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温故一九四二 |
| 释义 | 1 冯小刚2011年导演电影《温故一九四二》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反映的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场灾难，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此时河南大旱，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影片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和佃户两个家庭为核心，展现他们的挣扎和痛苦、希冀和愤怒；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对人民的蔑视加深了这场灾难，并最终导致了自己失败的命运。1993年，王朔就把小说交到冯小刚手里。2000年，冯小刚与刘震云获华谊兄弟支持后重启该片，2002年，《温故一九四二》建组，2011年初，王朔再次提议，重启《温故一九四二》。 ◎ 电影简介2011年2月25日冯小刚表示要拍一部关于“母亲”的电影，坊间按图索骥，猜测其新片极有可能是《温故一九四二》，这次，他希望影片的总票房能抵得上2010年两部的票房。 据王中磊介绍，1993年，刘震云将自己这部小说通过王朔之手转给冯小刚看，冯小刚当即爱不释手。但由于种种原因，1994年、2000及2002年几度筹备之后未能顺利开机拍摄。从2011年2月，该片再次启动，到10月，终于“准备好了”。 冯小刚感谢王中军王中磊的大力支持，说数度筹备期间，王氏兄弟给出的都是“没有时间表”、“投资可追加”，而当时，3千万的预算已经是超大的数字。 2011年10月9日凌晨，冯小刚在其新浪微博中说到柯达公司面临破产时，提到《温故一九四二》将是他本人使用胶片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据此确定了《温故一九四二》的拍摄。 ◎ 故事梗概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老东家叫范殿元。大灾之年，战争逼近，他赶着马车，马车上拉着粮食，粮食上坐着他一家人，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三个月后，到了潼关，车没了，马没了，车上的人也没了。这时老东家特别纠结，他带一家人出来逃荒是为了让人活，为什么到了陕西，人全没了？于是他决定不逃荒了，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人流中喊：“大哥，怎么往回走哇？往回走就是个死。”老东家：“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 转过山坡，碰到一个同样失去亲人的小姑娘，正爬在死去的爹的身上哭。老东家上去劝小姑娘：“妮儿，别哭了，身子都凉了。”小姑娘说，她并不是哭她爹死，而是她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认识了。一句话让老东家百感交集，老东家：“妮儿，叫我一声爷，咱爷俩就算认识了。”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老东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 十五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俺娘。 ◎ 职员表▪ 出品人：王中军 ▪ 制作人：王中磊 ▪ 监制：陈国富 ▪ 原著：刘震云 ▪ 导演：冯小刚 ▪ 副导演（助理）：常君；陈辛；张继峰；左懿；洪雪 ▪ 编剧：刘震云 ▪ 摄影：吕乐 ▪ 配乐：赵季平 ▪ 剪辑：胡晓峰 ▪ 美术设计：石海鹰；孙立 ▪ 动作指导：朴柱天 ▪ 造型设计：叶锦添 ▪ 服装设计：叶锦添 ▪ 视觉特效：常洪松 ▪ 灯光：亢晓天 ▪ 录音：吴江 ▪ 发行：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演职员表◎ 演员表角色 演员 备注 老东家 张国立 花枝 徐帆 蒋介石 陈道明 中华民国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 李培基 李雪健 中华民国河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安西满 张涵予 老马 范伟 瞎鹿 冯远征 白修德 阿德里安·布劳迪 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 梅甘 蒂姆·罗宾斯 基督教传教士 栓柱 张默 地主婆 刘莉莉 星星 王子文 儿媳妇 李倩 瞎鹿娘 张少华 陈布雷 段奕宏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部副部长 董家耀 张嘉译 马国林 杨立新 少东家 赵毅 张道藩 张晨光 孙刺猬 李易祥 郭寄桥 张国强 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 宋子文 苏有朋 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 县长老岳 林永健 卫立煌 于震 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 张钫 张志坚 中华民国军事参议院副议长 张钫母 吕中 书记小韩 乔振宇 机要秘书 杜淳 老高 侯勇 宋美龄 柯蓝 中华民国第一夫人,总统特使 宋庆龄 罗洋 中华民国国母,保卫中国同盟主席 2 刘震云创作纪实文学《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 简介2011年2月25日冯小刚表示要拍一部关于“母亲”的电影，坊间按图索骥，猜测其新片极有可能是《温故1942》，这次，他希望影片的总票房能抵得上2010年两部的票房。 