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匡”的意思、由来-中文百科全书

词条

王匡

释义

1 王莽时期农民起义领袖

1 王莽时期农民起义领袖

王匡（？－25年），新朝末年荆州江夏郡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绿林军首领。新朝天凤四年（17年），与王凤在绿林山起义。山中瘟疫，他带领部众到南阳，即新市兵。更始元年（23年）拥立刘玄为更始帝，王匡为定国上公。新朝灭亡后，更始帝封他为比阳王。被更始帝猜忌，他投靠赤眉军，后传投刘秀，但半路上打算逃跑，东汉将领宗广把他们全部处斩。

王匡、王凤起义

人物介绍

◎ 王匡、王凤起义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乱政，社会矛盾尖锐，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相食”，民不聊生。于是，各地饥民纷纷起义，终于汇成一场席卷长江、黄河流域声势浩大的全国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王莽政权。这场斗争长达10年之久，这次农民起义的主要策源地，就是我们湖北省的京山县，它的主要领袖――即绿林军的主要领袖王匡、王凤，就是京山人。

据《后汉书·刘玄传》记载，公元17年（天凤四年），“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更相侵夺。新市（今京山县东北部三阳镇一带――编者注，下同）人王匡、王凤为评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于是，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共攻离乡聚（今京山县六房附近），藏于绿林（今大洪山一带）中。数月间至七八千人。”

公元21年初，荆州牧接到王莽命令，围剿王匡、王凤等起义军，荆州牧选募壮丁2万，于是年2月前往绿林，镇压起义军。王匡、王凤等人得知莽军前来进剿，立即起兵相遇，就在今京山境内，大破牧军，杀死莽兵数千人，尽获辎重。荆州牧兵败欲归，又遭马武等人拦截，荆州牧吓得魂飞天外，慌忙中驱车旁逸，哪知马武的长矛早已刺入荆洲牧的车中，马武用手一钩，荆州牧的车辕倒地，荆州牧被摔出车外，马武刺杀其骖乘，暂寄下荆州牧人头，大展起义军的威风。荆州牧狼狈逃窜。

王匡、王凤等起义军击败荆州牧2万人后，乘胜攻破竟陵（今潜江市西北），再转攻云杜（今京山县城）、安陆，率众数万人，回绿林中。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绿林一带流行瘟疫，已经发展到5万多人的绿林军，病死病倒许多人，于是分兵出征。起义军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今江陵）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

七月，新市兵进入随州，平林村（今湖北随州市东北）人陈牧、廖谌等率领数千人号称平林兵，响应起义，汇入绿林军。西汉宗室破落贵族刘玄，也在这时只身投入平林兵的队伍。

十月，南阳大地主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刘縯、刘秀等在舂陵（今湖北枣阳县东）发动族人起兵反莽，因势单力薄，遂派人与新市、平林兵联络，受到王凤、陈牧等人的欢迎，于是，刘縯、刘秀等人也加入到绿林军中。

新市、平林、舂陵兵汇合后，首先占领长聚（今京山县东北部），再进攻新野。据史书记载，在进攻新野时，刘秀还没有马骑。接着他们又攻打唐子乡（今湖北枣阳县北），诱杀湖阳县尉，获大量财物。下江兵亦引军与荆州牧战上唐，莽军大败。

十二月，新市、平林、舂陵兵再次联手，是年除夕之夜，起义军夜袭蓝乡（今河南新野县内）。此地为王莽将领甄阜、梁邱赐的一处留屯辎重地，起义军获大量辎重、粮草。

地皇三年正月（公元22年），起义军进攻泚水，斩王莽将领甄阜、梁邱赐，2万余众的王莽军大半被歼。

王莽将领严尤、陈茂闻甄、梁被杀，带数万人攻打起义军，两军在淯阳（今南阳县西南）相遇，莽兵不堪一击，严、陈大败而逃，起义军乘胜攻下宛城，莽兵投降起义军不下2－3万人。

此时，绿林军已拥兵数十万，各路将领认为应立刘氏宗室为皇帝，以扩大队伍和增加号召力。新市、平林的将领看中刘玄，认为他懦弱，又无兵权，便于控制。于是刘玄于二月（公元23年）在宛城即帝位，恢复汉的国号，建元“更始”。绿林军的重要将领都成为更始政权的重臣。其中，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湖北京山县人）为“大司马”，刘縯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刘秀为“太常偏将”。

