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恩令，汉武帝刘彻为削弱诸侯王势力而颁行的一项重要法令。西汉自文﹑景两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势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面临的严重问题。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在《治安策》中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其具体办法是，令诸侯王各分为若干国﹐使诸侯王的子孙以次分享封土，地尽为止；封土广大而子孙少者，则虚建国号﹐待其子孙生后分封。

法令简介

历史记载

主要内容

主要措施

推行目的

有关影响

教育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 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是统一的 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意义远远超过思想变革 武帝最崇尚的儒学是《孝经》 武帝不仅是“崇尚儒学”，而是“儒术合流” 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 “有机合流”是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途径 反思不着眼于“百家合流”，会犯错误)

相关信息

法令简介

推恩令，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下令允许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诸侯国越分越小，汉武帝再趁机削弱其势力。西汉自文、景两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势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面临的严重问题。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削藩，结果吴楚七国以武装叛乱相对抗（见西汉七国之乱）。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 ，阻众抗命 ，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 。因此 ，元朔二年（ 前127)，主父偃上书武帝，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一建议既迎合了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因此立即为武帝所采纳。同年春正月，武帝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这样，汉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其后，王国辖地仅有数县，彻底解决王国问题。

历史记载

关于“推恩令”，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说上（武帝——引者）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载：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中说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辙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主要内容

推恩令是汉朝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内容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形成直属于中央政权的侯国。

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汉武帝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因此公元前127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

规定诸侯王死后，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子弟分割王国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统辖。 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令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朝廷“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主要措施

建中朝，设刺史，汉武帝能用推恩令解决王国问题的原因：景帝削藩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时国家实力强大，其措施行之有效。

推行目的

汉高祖开国初期，在统治方式上，实施分封同姓王，以确保刘家天下的错误决策。结果王国势力大增，严重威胁中央，并最终爆发“七国之乱”。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推恩将自己封地分给子弟，由皇帝制定封号。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封地被分割，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其次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

“推恩令”是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统一的标志。它表明：汉武帝不仅正式采用了儒家思想治国，而且取得了成功，从而完成了汉代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过渡。国之乱后，中央政府决定消减诸侯国的实力。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三年冬天，开始实行“推恩令”计划，当时诸侯王的子弟众多，但是只能有嫡长子一人继承王位。如果以推广皇帝恩泽的名义把土地再分封给诸侯的子弟，那么看起来是皇帝厚待他们，实际上却使每个封国的面积都化整为零，渐渐缩小，再也不足与中央朝廷抗衡。

并且，“推恩令”的整个过程都清楚明白，有案可查，不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谁——是田蚡还是董仲舒提的建议，武帝采纳了没有，诏令何在？一千年来，虽经众多学者反复考证，但至今仍是一笔令人迷茫费解的糊涂帐！

影响：王国越分越小，中央集权加强

有关影响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

以往人们研究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社会变革，往往都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点，这是不对的。笔者认为，应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为基点。“推恩令”告诉我们：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是统一的；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意义远远超过思想变革；武帝最崇尚的儒学不是《五经》，而是《孝经》；武帝不仅是“崇尚儒学”，而是“儒术合流”；武帝时期的“儒术合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百家的“有机合流”是武帝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途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不着眼于“百家合流”，就会犯路线或方向性错误。

关键词：主父偃 推恩令 《孝经》 举孝廉 百家合流 儒术合流 有机合流

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承上启下，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意义。后来，人们研究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的这些变革时，往往都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点。对此，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1）一文中已指出，这是不对的。那么，这一基点在哪里呢？应该就是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

教育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

以往人们研究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社会变革，往往都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点，这是不对的。笔者认为，应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为基点。“推恩令”告诉我们：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是统一的；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意义远远超过思想变革；武帝最崇尚的儒学不是《五经》，而是《孝经》；武帝不仅是“崇尚儒学”，而是“儒术合流”；武帝时期的“儒术合流”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百家的“有机合流”是武帝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途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不着眼于“百家合流”，就会犯路线或方向性错误。 关键词：主父偃推恩令《孝经》举孝廉百家合流儒术合流有机合流