1993年，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发表，讲述的是1942年，中原大旱，灾民3000万饿死和逃亡的故事。刊登后，立刻有人批评：刘震云创作懒散，用不同的材料拼凑小说。而《温故一九四二》结尾处耸人听闻的结论，更是极大地挑战了人们的道德神经与民族情感。 有读者普遍反映《温故一九四二》故事过于惨烈，但刘震云不这么认为，“这本书是喜剧，不是悲剧。它最大的震撼不是三百万人死了，而是三百万人死后我们对事件的态度。我们河南人在临死时总会为世界留下最后的幽默，比如我要死时可能会想起邱华栋：老邱是两天前死的，我值了。 世上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温故一九四二》引起我震动的，不是这场悲剧，而是各种层面错位之间出现的幽默。” ◎ 最新动态在日华人女作家刘燕子翻译的中国作家刘震云作品《温故一九四二》(监修：竹内实)，近日由福冈的出版社中国书店出版发行。曾因掀起“新写实主义”潮流、并因担任冯小刚电影《手机》编剧的刘震云表示：“在中日关系处于非常冷淡的时期，我的小说能在日本发行，具有深刻的意义。” 据日本华人周报报道，《温故一九四二》以1942年抗日战争中的中原河南大饥荒为背景，在那场饥荒中，当地农民饿死300万人，3000余万人逃亡。出身河南的刘震云经过实地调查和对老人的采访，创作了这部纪实色彩强烈的小说，也记述了侵华日军向受难中国农民提供救济粮食的史实。这部小说于1993年发表，目前在中国再版，并可能将被导演冯小刚拍摄成电影。 刘震云表示，这部小说的用意决不是要美化抗日战争中日军的侵略行为，而是要通过中国农民的粮食被中国军队夺走，反而由日本侵略军“返还”的奇怪现象，来揭示战争的愚蠢荒谬。他还指出，这部小说也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失败原因正在于他无论是抗战还是内战中，都忽视了尊重农民的必要性。 翻译《温故一九四二》的刘燕子女士是湖南人，曾获大阪教育大学硕士和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教育学博士前期学位，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不仅翻译介绍了很多日本文艺作品和资讯在中国发表，也将一些中国文艺作品翻译成日语子在日本发行。2000年，她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在日华人文学爱好者以及部分日本友人联手创办了中日文双语文学杂志《蓝》，并担任主编之一，在中日两国文化界乃至世界汉学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更为在日华人社群的文化发展添加了可贵的色彩。此外，刘燕子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中日友好事业，曾为揭露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东史郎先生担任翻译。 ◎ 摘录有良知的新闻媒体对一九四二年发生在中原河南那场大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人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的人民。 一九四三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一九四二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一九四二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二十四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 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 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 “先生，官家什么时候放粮呢？”一个小孩子问张高峰。 “月内就放”，张高峰只能用谎言安慰他。这谎言让灾民们“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但“希望究竟是希望，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埋葬了所有的希望。” 如果说天灾带给张高峰的是无比悲痛，让他出离愤怒的则是随处可见的人祸:拿着柳条抽打灾民的警察、强逼纳粮的地方政府、不知所踪的赈灾款项、自欺欺人的官方说辞…… 于是他奋笔疾书，把此行所见所闻写成一篇六千字的报道，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的《大公报》。这篇报道最初的题目叫《饥饿的河南》，张高峰愤怒地指出:“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张高峰的报道，题目被谨慎的编辑改为不温不火的《豫灾实录》，但仍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次日，社长王芸生亲自撰写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矛头直指当政者。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王芸生还引援了一条政府喉舌中央社发自河南的消息:“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对这冠冕堂皇的欺世之言，王芸生评论到:“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这前后一通讯一社评，惹得蒋介石勃然大怒。