三月，绿林军派王凤、王常、刘秀等人攻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东北）和郾县（今河南郾城）等地。王莽闻讯，惊恐异常，急忙派大司马王邑与司徒王寻从各地征集精兵42万，号称百万，前往镇压。

六月，王邑、王寻在进攻宛城途中，纵兵包围昆阳，军阵迤逦数百里，然昆阳城中却只有绿林军7－8千人，双方力量相差悬殊。王凤、王常、刘秀等将领商定，由王凤、王常坚守城池，刘秀与宗佻、李轶等13人，乘夜幕掩护，轻骑驰出城南门，到定陵、郾县等地调集援军。

王凤、王常指挥军民拼死战斗，在抵抗42万王莽军10多天的进攻后，刘秀将定陵、郾县的绿林军全部（9千人）调发来昆阳。然而，就是这不到2万人的内外夹击，直把42万王莽军杀得七零八落，莽将王寻被杀，王邑率残兵逃窜，王邑、王寻征集的全部军械辎重，都成了绿林军的战利品。这次战役，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昆阳之战。

此次战役后，王莽兵力消耗殆尽，绿林军声威大振，各地豪杰纷纷起兵响应，攻杀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专等更始诏命。王莽政权的丧钟敲响了。

由于刘縯、刘秀是刘氏宗族，在攻打宛城、昆阳之后，刘氏兄弟在绿林军中影响逐步扩大，直接威胁到刘玄的地位，于是刘玄借杀刘稷时刘縯讲情之机，遂将刘縯杀死。

九月，王匡率大军攻下洛阳，活捉王莽太师王邑、国将哀章。与此同时，绿林军另一支劲旅，又攻破长安，杀死王莽，王莽新朝灭亡。不久，刘玄移都长安。此时，王匡被封为“比阳王”，王凤被封为“宣城王”，朱鲔被封为“胶东王”、王常被封为“邓王”。

刘玄为拉笼刘秀，封刘秀为武信侯，拜他做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名义北伐河北。不久，刘秀在河北势力壮大，脱离更始政权，更始三年六月（公元25年），改元为建武，沿用汉的国号，在高邑自立为皇帝。

刘玄移都长安后，重用贵族，绿林起义的农民领袖王匡、王凤以及在反莽斗争中浴血奋战、屡立奇功的赤眉军领袖樊崇等人都不能得到重用而遭到排挤，倍感心寒，再加上更始政权迅速变质成为腐化的封建政权，百姓失望。以樊崇为首的赤眉军脱离更始政权，自立了一个刘氏新皇帝。樊崇几乎以抓阄的形式，选中西汉刘室后代刘盆子为帝，并让徐宣为丞相，他自己为御史大夫，建立了赤眉军政权。

赤眉政权成立后，樊崇遂引兵西攻长安。此时，绿林军中申屠成、陈牧、成丹等农民领袖已被刘玄杀害，王匡、王凤、张卬等人也受到刘玄猜疑，并想找机会将他们杀害，王匡等人只好拥兵自保。当樊崇的大军到达长安附近时，王匡等人立即率众投奔樊崇并协助樊崇攻打东都门。建武元年一月（公元26年）赤眉军攻占长安，刘玄肉袒乞降，后被绞杀，更始政权灭亡。

不久，赤眉军退出长安，王匡等人由于不被赤眉军所容，于是在宜阳（今宜阳西）走投刘秀宗广部，后在安邑被宗广杀害。

赤眉军引众东归时，遭到刘秀大军的堵截，因粮尽力绌，自刘盆子、樊崇以下10多万人全部投降，至此，西汉末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基本结束。不久，刘秀率军攻下长安，朱鲔率洛阳守军归降，刘秀建都洛阳，东汉王朝建立。

绿林赤眉起义是继陈胜、吴广起义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其历时10年，席卷全国，推翻了王莽政权，打击了豪强势力，扫荡了奴隶制残余，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王匡、王凤率京山子弟首起于绿林，号领天下，横扫中原，扭转乾坤，其英雄精神好汉气概，彪炳史册。

◎ 人物介绍

王匡，王莽时期农民起义领袖。新莽末年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与王凤等在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东北）领导饥民起义。后因山中大疫，率部分起义军北入南阳（治今河南南阳），号“新市兵”。更始元年（23 年）率起义军攻占洛阳。王莽政权被推翻后，刘玄封他为比阳王。后遭刘玄疑忌，几为所杀，乃率兵归赤眉军。后投降刘秀，为刘秀部将所杀。