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承上启下，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意义。后来，人们研究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的这些变革时，往往都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点。对此，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1）一文中已指出，这是不对的。那么，这一基点在哪里呢？应该就是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

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与政治变革是统一的

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变革，说到底，主要是思想上采用儒学为指导，政治上“削分封，行郡县”。这两个变革，严格说来不可分。

过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在说明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变革时，只侧重思想领域，忽视政治领域，这很容易造成两者的脱节，从而使人模糊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只有从“推恩令”出发，才能把两个变革联系起来，才能说明二者的统一性。

关于“推恩令”，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说上（武帝——引者）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序》载：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名号。’”《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汉书·景十三王传·中山靖王刘胜》中说得更清楚：武帝“用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制封号，辙别属汉郡。汉有厚恩，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

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意义远远超过思想变革

政治是思想的本质。思想变革是政治变革的要求和反映，并以政治变革为依据，最后为实现政治变革服务。因此，政治变革远比思想变革重要。

汉武帝时期思想变革的提出，是汉初同姓王分封制走向腐朽，历史再次呼唤“削分封，行郡县”的结果。汉初的同姓王分封制，是刘邦当年在平定异姓王叛乱时，刑白马盟誓所确定下来的一种分封政体，这种政体对西汉初期的政权巩固起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就是各同姓王亦蠢蠢欲动，不服中央统治。正如文帝时贾谊所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篃以疏举。”“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下之势方病大褺．．．．．．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後虽有扁鹊，不能为已。”（2）他首次提出了“削藩”；后景帝时晁错亦坚决主张削藩；武帝初期，王臧、赵绾“议立明堂以朝诸侯”，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也都是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结果都失败了，只有主父偃的“推恩令”才获得了成功。因此，“推恩令”所解决的问题，是文、景两世长期没有解决了的大问题。

然而，“推恩令”所解决的问题，其意义还不仅限于汉初。笔者在拙作《中国古史分期新探》 （3）中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开端于西周后期的“厉始革典”。“厉始革典”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形态是变态封建领主制。这种变态封建领主制的主要矛盾，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基础与领主制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因为小农经济的根本要求是郡县制或统一中央集权制。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从“厉始革典”到汉初，数百年天下大乱的根源就在这里。春秋战国的诸侯混战，开始是盲目的，各诸侯都没有认识到分封制与天下大乱的关系。只是到了战国后期，人们才对这一问题看清楚，如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4）李斯也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觽，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5）秦统一后，彻底废除了分封制，实行了郡县制。但秦的郡县制没得到巩固，二世即亡了。项羽亡秦后，建立了西楚政权，全面恢复了分封制。

过去，史学界一直讲秦汉，不讲西楚，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忽视了西楚政权的历史意义，即它是中国古代分封制向郡县制过渡中，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关键一环。刘邦在打败西楚后，实行的虽也是分封制，但他的分封制是以血缘关系固定的。血浓于水，这是西汉初期能赢得短期安定的重要原因。但分封制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已成定局，刘邦在当初分封时就对这一点有所觉悟，他曾拊吴王濞的背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慎无反！”（6）他死前作的《大风歌》（7）也很悲凉。因此，“推恩令”所解决的问题，是一直困扰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根本问题。

同时，“推恩令”还奠定了后来几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制基础。中国封建社会后来的多数时期，如东汉、西晋、隋、唐、元、明、清等，政体上实行的都是郡县制。郡县制的发明权虽是韩非、李斯、秦始皇等，但作为一种稳定的政治体制，却是从汉武帝开始才巩固下来的。

由此可见，汉武帝时期政治变革的意义远比思想变革重要。然而，这一重要性只有从“推恩令”出发才能认识到，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对此是个盲点。

