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对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简介

分析(文化软实力现状)

总结(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简介

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的。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Bound to Lead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译本《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硬实力和软实力依然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中国的“软实力”一说，则源于一位美国记者的报道，意思是说“对中国最近取得的成功的一种尊重或者着迷，以及它的影响力的自然增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指出：“一个国家是存在两种实力的，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

参考约瑟夫.奈在《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中的表述，我们可以将软实力集中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即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均要通过大众传媒体现出来。应当说，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国力和传播实力的增长，我国在以上几个方面的影响力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的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成为西方学者和政要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意识在增强；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斡旋能力、协调能力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号召力有所提高，这些都是我国软实力逐步提升的重要体现。

语言是信息传播的基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美国之所以能够将各种文化产品连同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行销全世界，除了国力的支撑外，主要依靠的就是语言优势，这也是美国的软实力“依然强大”的一个重要表征。为了维护自己的语言文化利益，扩大在国际传播中的份额，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

分析

文化软实力现状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现状：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介处于“原生态”状态，优秀的文化传统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成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文艺演出、语言文化、图书出版等文化领域面临着“文化赤字”；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忽视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和改造。

“把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写进党代会的报告，说明执政党在推进社会发展中越来越重视文化的作用。”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重要的精神支柱，强调文化的力量，既能丰富人民的社会生活，也能创造不同于科技、经济等的新的发展动力。

中共十七大报告洋洋洒洒，生态文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服务型政府等新名词不断涌现，解读它们，需要新的实践。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报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背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解读〕报告这一新提法，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战略着眼点，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根本途径。

为此，就要树立“文化软实力是重要国力”的观念，把文化产业列入国家战略，大力推动和扶植文化产业。要详细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目标、战略措施和文化发展政策，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推动其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做到“国家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当代中国文化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关系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

正如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示的：在美国出现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服务，他们拉拢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提出蓄意制造的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

源。近来美国《混合语》杂志不断曝料：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打压第三世界那些保护和振兴本民族文化的人。

在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披露：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实际上，冷战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战争，就连西方内部，文化冷战也从未断绝。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但是，欧洲文化绝非被动全盘接受文化美国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为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保护法国文化，针对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谈判中提出的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法国坚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法国为此对欧洲各国进行不懈的游说，终于使得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文化例外”原则。2001年12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该宣言第五条规定：“文化权利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造多样性的繁荣有赖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

今天，应对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文化战略的研究。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1980年到1998年，世界?印刷品、文献、音乐、视觉艺术、电影、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的年度贸易额从953.4亿美元，增长到3879.27亿美元。文化发展之快可见一斑。

当前，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合而不同，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中国也开办了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希望有3000万甚至3亿的外国人都来学汉语。然而比起周边日、韩政府目标明确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国的文化政策层面却显得气象不足且特征不够鲜明。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则亟待拓展。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我们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秀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谁在了解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

文化传播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借鉴西方的模式，如制作模式、宣传模式、广告模式、营销模式、收回成本模式等。

最近几年，一些中国电影逐渐走出国门，在为世界所认知的同时，也赢得了部分海外市场，其中贡献大者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但恰恰是这些大踏步走出去赚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电影导演，在很多人眼里，他们的作品不仅“媚洋”、“求大”，而且“没有思想”。结果，钱投得越来越多，电脑制作越来越虚假，画面越来越残酷。成本越高，就越期待从市场获得高回报。这在美学上被称为“形式取代思想”——即以形式的视觉狂欢取代了思想的深层感动和内在灵魂的拷问。面对美国文化三片齐下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失声”状态。

中国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意义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层次上，必须批量生产，规模推出文化精品，这就需要市场的投入。但文化市场也是个难题，因为中国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场，懂市场的也看不起酸文人。