王莽统治时期，荆州地区连年灾荒，广大农民生活无着，纷纷逃离故土。公元17年（天凤四年），饥民们在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兄弟的领导下发动起义，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故称绿林军。队伍得到广大民众和附近起义军的响应，迅速扩大。

公元21年（地皇二年），王莽的荆州牧发兵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出山迎击获胜，部众增至数万人，战斗意志高涨起来。公元22年（地皇三年），绿林山中疾疫流行，绿林军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西入南郡（治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新市兵攻随县时，平林人陈牧、廖湛率众响应，于是绿林军中又增添了一支平林兵。西汉宗室刘玄，这时也投身于平林兵中。

公元23年（地皇四年）二月，绿林军领袖王匡、王凤等拥立刘玄为皇帝，国号“汉”，年号“更始”。刘秀的哥哥刘縯反对刘玄称帝，被刘玄、王匡等杀死，刘秀因兵力薄弱，不敢公开反抗，忍辱负重，表示忠顺于起义军。

同年八月，绿林军兵分两路，王匡、王凤率军进攻洛阳，另一路申屠建等进攻长安。长安市民发生武装起义，攻入未央宫，王莽逃至浙台，被商人杜吴杀死，王莽新朝覆灭。

公元24年（更始二年），刘玄由洛阳进入长安。但是他很快变质，生活腐朽，政治专制。为了达到独揽政权的目的，刘玄杀死众多起义军将领，又剥夺了王匡等人的军权。义军将领与刘玄为首的贵族集团发生冲突，王匡率领部分起义队伍投靠了另一只著名的起义军赤眉军。

公元25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更始政权灭亡。

2 新莽王朝宗室

王匡（?－23），王莽的侄子，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东)人，父王舜为新莽时太师，舜死，匡继为太师。为人凶狠残酷，在攻打赤眉军时，所过之处奸淫掳掠，百姓对他恨入骨髓。后被赤眉军打败，军溃逃走。在防守洛阳时，城被绿林军攻破，王匡也被俘处死。

3 东汉末年河内太守

王匡（?－192?），字公节，东汉末年兖州泰山（治今山东泰安东北）人，河内太守，是东汉末期起兵讨董卓的地方势力之一，被董卓击败后败逃乡里，想与张邈会合，但被其所杀害的胡母班之亲属联合曹操攻杀致死。在《三国演义》中，王匡曾参与“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本部将领方悦被吕布所杀。

◎ 人物生平

中国东汉末年的地方军阀。字公节，兖州泰山郡（位于当今山东省泰安市东北方）人，官至河内郡太守。起初，在大将军何进底下，担任大将军府掾。何进去世后，受拜为河内郡太守。董卓执政时，与各地群雄，同时起兵来讨伐董卓。最后，因妹夫胡母班的亲属和曹操的联手攻击，而离世。在纪传体史书《三国志》和《后汉书》中，皆有叙述到相关事迹；但是，没像其他群雄一样，拥有个人传记。

对于王匡的评价多由时人评论，但负面的比正面的较多。东汉末年文学家王粲在《英雄记》对匡的介绍中，赞赏他是一位不吝啬钱财并愿意施舍的侠客。至于负面评价方面，许多是在讨伐董卓期间出现。比如，他借由拷问河内郡当地官民，提升威严及获得资源。

◎ 仕于何进

年轻时的王匡与当时清流派名士蔡邕的交情要好。本身不吝啬财物，热衷地将金钱大量的施舍他人。因为这些事迹而使他闻名天下。

中平年间，王匡被大将军何进任用，担任大将军府掾。当时何进有意诛灭宦官，在强迫其妹何太后支持他后，于光熹元年（189年）征召许多名豪杰一同招兵买马，做好歼灭宦官的准备。因此，属于何进部属的王匡为了执行他的命令，返回家乡兖州泰山郡征兵。他成功征招五百名强健的弓箭手，并且运往位于西边的京师洛阳，准备在起事时使用。然而，在同年八月戊辰日（9月22日），以张让为首等多名宦官抢先杀害何进，使得整体计划化成泡影。王匡知道消息后有意躲避家乡。不久，袁绍再度联合大家讨伐宦官，使得王匡决定与袁绍等人联手。最后，以袁绍、王匡为首的人马率军进入承明堂，顺利地除掉中常侍高望等二名宦官，以及其他宦官。政变发生后，王匡返回故乡观察时事，不久受朝廷的征召，成为河内郡太守。