二月二日晚，他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不仅如此，三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王芸生为此去找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延缓。” 《大公报》被停刊激怒了一向为蒋介石说好话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白修德决定和他的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奔赴河南，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张高峰一样儿，这两个外国人被河南修罗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 “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一九四二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一九四三年征税。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 《等待收成》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带给蒋介石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此时正值宋美龄在美国巡回作秀、讨要贷款最关键的时刻，这篇文章不啻一颗重磅炸弹，极有可能打碎蒋氏夫妇全盘计划。 而另一方面，白修德迫不及待想要见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被手下的层层官员蒙蔽了。后来，他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脸上带着明显的厌烦神情听我讲述”。他告诉蒋介石灾民纷纷饿死的惨状，官员们征税和敲诈勒索的丑行。蒋介石一开始对此矢口否认，但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 蒋介石问了照片的来历，又询问了很多官员的名字，还拿本子和毛笔记了下来，表现出要整顿这件事的决心。二十分钟后，白修德被送出了总统官邸。但之后发生的事，让他彻底看透了蒋介石。“的确有人受到处分弹劾甚至掉脑袋了”，比如洛阳电报局那个将白修德的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 蒋介石真的不知道灾区的事吗？张仲鲁，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时任国民政府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老人，在数年之后道出了实情。 一九四二年夏，河南灾情初现，蒋介石便接到了军方密报。他于第一时间赶往西安，召开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宣布:本年河南军粮配额减为二百五十万石——并没有免掉。河南省政府随即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在张仲鲁看来，他们真正的目的本就是催缴军粮，至于救灾，不过是“粉饰门面，欺骗百姓”。 就在蒋介石宣布减低河南军粮配额后不久，粮食部长徐堪却把二百五十万石改为了二百五十万包。一石小麦约为一百四十多斤，一包约为二百斤，这一字之差，逼死了多少穷苦无告的农民！张仲鲁回忆说:“超额完成征收军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却受到了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抗战爆发以后，几十万军队驻扎在河南，军粮、草料、兵源全部“就地取材”。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河南出兵出粮均列全国之首。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使得河南民力物力财力早已枯竭，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年头，农民交完赋税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遑论一九四二年全省遭灾，麦收只有一两成，秋粮完全绝收！ 在蒋介石看来，河南是中日军队角逐的主要战场，而非相对稳定的大后方，他随时准备放弃河南。因此，他提出“不让粮食资敌”的口号，一面将河南农民搜刮殆尽，一面随时准备抛弃这三千万子民。正是沿着这样的逻辑，他才会在一九三八年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而这件事情，也是导致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此背景之下，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大公报》的停刊，张高峰的入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公报》和《时代》对于河南灾情的披露，让蒋介石陷入国际舆论压力之下。为堵人非议，蒋介石派中央勘灾大员张继、张厉生二人前往灾区视察。 根据张仲鲁回忆，此二人来到河南，先召开一个小会宣示“中央德意”:一方面，救灾、军粮是两件事情，灾要救，但不能为救灾减免军粮；另一方面，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混乱国际试听……总之就是赋税一个子都不能少，舆论上正面文章要正面做、反面文章也要正面做。二张告诫河南官场:诸君受党和领袖抚育栽培提拔才有今日，一定要“实事求是”。 “二张回去后，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才决定拨给河南法币1.2亿的救灾贷款”。即使是这点杯水车薪的钱，也被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扣下用来做投机倒把买卖，一直拖到一九四三年麦快熟时才买了一批发霉的麦子发给灾民，而截至彼时，河南至少已经饿死了三百万人。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河南官方统计为:一千零六十二人。 “我们知道，在河南农民的心底，有一种暴怒，要比死亡本身更酷烈；我们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农民的忠诚化为乌有”。从河南回到重庆的白修德，看着重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内心涌起无限悲哀:“重庆谁也不相信我们，直到一年后日军在这全部的插曲内，最后加上历史性的一幕。” “历史性一幕”发生在一九四四年春夏之交。这一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受到重创后，孤注一掷在中国发动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意欲打通直通南方的大走廊。历时三十八天的战斗中，日军五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四十万人的国军，豫中三十多个县城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历史性一幕”发生了:豫西山地的农民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后来甚至整连整连的解除他们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高射炮、无线电台，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五万多国军士兵，就这样束手就擒。 “中原王”汤恩伯恼羞成怒，这位河南民众口中的“四害” —— 水、旱、蝗、汤 —— 之一，把中原会战失败的罪责推到河南百姓身上，破口大骂河南人都是卖国贼。其实何止一个河南，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也不新鲜。《剑桥中国史》还记载:“一九四三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守卫洛阳的第四集团军却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其总司令孙蔚如回忆说:“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原因很简单，大灾之中，这支军队曾在驻地汜水县节省军粮大力救灾，在民间广为传颂。 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一百万袋，足够二十万军队一年之用。为什么不分出一些来赈灾呢？早在白修德还在河南时，他便提出了这个疑问。一个官员告诉他:“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这恐怕也是蒋介石的心声，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灾区拿出军粮赈起了灾，这也导致了河南民众对国民政府的唾弃。 对此，白修德说:“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一九四八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 评论很难想象我读一本书会有多大的感触，也许这本不是最多的，但绝对是最深的。 “一九四二”的震撼。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即便是中国人，即便十三亿中的你我他她它，也未必了解这件20世纪前叶所发生的一件“不很重要”却又令人“怆然而涕下”的事，它和我们无关，却又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它同样和我们无关，却难以逃避“灾民的后代”这一令人栗然的词汇，这就是一九四二，中国近代史上不存在“重量”的一个词儿。 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一九四二年的大旱灾，死了点人（也许三百万是天文数字，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些本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老百姓”就成了他们成为灾民的必然条件，人命连草芥都有不如）。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一个很普通的下午。百无聊赖间，我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本书，打发时间，就是这么简单。 《温故一九四二》的震撼，至今余波未平。 纪实小说我没看过，这本也是第一次。从感觉上来讲，我个人很反感这类小说：它的历史性不够强，娱乐性也是很差，就是文学性也不够好——总体上来说，就是一个中庸的文体，很平凡，很无聊，很没劲的东西，看完就算的东西，没什么趣味的东西。 不过这本不同，灾难是大灾难，所以它的历史性体现的较为集中；作者是以平淡幽默文风著称的刘震云，故娱乐性也是不差；我本身就是一糙人，文学性不文学性的跟我沾边不大——所以这本书就算不好，我看着也舒坦。 可是看着看着，就越来越没有舒坦了，到了最后，只剩下挥之不去的抑郁。 书中，“‘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这句话，给了我最深，也是最重的震撼，也是对我内心中对灾难定界的颠覆！