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缵绪（1886——1960），号治易，人称王老乱，秀才出身，民国四川速成系将领，所部将佐士兵清一色是西充人，先跟杨森，后在四川统一之役的关键时刻倒戈投靠刘湘，官至陆军上将，四川省主席，抗战时先后自费动员24个团组成29集团军出川抗战，转战两湖战场，到1943年底只剩下一半部队，他也解散集团军司令部辞职回乡。1958年偷渡香港未成，被拘押至死。他所创立的巴蜀小学至今还是四川名校之一。

生平简介

内战漩涡(夔府成军 倒戈升官 创办学校)

四川主席(攀结蒋氏 讨逆出川)

抗日战场(坚守大洪山 反对新四军 激战洞庭湖)

回乡之后(怜子心切 成都起义 依法被捕)

生平简介

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号庢园居士。1885年农历五月初九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观音乡大磉磴村。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1904年考入顺庆中学，与杨森等同学；1906年考入四川陆军弁目学堂，后转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王缵绪是职业军人，又数次从政，他一生热心教育，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1960年11月在成都病逝，终年75岁。

1908年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任新军第十七镇三十三混成协见习排长，后升任连长；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保路同志军”，任四川陆军第二师二团一营营长；1918年调任第一师军官传习所所长；1919年调任二师第六团团长。

1920年川滇大战爆发，刘湘为鼓励杨森脱离滇军，将所部王缵绪团划归杨森。杨任川军第九师师长，王缵绪为该师十八旅旅长，兼任川南道尹。这是王第一次从政，他“兴农田、水利、筑路、改良监狱、奖励留学”；聘请卢作孚为川南道尹公署第三科（教育）科长，创办通俗教育会，推行新文化运动；对川南师范学校进行改革，聘恽代英到校任教，并亲自印发恽代英编著《政治学概论》等书籍。他推行的革新运动遭到地方封建势力强烈反对：1922年7月21日四川省议会发“快邮代电”，抨击“该道尹即在下川南伪造种种团体、种种印刷物，以为一己辩护，足证该道尹实能奉行野心家、阴谋家之政策，利用伪民治主义以行其割据川南之实者也”，并 “已咨请省公署撤任查办”。王的新政遭遇阻力，卢作孚、恽代英亦相继辞离。

1924年2月9日杨森部攻入成都，任命王缵绪兼成都市政公所督办。王就任后着手扩宽春熙路、修少城公园；将城墙及城内大街辟为汽车站，建造公共厕所；实施市内义务教育，创办徒弟补习学校令各商店学徒入学；少城公园内建公共体育场，举办全省学校第一次运动会。因业绩昭著，少城公园内曾有碑刻加以铭记。

1925年北伐呼声初起之际，杨森反而主张联合滇军袁祖铭攻打刘湘，以期武力统一四川，令王缵绪任北路总指挥，由遂宁向合川、重庆出击。川东各师将领在重庆组成反杨联军，决定以邓锡侯率部将王缵绪阻于合川；以田颂尧部侧击遂宁牵制王缵绪部。

此前，四川省议会向全川将领发出“息兵御侮”通电，请求川军将领“勿以目前之地位为可久，勿以操戈同室为得计，及早回头，共图善后，移内争之兵力，作外交之后盾，于国于家，庶几有济”。王缵绪深明大义，知杨森之举必阻碍北伐之促成，乃于7月下旬在遂宁发出通电致双方各军，主张停战协商川局。杨森全线因此发生动摇，各部向乐山、宜宾总撤退，试图入滇。唯官兵闻云南贫瘠，到宜宾后多不愿前往而求庇于刘湘。杨森无奈只身乘船出川，赴汉口投靠鄂军夏斗寅。

9月23日，北京临时政府任王缵绪为陆军第十六师师长，驻防资中、内江、隆昌、荣昌等地达三年，师部设资中。在资中他继续推行新文化教育和交通建设。将“劝学所”改为“教育局”，统一管理全县公私立学校；在重龙山下的东庙内设立县立小学，聘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前来任教；又将北门外农业学校改为职业学校，在校内附设民生工厂，学生半工半读，使贫家小户人家子弟能够入学；次年，报请省政府将资州中学升格为“四川省立第六中学”，聘周能泮担任校长，到上海购置仪器和书籍，教师有毕业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大学毕业生，及美国、日本、英国的留学回国学生担任。范长江、曹荻秋、廖昂等均毕业于此校。还在县政府前面西仓房设立“通俗图书馆”，藏书达一万多册；将重龙山修建为“重龙公园”，建听泉楼和江天阁，在永庆寺陈列图书和文物，供市民观赏；还建了三个公共体育场。1926年在资中川主宫成立“资内马路局”，请留学法国的土木工程师何庆延任坐办，集得股款20万元，征调民工建成全长60公里、宽5米的资中至内江公路。还用“驻军护商款”培修西门外大堤，在马路局设立“蒙溪河浚导处”，以减少洪灾。

1926年8月21日王缵绪等十三将领发出通电赞同讨伐吴佩孚。11月27日，蒋总司令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川军自此脱离北洋政府，赞同北伐，归附国民政府。王缵绪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第四师师长。1927年任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1928年第二十一军奉命裁军，改任第二十一军第二师师长，移驻重庆。