因此，需要解决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官方应有文化的高度。第二，熟悉市场，了解西方和全球的市场，知道谁在消费和需求中国的东西，否则就会导致产品过剩或者严重错位。一方面，一些人受“名牌”机制影响，人云亦云，喜好消费那些宣传海报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相对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文化产品总体上仍属于奢侈品，很多人受经济条件约束却消费不起。这些都制约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良性发展。第三，中介环节问题，主要是体制性问题，需要有一种弹性的合作性的制度、财务制度等，否则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最后很可能是债台高筑，官司缠身。第四，专业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请一批真正的专家、学者和撰稿人，吸收、改编他们的思想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1.新世纪亚洲格局重组与话语权争夺

亚洲正在崛起，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的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

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明确提出“两个五”：力争五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五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为实施这一战略，韩国先后颁布了十几部法律法规，又于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获得政府5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大长今》的热播，绝非一个电视剧而已，而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而且，他们要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韩国只有4900万人口，却在海外有12个韩国文化院。2004年韩国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韩国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韩国经济。为了塑造东亚大国形象，韩国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

东亚的日本是世界第三经济强国，早在1985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之时，就试图从“经济大国”转向“政治大国”最终走向“文化大国”。日本的文化立国战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试图确立日本文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使亚洲国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也接受日本文化。

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为了塑造未来亲善的国家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据报道，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分科会议，与会者一致决定把“到2025年将在校留学生数量扩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万人”这一目标写进5月的第二份报告中，说明日本致力于通过吸引世界而传播日本文化。

印度在软件工业和区域特色文化方面已经拥有了世界性声誉，而其通过科技、军事、文化获得全球扩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

从1985年日本的文化输出到1998年韩国的文化输出,其间我们中国重点在发展经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世界新格局有所调整，怎样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是拿什么让世界人民欣赏。论实力，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二，但论观念和策略，中国却没有跟进。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产业应该在推进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东亚崛起的文化格局预示着当今世界文化的重大转折：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我们更应该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2.四大发明遭遇挑战

东亚各国对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世纪以降的文化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跟上。

20世纪后期，亚洲各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近些年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力之争，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实际上，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

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的佛国释迦塔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1966年10月）为据，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铁）活字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一些韩国学者撰文，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706至751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有的韩国学者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将这一消息传进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其实，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670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

如果说，韩国质疑中国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15世纪“创造”的：“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对各个时代的潮流和尝试进行了综合。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将合适的纸张、具有特定的连续性的墨水、合适的印刷机，以及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出上千个字的打字设备组合到了一起。西方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杰作是15世纪50年代于美因茨出现的。”事实上，这种发明比中国活字印刷晚了约四百年，当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所以，作者也不得不这样说“他也可能曾受益于远东的某些思想，那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利用某种活字进行印刷，并且发明了纸、丝绸、火药和瓷器。”这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什么叫“可能曾受益”？什么是“利用某种活字”？这无异于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取消了毕升的活字印刷的发明权。甚至有人怀疑毕升的存在，认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见出土，其记载仅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这就完全不顾事实了。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公元1048年）由毕升发明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述了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及具体工艺过程，是真实可信的。

“四大发明”中遭遇挑战的还有“造纸术”。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说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

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kakali）字是7世纪才出现的，而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

另外，日本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连续通过所谓的考古发掘，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进到了50万、60万、70万年。日本人究竟起源于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要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考古发掘就成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专门作假的“神手”。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到70万年？而且近年来扬言要推进100万年挖出原始人遗骨？因为他要通过伪造日本历史来改变整个世界历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体揭露曝光，成为震惊考古学界的丑闻。这说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有所抬头，某些人已经在不择手段地粉饰甚至伪造历史。

其实，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是在中国文化发源问题上，“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一度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20世纪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后，即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的，并将这一观点写进他的著作《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至1934年，他在自己最有影响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甚至推测出了具体的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中国文化西来说”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认可，包括章太炎、刘师培，甚至当时中国人编历史、地理教科书，几乎无不奉“西来说”为据，不惟坊间教科书为然，即使京师大学堂的中国史、中国地理讲义，亦曾一时全采这种说法。

