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翼作家为了促进文学与人民大众相结合所展开的活动﹐或称文艺大众化讨论﹑文艺大众化运动。

定义(历史背景 历史局限)

发展过程(20年代末期 1930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後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1934年春夏 进行了第三次讨论)

具体实践(文艺大众化研究会 历史意义)

定义

历史背景

“五四”文学革命和由此诞生的新文学﹐从一开始就反映了将文学从少数人的垅断中解放出来﹐为更多的人们所有的历史要求。“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以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作为创作题材﹐和采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等﹐都说明这一基本事实。正因为文学和人民开始有了这样的结合﹐“五四”文学革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人民文学运动的起点。

历史局限

不过﹐最初的新文学作品的读者主要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文学与人民大众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隔阂和距离。20年代初相继出现的“民众文学”﹑“方言文学”的讨论﹐和“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的提倡﹐是新文学作家开始认识这一不足﹐并且力图克服的最初尝试。

发展过程

20年代末期

随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为工农群众服务﹐更成为迫切的需要。这个运\\动的倡导者──创造社﹑太阳社一些成员的文章中﹐先後出现了“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大众化是“普罗文学底实践性底必然的要求”(林伯修《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等提法﹐开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河。

1930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後

在左翼作家主编的《大众文艺》﹑《拓荒者》﹑《艺术》﹑《沙仑》等刊物上﹐展开文艺大众化的第一次讨论﹐参加者有郭沫若﹑冯乃超﹑夏衍﹑郑伯奇﹑鲁迅﹑蒋光慈﹑阳翰笙﹑洪灵菲﹑冯雪峰﹑钱杏﹑田汉﹑沈西苓等。革命文学作品不为工农读者所喜爱﹐而有封建毒素的通俗文艺却广泛流传的情况﹐使左翼作家痛感实现大众化的紧迫和重要﹐“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鲁迅《文艺的大众化》)﹐成为这次讨论的中心议题。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广泛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向革命文学提出的尖锐要求。1931年冬﹐开始文艺大众化的第二次讨论。“左联”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认为大众化是建设革命文学“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在一年多时间里﹐“左联”的刊物《北斗》﹑《文艺新闻》发起徵文﹐《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等发表了瞿秋白﹑茅盾﹑鲁迅﹑周扬﹑郑伯奇等人的文章﹐进步的文化工作者陈望道﹑郑振铎等也参加了讨论。讨论围绕著如何创作大众化作品展开﹐就作品的语言﹑形式﹑体裁﹑技巧等方面﹐作了具体的探讨﹐同时也涉及作品的内容和作家向群众学习等课题。瞿秋白在1931年春夏﹐已经指出晚清以来历次“文学革命的任务﹐显然是没有执行到底”﹐文学与群众仍然隔著“万里长城”(《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学阀万岁》)。在这次讨论中﹐他要求把“大众文艺运动和新的文学革命联系起来”﹐左翼作家应该从中“争取文艺革命的领导权”(《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欧化文艺》)。他还注意研究了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提倡学习人民口头语言﹐实行“文腔革命”。瞿秋白以极大的热情推动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并在理论上作出多方面的建树。这是历次讨论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探讨也最为充分的一次。

1934年春夏 进行了第三次讨论

先是研究应该如何对待旧的文学形式﹔同年 5月﹐因为有人重弹“文言复兴”的老调﹐鼓吹中小学生普遍学习文言和读经﹐讨论转入语言文字问题﹐大众语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除左翼作家外﹐文化教育工作者﹑语言文字工作者如陶行知﹑胡愈之﹑陈子展﹑曹聚仁﹑叶籁士等﹐也都参加了讨论。有关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发行量很大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和《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扩大了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影响。鲁迅写了《门外文谈》﹐从文字﹑文学的产生﹑发展过程﹐考察它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论证了大众语﹑文字拉丁化和文艺大众化的必然趋势和重要意义﹐是整个讨论中的重要收获。这次讨论涉及的方面超出了文艺的范围﹐如有关汉字拼音化(当时称为“拉丁化”)和简化(当时称为“手头字”)的探讨﹐成为後来文字改革运动的先声。

具体实践

文艺大众化研究会

除了理论上的探讨﹐“左联”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发起工农通信员运动﹐提出培养工农作家等任务。左翼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也作了一些尝试。第一次讨论中﹐《大众文艺》刊登了若干“大众文艺小品”﹑“少年大众”作品﹐开辟“通信栏”﹐发表“工厂通信”﹑“纱厂通信”等。第二次讨论中﹐鲁迅﹑瞿秋白都写过通俗歌谣。随後﹐欧阳山﹑草明创办《广州文艺》﹐提倡大众文艺﹑方言小说﹔蒲风等人的中国诗歌会﹐努力用“俗言俚语”写作“大众歌调”﹔郑伯奇主编的《新小说》以发表通俗作品相号召﹔钱杏也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编辑《通俗文学》。报告文学作为“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大众形式”﹐得到普遍的重视﹐并且取得了较大成就。此外﹐左翼剧作家在工人中间组织蓝衣剧团﹐上演方言剧﹐到农村演出等﹐以不同方式扩大了革命文艺作品在群众中的影响。

历史意义

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在列宁的文学应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艺术是属于人民的”的思想指引下展开的﹐不少人都引用列宁的这些言论作为立论的根据﹔这个运\\动﹐还直接受到20年代末日本左翼作家提倡革命文学大众化的启发﹐在第一次讨论中﹐有些文章介绍过日本的经验。与工农群众的解放事业联结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实际上未能和工人农民结合起来这个矛盾﹐是产生文艺大众化要求的内在的根本原因。在前後将近1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左翼作家思考探索的主要课题﹐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重要内容﹔也越来越引起进步文艺界文化界的关切。文艺大众化运动加强了新文学创作与群众的联系﹐读者的范围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扩大到一部分职员﹑店员和市民阶层﹔促进了抗日战争爆发前後大量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的涌现。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实现文学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存在许多实际困难。一方面﹐广大工人农民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各个方面﹐都被剥夺了享受文学艺术的权利﹐革命作家﹑革命文学创作也难以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一方面﹐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左翼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还未能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是妨碍他们的创作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主要原因﹐这方面也还缺少自觉。在第一次讨论中﹐鲁迅就清醒地指出当时“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只能“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主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文艺的大众化》)。他的这个估计﹐是切合实际的。文艺大众化﹐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才开始得到真正的普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