1929年1月26日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所属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委员长为冯玉祥）。5月17日，王向刘湘提出“辞去军职留学欧美”请求，谓“……夫血战终身，虽军人应尽职责，然非争国防与外交，牺牲者就何所为，长此屠刀在手，自杀宁有已时。故全国多一军人，即全国添一乱机，川军多一退伍，即川境增一良民。缵绪不幸，误入军籍，当此军阀末路，忍再作茧自缚；年愈不惑，时弗再来，觉悟嫌迟，改过宜勇。” 王还对记者谈道：“……教育之根本，全在幼稚时代之教育为基础，然以我国而论，迄未本此原则实施。故余决心辞去军职，专赴各国考察幼稚教育状况，如管理法、教育法、保姆养成法等等，逐一详细研究，俾他日归国，能取他人之所长，补我之所拙，以从事于我国国民基础教育之工作。” 刘湘再三慰留，决定“给假三月，以资修养” ，并向国民政府举荐王兼任四川盐运使。四川盐商“对新上任的运使例有一笔馈赠”，王用这笔资金购得张家花园旧址，开始实施其创办巴蜀幼稚园的计划。刘湘对王决心投身教育的举动给予理解和支持，第一个出资捐助修建园舍（即巴蜀学校“湘院”）。1930年5月8日国民政府委王缵绪为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兼四川盐运缉私局长。

在筹备巴蜀幼稚园的同时，王在重庆创办《巴蜀日报》，1929年11月21首日发刊。《巴蜀日报》社设商业场西三街26号（后迁入杨柳街72号），每天出版两大张，“消息力求翔实敏活，持论一本公平直正” ，除新闻外，还有副刊。报社总编辑黄绶（元贲），编辑有江凝九、蒋阆仙、何剑华、邓宰平，主笔王国源、江子愚、罗一龙，经理郭松年。该报出版四年零三个月，至1934年春节停刊。

1932年8月，“二刘大战”（刘湘对刘文辉）爆发，至1933年12月结束。“二刘大战”是四川军阀40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1932年，王任刘湘部北路总指挥，助刘湘统一四川。

1933年2月，王创办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正式开学。王通过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延聘周勖成、孙伯才、卫楚材等教育专家，由江浙来渝主持校务，并将张家花园之街房地产全部交给校方作为办学经费。学校教学仪器、教具、动植物标本、挂图及史地图籍，以及校图书馆上万册图书，皆另行拨款从上海购来，设备堪称全川乃至西南首屈一指。巴蜀学校秉承“公、正、诚、朴”校训，坚持“手脑并用”教育目标、“儿童本位”教育原则及“教养兼施”教育模式，是当时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在西南地区的成功实践典范，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数以千计莘莘学子，造就一代英才。巴蜀学校办学成绩享誉西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亲赐“成绩斐然”牌匾。

1939年7月，因重庆屡遭日机轰炸，王将巴蜀学校整体迁回西充，学校的教育教学设备、仪器装了整整十六条大木船经嘉陵江运至南充，又动用二千余民工运至西充大佛寺，解决西充多年没有中学，家乡子弟求学的困难，实为后来西充中学的前身。留守重庆的巴蜀学校仍继续办学，到1949年底，已经发展成为集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完整基础教育体系的完全学校，并积极筹备建立巴蜀文商学院，终因社会变故而未果。

1934年2月，中央军事委员会整饬军政，将全国军队重新编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改称“国军第二十一军”，王任第二师师长，辖第四、五、六三个旅，驻防合川。同年10月至次年5月，王先后担任四川剿匪军第五路副总指挥兼第一纵队司令和第六路总指挥，与红军作战，以阻截为主旨。

1935年10月1日，行政院召开第232次会，任王为四十四军军长，辖三师、十六团，又十一独立营，军部设绵竹；10月8日，接守松潘至威州防线，在水口场、夹门关、名山、清江堰一线与红军对峙。11月6日，赴南京出席五全大会。1936年2月25日，国民政府授为陆军中将。

1937年6月28日，王任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委员。9月1日，王率领第44军（时编入第23集团军）首先开赴前线，由川鄂大道出发东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汉铁路沿线。1938年1月，因前线需要，44军从第23集团军中抽出，与67军合编为第29集团军，王担任该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逝世，国府明令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1月23日王缵绪率35名留川将领致电蒋委员长，拥护中央决定；同日，留川部队以161师师长许绍宗领衔，六个师长同五个独立旅旅长联名电呈中央，要求“收回成命”，并且在成渝两地组织示威游行，到处贴标语，散发传单，情势趋于紧张。1月25日王缵绪、郭勋祺奉蒋召飞汉； 3月6日钟体乾、邓汉祥、王缵绪、潘文华、王陵基联名电呈蒋委员长、林森主席，表示拥护抗战，拥护中央。 3月22日，王缵绪、王陵基奉召赴汉；4月1日，王自汉口致电所属晓谕民族大义：“今日之势，我辈若舍去出兵抗战之一途，不惟国家民族无以生存，即吾川省格与乎小小团体，亦将难保。且现在后方军人，必深负亡国之罪，纵不被国人唾骂，亦无面目以见抗日诸将士。绪已抱定坚决之决心，不问一切机构，专以集团军名义，率部出川抗敌。即使七千万人拥我为主席，我亦不屑为，弃之若敝履。惟望兄等迅将本集团军各军师旅部队，调集相当地区，加紧整顿训练，积极准备出师。如有不明大义，偷生畏劳之官佐，务望诸兄切实开导，俾知公忠体国，为民前锋，注意大者远者，切勿瞻前顾后，国家幸甚，团体幸甚！”

4月11日蒋召集何应钦、贺国光、邓锡侯、王缵绪、唐式遵、王陵基到京；4月26日行政院会议决议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潘文华任川康绥靖副主任、刘文辉兼重庆行营副主任。4月27日，王缵绪致电蒋委员长，恳请收回代主川政成命。5月3日，蒋委员长致电王缵绪：“成都王主席治易兄，感电悉，情殷抗战，具见忠怀，至深嘉佩。惟此次决定川中军政人选，以此最为相宜。吾兄向以中央意志为意志，应即遵令就职，勿再谦辞。” 5月8日，王通电就四川省政府代主席职。

