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1av Mikhaylovich Molotov，1890.3.9－1986），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总理）（1930年-1941年），1939年起兼任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是斯大林国际谈判的主要代言人和顾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莫洛托夫在列宁时期就是中央委员。他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和坚定的支持者，成为斯大林领导班子的二号人物，支持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并参与领导了大清洗。

个人履历(简介 详细介绍)

人物评价

莫洛托夫鸡尾酒

个人履历

简介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年-1986年），苏联著名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飞越敌战区上空与西方领导人斡旋。1941年5月，斯大林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莫洛托夫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他善于使用外交手段维护苏联的利益，能言善辩，被誉为外交天才，尽管斯大林对他并不完全信任，他的妻子也遭到斯大林的迫害，但他至始至终都在坚定的支持斯大林，在斯大林去世后继续担任苏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由于对苏共二十大的反斯大林政策有不同的意见而于1957年被打为“反党集团”头目，被降为驻蒙古大使，1964年被开除党籍，勒令退休。但他始终为斯大林奔走。80年代中期，他与苏联著名诗人丘耶夫结为好友，在丘耶夫与他进行的139次谈话中对斯大林给予了高度评价。1984年被恢复党籍，1986年去世。他是列宁的战友中少数几个活到20世纪80年代的。

详细介绍

1890年3月9日，莫洛托夫生于俄维亚特州库卡尔卡镇(今基洛夫州苏维埃茨克镇)的店员家庭。1902年，进喀山市第一实业中学学习。在进步思想影响下，莫洛托夫投身革命运动，参加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在喀山各学校中组织秘密革命小组，反对沙皇专制制度。1906年，莫洛托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09－1912年，莫洛托夫先后担任布尔什维克《火星报》和《真理报》的编辑．撰写出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洛托夫被派往莫斯科，负责重建被破坏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由于奸细告密，莫洛托夫于1915年6月遭到逮捕，被判处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流放三年。一年后，他从流放地逃回彼得格勒。根据列宁的提议，莫洛托夫改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委员。

1917年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10月12日，彼得格勒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莫洛托夫被选为该委员会委员，参加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十月革命胜利后．莫洛托夫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8年夏季，苏维埃俄国进入国内战争时期。协约国勾结国内反动势力，进行武装干涉，制造粮食恐慌，企图用饥饿扼杀年轻的苏维埃政权。1918-1919年，莫洛托夫先后任北方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主席、俄共(布)中央和苏俄政府驻伏尔加河地区全权代表，领导人民同饥饿作斗争。1919年底，莫洛托夫调任苏维埃下戈罗州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4月在俄共(布)第9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9月任顿涅茨州委书记，负责该地区工业的恢复工作。1921年3月，俄共(布)举行第10次代表大会，莫洛托夫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年，莫洛托夫出任党的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领导职务，主管农业。

1927年－1928年，莫洛托夫兼任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3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基洛夫被害事件发生之后，莫洛托夫成为三十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939年5月，莫洛托夫兼任外交人民委员。当时战争乌云笼罩着欧亚地区，世界大战的危险十分严重。为争取时间，延缓战争的到来，苏联同意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8月23日中午，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到达莫斯科。当晚，莫洛托夫与斯大林同他进行会谈，并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5月，斯大林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侵入苏联。当天中午12时，莫洛托夫受苏联政府委托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全体人民和武装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光荣地履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义务，勇敢地投入到反法西斯战争中去。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从此开始。6月底，苏联政府成立以斯大林为主席、莫洛托夫为副主席的国防委员会。

