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东抗日根据地是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前身，包括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的安徽东部（含江苏一部）地区。抗战时期，它是华中新四军向西防御、向东进攻的重要战略地区之一。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中共中央对开辟华中游击战区，建立敌后根据地发出了一系列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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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月底，刘少奇（化名胡服）率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到达定远县藕塘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先后住藕塘西南的山黄庄和大桥附近的湾杨等地，直接领导皖东及至华中地区的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40年4月4日，刘少奇离开定远去津浦路东。

（一）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皖东敌后较为空虚，被日军赶到大别山区的国民党桂系军队，乘机向皖东委派行署主任和县、区、乡长，抢先恢复各级旧政权，同时收编土杂武装，与我争夺淮南地区。

面对汪精卫公开降日反共，蒋介石打着抗日的旗号反共，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坚持皖东抗日的新四军的危急情况，新四军江北部队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部队很少发展，兵力很弱又较分散，同时无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作依托，不仅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孤立无援，而且处于敌伪顽的夹击之中，，情况危急。刘少奇一到皖东，积极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强调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1939年12月上旬，在定远县安子集召开的部队和地方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华中要肃清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的影响。帮助五路军建立根据地的口号是错误的。替人家抬轿子，帮人家整顿保甲，结果自己连立足之地也没有，被人家赶出来”。他尖锐地批语了流寇思想说：“我们连军阀都有不如，军阀还有地盘观念，而我们却甘居别人的屋檐下，人家想什么时候赶你走，就什么时候赶你走。我们要深入敌后，向东发展，直到海边，建立大片的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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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和1940年的1月、2月，刘少奇在瓦屋薛、山黄庄和湾杨村，三次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进一步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向我军进攻的情况，明确提出了在反“扫荡”中坚持反磨擦斗争的方针。他高瞻远瞩，不仅及时挽救了濒临险境地的新四军江北部队，而且较好地解决了军队和根据地建设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新四军江北部队和淮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巩固。

（二）以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既是路东根据地门户，又是华中地区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侵华日军作为攻击的重点，频频派重兵“扫荡”妄图予以摧毁。

1939年12月中旬，以长谷寿夫为首的侵华日军第六师团，纠集2000余兵力分三路进攻路西根据地。驻全椒县古河镇的国民党李本一部，虽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却如惊弓之鸟，逃之夭夭，致使该镇700余间民房被烧，100多名群众惨遭日军杀害。12月20日，日军侵占路西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周家岗，近逼藕塘，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根据地人民和藕塘中心区免遭敌人破坏，刘少奇同志命令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动出击敌人，并指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避敌强锋，击其弱翼，精心捕捉战机，充分利用地形，出敌不意，在运动中给以歼灭性的打击，以缩小“扫荡”范围，缩短“扫荡”时间，减少人民的损失。我四支队第七、第九两个团，在徐海东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奋起抗敌，战斗从12月21日开始，经过三个昼夜的激烈冲杀与争夺，终于击退了敌人。此战共毙、伤、俘敌160余人，日军中队长长毛高千穗被击毙，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从此穷凶极恶的敌人，缩回老窝后，半年不敢妄动。为了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我军在收复古河镇、周家岗、复兴集和大马厂以后，又主动把古河镇交还李本一。

周家岗反“扫荡”，是新四军第四支队挺进皖东敌后首次较大的战斗，也是刘少奇在皖东直接领导我军对敌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它不仅扩大了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打开了皖东的抗战局面，而且使新四军支队在津浦路西站稳了脚跟，为皖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底到次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华中蒋介石把进攻的重点放在皖东，他“命令”新四军江北部队移往江南，又密令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子兼二十一集团总司令李品仙和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东西夹击我江北部队，妄图吃掉或赶我军去长江以南，借日军之手消灭之。

为了民族大业，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提出国共双方以淮南路为界，分区抗日，彼不向东，我不向西的倡议，驻皖桂顽根本不予理睬，公然向我发起猖狂进攻，我军被迫还击。这样津浦路西首次肥顽战役——定远自卫战，先后在定城、高塘铺和松树刘等地展开，经过较量，顽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定远自卫战役的全胜，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等指示的结果，也是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有力批判。在此之前，部队只知打仗，不知安家，结果打一处丢一处，不仅部队没有发展，而且给养没有保证。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这种自己捆绑自己手脚的错误，响亮地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建立游击队”等口号，从1939年底到1940年春，仅三个月时间，新四军四、五支队，由原来的7000人，猛增到150000余人，地方武装也发展到近万人。同时建立了比较稳固的以定远藉塘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

（三）定远自卫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定远县各级军、政要员，先后撤离定远，为我建立各级民主政权扫清了障碍。1940年3月4日下午，我军解放定城后，刘少奇当即决定成立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并批准选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战科长魏文伯（时名魏新民，任县长前，经刘少奇提议改名魏文伯）出任县长。3月4日午夜，刘少奇亲自与魏谈了话。次日早饭后，刘少奇再次会见魏文伯与黎竞平、程式、陈京等并说：“昨天十四团已占领定城，我们决定成立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派魏文伯去当县长，你们几个人也一起去。”他指出：“国家政权是统治的工具，它是为阶级服务的，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就为那个阶级服务。我们有了自己的政权，就可以颁布各种法令，征集物资，镇压反革命等。定远县是我们在华中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今后我们 还要继续建立，要向同志们宣传夺取政权的重要性，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民主政权要实行‘三三制’，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对敌。政权建立后，要立即发动群众，广泛建立各种群众团体，以取得群众的支持。动员群众参军参战。要建立税收制度，筹粮备枪，支援军队作战“。

1940年3月6日，魏文伯率黎竞平、程式、陈京等赶往定城就职。县政府利用国民党旧政权丢下的房舍办公。经过三天的筹备（主要是刻制县政府印章和书写建立新政权的布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委任魏文伯为定远县长以及魏文伯县长就职视事两张布告正式对外张贴。

为了广泛宣传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及各项方针政策，县民主政府除以县长的名义向县城乡印发了《告全县同胞书》外，并于3月17日在曲阳小学召开了各区、乡选派的代表大会，接着又召开驻城和各地士绅代表会。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发表了重要讲话，魏文伯就建政问题作了专题报告。上述会议除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阴谋，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和方针政策，宣布各级民主政权均按”三三制“原则组成等外，并决定成立县参议会及各级工、农、青、妇抗敌协会等群众组织。

在县级民主政权建立的同时，区、乡党政军机构也随之成立，全县设4个区，49个乡。党政军脱产人员达1000余人。由于实行了“三三制”原在旧政权供职的人员，愿为新政权服务者均继续留用。“三三制”，大大捉进了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的共同抗日，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

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在华中敌后第一次树立了新民主政权的旗帜”。它对于淮南淮北乃至整个华中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都起到了先导和影响作用。随着定远县政权的建立，来安、嘉山、滁县、凤阳、天长、全椒等兄弟县的抗日民主政权相继成立，使整个淮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刘少奇作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既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又在实际斗争中加以创造发挥。他根据华中不同于华北存在着敌、顽、我“三角斗争”的特点，把政策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融为体，及时而又巧妙地指挥我军既击败了日军的“打荡”，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使淮南抗日根据地由小到大，日益巩固，抗日武装由少到多，不断增强，从实践和理论上为实现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创建、发展，巩固淮南乃至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写下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