武帝最崇尚的儒学是《孝经》

过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认为，汉武帝最崇尚的儒学是《五经》，这不是对的。

汉武帝崇尚儒学是真，但他最崇尚的儒学是什么，要联系当时的政治变革来回答。《五经》在汉武帝初期虽炒得凶：置《五经》博士、举行《五经》策问等，但《五经》没解决汉武帝初期的政体问题。如前所述，汉武帝初期政体问题的解决，采纳的是主父偃的“推恩令”，“推恩令”的主旨是“孝”或“孝治”，“孝”或“孝治”不出自《五经》。《五经》虽也讲“孝”，但只是将“孝”作为伦理道德，从未将“孝”作为治国思想。“孝”或“孝治”出自《孝经》，如《孝经·三才章》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孝经》过去曾托名孔子，但孔子从未将“孝”正式作为治国思想。把“孝”升华为治国思想，是《孝经》破天荒的发明。《孝经》产生于先秦，作者已不可考，学术性质属儒家，是儒学的一个旁支。

汉代统治者重视“孝治”由来已久。刘邦当年做了皇帝后，为了表示“孝”，尊其父为“太上皇”；惠帝时，首次表彰“孝弟力田”（8）；文帝时，据说即置《孝经》博士，这是儒学中较早置博士的一经；还搞过“举孝授官”（9），这也是汉代以“孝”治国的最初偿试。缇萦上书救父时，文帝为其“孝”所感动，曾专门下了个“除肉刑诏”（10）；武帝继位后，元年即表彰“孝子顺孙”，说：“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11）；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12）；十二年，正式把“举孝廉”确定为用人制度：“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13）；十四年的“推恩令”，表明汉武帝以“孝”治国的成功。

汉代尊儒的口头禅是：“孔子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14）这说明《孝经》是整个汉代治国理民的行动纲领。两汉也都标榜“以孝治天下”。《孝经》在汉代是必读经，《五经》不是必读经，《五经》只需分科选读，《孝经》则是人人要读。不只文官要读，武士也要读，东汉光武建武年间即正式下诏，要虎贲士也必须通《孝经》。汉代不只京师设《孝经》师，地方庠序也必置《孝经》师，还曾征天下《孝经》师入京讲习。“举孝廉”一直是汉代用人制度，如《续汉书·百官志》说：“汉制以《孝经》试士。”汉代皇帝从惠帝开始，前面都加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孝武”等。汉代一直表彰“孝弟力田”，用“孝”来调节家庭纠纷。如《后汉书·仇览传》注引《谢承书》载：“元人羊凶恶不孝，其母诣览言元。览呼元，诮责元以子道，与一卷《孝经》，使诵读之。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谢罪曰：‘元少孤，为母所骄。谚曰：“孤犊触乳，骄子骂母。”乞今自改’。

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后成佳士。”汉法不仅严惩欺辱长者者，而且明确规定：子孙包庇长辈犯罪不连坐。在汉代，孝还能感动天地鬼神，如今天较有影响的黄梅戏《天仙配》，原型就是汉代“董永遇仙”。董永为什么能遇仙呢？因为他“卖身葬父”，“孝悌之至”。可是《天仙配》却把七仙女思凡说成是“天宫寂寞太凄清”；下嫁董永说成是“我看他忠厚老实长得好”。这是对汉代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缺乏研究，从而贬低了七仙女的政治觉悟和曲解了其时代意义，使现代艺术与传统文化油水分离。假若在其中突出个“孝”字，二者就会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更有趣的是，东汉末年张角起义后，向栩担心兴兵扰民，便建议朝廷：“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当自灭。”（15）可见，《孝经》在汉代已深深植根于人们的信仰之中了。这是“石渠阁会议”与“白虎观会议”的《五经》先生们所无可思议的。在汉代，没有哪本经书比《孝经》更普及，更深入人心，更具有实践意义。

由此可见，汉武帝所崇尚的儒学主要是《孝经》。然而，只有从“推恩令”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孝经》在汉代儒学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对此亦是盲点。