◎ 起兵讨董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由于董卓专政，控制汉帝，时任河内太守的王匡与各地的群雄（大多是关东地区）以讨伐董卓为名义起兵。王匡与袁绍在河内郡驻扎军队，接着群雄互相结为联盟，共同推举袁绍为盟主。后来，王匡派从事韩浩率领兵马，于孟津（离当今河南省孟县西南方三十五里一带，隶属于河内郡河阳县）驻守，并且派遣“泰山兵”到河阳津驻守。不过，由于董卓虚张声势，使王匡军误认敌方会从平阴县（为今河南省孟津县东方，隶属于司隶河南尹）渡河，而死守河岸。使得董卓得以用精锐部队经小平津渡河到其后方袭击，最后王匡军几乎全灭。王匡在得知自己的军队被全灭后，返乡招募兵马。没多久，获得数千名强悍又勇猛的兵卒。东山再起的王匡转而与张邈商讨双方的盟约。

在讨伐董卓期间，为了稳固基地河内郡，王匡派几名读书人到郡县中暗中观察官民的行为。只要发现有人犯罪，就抓来押入牢房，严刑拷问他们。这些嫌犯必须拿出钱财或物资才可以抵罪，否则就要与其宗族一同处刑。王匡想要借由这个手段提升个人威严。在实行的过程中，王匡由一名读书人的报告得知常林的叔父殴打宾客。他的心情感到不悦，决定派人收押。事后，王匡收到一封由胡母彪写的书信。在信中才知道这样的策略已使百姓们批评不断。最后他饶恕常林的叔父，并且免除其罪名。

◎ 末日

同年，董卓派遣大鸿胪韩融、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瑰等数名朝廷重臣，携带诏书到河内郡，游说驻守在当地的袁绍。然而，袁绍不接受他们的游说，于是派遣王匡收押他们进入牢狱，并为了在众军面前，做处刑的准备。受押解的官员中，胡母班为王匡的妹夫，故在狱中寄书给王匡，并在书信中批判王匡，同时请托王匡在自己死后，要多多照料被遗留下的二位儿子。王匡读完胡母班的书信后，抱起胡母班的二位儿子而开始哭泣。此后，胡母班与吴循、王瑰等人，同时被斩首。王匡虽是奉命行事，但还是引发班的亲属感到不满，于是找曹操达成联手合作的协议，使王匡因他们的攻击而去世。但是，具体情况仍无法得知。

◎ 性格

从年轻到去世为止，王匡对于钱财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年少时，有股乐于助人的精神，会毫无犹豫地把钱财给予其他人。但是，任河内郡守时，为了物资需求，产生向当地官民进行榨取物资的念头。当时，因讨董的缘故，需要一些钱财和物资在战场上利用，故借由拷打被抓来的官民，交出钱财或物资用来赎罪，并以罪犯连同宗族处刑，打消犯人不想以拿出物资抵销罪名的念头。基于这方面，使身为王匡同乡的胡母彪感到愤怒。另外，也有意气用事的一面。像是，关入牢房的胡母班认为身为姻亲的王匡，不应以暴力对待他，认为这些危害他性命的种种举止，与狂夫的所作所为没任何差异。

◎ 家族资料

相关人物蔡邕何进张邈胡母班曹操

根据存世于今的文献记载，王匡有一位妹妹，嫁给同地出生的胡母班。此外，胡母彪虽与匡为同县出身，但并无证据说明胡母彪为胡母班、王匡之亲戚。

◎ 简明历史传记

袁绍署河内太守。匡少与蔡邕善，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於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会进败，匡还州里。起家，拜河内太守。初平元年，袁绍以勃海起兵反董卓，匡从之。其年为卓军所败，走还泰山，收集劲勇得数千人，欲与张邈合。匡先杀执金吾胡母班。班亲属不胜愤怒，与曹公并势，共杀匡。

◎ 简明演义传记

汉河内太守。初平元年，袁绍、曹操起兵反董卓，匡引军相从。后军至虎牢关，匡遣河内名将方悦战卓将吕布。

◎ 历史影响

因使妹夫胡母班斩首而去世，影响到王匡必须照顾胡母班的二位儿子。除此以外，也影响到他的存活。方诗铭在《三国人物散论》提出一种说法，认为曹操为了掌握兖州，决定屏除兖州地方势力，而王匡为他的眼中一钉。接着，就以班的亲属对于王匡的仇恨，作为与他们的一时联合，更促使曹操有机会，攻灭匡及他的势力；先前，有跟王匡结为盟军的张邈，也因此被削弱能作为外援的势力范围。