此后，王发布一系列新政：一、裁撤骈冗机关，节省公帑；二、整理财政，彻底清查过去账目，严惩贪污；三、减征田赋，决定二十七年度减为一年二征，二十八年度减为一年一征；四、地方附加亦将严为规定，俾得减轻人民负担。

8月1日，行政院召开第374次会，任命王缵绪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民政厅长稽祖佑免职，由胡次威任；蒋志澄教育厅长改任重庆市长，杨廉任省教育厅长；任命何北衡任建设厅长；陈筑山任秘书长。

8月11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缵绪，写道：“治易仁兄足下，戎马倥偬，疏于问候，良用疚歉。此次驱敌于河滨，乘机拜谒诸长官，报告华北战绩，借此作书，聊申获念之殷，并致意于川中父老兄弟。抗战军兴，吾川对国家民族，殊多贡献。省中健儿在南北各战场与全国友军携手并进，以头颅捍卫国土，以鲜血换取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川人增加许多光辉。西望故土，殊令人兴奋鼓舞不置……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好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将肩负更重大之责任。吾兄领袖群伦，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质，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与蒋委员长之历次指示，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9月，参政员张澜为征调壮丁问题致函行营及省府，请求改善办法。23日，王复函张澜：“……征调壮丁为目前第一要政，而办理不善，亦为丛弊之尤，前线后方，胥受影响，审思竟夕，焦灼莫名。承示五项，洵为扼要之图，一四两项当嘱主管厅遵办，二项亦当悬为厉禁，随时调查严究，三项迭经通电饬知，五项亦由军管区司令部与民厅议有切实办法，不日见诸实施。先生体国恤民，盖虑所及，罔不切合实际。绪虽不敏，尤当敬谨遵行，期无陨越，尚乞释念为叩。” 10月，王聘请社会人士分四路到全省各县指导监督兵役办理情况，“胡文澜负责东路，张表方（澜）负责北路，邵明叔负责南路，周奉池负责西路，以改善兵役”。

1938年底，抗战局势日趋紧张，四川民众出兵出钱的担负亦日益加重，各种矛盾激化，群体冲突事件时有发生。王体念民众痛苦，对群体事件采取“理喻式和平方法”予以化解。11月10日，“新都实验县乡民，因不满县政府征兵及各种设施，受地方哥老及土劣之鼓动，集合团丁多人，围城反抗，附近各县团丁，亦纷往参加。经公正士绅出面疏解，省府取消其实验县名义，撤换县长，事件始获和平解决”。 11月22日，王以“国难当中，所有公务员应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通令昭示”。他要求各级公务人员“凡因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酬应；不准借婚丧庆寿大张宴席，收受礼物；在卸任人员当地士绅民众发起挽留或送万民伞，或送功德碑等类事件，应设法制止，决不可迁就”。

12月7日，“中江事件继起，乡民二千余人，包围县城。追查事件起因，为县政人员征兵征谷舞弊，引起人民公愤。经省府派人宣慰处理，亦幸获解决”。12月21日《新民报》发表时评：“……王主席很坦白的承认，所以会有此次中江的事变，主要原因，只在前此的政治不修明。这就等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担负自己应负的责任。基于此一点以推论王主席的精神，颇具有一个能够勇于负责的政治家的风度。……事变和盘托出，与全川父老及全国人士共见，这确然值得我们寄以深切的同情和欣慰！”

1939年1月，王大力整顿吏治并通令全省：“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均系秉承政府推行政令，直接领导人民之公务员，尤宜奉公守法，为民除弊兴利。乃近查各县区长、联保主任，自恃地位，对人民生命财产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以致怨声载道，若不严予制止，其何以正法纪而树风声。今特令各专员县长，转饬各区长、联保主任，务须奉公守法，对违法者并应切实检举，从严惩办。” 3月，王亲到各县视察，除考察吏治、兵役、保甲、禁烟及地方建设等问题外，对民间疾苦亦极关怀，尽量安排时间拜访入营壮丁的家属，并给予慰劳金。

9月1日，王在全川推行新役政，亲自制定《县长守则》、《兵役科干部守则》、《常备队干部守则》。对县长提出六条要求，一要巡查认真，督促彻底宣传；二要随时到常备队点名，严查空旷，慰问疾苦；三要随时慰问贫苦壮丁家属；四要依期欢迎欢送出征壮丁；五要彻底实行壮丁优待；六要严厉查办舞弊人员。9月5日王兼任四川肃清私存烟土督办公署督办，宗旨在肃清私土，绝毒禁种。

自担任省主席起，王便着力清理川省历史旧账。在全川财政整理委员会议上，王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有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及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明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举全在铲除川省历年来财政上种种积弊，使之趋入正轨，以表现公开财政，昭示大信之精神，决不至如过去之敷衍了事。” 当年有媒体报道说：“王担任省主席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时间里，因减征减少1400多万粮款收入，另外还偿还了一亿多的债款；交卸时，尚存余了1000余万的现款。这组数字，就是他在四川的政绩。”

王大力推行新政，尤其查办积案、撤换大批贪污官吏，大大触犯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此时抗战已入第三年度，川政推行已渐上轨道，忽于8月6日，有川军七师长谢德堪、杨晒轩、彭焕章、周成虎、刘树成、刘元塘、刘元琮联电攻击王缵绪种种措施不当，促其辞职之事发生。原自王缵绪代理并真除川省主席后，大体上尚能秉承中枢意旨，推动有关抗建工作。惟自刘湘逝世后，川中军人觊觎川政者颇不乏人。王处事接物，亦时不免操切。是时，川军留驻后方者计共九个师，除属41军之曾宪栋、吕康两师长拒绝签名反王外，其他七师长，刘元塘、刘元琮系属第24军刘文辉部；谢德堪、杨晒轩，系属45军邓锡侯部；彭焕章、周成虎、刘树成，系属潘文华指挥。七师长既各有所属，其所签发之反王通电，自为其长官所指使。中枢为息事宁人，安定后方起见，乃有调王缵绪回到驻在湖北前线之29集团军总司令部，由蒋委员长兼理川政的决定”。 9月19日，国民政府明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志切抗战，请缨出川，恳辞主席职务，英勇卫国，殊堪嘉尚。王缵绪应准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侮。在出征期间，所有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兼理。” 10月1日，王电令全川各县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用备整编补充；二、积极组训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政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推行政令，用奠后防，藉固前线。