1941年底到1942年初，苏联军民在莫斯科城下重创德军．击溃德军50个师，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宣告了法西斯德国"闪电战"的破产，打破了德国武装力量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了争夺战略主动权，巩固和发展反法西斯同盟，苏联要求英美开辟第二战场。1942年5-6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和华盛顿。5月26日，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伦敦签署《关于在反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仆从国战争中结盟及战后合作互助条约》。条约规定两国"互相承允给予彼此军事及其它一切援助与支持"，"战后共同行动与合作……互相给予经济援助"，但没有最后确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因为美国当时尚未就此问题表明态度。美英双方商定，莫洛托夫先访问美国，返国时再取道伦敦商讨这个问题。5月29日，莫洛托夫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及霍普金斯等人，就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举行会谈。莫洛托夫说，第二战场问题既是个军事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但主要还是政治问题，通过谈判，双方就"1942年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达成圆满协议"。6月9日。莫洛托夫回到伦敦继续谈判并取得一致意见。会谈公报根据莫洛托夫的建议，也写上了关于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业已"达成圆满协议"。苏美、苏英会谈公报在莫洛托夫6月12日抵达莫斯科后发表，进一步巩固了反法西斯同盟。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莫洛托夫陪同斯大林参加德黑兰会议，同英美两国首脑丘吉尔及罗斯福会晤。会议最后确定美英军队应于1944年5月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同时还就战后对德国的安排等问题交换意见。美、英盟军于1944年6月6日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1945年初，德日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即将到来，英美与苏联在欧洲地区的矛盾日趋尖锐。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仍在顽抗，英美希望苏联尽早对日本宣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苏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莫洛托夫及驻美大使葛罗米柯陪同斯大林出席这次会议。雅尔塔会议讨论了苏联对日本作战的可能与前提条件，通过了关于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严惩战犯及战后德国民主化等决议。决议规定德国投降后将由盟国军队分区占领，在柏林设立由盟国最高司令部代表组成的管制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在战后建立联合国这一新的国际组织。

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占柏林。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凯特尔元帅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为了加快结束对日战争和巩固对德战争的胜利，苏美英三国首脑于7月17日至8月2日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肃清德国军团主义和纳粹主义，消灭德国垄断组织，惩治战犯，四国共同占领和四国共管柏林，要求赔偿，确定波兰西部边境等决定。莫洛托夫出席了这次会议。7月26日，苏美英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没有正式答复，仍表示要作战到底。8月8日下午，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通知日本大使："希特勒德国被击溃和投降后。日本是唯一仍坚持继续战争的大国"，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远东战争的建议，便失去了基础"，从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自己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苏联对日作战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表彰莫洛托夫在战争期间的工作，苏联政府在11月授予他第3枚列宁勋章。1950年3月，莫洛托夫60岁生日时，苏联政府授予他第4枚列宁勋章。战后，莫洛托夫历任苏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监察部长等职。1957年6月，莫洛托夫因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而被撤职。1962年，莫洛托夫退休。

1986年11月8日，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病逝。

人物评价

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化身和影子，他一生经历的事太多，宦海沉浮，但未被淹没，反而长寿。整个20世纪20－30年代，他总是惟斯大林马首是瞻，在同反对派斗争中，他充分发挥了忠仆作用，对斯大林所签署的一切法令和下达的一切指示，他都毫不犹豫地加以一一落实，而且冷酷无情，卓有成效，不为周围所有人的喜怒哀乐所动。当李可夫被迫离职后，斯大林就把他推向国家最高权力职务——苏联人委会主席——的宝座。他上台后，把28个人民委员清洗掉一半。

莫洛托夫向来与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以及司法人员委员洛莫夫等人不和，他经常向斯大林告黑状。比如他向斯大林说，洛莫夫与李可夫、布哈林关系密切，斯大林写了一个字条问他该怎么办？他马上答复：“立即逮捕洛莫夫这个恶棍”。

早在1930－32年全国上下推行农业集体化、强迫驱逐富农时，莫洛托夫作为一名负有特殊使命并被赋予无限权力的大员，在乌克兰扮演了一个很不光采的角色：他在该地区南方的几个省份，指导国家的谷物收购工作；经过他的手染指之后，乌克兰南部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死者高达数百万人。

在1937－38年大恐怖时期，莫洛托夫极尽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台使人毛骨悚然的“绞肉机”和“传送带”旁边，他不但没有袖手旁观，反而亦步亦趋，为斯大林和叶若夫助一臂之力。在他和斯大林共同拟就的黑名单上，他不仅在斯大林的御批后附签了自己的名字，而且还经常用十分猥亵的语言对那些被判有罪的无辜受害者进行恶毒的辱骂。许多遭到逮捕的人，之所以身陷囹圄，完全是由于他在背后做了手脚。在他的要求下，许多州的执委会主席锒铛入狱。有好几次，在发落受害者的名单上，他不甘示弱，竟昧着良心批示“立即枪决”！