另外，在王匡派遣的“泰山兵”败于董卓军没多久，蔡邕藉这场战役结果，写一篇祝贺董卓的文章。

◎ 历史评价

《英雄记》曰：“轻财好施，以任侠闻。”

对于王匡的评价多由时人评论，但负面的比正面的较多。东汉末年文学家王粲在《英雄记》对匡的介绍中，赞赏他是一位不吝啬钱财并愿意施舍的侠客。另外，在明代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肯定他是位“仗义疏财，挥金似土”的诸侯。

至于，负面评价方面，许多是在讨伐董卓期间出现。像是，他借由拷问河内郡当地官民，提升威严及获得资源，引起胡母彪以寄送书信，批评他对待官民的施压。还有，胡母班在被他关入牢房时，透过送匡书信，针对匡押解他到牢狱的举止，感到不满。但是，仍把自己孩子的往后照料，交给匡全权处理。

另外，过去跟匡有良好关系的蔡邕，在写给董卓的文章，直言被卓打败的匡是名“逆贼”。

◎ 小说形象

◎ 三国演义

在明朝嘉靖年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当中，王匡最早在卷一的第九回〈曹操起兵伐董卓〉被提起，直到同样是收录在卷一的第十回〈虎牢关三战吕布〉为止，就没在出现往后的任何一回目。后来，在毛宗岗修订的版本中，王匡惟独在第五回〈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出现。然而，在赵聪之对整部书进行修增的版本中，使王匡在第四回〈十常侍施计杀何进〉首次登场，直到第七回〈焚金阙董卓行凶〉，宣告他去世的消息。

上述这三种版本在内容上有些差异，但提起匡在起兵讨董的介绍几乎相同。曹操发檄诏至各方群雄后，已任河内郡守的匡，跟袁绍等人同时起兵，并成为第五镇部队。接着，向众人提醒以奉著大义之名讨董，就必须推举一位能够发号施令的盟主，随后众人一致同意推绍为盟主。不过，嘉靖本没王匡的提议。而在使绍为盟主的提名人设定方面，毛版写是曹操，但在赵版改为臧洪。

接着，匡跟董卓军作战描述方面，嘉靖本和毛版中都设定在虎牢关对付吕布，但赵版换为在河阳津，与牛辅、张济斗争。到了与董卓军斗争的最后，在嘉靖本和毛版，都说因其部将方悦败杀于吕布手中，使他一同军队，往四处逃避追杀。后来，因桥瑁和袁遗两人的协助，使匡脱离吕布的追杀。在赵版中，更改匡在受董卓军的突袭后，陷入恐慌，也想解决敌方的围攻。但到最后，匡与方悦死于张济的斩杀。过一会，匡的残军回到军营，遂向绍报告匡战败的消息。于是，绍下命新任河内郡太守张杨，作为匡残军的领导人。

然而，在赵版跟另两种版本的不同之处，为增添匡在大将军何进底下做事的事迹。进为了要进行诛灭宦官的计划，派遣当时担任府掾的匡与骑都尉鲍信，一起返乡招募兵马。

◎ 其他小说

除了《三国演义》以外，在蔡东藩的《后汉演义》和吕抚的《历代兴衰演义》，也有提到王匡。

《后汉演义》方面，匡初次出场在第六十五回〈元舅召兵泄谋被害权阉伏罪奉驾言归〉，至第六十七回〈议迁都董卓营私遇强敌曹操中箭〉为止，再未出现往后回目。最初，以大将军府掾的身分接受何进的命令，与骑都尉鲍信同时回乡募兵。然后，跟绍等人同时起兵讨董，也接受率领军队到河内郡报到的袁绍，达成联盟。最后，匡与军队在河阳津，受董卓军的后方袭击而战败，并返回河内郡，接着向绍报告。

