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义会碑”是太监义会——宦官丧葬互助团体为自己立的石碑。文物部门曾经在位于雨花台梅岗北麓发现一块碑刻。该碑刻碑名全称为“南京司礼监等衙门太监等官义会碑”，简称“太监义会碑”。文物部门鉴定后确定为明代碑刻，但至今尚无法断定具体立碑时间。2006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太监义会碑”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石碑简介

太监义会

年号考证(石碑未署刻碑年代 古碑立于万历年间)

历史意义

石碑简介

太监义会碑碑身通高2.64米，宽0.84米，厚0.23米，底座高0.84米，宽0.94米，厚0.42米。 由于该碑长期俯倒于地面，且背面朝天，奇迹般地躲过历代战乱和“文革”浩劫，而且在多次文物普查中，它也多次成为“漏网之鱼”。

雨花台发现的这块“太监义会碑”上有27名太监的名字，来自南京司礼监等“单位”，说明这个“义会”是由27名太监组成的团体，规模较小，而碑的内容为27人的名姓。

通体无剥蚀，碑文字迹清晰。碑首双凤欲衔，云纹作饰，圭首额书竖题阴刻篆书：“皇明”二字：“皇”字长18公分，宽15公分，“明”15公分见方。碑身阳面自右向左横书“南京司礼监等衙门太监等官义会碑”十五个字，每字约6×4公分，碑文竖行书写镌刻楷书分六排，姓氏每字4.5公分见方、名讳桑梓每字3公分见方：第一排王章、王弼、党存仁、舒忠、赵继暹等5氏；第2—4排，每排6公，列刘登、赵秀、贺贵、王德、马龙、张宠、（佚名）、孙相、王守谦、李利、刘尚忠、朱相、刘芳声、李奉、杨安、刘王、李荣、周元诏等18氏；第5排李国祥、刘进朝、杨奉等3氏；最后一排仅朱有光氏，计列27氏名讳、桑梓。其中顺天府人最多，10位；保定府5位；关中4位；西安府2位；河间、真定、南阳、湖广各1位；无籍贯2位。第12氏可能因故得罪于世，名号俱废，只知是关中咸阳氏。文字基本可辨，个别字漫浸不清。周边饰有薄纹，碑身阴面素面，无文无饰。碑座云纹飞鹤为饰，略有残缺。

碑身乃青石质，碑座为汉白玉材质。明太监义会碑原俯在地下，背面素面，所以多年没有注意。后在文物工作者的请求下，请诸多人夫翻过，才现出文字。

太监义会

太监义会是一个宦官丧葬互助团体，也就是孤苦无依的太监结成互帮互助的组织，在彼此的后事上互相帮助。明宦官刘若愚在《酌中志》记载:“中官(即太监)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以南京城南郊牛首山郑和墓为中心的宦官集中安葬地，目前已考古发掘的太监墓葬有十几座，这些墓葬，应该就是“太监义会”所建。

明初，南京是首都，永乐以后，又是留都。在南京供职的众多宦官集资兴建寺庙，成立被称为“念佛会”的修行组织，分别又冠名为“义会”、“老衣会”等名称，其实质是丧葬互助团体。

年号考证

石碑未署刻碑年代

雨花台“太监义会碑”的奇特之处，在于没有署上刻碑年代，这种做法，也只能是太监所为。因为，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时代，自古留传下来的任何碑刻都要署上年代。如果不署年号，则会被认为是对皇帝的“大不敬”，可用欺君之罪论处。

唯独太监这一特殊群体，怀着变异的心态，观望整个社会，自认权势只在皇帝一人之下。碑上不署年号，显示出他们仗势欺人、权倾一时的模样。

大明王朝从1368年建立，至1644年结束，前后将近三百年，要想考证出“太监义会碑”刻于明朝的哪个年代，是件很困难的事，唯一的线索就是27名太监的名号和籍贯。而要想在上万名太监事迹中寻找到27名太监的踪迹，更是大海捞针。

古碑立于万历年间

北京图书馆编有《北京图书馆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一书。在《汇编》第五十七册中，记载了明万历年间乔应春撰《新建护国报恩千佛寺宝像碑记》，在碑阴列出宦官姓名共四十排，共计八百三十七名宦官，这是一次全国大规模的宦官集体募捐寺院行动。众多的不知名中小型宦官都参与了千佛寺宝像落成捐施活动。在第十三排中发现南京义会碑27名太监之一刘进朝的名字，在二十四排发现27名太监中的孙相，在三十一排中又发现碑上王弼的名字。由此可以推断，这27 名太监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人，“太监义会碑”自然也就是明万历年间的产物。

台湾成功大学陈玉女教授曾经给笔者寄赠《明代二十四衙门宦官与北京佛教》一书。该书中记录了藏于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傅斯年图书馆的明万历二十七年四月立的《念佛众贤名目》碑刻拓片，拓片中刻有近约一百六十七位宦官参与“念佛会”，在第二排名单中又寻找到27名太监之一的李奉。由此，更加进一步证明了雨花台“太监义会碑”出自万历年间。

历史意义

与南京现存的众多古碑相比，雨花台太监义会碑似乎没有记录下任何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但蕴含的历史深意却是很多古碑无法比拟的。

太监，这一中国封建王朝的特殊群体，组成“义会”，用其扭曲变态的特殊思维，立了这样一块石碑。强调姓名和籍贯，他们想借此流芳百世，但留下的却是残缺的这群人的无奈和辛酸。 雨花台太监义会碑是目前南京仅存的唯一一处明代太监义会碑刻，因此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