难以想象，在吃饱穿暖的今日，谁可以想象到如此残酷的场面？“哀鸿遍野”已经不足以形容人们饥饿的程度，“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一对疯狂的夫妇，为了不让孩子们跟他们一起出去，在他们外出寻找食物时，把他们的六个孩子全都捆绑在树上;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讨饭，艰难的长途跋涉使她们非常疲倦，母亲坐在地上照料婴儿，叫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再走一个村子去寻找食物，等到两个孩子回来，母亲已经死了，婴儿却还在吸吮着死人的乳头;有一对父母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宁愿这样做也不愿再听到孩子乞求食物的哭叫声。”正如书中所说，“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人吃人已经不再那么稀罕，母食子，亲弃亲，人性中最伟大的，最恒久的，最不可磨灭的东西，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吃人的年代，终究被抹杀的一干二净，一点都不剩。 在中国的历史上，饿死人的时年有很多，饿死人到了如此惨绝人寰地步的却也不多见，为何会如此残酷？“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这只是时代的背景，只是表象，我们看事件不能断章取义，当我再往下看时，寻找救灾的迷题时，一个耳熟能详的标准答案，也是历史上灾荒后为官之人救灾的标准行为出现在纸张上，让我不得不承认鲁迅先生的话是对的——中国的文明史根本就是吃人——救灾不是救灾，是落灾！ 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通过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色色、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因此，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赋税成山，确是不错。“早在七月（一九四二年）间，每天就有约一千名难民逃离河南，但是，征粮计划不变。在很多地区，全部收成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农村发生了一些抗议，但都是无力的，分散的，没有效果的。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看到这里，不禁为我们的祖先（也许有个别人不承认自己是“灾民的后代”，也许有个别人“耻于”此称谓）掬一把泪——做的不如狗，吃的不如马。但这只是表象，我仍是那句话：看事情不能看表象，继续下去，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是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人为了存活必须靠吃有毒的草，而用做生火的柴火则成了不得不咽下去以维持那草芥不如的生命的救命物！ 也许如作者所云：历史上饿死人的时候太多了。我这样一行一行地复制着，感慨着，确实有把事情庸俗化的嫌疑，确实应该羞愧，但是——我无法避开这些字眼，无法漠视这些曾经的苦难，曾经加注在我们先人，加注在中国人身上的以鲜血与生命做终结的苦难！我羞愧着写下这些自己的感慨，我羞愧着复制着这些字眼，我羞愧着为同为中国人看到这些字眼而耻于承认自己是灾民的后代！ 这些事确实是发生了，发生在历史上的公元一九四二年的中国，也就是抗战时期最艰难的时候，天灾人祸横行，三千万中国人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三百万亡魂命归于此！ 温故“一九四二” 再看《温故一九二》，已是四年后的今天。 同开始看到时的感觉不同，现在除了震撼，已有些余味，大概是船要开动时的感觉——咣荡咣荡的摇摆，起伏，不能压抑的慌乱。 在重温灾难现场之后，我来到作者欲发挥的思想之中，探询那层掩盖的事实。 历史上能装孙子的人不少，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他们都能装，也装的挺像那么回事——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后装了一回，让世人都知道他的无奈；赵匡殷在喝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装了，免得人走茶凉被人骂“过河拆桥”；朱元璋装的最彻底，也是最可恨，装的让人恨不得挖出尸体来鞭尸枪毙一百次都不解气。当然，这些都是历史人物，历史政治家，已经OVER了，起码在一九四二OVER了，不能祸害到这个时候的中国，但我们可以总结到，能成为历史“人物”，历史政治家，不但要有手腕，必然也要会做人，那么装孙子的技术也势将高人一等，那么，我们要找哪个统治者呢？ 史料记载，这个时期执政的国家最高元首是蒋介石。 老蒋的生平，充满着惊涛骇浪。政治家的生涯使他狡诈似狐狸，老辣如油条。面对这么一个人，换成是谁，也要小心谨慎，即便如此，也要作好随时被推出午门斩首的心理准备——老头心理想什么，一般人不知道。 说远了，一九四二年，蒋在重庆黄山官邸遥控中国，作为中国为时最高统治者，蒋为中国所作出的一切，有功有过，我书读的不多，却也略知一二，也不细说，到此打住，我们转过头去，看看老蒋是如何救灾的。 如同历史上大多执政者的性格一般，老蒋也心思细密，善猜多疑。抗战的艰苦（也许是抗共，也许是抗日，这里不谈），民生的苦难，他身为国家最高元首，比一般人知道的并不少，但正如作者所言，“同样作为摆在他文件餐桌上的，还有：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等。