至于《历代兴衰演义》部分，仅仅在第十八回〈二百年曹操起汉室三分〉中，提到在起兵讨董时，跟盟主绍驻守河内郡。

4 国军一一三旅少将旅长

王匡（1905－?）原名一匡，字雪程，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永丰镇秧冲鹅公大坪下龙回塘若人。1925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一团第四连。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军阀混战和“剿共”战役与抗日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1942年任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师第三三七团上校团长。1946年任整编第五十一师第一一三旅副旅长兼第三三七团团长。1947年1月11日，解放军在齐村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一师第一一三旅，20日攻占枣庄，歼灭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部和2个团，俘师长周毓英以下8000余人，但王匡率小部分人逃跑。2月王匡任整编第五十一师第一一三旅少将旅长。同年12月20日，整编第五十一师师长王炎率领所部进入白驹、大团。29日进入便仓、陈家巷等地，遭到华中解放军的围攻。1948年元月1日凌晨，华中解放军向整编第五十一一师发起总攻，至 1月8日，活捉整编第九十旅少将旅长薛仲述，缴获轻重机枪200余挺，长短枪3000多枚，炮弹2000余发，枪弹25万余发，战马200余匹。194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第二纵队在司令员韦国清的指挥下，在阜宁西南发起益林战役。3月19日，解放军全歼整编第五十一师第一一三旅4000多人，少将旅长王匡被俘。

5 新闻出版界人士

王匡（1917－2003），广东东莞人。1946年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任周恩来秘书。筹备新华社临时总社。参加刘邓大军前线记者团，发表了《南征散记》、《跃进大别山》、《蒋管区农村见闻》等著名新闻通讯。解放后历任新华通讯社华南总分社社长，南方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候补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共港澳工委书记。参与创办《羊城晚报》。1977年起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后任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

王匡（1917－2003），广东东莞人，从少年时起，就参加爱国进步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20岁的他，立即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其后又先后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40年代，任中共中央研究院哲学研究员。抗战后期，他随同部队到中原解放区，历任江汉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科长、部长。日本投降后，他被派往中共南京办事处任秘书，兼任南京新华分社采访主任。解放战争期间，他到太行山解放区任新华社临时总社国内部副主任，并参加刘邓大军前线记者团，随军挺进中原，进军江汉。在革命战争时期，他是新华社的四大著名记者之一。1949年夏、秋间，他跟随叶剑英同志南下，随军解放广东后，担任叶剑英为首的广州军管会的文教接管委员会新闻出版处副处长（后任处长），领导对国民党报纸的接管工作，同时担任新华通讯社华南总分社第一任社长。为了创办南方日报，他在南下途中，就与曾彦修、曾艾荻、徐峰等同志一起准备南方日报创刊头三天的大量稿件，从而使得南方日报得在广州解放之初的1949年10月23日顺利出版。1952年8月，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并兼任南方日报的第三任社长。直到1955年1月，他升任华南分局宣传部部长。同年7月，华南分局撤销，改设广东省委后，他仍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之后，又升任省委候补书记，分管宣传工作。在1957年，他奉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省委之命，主管筹备创办羊城晚报的工作。后来他被调到中共中央中南局任委员、宣传部长后，仍一直关心羊城晚报的工作，特别是当羊城晚报转由中南局直接领导后，他经常指导羊城晚报的办报事宜。“文革”期间，他成了广东省最早被揪出来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倍受长达十年的迫害。粉碎“四人碎”后，1977年，他得到“解放”，复出到中央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之后又被调任香港，担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回京后又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顾问。离休后，他仍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和党的思想宣传、新闻出版工作，晚年长期患病，终年87岁。