10月底，王离省政府主席职亲临前线指挥，他在前沿阵地向官兵训话说：“各位官长、各位兄弟，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争光，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29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拥护总裁的革命阵营，是国家的骨干，是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这个团体要使上官爱护，莫使上官厌恶。要配做一个革命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庭，抗战就是我们的生活。不畏难，不怕苦，见利不先，赴义恐后，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愤耿耿，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决心先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苟且偷生、争夺抢劫、分歧错杂、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化种种恶习不成功。”

1939年冬，全国发动冬季攻势，29集团军参加第五战区之冬季攻势，协力右集团军张自忠部，拒止北进之敌。12月中旬，于襄河东岸南下攻击钟祥洋梓敌人据点，占领王家店。

1940年1月，敌方13师团增兵反攻，窜占长寿店、王家店，旋经友邻部队增兵逆袭，将王家店收复。该集团军乘势推进连续猛攻，因敌我双方伤亡均重，形成对峙。至3月终，冬季攻势结束，29集团军推进鄂中京钟公路大洪山，任该地区攻防作战。5月，王加任陆军上将衔。

5月初，日军分兵两路，北犯襄阳、双沟，西犯随县、枣阳。第33集团军张自忠部首当其冲，即向襄阳转移，致使29集团军总部驻地张家集随即受敌猛攻。王乃率部驻守大洪山西北要隘。张自忠于5月15日在宜城殉国后，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王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追日军。6月初，日军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即组成几个梯团南下。王令全集团军固守大洪山要隘。敌部四面围攻大洪山，激战十余日后各要隘虽被敌所占，却予敌以重大杀伤，且击伤敌第40师团长天谷直次郎。此后，王又命所部利用山地隐蔽，与敌旋磨打转，激战十余日，毙伤敌将校达时任。敌伤亡甚重，不得不撤出大洪山。29集团军阻止了日寇西进，粉碎了敌人一举歼灭该部的阴谋。在其后守备大洪山的一年又四个月（1940年9月至1941年底）中，王曾多次率部对日军13师团进行了反扫荡战斗。到1941年12月奉命开赴河南内乡整训，移交防务给22集团军孙震部时，仍保有大洪山第一线阵地，成功阻止日军想要突破大洪山防线向战区腹地推进的企图。这就是轰动抗日前线的“大洪山老王推磨”。

1942年3月，29集团军奉命自河南调往第六战区；7月，王升任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扎桃源，守备洞庭以西、长江以南的湘鄂地区。1943年2月，日军三万余人从岳阳、沙市、宜昌向29集团军守地进犯。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许出击。15日佛晓，日军轻易攻破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29集团军67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到2月底，阵地失而复得。3月上旬，敌全面向沙市以南滨湖各县进犯。王亲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作战。敌我双方形成拉锯状激战到3月下旬，敌退守于洞庭湖西岸和南岸的四处据点。4月上旬，29集团军奉陈诚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同年10月，日军纠集九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源进犯。新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令29集团军在北面的滨湖各县节节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王命44军与敌鏖战20余日，使敌未能前进，且有所缴获。但另一路敌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使44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地区。敌旋即迫近29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桃源。王率余部退至沅水以南的郑家驿，令44军在常德外围之太浮山和太阳山地区分别截击敌军。该军150师师长许国璋于是役身负重伤，自戕殉国。12月3日，余程万失守常德后，六、九两战区增援部队始陆续赶到，在太浮山地区击败敌军。44军击败桃源之敌后，奉命追击至藕池口。敌军退守注滋口一线，形成对峙，29集团军奉命集结澧县待命。

第29集团军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湖滨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重大战役，大小战斗计2300余次。所辖44军和67军共6万6千余官兵，加上补充壮丁4万5千余，共打死打伤日本官兵4万余人。此时，集团军仅存不到2万人，壮丁力夫伤亡失散更是不计其数。1944年2月在南岳军事会议上，王自请撤消29集团军总部和67军建制，保留44军。经军委会批准，44军仍由王泽濬任军长，辖149、150、161、162四个师，调归第九战区指挥。王调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4年5月，日寇再发动对长衡攻势。6月7日，敌军第3师团窜抵古港附近，44军奉令于9日展开攻势，击破古港东门市之敌，斩获甚多。敌军继续增兵反攻，44军不得已向浏阳撤退，敌68师团同116师团猛进争夺浏阳，44军固守浏阳，喋血奋战九昼夜，终以战力不支，14日退出浏阳。敌军又继陷攸县，44军奉命赴茶陵南北地区，迎击该敌。7月敌军陷茶陵。8月8日敌军又陷衡阳，指向桂林。44军留置湘粤边区，受第九战区长官部直接指挥。于1945元月，参加湘粤赣边区作战。元月中旬，敌军一部由茶陵安阳南进，44军奉命迎击，奋战阻截，敌未得逞。迄至8月，日寇宣布投降。因抗战有功，王缵绪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