当然，同这种观点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国学者提出“西学中源说”。如徐光启、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认为中国传统科技与西学之间存在相近之处，是受“一源辐射”影响，西学只不过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遗义”，“皆谓圣人所已言”，“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黄宗羲讲学时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拾中国圣人之余绪：“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积极倡导西学的康熙帝同时也积极倡导“西学中源说”。梅文鼎、王锡阐、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学源于中学的说法，下迨清末，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俞樾、黄遵宪等依然老调重弹。这些说法，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打开国门过程中“天朝上国”的民族中心观念；另一方面，将西学纳入中国学术系统中，可以回避严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学。

近年来，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还要改书法、书道为韩国的书艺，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

3.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

今天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国内的和谐，一方面则依靠国际形势的稳定，但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正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首先，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各类中国分裂论甚嚣尘上。早在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参谋部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就曾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分成7块，这就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根据一些资料显示，日本右翼学者中岛岭雄，在1993年曾发表文章，主张把中国分割成12块，除了上面7个地区外，还包括香港、澳门、广东、山东、四川等地区。同时，日本右翼政客宫奇正弘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内，又抛出所谓《中国的大分裂》一文，鼓吹中国应在邓小平以后“分成16个小国”，其中增加上海、福建、广西、宁夏、云南等省市，甚至把不是中国的新加坡也列入其中。在台湾岛内则有一个叫王文山的人，他1996年12月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叫《和平七雄论》，这是又一个妄图肢解中国的“七块论”。这7块包括满洲（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含黔、滇、桂）、江北、江南。他认为，台湾已经分割出来了，不必将其列入。

身处当代世界之中的中国，其未来处境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在20世纪末，美国《华尔街导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是“花架子”的中国，看上海、北京、深圳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像模像样，而再往西部看就是穿草鞋和短裤，这叫做“花架子的中国”。正是因为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使得西方在1985年提出了“七国论”——日本最早提出然后得到美国的附议，而在21世纪初被李登辉加以系统化。以七国论为代表，西方、日本和美国等西方现代国家存在的形形色色中国分裂论，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变得空前复杂。

在面对这些分裂舆论的同时，一方面中国应加强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设，建立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应通过大规模的输出有力回应各类分裂舆论。

国家分裂是民族凝聚力下降的表征，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正需要文化。王国维在后期研究蒙古史，蒙古史和王国维有什么关系？王国维早年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等西方哲学，是为了唤取民智，唤醒民众，以救国人精神疲弱；然后写《人间词话》是要唤醒自己；写《宋元戏曲考》——把唐诗宋词之后所谓难登大雅之堂的戏剧重新加以阐释并订其谱系；再往后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希望借发掘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雄强精神，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伯希和、斯坦因等从敦煌抢走了很多珍贵文物资料，使得中华文化命脉有中断之险，如果中国学者不去研究敦煌，那么谁研究？后来，他又研究蒙古史，那是因为那时他已经意识到外蒙古将从中国母体上割裂出去。王国维做的每一门学问都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那么，今天如果“七国论”成功，难道匹夫无责吗？如果“港独”、“藏独”、“疆独”、“蒙独”、“台独”都出现的话，中国还是中国吗？军事强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强大的国家内乱不断，所以文化的重要性异常明显。

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还要进而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成功后还会有对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优越性的图谋呢？为什么有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文化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文化问题空前重要。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统一中国，在今天看来会是多么危险。科技、制度的并轨阶段都将过去并成为常态，构成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检视冲突进而化解冲突，这种工作应由未来的思想家、学者、知识分子去做。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亚洲的经济是“雁形”经济。领头雁是谁？当然他们认为是日本，而且经济中心是在大阪。中国人不同意，提出“雁形”经济的领头雁是未来的中国，经济中心可能是上海。韩国人不同意，说未来的“雁形”经济中心应该是在韩国，它的中心是首尔（原名汉城）。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敏感程度相当高，不管是北边的中俄边境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还是南边的西沙群岛问题和周边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核竞赛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中日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都是一触即发的。很多人认为今天是和平盛世，就国际文化形势而言，我却觉得实在应该居安思危！