1957年初，当时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提出广东应办一份晚报，作为省委机关报的兄弟报。王匡同志对此表示赞同，还把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曾任中央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同志说过的“各家报纸面孔雷同，这是新闻界的耻辱”的话转告了陶铸。于是以陶铸为首的广东省委决定把创办羊城晚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晚报）的任务交给省委宣传部，并由王匡同志主持领导此事。之后，在王匡同志统一领导下，由南方日报派人成立筹备工作组。应该说，羊城晚报的得以创办，首先应归功于陶铸和王匡同志。1966年“文革”开始后，早已交由中南局直接领导的羊城晚报，被广州的“造反派”强行封闭。王匡当时之所以成为要被打倒的“走资派”，其中有两条重要“罪名”，就是他参加创办和经常“遥控”《羊城晚报》以及重用、包庇秦牧、红线女等著名的“资产阶级文化界人士”。记得在他于1977年被“解放”，从拘留所回到广州后，他曾对我谈起，他因与《羊城晚报》有关而大受批判的经过。在那次谈话中，他还开玩笑说：“当年看文稿，我常修改，累得我闻得臭气阵阵！”原来他指的是过去大家写字都使用毛笔，而且用的是质量很差的墨汁，写起字来晾干了，纸上仍然不免存有一股臭味。从他这番话中，却可见他对文稿是怎样认真和严格修改的。他还回忆起，当年为了准备纪念广州起义30周年，省委决定由宣传部写一本正确反映广州起义经过、意义及其经验教训的名为《广州起义》的书的经过。“文革”后，羊城晚报复刊，我到了晚报工作。80年代初，我和路平同志曾被当时已任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的王匡的提名，经省委派遣，上京参加对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遗作的文选的编辑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我经常前往王匡的寓所拜访，他也喜欢与我谈论他在广东工作时的往事。他认为，编辑那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文选时，应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对当年这位领导同志在世时的事迹应“一分为二”地看，对他的遗作也应“一分为二”地挑选。公开、正式出版文选时，应选用那些经得起历史考验，对当前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仍然适应的讲话、文章，至于那些曾受错误路线影响，带有严重“左”的色彩的内容就不要选用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广大读者有利。至于要对一些人的生平、功过进行全面评价，那就要根据和参考各种材料，这另当别论。羊城晚报复刊后，王匡虽已不在广东工作，但每当他从北京、香港回粤时，他都很关心羊城晚报的发展。1992年，他正式回到广州休养。他在羊城晚报创刊35周年纪念时，与曾任省委宣传部长的陈越平同志一起莅临羊城晚报社，畅谈晚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得报社的同志们大受启发。1992年4月26日，王匡同志到白云山移葬与他同命运、共奋斗一生的战友、爱侣田蔚同志的骨灰于山麓，植以相思之树。并作“种树归来”一诗，充满了真情实感。田蔚同志是我党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时的最早几位广播员之一。广东解放后，曾先后担任广东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副台长、台长，离休前还担任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省广播电视局局长，对广东广播电视事业曾经作出重要贡献。田蔚同志逝世后，王匡同志大为悲痛，后来王匡长期患病，恐怕与他对其妻子的深切怀念不无关系。1993年，王匡同志经亲友们的多番劝告，才决定出版他的《长明斋诗文选录》一书，这实际是他多年作品的自我选集，于1994年正式出版。从书中的诗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著作中的若干精华，使读者看后得益不浅。在该书中，收集有多篇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这些都是当年他向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的工作人员所作的专门讲话，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 寻觅足音

南方日报：白手起家创办的产业

王匡是南方日报社的第三任社长，为这份报纸的发展也是倾尽心血。带着对王匡的敬意，记者重新走访了南方日报社以往的办公地址，希望从这些旧址中，一窥这位老领导当年的工作痕迹。

《南方日报》创刊时的地址，是1949年10月20日接管的原国民党《中央日报》社址。这座破旧、狭窄的四层楼房，坐落在广州光复中路（后改名为光明中路）48号。1950年5月1日，军管会增拨了沙面复兴路42号前万国宝通银行旧址给报社，作办公和排字之用（印报仍在光复中路48号）。1953年，斥资100万元，在西堤新基路37号建了一幢新楼，同时在西堤二马路新建了印刷厂，这才开始有自己的产业。

印刷设备也是从无到有逐步添置的。创办时，接管了国民党《中央日报》未及撤走的3台对开活版铅印机和一台抗战胜利后便没有使用的旧低速轮转机。印刷工人发扬了当家做主精神，迅速修复好这台轮转机和另一台接收《前锋日报》的低速轮转机。这两台“老爷机”便担负了1952年前的报纸印刷任务。

据报社的老同志介绍，在这之前，经过朱德总司令批准，于1950年用党费从香港购进原天津《大公报》一台美国司高脱铅印轮转机（理论时速24万份）。这台轮转机于1951年运抵广州时，由于美帝国主义封锁，不给安装图纸，使安装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后来，在广州重型机器厂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把机器安装起来，于1952年胜利试机投产，成为当时远东地区印报能力最强、印刷机时速最高的印刷厂。

电话通信设备初期只有接管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一台20门电话总机，1954年更新了一台上海产的50门总机。这个时期的交通工具也较少。只有旧的福特、霍素小房车各一辆，美制威利士吉普车一辆，大货车只有两辆，一辆为斯蒂蓓克旧车，另一辆是由大客车改为货车的道奇T118.记者外出采访，往往要靠步行。