武帝不仅是“崇尚儒学”，而是“儒术合流”

过去，“罢黜百家独尊儒学”说认为：汉武帝时期的思想变革，就是“独尊儒术”，这是不对的。

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变革，本质是政治变革，即由分封制向郡县制过渡。这种过渡包含了两种思想：一是郡县制思想，二是如何过渡到郡县制的思想。这两种思想都是出自儒家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儒家向来都主张分封制，从未主张过郡县制，如孔子说：“兴灭国，继绝世，兴逸民。”（16）就是说，郡县制的思想不出于儒家，儒家只是提供了如何过渡到郡县制的指导思想。应当承认，郡县制思想也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想，即政治思想中的制度思想，制度思想甚至比其他政治思想还重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一个理论误区，就是忽视了制度思想也是一种政治思想。

郡县制思想出自先秦百家争鸣的哪个学派呢？传统上认为是法家，其实不准确。应为术家。笔者认为，术家是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个独立学派，可是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起，就一直被归入了法家，这是个错误。事实上，术家与法家有质的不同：1、二者的治国思想不同。法家主张法治，即以法为政治思想；术家主张术治，即以术为治国思想。法治讲求公开性；术治则具有阴谋性，隐秘性。如韩非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而术不欲见”，“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17）虽然法家也讲术，但只是将术作为策略思想，不是根本政策。术家也讲法，但不是将法作为根本的治国思想，而是在术指导下的一种统治工具，即法制。2、二者的法律思想不同。法家主张法律公平；术家则认为，既然法律是君主手中的二柄之一，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论罪，如“重轻罪”、“厚赏重罚”、“连坐告奸”等，即是术家较为典型的法制思想。3、二者的政体思想不同。

法家主张分封制，如《经法·国次》说：“国失其次，则社稷大匡。夺而无予，国不遂亡。不尽天极，衰者复昌。诛禁不当，反受其殃。禁伐当罪当亡，必虚其国。兼之而勿擅，是谓天功。”“故圣人之伐也，兼人之国，堕其城郭，焚其钟鼓，布其资财，散其子女，裂其地土，以封贤者，是谓天功。”术家如李斯、秦始皇，坚决主张郡县制。4、二者的思想政策不同。法家保护言论自由，如“子产不毁乡校”（18）；术家则主张思想专制，如李斯“焚书”、秦始皇“坑儒”。5、二者的君权思想不同。法家只主张加强君权；术家则主张绝对君权，或绝对中央集权，如“三纲”的原型就出自《韩非子·忠孝》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此天下之常也。”6、二者的阶级属性不同。法家是领主阶级的改革派，产生于春秋中后期，早期代表人物如晋国的范宣子、赵鞅、郑国的子产、邓析等；后期如李悝、慎到等，代表作是《经法》。术家产生于战国后期，是儒士阶层的激进分子，属新兴官僚地主阶级，主要代表人物如申不害、吴起、商鞅、韩非、秦始皇、李斯、苏秦、张仪等，代表作是《申子》、《商君书》、《韩非子》、《战国策》等。法家在中国古代只是在极暂短的时间里起过作用，如春秋中后期晋国范宣子“作刑书”、郑国子产“铸刑鼎”，汉初的“黄老之治”等。不过，自田蚡“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法家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来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便中绝了。

术家则自战国后期以来，直至中国改革开放前，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十分强劲的学派。术家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发明了郡县制，郡县制也是术家与法家的根本区别。因此，郡县制的发明权属术家。

由此可见，汉武帝时期的思想变革，根本不是“独尊儒术”，而是“儒术合流”。即儒家的政治思想与术家的体制思想的结合。

这里为什么叫“儒术合流”，不叫儒家对术家思想的吸收呢？因为：1、有个程度问题。儒家把术家的根本思想搬来了，若仅仅吸收，是对术家的不公，有贬低术家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之嫌；2、有个平分秋色问题。前面讲过，在整个政治思想上，体制思想甚至比其他政治思想还重要，体制思想至少应占政治思想的一半；3、有个发明权和著作权的问题。郡县制的发明权和著作权属术家，虽然术家在古代对此未申请专利，但这是无可争议的。因此，笔者认为用“儒术合流”来概括较为合理。

