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童保喧 |
释义 | 人物简介童保喧(1886—1919),字伯吹。七岁入私塾,十六岁入拱台书院,二十岁入浙江讲武学堂。一年后,被选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于第一炮科。1907年5月12日加入光复会,深受光复会的思想教育,增强了“为民为国不为利”的思想,坚定了“花开文明留意来,好扶祖国上意台”的志向。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童保喧勇敢挑起光复杭州的重任,担任浙江临时都督,兼为临时总司令官。11月5日光复了杭州。时年童保喧三十岁,他满怀豪情写了《三十述怀》诗,“战功羞与故人论”,表达了自己爱国爱民的情绪。童保喧在竭力反对袁世凯丧权辱国《二十一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大家推荐他为浙江都督。此时,童保喧坚决退让,才任浙江师长兼杭州警备司令官。1912年,孙中山杭州之行,对童保喧大为赞赏。1919年3月,童保喧任护国军军长,闽浙援粤军副司令,南下光复福建时,操劳得病,同年5月20日病逝,年仅三十三岁。灵柩回籍,安葬在宁海水车村。段祺瑞题了墓碑。徐世昌大总统追赠童保喧为上将。章太炎写了《童师长祠堂记》,称赞他“少以干翮闻于军中,初举大义,君实为干魁,其后拒袁氏帝制,走其幸将,功亦第一”。 辛亥起义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首先响应独立,嗣后陕西、山西、江西、云南、贵州等纷纷独立,浙江何去何从?上海方面于10月12日、20日、27日三次派人来联络发动,先后有陈其美、李燮和、姚勇忱、黄郛、蒋介石等人,在白云庵、吴山四景园、大狮巷童保喧宪兵队等处和浙江方面商议浙江独立大计。 一次在顾乃斌家中开紧急会议,褚辅成、顾乃斌、俞炜、童保喧、葛敬恩、徐士镳、吴思豫、王桂林、韩绍荃、朱伟良、傅墨正等军警界人士参加,并推葛敬恩起草,决定攻击计划。推举由何人出任都督时,大家推三诿四,怕的是起义不成要人头落地。首推顾乃斌,顾说:“有人要告我的密,我不管。”问代表朱瑞来的俞炜,“朱瑞怎么样?”俞说:“朱近来身体不好,代了标统忙得转不过来。”请褚辅成,褚说:“最好推一位有实力的人,或请汤垫老(汤寿潜)来做也好。”吕公望呢?在这个紧要关头,把印信交给了童保喧管,自己去永康了。大家认为吕公望是负责联系抚台衙门的,忽然出走,不可思议。这样一来,不免大家心里感到不踏实,会议冷场。眼看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义,因无人领头就要流产。这时童保喧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站出来慷慨陈词,自告奋勇,愿当临时都督,起义成功后,即让出。顾乃斌说:“伯吹的话不错,我们不妨就请伯吹临时担任都督如何?”其余人即顺水推舟。最后议决: (1)起义临时司令官童保喧,参谋官葛敬恩,黄凤之,徐聘耕,王萼4人。 (2)举褚辅成负责建设机关部,光复后政府机构设置及人选等政治组织工作。 (3)改原八十一标为起义军一标,朱瑞为司令官,陈国杰为副官,俞炜为参谋官。改原八十二标为二标,顾乃斌为司令官,傅孟、冯炽中为副官,吴恩豫为参谋官。 (4)约定起义日期为农历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之间(即阳历11月3日至7日之间)。 (5)褚辅成提议,拥汤寿潜为浙江都督以资号召,通过后由褚负责接洽(摘自胡国枢著《辛亥革命在浙江》)。 这样童保喧成为临时总司令官。会议又决定在城站设立临时总司令部。起义各方分头准备,上海方面亦答应派敢死队相助,并帮助筹划经费、筹办军械,甚至连告示、印信、旗帜都一并筹办,一切完备,交庄之盘、庄正瑛、赵平之、蒋著卿携带来杭。 自各参谋侦察省城地点及旗营军装局后,遂在童保喧家开会,议定破坏占据之地点及方法。13日夜,上海已光复,并已占据制造局,浙军同志闻信之后,各志士遂决定于次夜两点钟光复杭城。 