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曾批准枪决3167人，名单上既不讲犯什么罪，也不讲侦讯结果。实际上名单一经批准，对案件作出的判决就是走过场。诸如此类的血腥统计材料是不胜枚举的。据初步统计，经过他俩之手，共批准了约四百份（每份数人至数百人不等）的逮捕、枪决或流放的名单。

1940年莫洛托夫50岁生日时，被授予了好几个最高级的勋章，接到全国来自四面八方的祝贺，政府还把全国工业中心——彼尔姆市——改为名莫洛托夫市。

由于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一向轻视莫洛托夫，1939年5月斯大林为了讨好德国，将李维诺夫免职，由莫洛托夫任外交人民委员。他一上任，就在外交部门搞大清洗，许多驻外大使和外交人员就遭到逮捕、镇压或流放。

卫国战争之前，莫洛托夫对希特勒准备入侵的大量情报和事实，竟全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真可以说是麻木到了极点。

1941年5月，斯大林亲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任命莫洛托夫为副手。卫国战争爆发后，成立国防委员会，斯大林任最高统帅，他仍担任副手，主要从事外交工作。

1942年8月12日，丘吉尔首次访问莫斯科。丘吉尔描绘莫洛托夫是用冰冷的西伯利亚的花岗岩雕刻出来的人。丘吉尔说他住在国家别墅7号的住处是一个占地20英亩的华丽、宽敞、崭新的乡村别墅，有大片的草地和花园，优雅宜人，地下室有极厚的钢筋水泥板，灯火辉煌，家具时髦，颜色鲜艳，都是高档之物。

1943年11月28日，在德里兰会议上，美国一位外交官对莫洛托夫作了如下的生动描述：“他是个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有着冷酷无情的性格，他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一样，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年代里，经过许多可怕的危险和考验，但他却安然无恙。他是在一个不断出现各种阴谋、个人随时有遭清洗危险的社会里生活过来和发迹的人。他的像个炮弹似的脑壳，他的黑色的小胡子，他的锐敏的眼睛，他的平板的脸盘，他说话圆滑而机敏，举止沉着而冷静，所有这些都是他的性格和才能的恰当表象。……他总是十分稳重，不透露他的意向，始终保持着客气的、正式的礼节。他讲话无破绽可寻，绝对不带半点不必要的刺激。他的带有西伯利亚寒气的微笑，他的经过审慎斟酌而且往往说得十分得体的话，再加上他那谦恭有礼的风度，使他成为在这个凶恶的世界上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最完善的代理人或工具，他算得上是斯大林的化身和影子。”

1945年2月波茨坦会议之后，斯大林化名为德鲁日科夫，就外交政策上的每一步骤和行动，不断用密码电报向莫洛托夫发出具体指示，他不敢有一点个人的看法，完全按照德鲁日科夫的意图行事。

二战后，国内的每一次镇压行动莫洛托夫仍然积极参与，在答复处理意见时毫不心慈手软。比如1948年3月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罗季昂诺夫请求他帮助找一个地方安置2400名残疾人和年老的特殊侨民（曾服过刑的人），他的答复是：“责成内务部将他们安置在劳改所。”

1949年初，斯大林开展了反犹太运动，首当其冲的是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她是犹太人，是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之一，曾任中委、渔业部长和国家工艺美术品公司经理。由于以色列驻苏大使戈尔达·梅厄与波利娜在工作上常有联系，加之以色列又倒向美国，斯大林想借反犹太运动的机会，既可摧毁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又可借波利娜作为突破口，钓出莫洛托夫这条大鱼，最终实现他的“炮打司令部”——清除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目的。但是，当时斯大林正在策划一起骇人听闻的列宁格勒案件，腾不出手来，暂时就把莫洛托夫等人放在一边，等以后有机会再作处理。

