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开元年间富强繁荣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危机也在发展。到天宝年间（742—755），潜在的社会危机已经成为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开元后期，唐玄宗开始不愿过问政事，只想安逸享乐。天宝二年（743年），他纳杨玉环为妃后，更是专以声色自娱，大肆挥霍，生活糜烂。在玄宗后期，政治腐败，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奸佞之人相继当权。他们随意发号施令，胡乱处理政事，使唐朝的政治更加昏暗。

危机前的状况

天宝危机起因(一是长期朝政腐败 二是兵制的混乱)

危机前的状况

唐初，为了加强朝廷集权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后来，由于边防战事频繁，募兵制取代府兵制，边防的驻军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节度使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自睿宗时起，就开始设立节度使。到天宝初，从西北到东北，共设立了八个节度使。

八大节度使：　治所　注释

安西节度使　龟兹　今新疆库车

北庭节度使　北庭都护府　今新疆吉木萨尔北

河西节度使　凉州　今甘肃武威

陇右节度使　鄯州　今青海东部

朔方节度使　灵州　今宁夏灵武西南

河东节度使　太原府　今山西太原西南

范阳节度使　幽州　今北京

平卢节度使　营州　今辽宁锦州西另外，还有西南的剑南节度使，驻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岭南的经略使也类似节度使，驻广州（治所在今广东广州）。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马八万余匹。

节度使的权力愈来愈大。最初，节度使只掌兵权，后来，又逐步掌握了政权、财权，成为事实上的独霸一方者。这些节度使，表面上听命于朝廷，实际上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为了邀功请赏，作战时“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于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视。节度使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来，授官者应是有功的将卒，按兵部的规定，因战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宝以后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官多俸禄多，朝廷的开支大大增加，很多粮仓都因此而空了。例如，“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全部边防经费的支出，数字越来越大，开元初年，每年边费约用钱两百万贯，开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万贯，到天宝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万贯。这些情况，说明唐廷的危机来自边防，但并不是敌人的威胁，而是边将势力的日益强大，朝廷难以控制，同时，边费的支出愈来愈多，使国家的仓库逐步空虚。这就是说，来自边防的经济困难与政治威胁，已使玄宗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之中。

天宝危机起因

盛极则衰。玄宗与太宗、武后一样有才干，玄宗与诸兄弟一起玩乐，长枕大被共寝，却不让他们干政。但也不能善始善终。开元盛世中已蕴含社会危机，并且最终导致一场内乱。其起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长期朝政腐败

玄宗在天宝年间不再过问政事，委权于大臣。韩休为相时，玄宗尚能听取谏言，张九龄时便不耐烦了。不久用善于“迎逢上意”的李林甫为相，堵塞了言路。天宝三年（744）玄宗纳杨太真为贵妃，沉溺于声色之中，“春宵苦短日高起，君王从此不早朝”，更不愿处理朝政了。

权臣李林甫，加上宦官高力士、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控制了朝政。但三人都忠于皇帝，没有异心。杨国忠是无能的昏人，李林甫则是奸诈能人。李处理朝政问题很果断，众人很“畏服”。他为阻断言路，对官员们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辙斥之，悔之何及！” 安禄山只怕李林甫一个人，在李死后才敢造反。

二是兵制的混乱

玄宗时由府兵制下的义务兵役制变成了募兵制，是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天宝八年因均田制的崩溃停止征发府兵，原来作为补充方式的募兵制多了起来。募集的多是兵油子，镇守京师的长从宿卫、彍骑（guoji）多为市井无赖，腐化无战斗力；戍边的卫士称长征健儿、长从兵，战斗力强，却掌握在军将手中，不听朝廷调遣。

原来府兵制下精兵多集中在关中，“内重外轻”；此时精兵集中在外地，“内轻外重”，威胁朝廷安全。原关中兵力占全国的40%，此时边镇兵力占全国总兵力的88%，而且为少数“节度使”掌握。

节度使是睿宗开始在边镇设立，称为“持节经度的朝廷使者”。集军政权于一身。节度使开始只领兵，后来则“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 成为地方割据势力。

天宝十一年李林甫病死，杨国忠把持朝政，玄宗继续沉溺于声色，均无认真防备。

表面的升平，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