1945年2月10日，王被委为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王上任即告诫部属不得欺压百姓，在辖区内分设若干军民合作站。整顿监狱，释放罪轻者，在两天内释放数百名烟贩，他说：“种烟运烟的都无事，吃烟贩烟有何罪？” 此举触怒上峰，认为王“太霸道”。他改善劳改人员待遇，规定禁止肉刑，以养廉耻；视寒问疾，力求卫生；言行训育，化囚为民；经济公开，以谋温饱；严禁剥削，以维福利；贿赂绝迹，一洗贪风。大力整肃重庆治安，捉拿大流氓雷鸣心。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因群众热烈参加，社会秩序比较混乱，王明确指示所部“为尊重民主运动起见，不拟加以管制，仅以劝告方式维持会场秩序”。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6月重庆卫戍司令部奉令改组警备司令部，王任武汉行营副主任。1947年5月2日，王应蒋电召进京，行前王对记者说：“……首都卫戍总司令一职，中枢虽有意相委，但本人年事已老，不愿再任军职。此番赴京晋谒主席，除本一贯精神以在野之身翊赞中枢外，别无他项希求。因目前营谋官位者正多，本人实无此需要也。” 王自京返回即赋闲居家，观弄书画，吟诗作赋，研习佛学。

1948年5月16日，王调任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副主任（5月19日，重庆行辕改为重庆绥靖公署）。同日，王出席国大返回重庆，公开表达对时局的担忧，他说：“……政府与党意志之不齐一，已于此次国大会中，充分表露无遗。而政治改革之无实效，亦可于铲除豪门资本，举办救济特捐等例中概见。故欲挽回国事之颓局，非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并力去敷衍塞责之官僚作风，努力做出成绩。尤于铲除豪门资本，安定人民生活一点，非彻底做到，不足以压人心，挽颓局。” 8月4日，行政院第10次会议委朱绍良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王缵绪、贺国光、杨森为副主任。

1949年3月4日，王致函毛泽东，感谢承蒙优待其子（王泽濬于淮海战役被俘），继称天道忌盈应适可而止。5月14日，川康渝国大代表、立监委员、省市参议员联系会在成都举行大会，17日闭幕，王被推为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大会通过西南应变三大方案：政治——用人唯贤，严惩贪污；经济——彻底限田，停止征实；军事——协助国军，组训民众。6月，王被委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6月13日，王再次向记者发表时局感言：“……我对政府，对国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说的是病的症结所在，民间的疾苦。三四年来，曾与总裁（因我素来称蒋总统为总裁，原注）上书不下七八万言，如政治之贪污无能；财政上无限制的发行钞票；党团的人员全在做官，不下乡工作；教育腐化；司法较过去的军阀还贪污，剥削平民；征兵尽是兵贩子；主张胜利后不能裁兵……，可是这一些办法都没有被当局采纳，千言万语等于石沉大海。……王陵基只知道做官，个人包办一切，土地、人民、金银财帛是他的，组训民众，保卫家乡他完全不管。今天我们出来，他还要说我们是武装逃亡，有野心。像他这样只做官，实在是有污粮食，假若粮食有知，也会起来反抗的。”

1949年12月7日，王被委为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14日，他授意新编44军代理军长周青廷发出起义通电；24日胡宗南所派成都城防部队撤离成都，王以“治总”名义接管成都。

25日，“治总”政工处长王乃鹤在成都广播电台向市民报告说：“……王缵绪先生在虎口余生中以极艺术的政治手腕周旋于左右矛盾的冲突中，与反动派斗争，而奠定了成都和平解放的基础，更以战犯身份作到了中共目前所真正要求的一切，这是化戾气为祥和的重要基础。在今天通电起义自然很受人民欢迎，就是要反共，人民也不怕你。这次王缵绪先生如果起义了，势必受反动派迫害而离蓉，这条路不能使他负起成都和平解放的重任。因为王先生在佛法悲天悯人的立场与共党革命的基本方针相同，而在作风上又与中共的政策相配合，因此特宁为成都以及全川父老的幸福而牺牲自己，以战犯的身份出担重责。”

同日，王缵绪致函解放军四川军区委员会，表示“为了人民的和平愿望、父老的请求，不忍重苦人民，现在严率所部，勉维治安，静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调遣”。

1950年后，他历任川西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等职。1950年12月24日，王将创办十八年的重庆私立巴蜀学校无偿捐献给政府，邓小平指示“一切不变，只许办好，不许办坏”。1952年10月10日，又将其毕生收藏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由西南博物院收藏。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保存文物中，王捐献的国家一、二级书画藏品达167件。

王缵绪个人最大爱好即书法、诗词和收藏。早年曾加入上海海上亭云书画社，有部分诗词、题字传世（资中永庆寺牌匾“令我见佛”、资中银山镇题“古银山县”、重庆巴蜀学校“诱诲堂”、“棫园”等）。他与文化名人交往甚密，如齐白石、梁漱溟、黄宾虹、黄炎培等。王说话幽默风趣，外号“笑和尚”。他“私德尚好，烟酒赌均不来，自奉亦简”。

王热爱乡里。当年西充经常遭遇灾害，以致“民食艰难，饿殍日多，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王“每接乡讯，深恻于怀。虽以恭桑之谊勉竭绵薄，略谋赈济，而杯水车薪，终苦无所裨益”， 1927年10月22日，会同鲜英等22人发起对川北旱灾给予赈济。1937年 3月2日，王亲笔致函建设厅长卢作孚，请求他“设法为敝县安置泥石工五千人，移民就食，以工代赈”。凡有西充人上门求他，都予以“打点。特别是灾荒年，每到部队开饭时，总有不少人找来说自己是西充人，王说：“是西充人就拿碗添饭。”有时人多了碗不够，部下向王报告，他说“没得碗就用瓢。”在西充，“拿碗添饭”这句话百姓流传至今。