“儒术合流”只有从“推恩令”中才能反映出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对此是不可思议的。历史饶有风趣的是，提出“推恩令”的主父偃，《史记》说他早年“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他本人就是“儒术合流”的化身。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帮助汉武帝成功地实现了分封制向郡县制的和平过渡。

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

过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认为，先秦学术的主要特点就是百家争鸣，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百家争鸣只是先秦学术的前期特点，从战国后期起，中国古代主要表现为百家合流。百家合流比百家争鸣还重要，争鸣只是探讨问题，合流才是试图解决问题，只有百家的有机合流才是最后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百家合流是百家争鸣的结果。百家争鸣表明：参加争鸣的任何一家学说，都有极大片面性，无一能单独解决中国古代的社会问题，要想解决问题，合流势在必行，所以在战国后期，几乎所有先进的思想家都认识到了百家合流的重要性。如荀子，他虽然“隆礼”，但对“法”的评价却很高，以致后来有人否认他是儒家，认为他是法家，唐代韩愈为此专门著文为其辩护，但仍认为他“大醇而小疵”（19）。这是不懂百家合流的缘故。战国后期的两个官办学术中心，“稷下学派”与“吕不韦门客集团”，他们的学术路线也主要是百家合流。“稷下学派”的遗著《管子》和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就是百家合流的产物。过去，人们都认为《管子》混入了其他学派的作品，不妥。实际上，它是当时各家参加稷下学术讨论的论文汇编；人们都认为《吕氏春秋》是杂家，也不妥。它是首次系统研究百家合流的尝试。术家是百家争鸣最后产生的一个学派，在术家那里，百家合流的思想一开始就体现得较突出。术家虽然极力反对儒家，但却口口声声讲法，张口闭口“法术之士”，以致后人误将术家归入了法家。术家脱胎于法家，搞的百家合流，主要是“术法合流”。

汉初的“黄老之治”，传统上将其概括为道家，这也欠妥。“黄老”虽然哲学上都是“道”，但政治思想却归属两个学派：《老子》的政治思想是“德”；《经法》、《十六经》是“法”，所以“黄老之治”本质上是“德法合流”。而且汉初的“黄老”，不仅是“德法合流”，还吸收其他学派的许多有益成果。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摄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不是典型的百家合流吗？

百家合流，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两个学派或两个以上学派的思想的结合，都可以叫百家合流。但不是所有的百家合流都是“有机合流”。所谓“有机合流”，就是这种合流不只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即能成功地解决中国古代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前面所举的荀子、“稷下学派”、《吕氏春秋》、“术法”、“黄老”等学派的百家合流，就不是有机合流，因为它们在实践上最后都失败了。只有汉武帝的“儒术合流”是成功的，因为它们胜利地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两种体制的顺利接轨，是百家合流中的“有机合流”。不过，这种“有机合流”还要进一步分解：是儒家的什么思想与术家的什么思想的合流？前面讲过，汉武帝所崇尚的儒学主要是《孝经》，所采纳的术家思想主要是郡县制，因此汉武帝时期的“儒术合流”确切地说，应叫“儒孝与术体的合流”或“孝术合流”。