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邱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 ?这些话，令我“浮想联翩”难以抑制。 归根结底，三千万灾民在中国，只是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10多一点，而在老蒋看来，上报的官员因河南地区乃抗战最前线而谎报实情，故意夸大，加上死人的年代多的很，天灾人祸势不可免，相比之下，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老蒋当时的想法——可能有灾情，但不会这么严重——确实比较正常，后来关于此事的研究作者们认为老蒋不体恤民生，不爱民如子，确是冤枉。 但是，当老蒋并未作出救灾的指示时，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也许是宋美龄访美，也许是甘地绝食，也许是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因为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有着绝对重要地位的事件，也是可以瞬间改变一个时代的事件，他错过，或者一个错误，就会成为历史罪人，同样，相反地，处理得好，就是民族伟人，就是英雄。所以，当老蒋听到河南有灾祸，祸及三千万黎民百姓时，他不甚了了地说了句“可能有灾情，但不会这么严重”，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些所谓的作家们的指责，似乎欠妥。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成了灾祸后的必然，也是老蒋“大意”后的结果。 史料记载，“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而在这之后呢？那些灾民又如何呢？ 前面已经提到灾祸中的辛酸，我已不忍再次猝读，但字里行间的辛酸处，我无意中发现了如下一段话：“关东比陕西富庶，易于人活命。但我（作者）考察历史，我故乡（河南）没有向关东逃荒的习惯:闯关东是山东、河北人的事。我故乡遇灾遇难，流民路线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虽然西边也像他的故乡一样贫瘠。当然，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东北三省已被日本人占了，去了是去当亡国奴。”当我再次读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中国人的骨气是如何之硬，中国人的尊严，是如何的不可挑战！面对如此残酷的饥荒，死亡在逼迫着每个人，意志力走到了最边缘，人性早已不复存在，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仍没有人会为了生存而当亡国奴，仍没有人为了那一口残饭出卖国家，因为他们仍存在希望，因为他们仍有他们的军队，他们仍有守卫中国的，守卫他们自己的士兵！ 看到这里，我不禁为我的先人暗自喝彩：他们失去了生命，却得到了尊重；他们纵然死的很惨，死的很苦，甚至死的没有了人的样子，但他们的灵魂仍是光亮的，仍是高大的，仍是值得敬仰的！所以我羞愧，我羞愧着为同为中国人看到这些字眼而耻于承认自己是灾民的后代！ 当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以及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将灾难的照片交给老蒋过目时，这位当时中国的最高元首，国民党最高执政官，终于作出了迟来的决定：救灾——虽然很迟，但三千万河南人没有死光，还是要感谢他的，感谢他的赈灾款，感谢他的赈灾食物，感谢他作出赈灾的决定！ 也许老蒋当时的灰头土脸有些掉面子——确实，在本地的报纸《大公报》刊载《豫灾实录》、《看重庆，念中原》等报告文章后，在封停了《大公报》，解雇了战地记者之后，在《时代》周刊向全球报道这一不得不正视的事实后，终于作出这个决定，是有些作为执政者所不该的后知后觉，但我们在前面也说过，同样是一件事，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位置，作出的选择自然也不一样，这点，我们勉强理解吧。 赈灾款在经过层层叠叠的政府机关领导组织之后，终于落实到灾民手中，这时，我们已看不到灾民眼中的感激——没有人会为了一斗米，一石粮而忘了死难的同胞、亲人，感激此时已用不着。 一斗米，一石粮可以救活多少人？ 我没经历过这种灾难，不能估计，不过以我个人的量来说，以饿不死的标准来看的话，这些是远远不够的——除非每天都有这种“赈灾款”，否则没有人可以当神仙，当真到了辟谷的境界。 老蒋不是不知道，而是管不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老蒋当时敌人太多，军费开销太大，下拨的这些赈灾款（三亿元），不过是面子上好看点，不致“官逼民反”罢了，真正落实到个人手中，每人10块钱，在那个时代，别说老蒋，智障都知道不够！ 另一个问题是，老蒋下拨赈灾款，通过的渠道，每个地方都要剥削一点，都要拿走“一小部分”，都要上缴一定的税额，都要给写“好处费”，真正落实下来，不用我说，每个人大概都会知道，这时候的赈灾款，已经完完全全，货真价实地成了一小撮人的赈灾款了。 综合以上情况，没有人再关心他们的命运，没有人再怜悯他们的遭遇，被时代遗弃的三千万灾民，就这样，饿死三百万人，已经是完全算不上什么了。 我知道我这样说有些冷血，有些没人性，但更没有人性的还在后面呢。 赈灾款救不活三千万人，但日本鬼子可以。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这样说，可能撇大多中国人于不顾，不过没办法，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九四二”，而不是八年抗战，日本鬼子救了三千万中国人，这是事实，是不可逃避的事实！ 