2008年，美国CNN主持人辱骂13亿中国人。这种对中国的不友好也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强国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富强和自主的时代西方对科学民主的诉求变成了政治仇视和文化对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的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

4.走出误读与妖魔化中国的怪圈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战争频仍、民生凋敝，救国救民成为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和“走出东方”的思想，胡适为避免“全盘”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现代化”的观点，并导致一场重大的文化论战。大半个世纪以后，对这场文化论战的是非学界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种“全盘”之声的误区经历了历史的公正验证，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如今，经济的崛起必将引发对文化的重新思考。

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对这种事实的看法可谓判若天渊：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方面是经济科技的强大，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依然不了解。

《远东经济评论》、《纽约时报》等出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指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和所谓“中国欲向海外扩张”，反映出西方学人群体中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文化种族偏见。这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应受到批判，同时，需要在学术思想上杜绝“文化战争”的错误观念。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在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有定式化的“印象”，将其视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带有女性气质的“第三世界”，因此尽管中国文化不乏其雄强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识到，中国也很少去展示。张艺谋的《英雄》进入美国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公映时间推后了40天。因为审片专家组看了电影以后大惑不解，说过去看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大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秋菊打官司》中那位又丑又脏奔跑在黄土高坡、说着宝鸡方言的女性，使西方的男性眼光很容易就能俯视这片黄土地上孤独行走的人。同样，他们也很容易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下面中国式的恶习，从而使他们在“现代化”的咀嚼过程中感到欣然自得——幸好我们美国“现代化”了，幸好我们不像那个愚昧落后的国家那样。这是他们评委当时的看法。张艺谋突然出了一张新牌，让这些评委感觉到理解很困难：黑色的军阵，红色的树，蓝色的天，白色的纱，而且秦军军威震地、万箭齐发。当箭穿透赵国书院时，那位长者说国可破，家可亡，人可死，书法不能丢，文化不能亡。这说明了文化长于军事，文化胜于战争。于是，美国人发现中国形象变了，不再是“自我女性化”的中国，相反，军威震天的秦国形象代表了雄壮威武的男性化的中国。最后，这个片子终于得以播出，播出之后即获得一片好评！

2009年12月3日，奥地利邮政总公司公开发行一枚孔子学院特种邮票。邮票图案为维也纳大学校园内的奥地利孔子学院教学楼，邮票下方分别用德文和中文写着“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

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几乎颠覆了中国的印刷术发明权。

《梦溪笔谈》记载复原的泥活字版，正是由于我们的考古学家和文化学家在宁夏山洞里发现了一本12世纪的泥活字印刷品，才奠定了中国无以颠覆的活字印刷发明权，奥运会才可以在世人面前展示我们的泥活字。

《兰亭序》代表魏晋书法成就的最高峰

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努力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凝聚力，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实的文化根基。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要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自觉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要大力推进民族文化创新工作，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加快构建文化传播体系，使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通过各种媒体传递到世界各地。

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是继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的又一个世界盛会。举办世博会是上海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将大大推进上海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世博会已经经历了150多年，而上海世博会将成为在我国、也是在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举办的综合性世界博览会。上海世博会将为全面推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展示和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提供一个很好的契机。

一

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软实力指的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比其更为重要的位置，人们也开始从关注国家军事、经济力量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和文化的感染力等无形的“软实力”。

在21世纪，综合国力的博弈对一个国家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排序起着关键性作用。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国与国之间的影响也在不断地扩大，世界大国纷纷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这是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相伴随的，也是与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强盛和自信相统一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把它作为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

上海能够举办世博会以及世博会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不但惠及经济层面的硬实力，也会带来间接效益，尤为突出的便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二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各国的文化也呈现出交流与交锋、合作与较量的新格局，文化已经成为西方国家颠覆和控制别国、实现自身战略意图的重要工具，文化领域已经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重要领域。所以，大力提升本国的软实力已在国际主流社会达成共识。