11月4日午夜,在童保喧的指挥下,周承菼率八十二标,在张伯岐、董梦姣、蒋介石、尹维峻敢死队的配合下,火烧抚署,活捉增韫;朱瑞率八十一标在王金发敢死队的配合下,占领军械局;葛政恩、周亚卫率陆军小学学员占领城站,控制交通;炮兵占领城隍山,攻打旗营。 11月5日凌晨,杭城街头,白旗飘扬,全城街头巷尾遍贴浙江临时都督童保喧的安民告示: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都督顷起义师,共驱满虏,原为拯救同胞,革除暴政起见,惟兵戎之事,势难万全,如有毁及民房,俱当派员调查,酌予赔偿,以示体恤。查杭城内有积痞藉端抢米情事,以致扰乱治安,实属目无法纪。现在大局已定,本都督已传谕各米商,即日平价出售,以救民生而维秩序。自示之后,如再有滋扰,定为执法。且吾浙人民素明大义,如能互相劝诫,日进文明,尤本都督所厚望焉。为此出示晓谕,其各懔遵。特示。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九月十五日 光复杭州时浙江临时都督为童保喧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事后异议颇多。 光复杭州时担任攻占抚署的二标先锋队官傅墨正在《辛亥革命杭州光复的回忆》中说:“都督人选,因时间匆促,前未决定,不料童保喧以个人名义,私刻印信,自任都督,遍贴安民布告,同志们见了他的布告,非常不满……” 吕公望在《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中也说:“公望出差期间,童保喧以光复会木戳在手,发号施令,不假他人,兼又听了王桂林叙述各方联络经过情形,知人人情切向义,以为用不了多大力气,当可唾手而得省垣,于是心熏利禄,要趁公望未回杭前快着先鞭,预为夺功地步。乃不顾王桂林、傅其永、孔昭道之劝阻,急于九月十三日夜先行发动了”,又说童保喧当临时都督“舆情都指他沐猴而冠,太不识相”。 这些非议,是不堪一驳的。事实是以童保喧为临时都督,起义时间定在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之间都是会议上作了决定的。因上海先行发动并已光复,才改定为11月4日夜杭州起义,绝不是童保喧“自认都督”、自作主张、“预为夺功”。 这些非议是傅、吕等不明事实真相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不好猜测。更何况起义之前不可能没有推定都督或临时都督,因为任何行动都必须有个发号施令者,特别是起义这样的大事。实际上起义时担任都督是冒杀头的风险,因为成功与否很难料定,一旦失败,枪打出头鸟,这个“都督”是首先要人头落地的,因此在会上老奸巨猾者推三诿四,事后却攻击童保喧“私刻印信,自任都督”。再说童保喧这时还只是个25岁的青年,资历甚浅,如果自封都督,他们能听他的指挥而取得起义的胜利吗? 是非自有公论,事实上这段公案在葛敬恩、范毓灵、张载阳、王桂林、夏超、屈映光等十八人所撰的《闽浙军援粤副司令浙军第一师师长童公行略》中已很清楚地说明了:“辛亥而武昌之义军起,是时长江下游望风景附所在谋响应,浙中志士亦群聚密议,故有所举动,特以四周皆为清守踌躇审慎或惧先发为戎首,公独挺膺犯难,愿为之率密部勒同志克期举事,一呼而集。于是全浙军警各界威服公毅力,公推为浙江临时都督,公发奋受任,一无诿首。约束军伍驰檄远近,不崇朝而秩序已复,廛市安然若无所事事。公见大势已定,即奉身告退,众挽留之,坚不可曰:吾年少望轻,向特虑成败不测,矢 愿以区区一身为国牺牲。今幸而告成,宜当推戴贤达,用招附全境,革新缔造,岂宜以后进而冒据高位。” 不管怎么说,在浙江独立的起义中,童保喧为革命勇往直前,全不顾个人安危,更不是什么利禄熏心,成功之后,主动让贤,更显得他光明磊落,胸怀宽广。项雄霄在《辛亥革命在浙江》一文中指出:“童保喧在起义时的紧急情况下,见义勇为,不容退让,故即负责起指挥的重任。幸两日任务胜利完成了。迨各界人士集议推汤寿潜为都督时,童即让位于汤,其革命品德足可称道。”章太炎亦称赞他“少以干翮闻于军中,初举大义,君实为干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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