1957年6月，反右派运动开始。王的故旧、好友多人被划为右派，如台盟中央主席谢雪红，起义将领龙云，民盟中央章乃器、罗隆基，民主人士鲜英，就连曾动员王起义的中共党员、四川省参事室主任高兴亚也被打成右派。这些现实在王的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最终他作出选择——离境出走。11月15日晚9时，王在深圳边境被捕，随身携带有他亲笔书写的30本（约52万字）日记，以及51份刊登反右派运动报纸。此后，王被拘押在成都文庙后街省公安厅内，未对他作任何判决，直至1960年11月在四川省医院病逝。

附注：文中引言、引文均出自当年报刊及文档。

录自《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政府志》2011年出版

内战漩涡

夔府成军

农历乙酉年五月初九（夏至）出生在四川省西充县观音乡大磉磴村（今西充县的晋城镇程真宫村）。属鸡，幼年受业于举人，考取秀才。喜书法，作律绝，好收藏图籍。

1908年，他考入四川弁目学堂。毕业后任新军第十七镇第三十三混成协队官，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营长。1916年任川军刘湘部团长。后来调任刘湘第二军第9师杨森属下。他总觉得枪杆子太少，难成大器，拼命扩大武装，不料欲速则不达，1921年被革去团长专任永宁道道尹。

他从一些军阀、政客一起瓜分川汉铁路的借款分脏中得到银币10万元，便丢下道尹，携款到汉口贿赂湖北督军萧耀南的门衙。买得汉阳步枪2,400枝，重机枪6挺和一批子弹，运到夔府（今奉节县）。他派员四出，广招兵马。川鄂边界农民踊跃入伙，很快汇集近3000人，建立了2个团1个营，这就是他自称的“夔府成军”。

倒戈升官

1922年7月，王缵绪投奔杨森，跟随杨森参加了一、二军之战和败退湖北，接着在吴佩孚的支出下反攻，打倒了熊克武。被吴佩孚委任为十六师（杨森自兼）三十二旅旅长。所部两个团从奉节移驻成都。杨森对他用而又疑，他深恐杨森对自己不利，于是施用苦肉之计，在左臂上刺一森字，并用蓝色染上，并命其部署全体官兵都效仿此举，向杨森表忠心，杨森满心欢喜，1924年6月委其兼任成都市政督办。王缵绪上任后，大搞乡班子，其属下士兵大多是西充人，中上级军官更不用说了。

1925年4月9日在杨森发动“统一之战”的成都会议上，王缵绪升为第一师师长兼第一路总指挥。他当时驻兵安岳，杨森补充弹药很少，他十分恼怒，说：“杨汉域当个骑兵团长，都存有10万发子弹，我们反而不如杨汉域了。”他一方面主张联袁（袁祖铭）打刘（湘），而另一方面却与刘湘传递情报。在重庆，他专设联络代表，时刻与刘湘联系。刘湘以盐运使为条件，派严仲卿绕道安岳去打通王缵绪。王积极响应刘湘使者鲜英“息兵弭战”的倡导。7月23日通电拥护刘湘。他的倒戈犹如晴天霹雳打在杨森头上，杨森气急败坏的说：“连王治易都投降了，这个仗没法打了。他将其部自改为国防军第十六师，取代杨森师长职务，驻防资中、内江、隆昌、荣昌。

1926年川军接受改编，王缵绪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1929年改任第二师师长兼四川盐运使，驻守重庆。刘湘企图以神治军，接受刘从云提出的神道政治的主张，即用所谓神道统一部队，继而统一全川，再统一全国。刘从云出面组织“先天一贯道”，王缵绪 也被刘湘介绍入道，赐名“玉道”，然而他却私下里说：“以鬼制军，愚而又愚，我可入道，但不许部下入道。”

王缵绪当了盐运使，以为得了肥缺，有民谣曰：“一任清盐官，家资上千万。”他接受了盐税，还不断追缴以往的欠税，撤换了一批盐官。又勒索了一批税官，把他们历年的贪污都挤了出来。当时，重庆是金融和盐商的中心，又基本上是刘航琛控制着，他想要大抓一笔，还不是那样得心应手，一次，他借军饷问题，向盐业工会摊派10万借款，就被刘航琛讽刺挖苦打了回来，这让他非常不舒服。

在二刘大战中，1932年8月王缵绪当了北路军总指挥，率兵攻克潼南，内江。在第二年的安川大战中，他又为刘湘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当百姓举起欢迎刘湘的旗帜时，他不满的骂道：“你们以为刘湘是什么好东西，他和刘文辉不过是一丘之貉而已。

创办学校

1932年。当时，王缵绪受盐商巨额贿赂的事被刘湘获悉，刘湘有意逼王上缴。王缵绪灵机一动，借口培育军政要员子女，将此项经费用于创办学校。王缵绪将巴蜀学校的第一幢楼房取名“湘园”，以取悦刘湘。于是刘湘对王缵绪不再追究了。王缵绪通过校董事、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向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求助，延聘周勖成、孙伯才、卫楚材等教育专家，由江浙来川主持教务。学校制定了“公正、诚朴”的校训。教学采用“手脑并用，身心互通”的方法，重启发和实践，让学生自行创办合作社、银行、指导团、农场、由专职人员辅导，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工作能力。几年之后，在小学基础上相继增设了初中和幼儿园。1939年7月，为了避免日机轰炸，保护师生安全，王缵绪将重庆私立巴蜀学校迁往故乡西充。巴蜀学校，即今重庆市四十一中学该校迁回重庆时，全部仪器、图书等校产都留在西充。

