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达仁(1906——1932)，今横埠乡杨茂冲庄人。达仁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王梧岗，清末秀才。父王鉴如，是位有名的塾师，他幼年随父就读，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嗣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对新文化产生爱好。外祖父去世，他用白话文写祭文，当即遭到满口“之、乎、者、也”的道学先生的指责，谓其“离经叛道，玷辱斯文!”甚至当面向鉴如提出非议。

人物生平(1922年 1928年 1931年 1932年)

青年时的韦君宜

王达仁访问绥远守军

人物生平

1922年

民国11年(1922年)，达仁到安庆成德中学读书，既用心学习功课，又非常关心时事，对现实极为不满。民国13年，他写了一首《咏怀》诗：“平生作事义为先，不爱功名不爱钱。他日若能遂我愿，誓将热血溅山川。”当时，北伐军节节胜利，安庆人民欢迎革命军。达仁决心到武汉参加革命军，由于结伴相约时间差误和交通阻隔，不得不滞留下来。

1928年

民国17年，达仁在安庆成德中学继续读书。是年9月，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以反蒋为内容的“反程勉学潮”兴起，达仁积极投入其中，领导成德中学同学参加游行示威。学潮失败后，达仁未等毕业就结束学生生活，年底，由吴克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年代里，达仁不畏艰难险阻，奔走大江南北。先是以贵池大同圩五步沟为基地，建立中共五步沟支部，并创办了一所小学和一所农民夜校。他除给学生上文化课外，还利用时机宣传革命道理。另外，又组织农民协会，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并吸收一些斗争性强的贫苦农民和知识青年入党。同时，以学习武术为名，请来了桐城东乡(今枞阳县白云、陈湖一带)有名武术教师章仙芝、王光前等人，组织一些青壮年佃农学习武艺，为武装斗争做好准备。达仁曾领导数千群众包围地主合营的大同圩公司，迫使地主阶级对佃户作出某些让步，使数万户佃农获得永佃权。在斗争中，党组织由1个支部发展为3个支部，加上梅埂支部，便成立了中共梅埂区委。达仁为梅埂区委负责人之一。

1931年

民国20年5月，上级调达仁任新桐县委委员，分管组织兼农运会书记。这时，化名小祥。他回乡不久，就建立起杨茂冲支部，并成立了1个农会。民国21、22年期间，桐庐一带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而杨茂冲支部始终保持下来。民国20年夏，桐城地区洪水成灾，达仁根据贫苦农民的要求提出“荒年不交租、不还债”，发动群众向富户借钱借粮，由于众怒难犯，富户作出一些让步，斗争取得胜利。同年9月间，达仁受中共新桐城县委派遣，到鄂豫皖苏区去工作。到苏区的行期，达仁择定在中秋节。当天，他的父母由老洲头赶回，下午目送他走出了杨茂冲。当天夜里，达仁宿在潘家嘴，他写了4首律待，题名《壮行篇》。其中有句云：“今日中秋节，妻儿渡水还。非因难话别，不忍看婵娟。天上一轮满，人间几户圆?且将无限恨，谱作壮行篇。”

达仁进入苏区四五个月，曾给他的堂兄王光莹和弟弟王达勇写信，说是这趟“生意”做得很好，很有“利润”，叫亲人们不要挂念。

1932年

1932年秋，在鄂豫皖苏区反围剿斗争中，达仁在金寨英勇牺牲，时年27岁。

青年时的韦君宜

彼时“一二·九”的同人，文学老前辈黄秋耘先生说：“一个人选择的生活道路不一定是和他的气质很相适应的，在我当时的同学中，有不少意志坚强、精明干练的人，他们偏偏选中了退居到生活的安全地带，远离政治斗争，去做一个专家和学者，甚至做一个外国籍的华裔学者。”①这比如曾与王先生观点分歧而大打出手又退出政治“江湖”的某些后来大名鼎鼎的学者或华裔学者（如何炳棣先生）。王先生的同学韦君宜先生也说：清华，这所贵族学校，当时“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往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她不是没有兴趣或者学习不行，她是学业优秀又沉浸于休谟人性论以及金岳霖的逻辑、冯友兰的哲学史之中而又家道殷实的大家闺秀，“但在决心入党之后，我把读书所得的一切都放弃了。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崇拜的主义”②。那是这样一个时代：“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闻一多语）“一二·九”把“青年人”和“中年人”（实是落伍者的代名词）进一步划分开了，“左”、“右”也进一步区别开了，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演讲《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明白地向全国的知识分子宣布：“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的，是团结知识分子的，自然，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③王先生呢，应该是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了，他原是读经济的，清华经济系那套东西能救急吗？以华北之大尚且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未名湖畔当然是口号和标语了。

王达仁访问绥远守军

西安事变后，王达仁在救国委员会召开的庆祝和平解决大会上高呼口号，声震屋宇，不料想散会后何炳棣等不同政见的同学包围之，斥其乱定口号：为什么不喊“民国万岁”而喊“中华民族万岁”？有没有国家观念？其势汹汹呢，一时打声四起，有人挽起袖子要打在场的王达仁和女同学黄绍湘了，王却从容解释，与之周旋，神色自若，他坦然说：“我想你们不会打我。”彼辈也竟束手，加上有人拦阻，旋离去，又赴徐高阮等处搜查中共文件，且发宣言詈之，王乃以学生自治会主席发表“致同学书”说明真相，要求校方严惩暴徒，何等则持火把游行与之对峙。清华园里两派斗争煞是好看，却为难了梅贻琦校长和潘光旦教务长，只好各打五十大板：何等记大过，救委会则解散。再不是讲究宽容和并蓄的霭霭大学的时代矣，见不出分明，就是骑墙和乡愿，就是“中年人”的屈膝。北平两校，学生爱国其情也真，梅校长声泪俱下要学生不要去游行来爱护学校，学生说：校长呵，我们爱校但更爱国家！梅为之语塞。你梅校长也好，蒋（梦麟）校长也好，以及后来的胡（适）校长也好，都只能是尴尬人办尴尬事，或者说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不是吗？一向死读书的清华生物系学生薛公绰，于校园开入镇压军警之际尚踱步往实验室，乃被囚，俟月余后开释，蓬头垢面返校，见人第一句话就是“我要革命”！你还扯淡清华夙久的理念“民主、自由、平等、自治、法治”这一套西方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