庆(1662～1820年)一百多年间，诏安先后出现风格不同、而对诏安画派起直接影响的三位代表性画家：康瑞、刘国玺和沈锦洲。

清道光至咸丰年间，因城镇工商业的繁荣，诏安画坛涌现一批数十人的职业画家和画工队伍。有以“摹稿”、“填粉”的作坊生产的商品画出现。他们之中出类拨萃者，在诏安前辈画家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汲取闽西华嵓的清雅明丽与黄慎的苍劲放逸格调，而形成冷逸淡雅的“诏安画派”画风。这一画派群体的代表者，有谢颖苏、沈瑶池、汪志周和稍后的许钓龙、吴天章等名家。

清同治至光绪年间，以任伯年(1840～1895年)为代表的海派画风冲击福建画坛。当时诏安画派在福建画坛虽然具有普及优势，但与富有时代潮流的海派新风相比，却显逊色。于是诏安画派后期以马兆麟为首的几位画家，积极汲取海派画风清新轻快之长处，使诏安画派与海派画风汇流，形成“后期诏安画派”的新格调。

安画派，兼工带写，雅俗共赏。初冷逸淡雅，后演化为鲜明妍丽，迎合新兴工商阶层的大众化审美需求。为体现当时当地市民的审美情趣，画家将通俗的绘画语言与高雅的文人画风相汇合，即市井文化与士大夫文化融为一体。纵观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以往书画艺术专为贵族所占有，此后则“走进寻常百姓家”了，于是画风更具浓厚的乡土气息与鲜明的地域色彩。这是闽画艺术园地中的一朵异常亮丽的小花，由于作品流传全省及省外，故一时称为“闽派”。

若将道光至咸丰年间，鼎盛时期的诏安画坛划为“前期诏安派”，则光绪至民国初期受海派冲击，画风嬗变后之诏安画家群，应称“后期诏安派”。前期诏安画派的盟主当推谢颖苏，后期诏安画派的班头则为马兆麟。但后期诏安画派接近尾声了，实际上已转化为“海派支流”。诏安画派，从道光、咸丰年间，以谢颖苏、沈瑶池、汪志周等的艺术创作活动为起点，至清末民国初以马兆麟及其弟子等的艺术创作活动为终点，近百余年间，其绘画艺术对福建、粤东、台湾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地区颇有影响。由于近代列强瓜分中国，国家政治动荡、经济衰落、民不聊生，诏安又是地处边陲的一个小邑，故其书画艺术曾一度被冷落了。新中国建立后，诏安书画逐渐繁荣，1993年文化部群文司为发扬诏安优秀的传统艺术，特授予“书画艺术之乡”的荣誉称号。

诏安画派是福建地方文献中惟一被称为画派的群体。最早提及这名称的是当时漳州府海澄县旅居新加坡的学者邱炜皞。他在《五百石洞天挥尘》(刊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卷九中有一段记载：“同治时吾漳诏安谢官樵贰尹画擅兰竹，书法颜(真卿)米(芾)，行间笔下，雅具一种不凡之致。喜与名宿骚士游处。一时俗派，都无所染。诏安虽多画家，同时若沈古松、许禹涯、吴织云、胡汉槎、沈雪湖辈望尘不及。此外之摹稿填粉全眜门径者，更无论已。今日谈诏派画，端推君为第一流。”此评语十分中肯。然而必须说明，清末之诏安画派只是特定时期中的部分画家结合而成的，他们的作品趋向、形成大众化，且有商品化特点的画风，并非所有诏安籍的画家都可简单统称为诏安派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