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叔平(1905-1983) ，原名孙叔陶。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武昌中山大学肄业。1940年后历任新四军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训练部长、教育长，华东建设大学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科学校副校长、校长。

人物介绍

人物生平

教学条件

教学理念(取法乎上　先学后讲 “马克思主义必须自己学习” 结合中国实际　创造性地探索 高等教育建设方针 “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人物介绍

孙叔平，1949年后历任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南京市教育局长兼文教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军代表、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58年奉调创办《江海学刊》，筹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1978年回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

人物生平

孙叔平（1905～1983年），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安徽肖县人，武汉大学外文系肄业。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肖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睢宁县委书记、徐海蚌总行委宣传部长、徐州特委书记、铜山县委书记等职。抗战时期，任新四军抗大四分校训练部长、教育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解放军华中建设大学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纵队特科学校（今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的前身）副校长、校长等职。建国以后，历任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南京市教育局局长、文教委员会主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等。1959年，调入江苏省筹建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创办了《江海学刊》杂志。1960年，出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长。文革中，他深受种种迫害。文革后，回南京大学工作，任哲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叔平在学术界久负盛名。1981年，被国家教育部聘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创建了国内第一批中国哲学博士点，并担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曾历任江苏省人大常委、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江苏省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全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中国无神论学会副会长等学术兼职。

孙叔平曾在南京大学前后工作过十多年，为南京大学的建设与发展倾注过大量的心血。新中国成立后不入，他就作为军代表进驻南京大学，1951年下半年，南京大学改为校长制，孙叔平出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后又担任南京大学第一任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作为当时南京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孙叔平不仅领导了对旧大学的接管与改造，而且参与并实际领导了新中国建设初期南京大学的改革与发展。

首先，孙叔平在担任校领导期间，从当时大学教育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高等教育的办学思路，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无疑具有前瞻性的意义，为南京大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孙叔平同志的这些思考，已经远远超出了对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四年级教改实践的总结的范畴，而是对中国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指导思想以及有关原则和环节的系统而深刻的探索。其中诸多真知灼见，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仍不乏指导意义。”（龚放著《孙叔平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载《雪后红梅---哲学家孙叔平》，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页）

其次，孙叔平为南京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理论和学术人才。他五十年代在南大工作期间，向全校师生系统讲授了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他的讲课与报告，受到了全校师生及南京市各高校教师的热烈欢迎。因来慕名来听课的人很多，教室安排不下，只好在大礼堂上课。可每次上课，能够容纳近千人的大礼堂经常挤得满满的，后来者只好站着听。“这些针对性很强，融科学性、艺术性和政治思想性为一体的专题演讲，至今仍为许多老教授津津乐道。”（《南京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孙叔平的报告不仅鼓舞了全校师生同心同德为建设新南大而努力工作，而且也对南大师资队伍的建设和理论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三，孙叔平与校领导一班人为南京大学的基本建设花费了大量的心血。院系调整后，南大坐落在金陵大学的旧址上，当时校园狭小，校内公私房交错，发展面临着困难。校领导立即着手进行基本建设的全面规划，将天津路以西，上海路以东，渊声巷以南，广州路以北作为南大的发展范围。1952-1953年，学校按此规划先后购进几十亩土地和几十幢私房，使南园初具规模并与北园联成一片，为了适应新南大发展的需要，学校要建造一批校舍，孙叔平认为，校舍的建设既要牢固适用，美观大方，还要体现出民族风格。因此，1952年以后竣工的一批校舍，如北园的东南楼、西南楼，南园的一舍、二舍和原来的八舍等，都以大屋顶宫殿式的民族风格为特色，宽敞明亮，古朴典雅，为南大校园平添了许多文化韵味。

第四，孙叔平为推动南大科研工作的展开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校领导，孙叔平身体力行，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积极从事科研活动。在五?二0校庆期间，他带头举行学术报告，在南大造成浓厚的学术氛围，调动了全校师生开展科研活动的积极性。他自己也利用业余时间，根据教学需要撰写了《历史唯物主义纲要》、《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一系列学术专著。这些著作在五十年代陆续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纲要》，这是全国第一部系统全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学术著作，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欢迎，1958～1961年间曾多次修订和印刷，发行量达十几万册，但仍供不应求，成为当时理论工作者和广大干部、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教材之一。1980年，该书又再次修订出版，依然是社会科学著作中的畅销书。