1. 世博会是举办国展示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窗口。经过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也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2010年上海世博会又为展示中国文化、增强人民的文化自觉提供了宝贵的契机。世博会的价值有四个“大”，即大展示、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它对于中国的展示，既是国家形象的宣传，又是中华文化的传播。我国要借这次世博史上规模最大的博览会为载体，充分展示中国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光辉成果和中国城市的美好生活，为未来带来信心，给未来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

2. 中国通过学习世界文明使文化影响力得到提升。在展示现代中国的同时，还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目前的软实力与一些西方国家还存在着差距，相对于硬实力的显著提高，文化软实力亟待加强。

所以，除了展示中国，我国也要面向世界，虚心学习，把世博会当作中国人民拥抱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的一次绝好机会，展示和学习并举。园区参展国的城市建筑和城市生活实践，既代表了先进的科技水平，又浓缩了各国历史和文化，这样不出国门就能和全世界优秀城市进行“无缝对接”，对拓宽国民的视野以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中国文化更可以通过与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流、碰撞得到发展和升华。

三

文化是国家的根脉，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认识文化的价值，重视文化建设，才能大力发展、大有可为；只有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文化优势，我们才能在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碰撞中掌握主动权，有效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为此，必须从战略上思考和谋划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第一，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文化软实力的构建需要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和管理体制。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弊端，才能为文化的繁荣开辟广阔空间、提供强大动力支持。通过世博会，加快完善政府职能，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增强依法行政和服务社会的观念，强化服务意识，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工作效率，为促进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供服务。

第二，要进一步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文明成果以及各国人民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价值。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公共服务、终身教育、生活质量、生态文明等社会文化价值，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为我所用，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比如申博后，上海总结了“胸怀祖国、不负使命的信念，万众一心、顽强拼搏的作风，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风格，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品质，自信从容、博采众长的风范”等五种精神，积极发扬这些精神，对市民素质的培养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一直影响着国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与人生追求。首先应摒除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创造性地吸收、消化传统文化的营养。比如吉祥物“海宝”，是以汉字“人”作为核心创意的，可以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内涵，展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以及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其次要通过“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输出能力，使我国在经济总量列为世界强国以后，自觉转型为价值和文化意义上的强国。

第四，着力增强硬实力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发展。一方面，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文化含量，努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另一方面，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文化产业展现了蓬勃发展的生命力，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通过世博会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规范外资引进和文化产品进口，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

第五，大力开展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教育工作，促进公民素质的提高。上海世博会筹办期间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以及符合国际标准的礼仪教育，有利于提升城市的人文内涵和精神文明；在运营期间票务、市内交通等方面公民的积极配合，也要求其具备健康的群体心理和良好的素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中之重，要做精雕细刻、潜移默化、入耳入脑、深入人心的工作，并以此带动社会道德规范、法制规范和行为规范建设，促进全党全民族素质的提高。这也将成为世博会结束以后，留给上海乃至中国极为宝贵的财富。

总之，上海世博会的效应不只限于184天，还将长远地发挥。通过世博会的主办，努力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发展之路，将对城市形象、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的改善产生综合性和潜在性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即将到来，通过构建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将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掌握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核心要素，立足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保持本国民族特色，才可能借助独特的民族文化使世界认识自己，从而走向世界。如何在对外文化传播和交往中既体现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和精神，又符合世界的视角，成为了中国在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问题。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