波利娜被捕后，莫洛托夫表示不同意离婚，而波利娜则表示：“如果党需要如此，我就同意离婚”。

后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开除波利娜党籍的问题时，斯大林念了波利娜的犯罪材料，吓得莫洛托夫直发抖……斯大林对他说：“你应该和你老婆分手。”

虽然在那次政治局讨论开除波利娜的党籍时他未参加表决，但不久，1949年1月20日，他赶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绝密的信：

“在中央讨论把热姆丘任娜开除出党的建议时，我弃权了。我承认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我声明：对此问题经过考虑后，我赞成中央的决议，这个决议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并教导我正确地理解共产党员的党性。此外，我承认自己负有严重的罪责，因为没有及时制止自己的亲人误入歧途，导致她去和米霍埃尔斯之流的反苏民族主义者保持联系。”

就这样，为了遵守党的纪律和保全自己的性命，他出卖了自己的妻子。

1949年3月，莫洛托夫被解除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而代之以维辛斯基。从此，他靠边站，等待厄运的到来。1952年10月在苏共十九大上，他被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扩大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即过去的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主席团的九人执行局。

1953年3月9日举行斯大林葬礼的那一天（恰好是莫洛托夫的生日），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并没有忘记祝贺他生日愉快。当问他要点什么作为生日礼物时，他只说了几个字：“还给我的波利娜。”这个要求马上得到兑现：几天后，一份厚礼（波利娜）就回到了他的身边。

斯大林逝世后，莫洛托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6年免去他的外交部长职务改任国家监察部部长。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取消了他的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但保留党籍，被派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当大使。他在那里干了3年。由于中国领导人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要向他表示一下敬意，因而引起赫鲁晓夫的猜疑和不满，于是在1960年8月，他又被派到维也纳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常驻代表。1961年7月在苏共二十二大筹备会上讨论《党纲草案》时，他不甘心寂寞，幻想东山再起，纠集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赫鲁晓夫，声称《党纲草案》是修正主义的文章，这可触怒了赫鲁晓夫。在他没有参加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发动群众对他过去的罪行加以揭露批判。大会闭幕后不久，根据代表们的要求，他被解除一切职务，他所在的基层党组织也开除了他的党籍。这样，这个当年显赫有名的大人物只好靠养老金过日子了。

1962年他退休后回到莫斯科，同波利娜一起过活。波利娜极端崇拜斯大林，尽管经历过逮捕和流放，吃过许多苦头，但对斯大林一直感恩戴德，谁要是敢于在她面前说斯大林有什么不好，那她就会暴跳起来同谁争辩。由于落实政策，波利娜能够享受到的特权比莫洛托夫多得多。他们有时住在格拉诺夫斯基3号自己的那所公寓里，有时住在茹科夫卡的别墅里，经济还算宽裕。平时除了本家的亲属，很少有人到他们家拜访。

1963－67年，人们常看见莫洛托夫夫妇在阿尔巴特区街头散步——他前额突出，戴着一副夹鼻眼镜，不时用拐杖敲着地面缓慢行走。1967年波利娜死后，他就很少露面，在家撰写《回忆录》，但因其中无悔过自新之词，所有的出版社都拒绝出版。

即使莫洛托夫偶尔在街上露面，但人们从他身边走过时往往会表现出冷漠轻视神情。他经常会碰到受害者家属的非难，连排队买东西别人都不屑与他为伍——他只好离开商店。有一次他偶尔上莫斯科艺术剧院看话剧《钢铁工人》时，突然有一个年轻的妇女认出了他，高声喊道：“这家伙是个刽子手，他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吓得他赶快离开剧院。还有一次他从外面冻了冰的道上小心翼翼地往家门口走时，一个粗壮的汉子认出了他，不但不去搀扶，反而骂道：“怎么，你还没有爬够吗？你这个吸血鬼！”