“有机合流”是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科学途径

过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认为，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古代学术就是“独尊儒术”，这是不对的。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学术既不是“独尊儒术”，也不是一直为“孝术合流”。“孝术合流”只适合于汉代，只有两汉才“以孝治天下”，用人为“举孝廉”，后世无“举孝廉”制。后来，由于中国各封建王朝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所遇到的问题不同，治国思想也不一样，这就要求学术界不断地对百家进行新的有机合流。因此，百家的有机合流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汉以后是晋。晋上承曹魏，下接六朝，统一时间较短。但晋在学术上与汉有根本的不同。虽然这段历史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思想也比较杂，但在百家合流上主要表现为德道与儒的合流，或叫“德儒合流”，即老、庄的德治思想与儒的合流。这时社会的主导思想是德道家，基本经典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其学术特色为“玄学”。德道家为什么要合流儒学呢？因为二者的政治思想很接近，如孔子也讲“德治”，并且体制思想相同，都坚持“分封制”。魏晋南北朝在治国实践上的最大变动，就是恢复了分封制，以及确立了用人制度上的“九品中正”制。

隋唐的百家合流与汉很接近，都是“儒术合流”。古人说“汉唐经学”，就是凭直觉认出了汉唐时期在学术思想上的同一性。但隋唐与汉在学术上还有一定差别，就是隋唐的儒学主要不是“孝”，而是“仁”。“仁”既是孔子在春秋后期创立的一种政治学说，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不过“仁”在孔子那里只是提出了基本设想，最后是由孟子完成的。孟子将仁正式概括成了“仁政”。什么是“仁政”呢？孟子认为“仁政”从根本上说，是要从经济基础上做起，即实行“均田”。孟子理想的“均田模式”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后来还据此设计了一种“井田制”。过去，有人认为隋唐的“均田”制来自北魏，但事实上这种“均田思想”的发明权是孟子，而且孟子还将它定为孔子“仁学”的根本内容。中国古代统一中央集权制只有唐代贯彻了“均田制”，所以只有唐代儒学才是正宗的儒学。

唐代虽未把《孟子》列为经，然而孟子地位的提高却是自唐开始，到五代才被正式认可的。过去人们经常说“两千年来孔孟之道”这是不对的。唐代与汉在用人制度上的差别，就是正式采用了《论语》中提出的“学而则优仕”，完善了隋代的科举制度。因此，唐代的“儒术合流”，实际是“儒仁与术体”的合流。或叫“仁术合流”。不过，这一合流还有个小插曲。就是唐太宗想按儒家的政体主张，恢复分封制，后来是礼部侍郎李百药上了篇《驳世封书》（20）予以阻止，才正式实现了新形势下的儒术合流。今天理论界多以柳宗元的《封建论》来说明唐代废分封，这是对历史的误解，柳宗元只是后来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总结者，非当事解决人。

宋明的百家合流又与汉唐、魏晋不同。传统上说宋明理学，就是朦胧地看出了理学与经学的差别。事实上，理学的主导方面不是儒学，而是术家学说。理学的政治思想，是经汉初董仲舒进行“术儒合流”的“三纲”。笔者早就指出，董仲舒不是儒家，“三纲”也不是儒家思想，“三纲”的发明权是先秦术家韩非。理学虽以儒家文献为经典，把《十三经》改编成了《四书》、《五经》，但它突出了秦代“术儒合流”的《大学》、《中庸》，将其列为《四书》之首；并且通过注释方式，把术家思想全部注入了儒学中，即传统上说的“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从理学开始，人们读经不是读经本身，而是重点读注，“皓首穷经，旨在穷理”。理学虽强调科举，但此时的科举已经完全僵化，因为理学占据了它全部的灵魂，“八股”就是宋明科举的主要特点。由于理学的性质是术家，所以明清大兴“文字狱”，“文字狱”就是术家思想专制的沉渣复起，明代的“文字狱”，甚至株连到了儒家宗师孟子。

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五年翻阅《孟子》时，他不懂要主要看注，而是错误地去读了原经。当他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若寇仇”等句时，便大发雷霆，骂道：“这老儿倘活到今日，朕非严办不可！”下令将孟子牌位从孔庙中撤了出去。（21）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又下令删《孟子》，除去了其中与“三纲”等思想相矛盾的85条语录，余下的编为《孟子节文》，科举取士以《节文》为主。（22）宋明在治国上的另一大变更，就是把“术治”制度化，如宋代的“文人带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等制度；明代的“锦衣卫”和“东厂”的克格勃统治等。在理学中，孔子被主要安排到了信仰领域，孔庙只不过是个偶像群，几乎整个政治思想都被术家所独占，宋代开国宰相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充分说明了儒学只剩了一个空壳。可是，理论界至今仍将理学当作儒学，真是荒天下之大谬！