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直接体现。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方位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特别要重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统筹协调。一方面，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和谐的国内社会是对外展示的最好形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为提升我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和对外宣传工作的最重要任务，是要把科学发展观有关国内的“和谐发展”与国际的“和平发展”的丰富内容，准确有效地传递给外部世界。要让尽可能多的人们理解，中国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发展成果，不仅意味着中国越来越“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而且意味着中国越来越“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近几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出访的时候，身体力行地宣传“和谐世界”理念中蕴涵的中华文化思想，充分展示社会主义中国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形象，恳切表达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美好心愿，为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的亲和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重视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包括吸收各国人民共同接受的一些基本价值，如保障人权、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政治价值，公共服务、终身教育、生活质量、生态文明等社会文化价值。2008年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口号，表达了各国人民共同心愿。 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的关键，是我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要在行动上把“和谐”、“共享”的理念当作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共同理念，积极履行国际义务，认真执行国际规则。近几年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签署了多个公民权利保护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倡导并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同时为推动“南南合作”、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解决非洲国家债务问题、促进伊朗核危机和平解决、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等等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

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不仅涉及国家行为，也涉及公民的个人行为。中国的科学家、艺术家、体育明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形象大使。中国游客、留学生、商人、官员等在其他国家的言行举止同样也会被看作是中国人的文明水平的代表。努力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不仅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核心目标，而且是提升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当务之急。

结合传统智慧和现代文明，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是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理解、信任和尊重的重要途径。

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具有历史文献和文明遗产的价值，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并以包容性的特征彰显其全球性价值。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挖掘和保护各民族文化遗产，在国内进行教育传授，去国外参与文明对话。

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一项迫切任务，是认真总结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经验”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这需要我们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资源，提炼中华民族在思考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群己关系、公私关系、义利关系、理欲关系、仁智关系等问题上的传统智慧，总结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途径和经验，探索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

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一个长远之计，是不断创造出体现民族文化活力和生机的新作品、新成果。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这不仅是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普遍要求，而且也指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的关键所在。我们的学者、作家、艺术家能否不断创造出文化精品，我们的企业、地区和文艺院团能否逐步形成一些国际知名的文化品牌，是衡量我们的民族文化是否具有强大而持久的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准。

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必须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在信息社会，文化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独特魅力的文化内容，也取决于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目前，要做大做强主流媒体，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舆论力量，同时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运用与管理，使之成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新引擎。

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需要我们发挥多种力量的积极性，向中华文化的传播广度和深度进军。当前，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渠道丰富多样。我们不仅要发挥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作用，而且要发挥民间团体和公民个人的作用；不仅要发挥文化单位和外宣部门的作用，而且要发挥旅游、商贸、会展、教育、科研、体育、侨务等各个部门的作用。在对外文化宣传中，我们也应该根据文化传播的不同内容和不同对象选择最为适合的传播形式，使中华文化为世界上更多的人们了解、理解和认同。

推进文化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不断提高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仅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任务，也是文化多样化背景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工作重点。

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双重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物质生产领域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而且是精神生产领域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作为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文化产业的成长和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作为一种以文化为内容的现代产业，文化产业的拓展和提升则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加强国家形象的国际亲和力和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了完成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双重任务、实现提高硬实力和提高软实力的双重目标，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的新的政策空间和经济动力。2005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一年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地提出要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形成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党的十七大进一步要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文化领域的创新，首要条件是形成一个使尽可能多的人们竞相迸发创新智慧、使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和教育环境。

利用现代高新技术手段实现文化产品的内容创新和文化生产的方式创新，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提高和扩大文化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是提升我国文化竞争力的发展重点。不仅要在以数字化、网络化为主的新的文化业态中实现创新，在传统文化产业部门也要依靠现代科技改造和提升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市场转型升级，实现内容、形式、管理、营销等多方面的创新。

发展方式不仅影响国家的硬实力，而且影响国家的软实力，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式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更值得重视。低级趣味、崇洋媚外的文化产品，即使在文化国际贸易中市场份额再大，经济效益再好，也是对社会环境的污染，对国家形象的损害。以粗制滥造、无聊戏说甚至肆意亵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代价来换取市场成功，更是对文化资源的浪费，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破坏。至于那些靠盗版、剽窃和低成本复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化产品，则不仅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更会妨碍我国相关产业未来的长远发展，以至危及国家的文化安全。

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推进文化创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