从1969－86年，17年间，莫洛托夫接见了著名记者Ф·丘耶夫139次采访，谈了许多问题，其内容虽然十分僵化、顽固和难以理解，但却为后世研究斯大林以及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内政外交政策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反面材料。莫洛托夫谈话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1.我并不是斯大林的第二把手，我终生都被窃听，最后几年还等待着被捕。2.列宁的晚年是复杂的，神经质；列宁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是一些可疑的人；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非常密切，列宁把斯大林当作自己在中央的支柱，如果把斯大林杀掉了，再加上两三个人，一切都完了；列宁在世时，有那么多不协调的、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总要有人放开手脚去进行镇压，于是斯大林就实际上承担起这项任务并加以解决了；十大通过新经济政策，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路线，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工人阶级的领导，向资本主义漂移。3.斯大林搞镇压活动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口供就是证据；我们全力支持他，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没有镇压，我们也生存不下去；镇压政策是挽救人民、挽救革命的惟一政策，是符合列宁主义及其基本原则的惟一政策；但是，镇压还不够彻底，比如像赫鲁晓夫、米高扬、皿李维诺夫等人，当时就没有被杀掉。4.在共产主义实现前，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专政只能是几个人的专政，专政必须株连到妇女和儿童；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苏联人民的生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因为我们要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所以共产党永远不能代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我们只能把有些科学家关押起来工作。5.在我主持下，消灭了四十万户富农；农业集体化的成就比卫国战争的胜利还大。6.斯大林在卫国战争爆发后三天不露面，呆在别墅里，难过得很，郁郁不乐，十分慌乱，请他发表告人民书，遭到他拒绝，请他领导最高统帅部，他也不接受，后来还是由我们大家去恳请他出来领导卫国战争的。7.我的惟一任务就是执行对外扩张政策，要占领东欧和西欧，要分化瓦解非洲，还要向苏联南部边境外扩张；我强迫南斯拉夫代表在文件上签字；我坚决反对“和平共处”，因为和平共处与反帝斗争不能并存；帝国主义必将在20世纪灭亡，但美国是最适合搞社会主义的国家，美国将最早地实现共产主义。8.我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赫鲁晓夫推行国有制经济，吹牛皮要进入共产主义，他只是局部平反，但却放出了一个可怕的敌人——人道主义。9.斯大林周围都是贝利亚去的人，斯大林不能不知道他是贝利亚手中之物，贝利亚说斯大林是被他谋害死的；斯大林最相信的是日丹诺夫；我始终支持和拥护斯大林的领导；我的妻子以德国间谍罪名被捕后，我没有声辩，政治局开会要我同她离婚，我起初不同意，但后来又同意了。我认为即使我被斯大林处决，也是死得其所。

莫洛托夫在临终前曾一度神志不清，有时他觉得自己仍然是政府首脑，于是他穿好西服、戴上领带，坐在家里等着戈尔巴乔夫的部长们前来向他汇报工作……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莫洛托夫仍然认为斯大林是天才，李可夫和布哈林是右派。

1984年7月，莫洛托夫恢复了党籍。1986年11月8日，他竟然活到96岁才死。人们打开他的抽屉，信封里装有个存折——500卢布的丧葬费。

以下内容摘自苏联外交部的翻译瓦列金·别列什科夫的回忆录

从翻译的特殊角度亲眼观察到莫洛托夫与斯大林的关系。 莫洛托夫对自己的下属十分平和，这在当时“领袖”身边是很少见的。

我多次观察到，每当自己的提议未获得斯大林的赞同时，莫洛托夫都神经紧张。他会接连几天阴沉着脸，十分易怒，所以这时候最好别碰到他手上。

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莫洛托夫从未表现出任何主动性，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提示做事，以及李维诺夫推行了自己“独立”的政策，他被解职之后这个政策便立即消失。当然，曾经有过许多细微差别，特色。但是，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秘书处，我研究了过去多年期间的案卷，最后确信，李维诺夫每件小事都要征得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主管外交的莫洛托夫批准。作为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享有极大的行动自由，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常常去找斯大林，这样，有机会顺便与斯大林协商这个或者那个问题。

一般来说，重要的文件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准备。相应的文件由具体负责某个问题或者国家的副委员签署，然后报告给人民委员。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最后拍板。当然，这里不排除他预先或者打电话，或者在别墅得到了领袖的同意。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都是独立承担责任。

