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锡三，字宝晋，南京人，时年62岁，当时正在南京的汤山开着一家颇为高档的“陶庐浴池”。陶锡三早年曾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回国后参与清末的新政，当过江苏省咨议局的议员、兼业律师。他同时又热心宗教，投身慈善，1927年退出政界以后，一边经营商业，一边担任着“红卍字会南京分会”的会长。

这个“红卍字会”， 创办于1922年，源于中国的一种民间宗教--道院，奉行“以慈展道”。成立的第二年，就赶上日本的关东大地震，所以“红卍字学会”做出的第一个大手笔是发动中国人给日本人捐款--后来真的给日本灾民送去了大量粮食和善款。或许是从那时起，“红卍字会”就给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在1937年的这场中日战争中，“红卍字会”也一直在参与战地救援，事实上，在日军攻进南京之前，被击落的日军飞行员的尸体，也是由“红卍字会”掩埋的。在南京大屠杀后，“红卍字会”承担了主要的掩埋尸体的工作。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简章》规定了这样几条宗旨：“(1)解除人民困难；(2)回复地方秩序；(3)劝导工商复业；(4)恢复地方交通。”日本人把原来存放在南京市政府的米、面粉、食盐等拨给他们，后来又强迫“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救济物资转交给自治委员会。

1938年1月5日，“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发布布告，将南京城区划为四个行政区，不久又增加下关区，这是建立从市到区再到保、甲的伪行政系统的开始。

“自治委员会”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动员难民回家。但亲历过大屠杀的难民们怎么肯回家？日本当局又是威吓，又是利诱，一方面开始严格军纪管束自己的士兵，一方面又说，先回家的难民，每天每人可以发米半升。

这时候的安全区里，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奇特的摊贩市场。当时留在南京的美籍教授，安全区的负责人之一魏特琳在她的日记中这样描述：“如果安全区之外的地方已经冷落成‘无人区’的话，那么安全区内的街道看上去像是热闹的‘大市场’——拥挤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买卖。”然而，摊贩们卖的东西，大都是从商店里抢来，或是从无主的住宅中盗来的。魏特琳写道：“在拥挤的上海路上，数十个小贩在路边兜售赃物——衣服、被褥、布匹、各种盘子、花瓶、铜器等等。我们还看见，男人们挑着床架、门框、窗户和家具。所有的不法分子忙碌着，没有什么约束。”这真是战争之下人性的一种畸形映照。现在，自治委员会强制解散了这个市场。

为了把难民驱赶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头目们带领警察与打手，烧毁难民居住的棚屋，捣毁炉灶，切断难民的粮、煤供应，在这种情况下，2月14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改名“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这个安全区，也终于关闭了。2月23日，拉贝离开南京。

给日本人做事，并不容易。一次，日军特务机关要求伪警察厅长王春生选送500名中国妇女做慰安妇，王春生没能如期完成。日军特务机关长当场打了王春生两个耳光，不久，他的警察厅长也被日本人免了。

说到给日本人送慰安妇，自治委员会中出力最大的是曾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当过办公室经理的王承典。王与南京的下层社会十分熟悉，于是找到一个对办妓院很在行的黑社会中人，名叫乔鸿年，陪同日军特务在各难民所到处搜索中国妇女。从1937年12月18日到20日，他们就强征了300名妇女。史迈士曾亲眼看到“我们办公室经理的代表”(指乔鸿年)到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眨眼功夫就叫出28个妓女！”——这就是史迈士叹道国际委员会中有“黑社会的三教九流”的由来。

张传红指出，在大屠杀期间，自治委员会中有一些人，是卖身求荣的，他们帮日本人在南京设慰安所。不过，做这种事的都是一些小人，不是自治委员会会长级的人物。

在当年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档案中，有一份署名罗森写下的报告，透露出自治委员会副会长孙叔荣在会见他时，悄悄倒的苦水。这位副会长说道：我上过日本的学校。有好多年我是中国家庭里的日语教师，就是说，我也不是一个富人。我的房子于太平路附近。我将近70岁的大哥是被大火吓死的，我的侄子是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的。人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痛苦……。

除了驱赶难民出安全区，自治委员会的另一重要任务是登记户口，甄别清查散落的中国军人，而且实行“五户联保”， 也就是说，凡是住在南京城里的难民，如果有一家查出一名有问题人员，那么这五家都要连坐，大难临头。

然而留在南京的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却觉得日子简直过不下去了——他的家竟然让日本人抢了。1938年1月24日的时候，他曾经以“年高体弱多病”为由，提出辞职，但日本人未准。1月29日，他的住宅就被日军洗劫一空，连陶家佛堂中存放的佛教和道教的经书都不能幸免。陶家的人后来在地上拾到日军遗留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中岛本部部队野田支队天野队长天野乡三”，据此陶锡三要求日本特务机关查询此事，但拖了多日后，日本人说“不知，无从查询”。

陶锡三于2月10日再次提出辞职。他的辞职书写得很酸楚：我已于元月25日向委员会提出了我的辞职申请……我已两个月没有尽义务了，也没有关心委员会的工作……“锡三笃信神权，办理道院、红卍字会，历十有六年，向守令章，不闻政治。此次为维持治安，追随日人之后，本已推举正副会长有人，乃在领事府集会时，忽被前机关长佐方先生临时变更，推重锡三，田中领事等从而赞助。虽声明卍会职员不能参与政治，固辞不获，勉暂担任，以让贤能，曾经当众声明。孰知冥冥之中，已受谴责，午夜焦思，百感交集。……”

日本人后来让副会长孙叔荣继任了会长。但是，孙叔荣的会长做得很短。1938年3月28日，日本人又扶植起一个新的伪政府——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自治委员会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被抛弃了。

而“维新政府”也不过存在了两年，到1940年3月30日，它又被日本扶植起来的汪伪政府所取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中国都在清算汉奸。1947年3月25日，在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军事法庭上，郭岐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出席到现场，一个小时的证言宣读下来，全场鸦雀无声，几乎人人热泪盈眶。三天后，谷寿夫被执行枪决。

而在大约一年前，1946年的4月，陶锡三被法庭判处了两年徒刑。

陶锡三于1948年4月刑满出狱，两个月后，在南京病逝，终年73岁。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物，他可能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为他的选择付出他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