孙叔平在完成《历史唯物主义纲要》之后，又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纲要》。该书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教材使用，也受到了普遍好评。1962年，孙叔平在上述两部学术著作的基础上，又组织华东地区哲学工作者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纲要》教科书。该书以提纲挈领、深入浅出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哲学原理。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一版再版，发行量多达二十多万册。孙叔平主编的这本教科书与艾思奇组织北京哲学工作者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代表了60年代我国学术界哲学理论研究的水平。同时，孙叔平还围绕着经济学、哲学、历史学以及种种社会现实问题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分别以孙叔平以及“苏平”、“秋阳”、“海风”等笔名，陆续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日报》、《哲学研究》、《南京大学学报》、《江海学刊》、《学术月刊》、《新建设》等报刊杂志上。这些累累学术成果使孙叔平成为在全国理论界有影响的著名学者。

1959年，孙叔平调入江苏省筹建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创办了《江海学刊》杂志，后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长。他一边负责行政工作，另一方面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哲学史。当时国内尚没有一部系统的比较通行的中国哲学通史，甚至连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的资料也没有。于是，他决心从资料工作开始做起。为了搜集第一手资料，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一本本地阅读中国哲学家的原著。在阅读时，随手摘录出论点。一个哲学家的原著读完后，参考旧有的传记，写出其生平事迹，并按照其所论述的哲学问题，拟出提纲，分类编排论点。一个时代搞完了，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写出发展概观。前后用了四年的时间，孙叔平阅读了从孔子到李大钊近百个哲学家的原著，并按历史顺序，将摘录出来的大量的哲学家论点，汇编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部分，共８册资料，打印成册，取名为《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共二百余万字。《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先秦编）于1986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可惜因为种种客观原因，以后的各编未能接着出版，实为憾事！

正当孙叔平在编集资料的基础上准备动手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孙叔平在“文革”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但他以顽强的毅力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痛苦折磨。直到1974年，他才从“五七干校”回到家里休息。在那个学术研究极为萧条、研究资料极端匮乏的年代里，他将自己精心保存的《中国哲学家论点汇编》拿出来，以此为基本资料，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开始了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仅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就按历史顺序完成了从先秦到近代的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后又通过研读《大藏经》补充了几个重要的佛学家。至此，书稿才算全部完成。

1978年，孙叔平应匡亚明校长的邀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南京大学工作，担任哲学系系主任、教授。他一方面积极做好哲学系的行政工作，不断提高南大哲学系在全国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尤其是创建了全国第一批中国哲学博士点，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哲学专业的硕士与博士，另一方面，他精心撰写的近百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国哲学史稿》分上下两册于1981～1982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982年，教育部专门将之审定为大学文科教材，并在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稿》讨论会”，中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及全国各地哲学界的代表80多人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哲学史稿》是一部有着独特见解、风格和体系的学术专著，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二十多年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一直将《中国哲学史稿》视为出版社的优秀重点图书，至今已8次再版印刷。在此期间，孙叔平不仅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撰写了一批学术论文，而且还撰写了一些针对社会现实的理论文章，充分反映了一个哲学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孙叔平晚年为南大的文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学术上看，孙叔平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哲学、经济学、中国哲学史等方面。几十年来，他努力工作，辛勤耕耘，出版了多部具有开创性的个人专著，研究成果卓著，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其中《中国哲学史稿》曾获第一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荣誉奖。孙叔平富有特色的哲学研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教学条件

拿着黄牛当马骑

从1940年至1949年，孙叔平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华中建设大学和解放军特科学校担任教育长、副校长或校长。在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9年中，他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和理论人才。1949年4月，孙叔平随军南下接管南京，9月，兼任南京大学军事代表。1950年3月，他被推举为南大政治教育委员会主任；1951年7月，南京大学改行校长制，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由心理学家潘菽教授和孙叔平担任正、副校长；1953年5月，南大党委正式成立，孙叔平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孙叔平在80年代初撰写的《我的道路》中曾回忆说：“……1949年，民族民主革命胜利了。不久，我调到正规大学工作了。‘拿着黄牛当马骑’，我只能边学边讲，讲点马克思主义。”其实，正是在这建国初期的七、八年中，孙叔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政策水平和领导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不仅领导了对中央大学的接管和改造，而且领导了建国初期南京大学的发展与改革：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学习苏联，探索自己的道路等等。