就特别重要的问题准备好的文件当然要传送给斯大林。一般很短时间之后，文件会被返回到人民委员的秘书处，蓝色粗铅笔大大地写着斯大林姓名的两个字母。在斯大林的桌上，跟粗大的文具并排放着一个青铜笔筒，里面总是有一把红蓝双色八棱大铅笔。他把几枝铅笔拿在手里把玩，似乎在练习半麻痹的那只手。整个行政机构将毫无间断地将他的批示付诸实施。

最近几年里，官僚行政机构公然不执行政府的许多决定和总统令，这种情形每每令人惊异。在斯大林时期，这种情形绝对是不可思议的。斯大林建立的行政体系，除了信仰和一定的热情之外，基于三样东西：纪律，恐惧和奖励。不过，到四十年代之前，热情略有减退。但恐惧被强化了，铁的纪律得到了加强。同时，奖励体系更为健全——就在当地形成了上层的特权。失去“甜蜜生活”的前景，是完成领袖指示的相当重要刺激手段。但更起作用的是一种意识——从做出了次品的工人，在集体的田地里拾麦穗的农民，到部长甚至政治局委员，不执行“主人”的意志可能会赔上脑袋。所以，这个机制才运转正常。过了半个世纪，改革的思想才冲破藩篱。而当时，五十年以前，领袖名字的缩写令所有的人战栗并顺从。有时候，文件未加批示被退了回来，不是蓝铅笔，而是用红铅笔划上十字：斯大林没有批准上报给他的文件。这样的严重事件使莫洛托夫感到震动。他非常艰难地承受了许多“失误”。我认为，那不是害怕可能的后果。因为当时莫洛托夫也许是领袖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无论如何，他显然明白，如果类似的情形重复太多，会引起愤怒甚至怀疑：本来应该跟他有同样思维的人民委员几乎在斯大林的脚下暗中破坏。我想，莫洛托夫大概因此而难过：他掌握着同样的情况与情报，却得出了与领袖意见不一致的结论。他当然想也不敢想，自己是对的，而斯大林错了。当时，领袖周围的所有人都愿意无条件地承认其正确，有时甚至都不了解问题的根本所在。他们真的相信斯大林。

莫洛托夫对待自己的直接下属平和，冷淡而礼貌，几乎从未提高声音说话，并且从未用过粗话，而这一点当时在“领袖们”的圈子里司空见惯。但有时，如果某个年轻的外交官不能有条理地汇报驻在国的情况，他也能狠狠地申斥一顿，前者会吓昏过去。那时，莫洛托夫用冷水喷这个可怜人，叫来警卫，把他抬出去到秘书处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大家七手八脚在把他弄醒。不过，一般也就到此为止。闯祸的人惴惴不安地在莫斯科呆几天，然后返回自己的岗位，此后也往往会得到职务上的提拔。我想，莫洛托夫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某种宽容，因为这毕竟是缺乏经验的人，他自己亲自参与了挑选的过程，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对这些人承担责任。任命不久之后再撤职，这样会被领袖理解为外交人民委员会人事工作中的严重不足。

不过，也有的时候，莫洛托夫认为有必要采取激烈而强硬的措施。就这样，1939年8月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新任驻德国大使成了什克瓦尔措夫，此君以前是一家纺织研究所的所长，被区党委派遣到外交人民委工作。1940年11月，当莫洛托夫到柏林与希特勒谈判时，他首先召见了什克瓦尔措夫了解政治局势。可是后者的报告是那样的平庸，经过十分钟谈话之后，人民委员便叫他收拾东西回家。过后不久，苏联驻德国大使被任命为杰卡诺佐夫，并保留了他外交人民副委员一职。而尝到了国外生活甜头、苦于纺织行业平淡无味的什克瓦尔措夫，战争期间再三写信给莫洛托夫，要求在“祖国的危难时刻”利用他的“外交工作经验”。这些便函当然直接进了垃圾箱。