“推恩令”虽然没有具体解决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问题，但它确为后来学术发展昭示了一条科学的道路，就是要对百家继续进行新的“有机合流”，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能把中国历史引向谬误。

反思不着眼于“百家合流”，会犯错误

“推恩令”告诉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不着眼于“百家合流”，就会犯路线或方向性错误

既然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是“百家合流”，那么，我们今天反思传统文化就应着眼于“百家合流”。

第一，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了解到古代各个时期的学术特点。战国中期以前为“百家争鸣”，战国中期以后为“百家合流”，秦是“术法合流”，汉初“黄老之治”是“德法合流”，汉武帝以后两汉为“孝术合流”，魏晋为“德儒合流”，隋唐是“仁术合流”，宋明为“术儒合流”。

第二，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了解中国古代学术的基本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来看；信仰领域基本为儒家所占，道与释只是偶尔短时在某些地区或方面取得支配地位；政治领域，主要是术、儒两家，术的比重不比儒小，二者几乎平分秋色。其间法、德等学说只是在短时期内起过某些作用；哲学领域，主要是道家的“道”。阴阳家几乎没有独立的体系，理学的“理”也主要从改造“道”发展而来。先秦墨家脱离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一直没有起过主导作用。

第三，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真正弄清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儒学在古代几乎从未单独起过作用，它必须要用术家予以补充，或去补充术家。传统上将汉武帝以后的学术都称作儒学，是从信仰上着眼的，这不科学。若从信仰着眼，单纯的孔子偶像能说明什么呢？

第四，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突出术家在中国古代学术中的重要性。术家的郡县制几乎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体思想，术家的其他政治思想在秦和宋明亦一直是社会的主导思想。因此，术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儒家。不过，术家作为一个学派由于早先打法家旗号，后来打儒家旗号，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这是个大错误。不了解术家，就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同时也不能真正弄懂，传统上凭直觉早就感知的“历史封建王朝都‘阳儒阴法，儒法并用’”（实际应为“阳儒阴术，儒术并用”）的奥秘所在。

第五，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认清儒术是一家。中国古代学术一体化以后，其表现不是“儒术合流”，就是“术儒合流”，二者紧紧相联，密不可分。儒学的伦理政治，没有术家的阴谋与残忍永远无法实现；术家的阴谋与残忍只有披上儒学的仁孝外衣才有实践价值。向东去的路与向西去的路是一条，道德的反面是阴谋，阴谋的反面是道德，在中国没有“法治”的古代，正是二者的交互作用，才使中国封建社会得以运行与发展。

第六，只有从“百家合流”入手，才能搞清“五四”以来传统文化反思的错误之所在。“五四”以来在传统文化反思上的最大错误，就是不懂“百家合流”，由此错误地把宋明理学的术家思想如“三纲”等当作儒家来批，造成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最大冤案——孔子冤案。“五四”只打碎了一个早已失去价值的了孔子偶像，对中国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都未弄清。“文化大革命”是“五四”错误反思的继续，并将其推向高峰，所以“文革”不仅没成为“东方的启蒙运动”，反而引发了一场文化与政治的大劫难，反思者也一个个自己把自己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文革”大肆迫害知识分子、最后林彪、“四人帮”的垮台，无不是历史对这种错误反思的客观报复。

中国传统文化，既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又是东方的“斯芬克斯之迷”。不是中国人科学地扬弃传统文化，就是传统文化在不断地吞噬中国现代文明。中国人科学地反思传统文化已刻不容缓。“文革”的失误早已从政治与学术上宣告了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反思方法之荒谬，在传统文化的反思走入死胡同的今天，我们何妨改从“百家合流”的途径之一试。历史的起点与逻辑的起点是一致的，而中国古代“百家合流”之最早的有机合流——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不正是这一新途径的真正入口和科学基点吗？