四川主席

攀结蒋氏

1935年，蒋介石的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入川，刘湘派周从化等数十人监视王缵绪，防止他和蒋介石勾结，他则千方百计要摆脱刘湘的控制，甚至在参谋团柏良和史伯英的介绍下加入“复兴社”。按当时规定，将级军官入社必须经过蒋介石的批准，康泽对他入社很反感，拒绝上报，他就成为复兴社的黑户。

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川北建立根据地时，刘湘组织六路围攻，王缵绪为第四十四军军长兼四川第六路“巢匪”总指挥。当红四方面军转移阵地时，王缵绪便率5个旅约15个团在绵阳、江油、邛崃和大邑等地区，向红军进犯，对根据地进行骚扰。

1937年抗战爆发后，刘湘出川抗战，这是他 只是在名义上属于刘湘，经济、人事完全自主，刘湘死后，他想继承刘湘的军政职务，积极进行活动。而蒋介石打算以张群接任四川省主席一职，而遭到四川军人的一致反对，重庆行营参谋长兼代主任贺国光向蒋建议道：“ 刘湘遗缺，觊觎者众，正宜授予诸川将，僧多粥少，必起内讧，此诚为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之策，务祈收回成命，以免同利相争之局，变成同党相害之势，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蒋介石要贺提出人选，贺却专提王缵绪一人。贺的秘书不解其意，提出众多疑问。贺异议辨析，说道：“正因为王治易 不孚众望，他才数不起党羽，好随时把他取下来。”“就是因为他章法太乱，搞砸了事犯众怒，众人把他哄下台，他也怪不到我们。”

1938年3月，王缵绪任第二十九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他让副总司令许绍宗率2个军16个团代他出川，4月26日，国民党行政院会议议决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信王缵绪，规劝其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信中指出：“深信必能巩固并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日建国纲领，为抗战建国大业而奋斗到底。”　朱总司令的信使王缵绪产生了一点对励精图治的向往。他采纳了秘书张抚均的建议，迎聘张澜作省府高等顾问。张澜对王缵绪治川，多予参谋与指导。他说：“为政之要，在于受民简政，节省开支，严惩贪污。多一官员，多一贪污，苦了百姓，农村遍地骂道，从正（政界）不如从良（征梁），从良不如从娼（仓库保管员），从娼不如下乡（当乡长），你在承乱之后，更好求治。抓住机会，把川政治好。在这抗战后方，也让老百姓松口气”。之后，王缵绪从张澜议发布了新政。他一改一年四征为两征，减轻百姓负担；实行肉税附加，补充教育经费；查核减免乡村壮丁费、草鞋费、军服费等；查办贪污案，裁减贪污官员等。后来，他听信谗言，对张澜逐渐疏远，傲慢，不礼貌，张澜见势不妙，避居重庆。

7月，云南龙云去武汉路过成都时，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王缵绪等签订了一个川、康、滇3省政治、军事、经济实行合作的盟约，以联合抵制蒋介石的宰割。事后，王向蒋告密此事，密电被截获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对他恨之入骨，8月10日策动七师长倒王事件，列举王缵绪十大罪状。同时调动军队逼近成都，摆出武力驱王的架势。

张澜对朋友说：“王缵绪以为反对我，压迫四川军人，就可得到蒋介石的欢欣，稳住政局，其实不然，只要大家精诚合作，蒋介石就会断然牺牲他。蒋介石见时机已到，立即电令王缵绪到重庆，相间一番劝说，商议摆平军队的办法，“暂且由我兼任省主席，你到前方去，缓些时候回任就好了。”

讨逆出川

1939年8月19日，王缵绪电呈蒋介石并通电全国声讨汪精卫。9月19日，国民政府命令王缵绪率部驰赴前方，悉力御敌。在出征期间，所有四川省主席职务，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10月1日，王缵绪将部分保安部队编成4个独立旅，划归二十九集团军节制。事宜完毕，整装待发。他电令全川各县长，指示后方防务工作要点，以三事相训勉：（一）各级地方军事政治训练机关，应即加紧训练整理，等待编整补充；（二）积极训练民众，开发生产，加强军队联系，以增厚抗战力量；（三）坚定必胜信念，毋为流言所惑，照常执行政令，以奠后防，籍固前线。

抗日战场

坚守大洪山

1939年12月初，王缵绪率部离蓉出川，月底到达第二十九集团军驻扎地湖北襄阳、樊城、大洪山一带。归五战区右翼总指挥张自忠管辖。王缵绪整顿军纪，勉励官兵。他在向部属训话时说：“莫要开口说四川，我们是中国人。努力抗战不单为四川争光，是为中华民族争生存。二十九集团军是信崇三民主义，拥护总裁的革命阵营。是国家的骨干，民族的灵魂，决不是私人的武力。我们这个团体要使上官爱护，莫使上官厌恶。要配做一个革命军人，连营便是我们的家庭，抗战是我们的生活。不畏难，不怕苦，见利不先，赴义恐后，既能流汗，又能流血，忠愤耿耿，精诚团结。民族独立的金字塔，决心先拿我们的骨肉去砌成。要达到这个目的，非一洗过去的苟且偷生、自私自利、虚伪奸巧、因循腐化，种种恶习不成功。”