◎ 家乡情怀

两万多册藏书捐赠给东莞图书馆

身为东莞人的王匡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王匡生前最喜欢买书，在晚年，他把自己毕生最珍贵的东西留给家乡，他把在“文革”中被抄家以后又发还给他的两万多册藏书捐赠给东莞图书馆，在图书馆专设“王匡书室”，为其珍藏展览，以育后人。王匡书室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著作、读书笔记、名人赠书，第二部分是珍藏图书，第三部分是珍藏的画册。赠书中有珍藏的图书：《上海博物馆藏画》、《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中国历代绘画：故宫博物院藏画集》。珍藏的画册：《广东省名画家选》、《广东书院画集》、《关山月画集》、《徐悲鸿油画》、《李铁夫》、《潮汕国画家选集》、《明清广东书法》、《张大千画集》、《邓白画集》、《关山月旅美写后画集》、《美国名画原作展》、《潘天寿作品集》等。

建国后王匡多次回莞。建国初期，东莞的可园曾做过敬老院、幼儿园、小学之用。1959年，王匡提出重修可园的设想。1965年在陶铸的关怀下，由当时的东莞县委林若直接领导修复可园。

◎ 钩沉辑轶

曾被毛泽东单独召见

王匡毕生曾见过毛泽东两次，一次是王匡二十岁在延安抗大做红军老师的时候，毛泽东和他们几个教员谈如何教好文化课的问题。另一次就是在1958年，毛泽东在广州珠岛宾馆单独召见王匡。王匡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时候才二十岁，到第二次见毛泽东时，已经四十岁，估计毛泽东也忘记了在二十年前，在延安曾接见过这位红军教员。1958年被毛泽东召见的时候，王匡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那次相当的意外，王匡没有任何的准备，他和女儿正在家里吃午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他立即到珠岛宾馆去，说北京来的客人要见他。王匡问是谁，对方说你来了就知道。没想到这位客人竟然是毛主席。王匡的习惯是将黑布鞋后跟踩在脚下，当拖鞋穿，他一见到毛主席当即狼狈万分，第一时间蹲下去将鞋后跟提上来。谁知毛主席对他说：“王匡同志，就这样吧”。

那次毛泽东单独见他，但并没有吩咐特别的任务，也没作出工作安排，只是问他过往的经历，问他有没有读过马寅初和凯恩斯的书。王匡回来后也不太明白毛泽东的意图，但估计是毛泽东想对负责宣传工作的人才进行了解，量度他的工作能力，是否一个可用之才。

◎ 冲破阻力重版35部名著

“文革”后，王匡任国家出版局局长时，作出重新出版35部名著的决策，而且还用了印毛选的纸张。

这个决策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十分艰难而冒险的事情，如果当时政治形势再有变动的话，这两条都是“死罪”来的，但王匡就是这样，完全豁出去了，不会因为受到“文革”的迫害，而改变自己的追求，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始终恪守自己的信念和真理选择，这也是儿女最敬佩父亲的地方。

重印这批书籍的时候，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究竟哪些书可以重印，哪些书不能重印呢？由谁来界定？标准是什么？真叫人疑虑重重，迈不开步子。想来想去，王匡就先从马克思肯定过的书、列宁肯定过的书、毛泽东肯定过的书入手，后来确定了35部中外名著。

其次的难题就是缺乏纸张。“文革”期间因为长期不出书，仓库里根本没有储存的纸张，加上纸厂全部停工，仅存在仓库的8万吨纸全部是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第七卷的。王匡想，在当时的形势下，出版“毛选”第六卷、第七卷似乎不大可能，因为“毛选”第六卷、第七卷会涉及到“反右”斗争、三面红旗、庐山会议等问题的评价，这些问题中央都还没有做结论，为此，王匡专门为这件事去找吴冷西、胡乔木商量。吴冷西笑笑不回答，胡乔木则说：“‘毛选’四卷编了好多年才出版，第五卷编得很不容易，第六卷真不敢说什么时候能编出来。”虽然是这么说，可这些纸是专门为出版“毛选”第六卷、第七卷准备的，谁敢动用“毛选”的纸呢？“毛选”印不出来岂不是要你负责吗？这个罪名可不小。于是王匡连夜进中南海，请示了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吴德，得到了他的支持，才从汪东兴那里拿到了纸，书终于顺利地开印了。

这批书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新华书店发行。售书的第一天，对广大读者来说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人们通宵排队等候书店开门。书店里人头涌涌，摩肩接踵，新华书店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买到书的人满头大汗，如获至宝地捧着一尺来高的一大叠书从人群中挤出来，心满意足地走出店门，口里说要留给儿子看、留给女儿看。对这批中外名著的出版，社会上有口皆碑，普遍赞扬。这批书出版后，很大程度缓解了书荒，初步满足了广大读者对书籍如饥似渴的需求，给出版界带来了显著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