注：

（1）（3）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中国古史分期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2）（8）（9）（10）（11）（12）（13）《汉书》：《贾谊传》；《惠帝纪》；《文帝纪》；《刑法志》；《武帝纪》；《武帝纪》；《武帝纪》。

（4）（5）（6）（7）《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本纪》； 《吴王濞列传》 ； 《高祖本纪》 。

（14）《孝经·钩命诀》 。（15）《后汉书·向栩传》。（16）《论语·尧曰》。（17）《韩非子·难三》。

（18） 《左传》襄三十一年。（19）《韩昌黎集·读荀子》。（20）《贞观政要·论封建》。

（21）全祖望：《鲒埼奇亭》第35卷。（22）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

相关信息

汉武帝的思想及推恩令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最早的监察局：

推恩令记载

汉武帝时期，制定的推恩令就是实施仁政、强调法制、先教育再惩罚，在全国招贤纳士，贤良方正、求治国良策，同时允许官吏和百姓上书评议政事。武帝通过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选拔出了有德有才的人。启用平民丞相公孙弘，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官僚制度、经济制度和对外关系。从削藩上面看就略见一斑：过去长子做藩王，汉武帝推行了除长子可以享受藩王外，其他嫡子也都能享受封地和财政税收，但这些藩王的政治权利被剥夺，归中央统一管理，其监督机构就是派刺史到地方监督各王的工作，刺史（钦差大臣）在六个方面对地方进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

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

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

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

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

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

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

从上面六点来看，对中国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加强了中央集权，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也给今日的中国提供了借鉴。如各地的省长、省委书记，无不类似于那些刺史的角色，部分地方税务上缴国家，政治统归于中央集权。国家经济命脉的盐业、铁、煤炭等归国家统一管理，销售。实行货币由国家来铸造等，在今天的石油、钢铁、盐业、货币等也能看见汉武帝时期的影子。

推行均输令和平准令。

既这是武帝时期封建国家运用行政的手段来干预市场、调剂物价的重要措施。平准就是由中央大司农的属官平准令来负责京城和其他大城市的物价平抑工作。在丰收的季节，因为粮食价格比较低，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由国家以高价来收购，等到第二年粮食贵时，再由国家平价卖出，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这使大商人们失去了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机会，同时也稳定了国家的政局。这与我们的计划经济是何等的相似。

推行告缗令。武帝推行"算缗"，这是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规定商人们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财产数，然后根据财产征税，每二千钱征收一算，即一百二十钱。但商人们为了少交或者不交，就隐瞒不报或者少报。所以，武帝又下令实行"告缗令"，即鼓励人们告发不遵守"算缗"的人。告发的人可以得到被告发商人财产的一半作为奖励。这也许是我们今日纳税制度的最早模式吧！

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思想体系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骨髓中。

建立了太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官方办的学校。

建立乐府，这种诗歌形式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国家最主要的是什么？是人才。人才的培养必须要受良好的教育和专业指导，所以只有抓好科学、文化、教育，人类才能进步、国家才会兴旺。这些武帝的思想与现在的治国政策不相矛盾。

开辟了丝绸之路沟通了中亚文明和东亚文明的交流，之后的1千多年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与西亚、欧洲的文明交流的主干道。佛教的传入；造纸术、指南针的传出等等。这与我们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又是一致的。

难能可贵的是知道自己做错了，能够改正，并下了《罪己诏》，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恢复了国力，使国家走上了良性循环的正轨。

毛泽东是把汉武帝研究透了的统治者，不能否认毛泽东在其治国策略中向武帝学了不少经验。而毛泽东也是一代伟人。他们是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领袖人物。

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都统一了中国，将大片土地纳归中国版图，武帝是秦始皇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疆域的影响延续了两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