1940年3月1日，枣宜会战中，第二十九集团军向进犯大洪山的日寇出击。王缵绪亲冒矢石，身先士卒，督战负伤。5月1日，日军从信阳、随县、钟祥3个地区同时发动对枣阳及襄河东西两岸的攻势。李宗仁令王缵绪集中主力，从大洪山北上，尾击日军。他即令第四十四军军长廖震率所部和第六十七军的第一六一师，出板桥向日军尾击。5月16日，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战斗中壮烈牺牲。5月底，日军的两路兵力在双沟会师。迅速组成几个梯团，沿襄河东岸南下。廖震率部北上尾击日军的3个师，受到猛烈攻击后，不得不向大洪山区及张家集方向紧缩阵地，以保大洪山据点。日军第40师团天谷直次郎指挥的7个大队和2个炮兵大队的，四面围攻大洪山，并派日机狂轰滥炸。王缵绪部与日军艰难地激战20余日，要隘全部失守，只得与日军在山区旋磨打圈。又战了10余日，拖住了日寇的西进，粉碎了日寇妄图一举歼灭该部的阴谋，这就是轰动抗日前线的“大洪山老王推磨”。但他儿子王泽浚指挥的四个新编旅在襄河西岸则受到日军的猛烈打击，战后统计，在大洪山的16个团损失三分之一，在襄河西岸的8个团则损失过半。不久，29集团军开赴河南内乡整训，将所部2军12个旅24个团缩编为4师12个团。

反对新四军

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王缵绪密切配合，令第六十七军一六一师四八一旅旅长朱再明，偷袭鄂豫皖边区李先念在大洪山的葵花寨、芭蕉冲根据地。“皖南事变”发生后，王缵绪又在大洪山的双河假以召开联度军事会议为名，邀请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派员参加。当李先念师长派参谋长杜时慕到会时，他却背信弃义，将杜扣留并送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处邀功。

1942年7月10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奉令调往第六战区，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王缵绪亦升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部由河南内乡经老河口、兴山、长阳至湖南桃源集结，担负洞庭湖以西长江以南湘鄂地区守备任务。

激战洞庭湖

1943年2月，日军3万余众从岳阳、沙市、宜昌等地，向第二九集团军守地进犯。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准出击。15日拂晓，日军攻破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二十九集团军六十七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到2月底，阵地失而复得。3月上旬，日军全面向沙市以南滨湖各县进犯。王缵绪亲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作战。敌我双方形成拉锯状激战到3月下旬，敌退守于洞庭湖西岸和沙市南岸的4处锯点。4月上旬，二十九集团军奉陈诚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在战役期间，149师师长赵壁光听到日军来临的消息，吓的帽子都跑掉，惹的陈诚和薛岳极度不满，他只好下令将赵和149师三个团长都撤销职务。

10月，日军纠集45个大队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园进犯。新任第六战区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令二十九集团军在北面的滨湖各县节节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王缵绪命四十四军与敌激战20余日使敌未能前进，且有所缴获。但另一路敌军击破73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使四十四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地区。敌旋即迫近二十九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桃园。王缵绪率余部退至沅水以南的郑家驿，令四十四军在常德外围之太浮山和太阳山地区分别截击敌军。该军150师被日军隔断，师长许国璋在此次战役中身负重伤，自杀殉国。

12月3日余程万失守常德之后，六、九战区增援部队方陆续赶到，在太浮山地区分别击败敌军。四十四军击败桃源之敌后，奉命追击至藕池口。敌军退守注滋口一线，形成对峙。二十九集团军遂奉命集结澧县待命。

由于滨湖战役陈诚不准出击并下令退出防地，常德会战又遇指挥失当，友军作战不力，增援来迟，二十九集团军损失惨重。当地百姓即恨日军烧杀，也怨29集团军作战不力。王缵绪深感处境维艰，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当时，他儿子王泽浚任第四十四军军长。他便向蒋介石提出撤销第二十九集团军总部和六十七军建制，保留第四十四军的意见。这一请求，当即获准。因此，王缵绪既解除了困境，又保存了自己的实力。1944年3月6日，蒋介石调王缵绪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四十四军调第九战区，受司令长官薛岳指挥。他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报到后，返回四川，兼任国民党陪都卫戍总司令。薛岳令王泽浚将原第二十九集团军部队带到湖南宁乡改编。改编后，第四十四军下辖第150师、第162师、第161师，以及后调师第149师。

回乡之后

怜子心切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由蒋介石提名，王缵绪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此时，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王缵绪也调任武汉行辕副主任，1947年任重庆卫戍司令，不到一年交给刘雨卿，后朱绍良任西南绥靖公署主任，他任副主任。不久，绥署改称西南长官公署，张群为长官。他因张群不和而虚有其职。他闲居成都，观弄书画，吟诗作赋以消遣。

1948年他见王陵基主川，则不断向蒋介石上书，谋划坚守川康之策。不料其子泽浚在淮海战役的山东碾庄与解放军作战，全军覆没而被俘。王缵绪得此消息，在《新新新闻》上发表了他给毛泽东主席的公开信。请求对王泽浚饶恕。这封信措词亲切，似乎有很深的交情一样，搞的很多人莫名其妙。

成都起义

1949年11月，王缵绪奉命任西南第二路游击军总司令。他印了几千份委任状，八方招兵买马，有人曾劝他：“治公，你不是曾经说过天都亮了，何必再去打湿脚呢？”他说“我无罗求雀，自知妄想，不过存之旦夕，不得不勉尽人事。”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宣布起义。蒋介石、王陵基、盛文纷纷离开成都。此时，郭曙南、钱文华劝他说：“只有起义，才有出路。你凭啥子来同解放军对抗呢？”正犹豫间又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劝其弃暗投明的信。王缵绪自行取消了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二路总司令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自任司令。12月14日他指使亲信新编四十四军代理军长周青廷代表该部发出起义通电，后于12月22日宣布所部4.3万余人在成都起义。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

依法被捕

1950年元月王缵绪解除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将部队和武器全部移交给贺龙、李井泉为首的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部队也分别由解放军第60、第62军和第7军进行整编。

1949年后，王缵绪先后被安排为川西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而他却谢绝工作。1957年10月20日，他借往重庆治牙为名，化名张正言，同反革命分子雷绍丞潜赴深圳。11月15日携带《宣言》等反革命材料，乘夜偷越国境。当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依法逮捕，押回成都。1960年11月病死在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