我回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斯大林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需要立即答复。但是，过了一天，两天，三天，美国方面什么也没有。莫洛托夫派我进行检查，看看电报是否在途中耽搁了。负责传递政府文件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密电司司长，所以我找到了他。他做了查询，然后通报说，电报顺利到达了我方责任区的终点。接下来是美国人看管线路，由于从他们哪儿没有收到任何信号，所以应该认为，一切正常。不过我还是要求向美方问询。原来，在他们一方发生了故障，因此电报迟了两天才到华盛顿。考虑到战争时期，可能出现任何问题，于是我得出结论，没有发生事故。我这样向莫洛托夫作了汇报。“这是谁的错？”他严厉地问道。“显然，没有人出错，至少我方没有人出错……”“怎么是没有出错？那我给斯大林同志说什么？他非常不满意，下令调查并惩办责任人。可您却在跟我说，没有人出错。您这个臭知识分子！”我低头站着，无言以对。

“您干吗跟个木偶似的站着！”莫洛托夫怒气冲冲地喊道，“叫维辛斯基过来！”

我飞也似地逃出了办公室。当时，维辛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副委员，但我们记得他是三十年代政治案件时期恶名远扬的总检察长。他可是能够找到责任人，我一边想，一边拨着克里姆林宫内线电话。

维辛斯基很快就到了：二十分钟之后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秘书处。大家都知道，维辛斯基对下属十分粗鲁，让周围的人感到恐惧。但是，在上级领导面前却是极尽奴颜婢膝，巴结奉承之能事。甚至到人民委员的接待室他进来时像是谦虚的化身。显然，由于自己的孟什维克历史，维辛斯基特别害怕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后者甚至在众人面前骂他为“这个孟什维克分子”。虽然杰卡诺佐夫是第二副人民委员，而维辛斯基是第一副手，并且具体负责处理与英美的关系，可是经常可以看到，对我国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的问询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杰卡诺佐夫：交待任务写回电草稿，亲自签署批示电报，而给维辛斯基给一个副本，然后电报就发出去了。并且维辛斯基从来没有勇气提出抗议。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场时，维辛斯基更是异常恐惧。当这两个叫他去时，他进门时弯着身子，侧着身子，扎起淡黄色小胡子巴结地一笑。

这一次也是这样。我跟着他进去。莫洛托夫要我把自己，就像他所说的，“毫无价值的调查”结果进行报告。这对维辛斯基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即他应该拿出什么样的结果。当我再次说明，没有找出责任人之后，结束了汇报，莫洛托夫对维辛斯基说：“斯大林同志要求进行调查并严惩责任人。这个任务交给您……”

“明白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可以走了吗？”

莫洛托夫点了点头。我把自己的报告交给维辛斯基，他便无声地从办公室溜了出去。

莫洛托夫这时平静地解释说：

“每次失误，一定有责任人。电报传送只检查我们一方，那又怎么样！是谁立的这个规矩？应该检查线路全程。是谁制定了这个不完善的规程？可是您却说——没有责任人……”

过了不久，我们都知道了，密电司的司长被开除出党，丢了工作。他从我们的视野中永远消失了。斯大林同志的交给的任务——找出并严惩责任人——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

莫洛托夫牢牢记住了这件事。他经常有事到我跟巴甫洛夫的房间来，他看见我半开的保险箱之后，总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看看吧，这个臭知识分子心底外露，保险箱不上锁，桌子上乱七八糟，进来看看吧。哎呀，这些俄国知识分子啊！……”

莫洛托夫鸡尾酒

“莫洛托夫鸡尾酒”（Molotov cocktail）是土制燃烧弹的别称。来自苏联的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

二次大战时苏联入侵芬兰，芬兰士兵无论是人数或装备皆处于下风。面对红军的坦克，芬兰人借用了之前在西班牙内战时，这种由苏联人支持的共和派人发明的燃烧瓶武器。

在苏芬战争中，苏联轰炸机曾用燃烧弹轰炸芬兰的城市和平民目标。面对国际社会的指责时，莫洛托夫宣称苏联飞机没有向芬兰人民扔下炸弹，而是向他们空投面包。

芬兰军民便将苏联燃烧弹称为“莫洛托夫面包篮”，并将他们准备的这种燃烧瓶称为莫诺托夫鸡尾酒，用来招待苏联坦克。芬兰军方在之后持续的战事中大量生产燃烧瓶，以手或掷石器投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