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元（1540-1597），男，汉族，字仁卿，号曙台，广东澄海县苏湾都仙门里（今属溪南镇人）。生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卒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 崇奉程朱理学，反对王守仁的新理学即所谓“心学”。

唐伯元的一生是以清节知名的一生，也是在治政和治学上都很出色的一生。《明史·儒林传》说他是“岭海士大夫仪表”。在他青少年时期，明代的复古主义文学正当高潮，他也学有所就而受到肯定。就如他自己所说：“言文者争治左、国、史、汉，以取荣誉于时，至嘉、隆尤其。余少时偶读一二家而喜之，间有论著，人称能焉。”嘉靖四十年（1561年），唐伯元22岁，考中了举人，三年后，赴京赶考。不第，唐伯元落第后独自到石墉住了数月，每天帮吕怀修订《历纪古义》，师徒相外甚洽。唐伯元从吕怀处接受了湛若水的学术观点，并使之更具实践性。他认为心性（或曰天理）是以物为载体的，离开物，心性便无从谈起。他把物限定在“峰、家、国、天下”，最终目的仍然在于实现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过了三年，万历二年（1574年），唐伯元终于得中进士。从此以后，唐伯元踏入仕途。

半年后，唐伯元被委任为江西万年知县，由于他以民为重，施政有方，所以一年后调离时，百姓还为他立了生祠。唐柏元离开万年，到泰和任知县，唐伯元在泰和五年，以三罗为典范，清廉公正，克尽职守，很受当地士民推崇。周光镐的家人曾上京路经江西，闻当地人士称颂唐伯元，不禁高兴地去信说；“彼中人士颂足下政泽，前百年未有也”，“知足下宅心纯粹，政事自与时吏迥别”。被贬为海州判官。万历八年（1580年），唐伯元调任南京户部主事，署郎中，不久升任尚宝司丞。因与吏部尚书杨巍学术观点相同，被推荐为吏部员外郎，后升考功、文选郎中。任满，本可升任太常少卿，但上疏请求罢官回乡。泰和百姓也为他立了生祠。

唐伯元也为朝廷上书。万历十二年（1584）御史詹事讲疏请王守仁从祀孔庙。首辅申时行等也以表定王守仁的功业、气节、文章为由支持从祀建议。明神宗也已表示同意。应该说，王守仁针对当时思想领域言必程朱理学，使学术僵化，学术界死气沉沉的情况，针对一般读书人都把程朱学说当作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知和行完全脱节的流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致良知”新学说（哐称阳明心学），一下子打破了学术界的僵化局面，的确使人耳目一新。这种新学于嘉靖年间已开始流行，隆庆以后南方各省几乎没有不改从新学的。但是，阳明新学的后学者却过于反程朱理学的权威，一味肯定自我，以至于以自我原则荡轶礼法，渺视论常。为此，唐伯元出于维护封建法则，巩固封建统治，毅然呈上《争从祀疏》，坚决反对王守仁从祀孔庙。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几天后，明神宗竟承认了自己的过失，而得到了神宗的信任。由于神宗的信任，他一回京就到专掌皇帝宝玺、符牌、印章的尚宝司任司丞。第二年，母亲去世，他匆匆回潮守制。在此期间，他在西湖山北麓建了寿安寺，在南岩下建了紫竹庵，有时也在郡守和朋友们的邀请下，游山玩水，闲吟酬唱。但守制期间的时间和精力主要还放在撰写《礼编》一书，目的就在于匡救世风。这是一部28卷的大部头，前后共花了5年工夫。

后到晚年，唐伯元决定辞官归隐。

唐伯元回到潮州，筑醉经楼于潮州府城西小西湖上，在西湖山北麓的寿安寺旁建了居室，种了梅花，命名为梅花庄，过清贫生活。他又在雁塔下，筑了钓鱼台，常披蓑戴笠，孤坐垂钓。有时，也还勉强伴陪着地方官游湖吟诗。为岭海士大夫所敬重。但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就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秋后寂寂地离开了人世。据《明史》所载，第二年，神宗甄别吏部郎官，又想起这位官价不高，但却耿直得可爱的唐伯元，下诏起用为南京部职。但传诏到潮州，唐伯元死已逾年。天启五年（1625年），明熹宗追封他为太常少卿，并赐赠“理学名卿”巨幅横匾。唐伯元的确学问很深，著述甚丰，著作包括奏疏、序文、书信及家训等，编为《醉经楼集》6卷；他还编辑注释了《二程语录纂》、《礼篇》、《易注》、《铨曹仪注》、《阴符经注》及《白沙文编》、《礼编》、《道德经注解》等十多部著作，诚不愧为一代“理学儒宗”。他的诗歌也写很很好。作为理学家，其诗的确难免“沉酣六经之津液”，但能去其糟粕，不事雕琢，自然和幽。如《官人行黄梅道中为役夫述》有句：“前岁树皮尽，去岁草根绝”，诉说荒年之悲惨，明白如话而不失雅致；《新移芍药台上》有句：“旧蕊支新蕊，深红间浅红”，描述芍药之形态，清淡素雅而不失绮丽，都颇可见其功底之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