后面已不用我再多说，日本人救了中国人的命，就这样，主宰河南人命运的小官吏，小地主，都被我们自己人，我们中国人结果了性命，还有那些驻扎在河南境内的大部分士兵，同样地都被我们的人民缴了械。 有人愤慨了：这些汉奸，真不如早饿死！ 我冷眼看此人，不屑骂他。 纵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政府，对待我们的灾民，就没有战略意图和政治阴谋吗?他们对我们撒手不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有奶就是娘，吃了日本的粮，是卖国，是汉奸，这个国又有什么不可以卖的呢?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你们为了同日军作战，为了同共产党作战，为了同盟国，为了东南亚战争，为了史迪威，对我们横征暴敛，我们回过头就支持日军，支持侵略者侵略我们。”，但是，是谁人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的结果？ 结论已不用我再去说，书中已有详细的诠释：日本为什么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在于他们发放军粮，依靠了民众。 事实就是这么可笑，归根结底，只在民心所向，看来看去，全本书在我手里渐渐发寒，我才意识到，我想的有些发痴了。其实很简单，三百万亡魂，死只死在“目光远大”的执政者手上，所谓灾难，不过是他们演义自己的最佳舞台罢了。 看到这里，突然想起一句话：“我爱我的祖国，可是谁来爱我呢？” ◎ 作者简介刘震云，男，1958年5月出生，河南新乡延津人。197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78年复员，在家乡当中学教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1988年至1991年曾到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1982年开始创作，1987年后连续发表在《人民文学》《塔铺》、《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引起强烈反响在这些作品中，他迅速表现出成为大作家的潜在能力，确立了创作中的平民立场，将目光集中于历史、权力和民生问题，但又不失于简洁直接的白描手法，也因此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作家。其中《塔铺》获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一以贯之的精神是对小人物或底层人的生存境遇和生活态度的刻画，对人情世故有超人的洞察力，用冷静客观的叙事笔调书写无聊乏味的日常生活来反讽日常权力关系。自1991年发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始，他开始追求新的创作境界。1993年发表“故乡”系列第二部长篇《故乡相处流传》，后经过五六年的时间完成长篇巨著《故乡面和花朵》（华艺出版社1999年初版）。《故乡面和花朵》体现着他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双重探索。 ◎ 目录塔铺 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 新兵连 头人 单位 官场 一地鸡毛 官人 新闻 温故一九四二 ◎ 序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艺术准备充足、善于思考、勤于探索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不断地推出新作，超越自己。 今天，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各行其道。此时，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对当代文学事业，对作家、读者和文学工作者，对当前的图书市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长篇作品以书名)命名。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3 张国宪创作歌曲◎ 背景《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前不久，张国宪刚刚完成了一首名为《温故一九四二》的作品。据悉，这是作者在阅读了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后，有感而发写出的歌词。令人意外的是，这首歌词的完成，作者仅仅只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而以往张国宪的作品，往往都要用一两个月的时间。 张国宪向笔者介绍说，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是近些年来他所阅读的现代作家的作品中，让他感触特别深刻的一部。在这部作品里面所呈现的现象、所阐述的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引发的反思，让他颇有触动。张国宪甚至表示，他自己也一直在思考类似的问题，在苦苦寻找这样问题的答案，他觉得在这篇小说中他找到了一个可以仰望的知己。 ◎ 作品内容生命如蚁兽 麻木比所有悲伤都深刻 惶恐只是起初 劫难在人们心中 无形的虚构// 真实的洪流 远比虚构更空落 当灵魂的寄所 千疮百孔后 人性的泯灭 只是因为生命还残留// 无数枝节的源头 有谁会追问 是怎样的取舍 让那一方人间 沦为原始的荒漠// 许多年以后 有谁还记得 在那片人间的荒漠 有一线生机 让是非变得曲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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