教学理念

取法乎上　先学后讲

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孙叔平“根据自己的粗浅理解”，认为要为国家培养各种专门的建设人才，必须审慎地改造旧有的高等教育，其中“最根本的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孙叔平在担任副校长后，仍然兼任哲学、政治经济学教师。他以上大课的形式，在大礼堂为高年级本科生讲“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一段时间，南京师范学院和南京药学院的学生也来南大同堂上课，听众甚至超过1200人。当时讲政治理论，基本采用苏联教材，孙叔平看到“老大哥”已将哲学、政治经济系体系化了，不无敬佩之意。可是钻进去一看，“却有‘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之感，觉得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异其趣”。孙叔平认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遂流为下”，“我还是向经典著作直接学习吧!”

他开始系统地逐本通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边读边想，边想边读”，并写出自己的讲稿。他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即“努力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的讲课，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逻辑严密。他后来出版的专著《历史唯物主义纲要》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都是在当时的教学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马克思主义必须自己学习”

孙叔平认为，对在大学工作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不同于对工农和部队指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同于军政院校的工作原则和方法。当时他“最感到吃重的”，是他想履行列宁的教导，探索一条尊重知识分子特点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道路。列宁指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接近共产主义之路”，孙叔平认为“专业工作者要举一反三，结合自己的专业、经验来学习”，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自己学习。教员只能起个启发作用，结合专业学习马克思主义，要靠专业工作者自己。”

无论是以军代表名义，还是以党委书记的身份作报告，谈思想，讲形势，孙叔平都有坦诚相见之风，而无盛气凌人之势。他精彩的学习辅导报告避免生硬、抽象的说教，融科学性、艺术性和思想性为一体，至今仍为许多老教授津津乐道。有些老先生诚恳地说：“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即自听孙叔平的辅导报告始。”

孙叔平却自谦这些报告是“班门弄斧，大放厥词”。他要求自己“学习到一个段落，总是请专家自谈体会，作我的老师”。他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在这些年，与其说我教别人，不如说别人教我”。这种平等待人、亦教亦学的做法，使许多来自旧社会的学者教授如坐春风，如沐春雨，自觉地加快了思想改造的步伐。1956年3月，南大校长、心理学家潘菽，教务长、化学家高济宇，中文系主任、语言学家方光焘，外文系副主任、英文教授陈嘉，地质系主任徐克勤、副主任张祖还、教授李学清等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孙叔平充分肯定七位高级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进步，鼓励广大中青年知识分子崇尚真理，“兼程并进，跟上时代步伐”。他在一篇文章中欣喜地指出：“绝大多数同仁在倾向上已经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结合中国实际　创造性地探索

1956年8月初，孙叔平赴京出席了全国高校院校长、教务长座谈会，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中央关于“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精神的启发下，孙叔平夜不能寐，回顾他在大学工作的经历与长期思考的问题，回校以后一口气写出近两万字的长文，题为《1956－1957学年应该是完成教学改革的未了工作并展开创造性的建设工作的一个学年》。在这篇长文中，孙叔平本着“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从实际出发的创造精神”，总结建国以来高校建设的成就与教训，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应当进入“创造性的建设工作阶段”。他大胆地针砭现实，瞻望未来，提出了许有富有创建的思想——

我们在贯彻“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的方针上是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现象的。我们没有能够以马列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苏联经验，认识到它的精神实质，同时估计到它的与时俱变以及某些必不可免的缺陷……我们把苏联经验绝对化了……如不纠正，我们就永远只能作机械的模仿，不能作创作性的学习。

旧有的半封建半殖民的高等教育，我们否定其反动的指导思想、庞杂的院系制度、支离破碎的教学计划和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我们否定这些应当否定的东西的时候，却没有足够注意：旧有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某些经验，特别是不少老教师所有的丰富的教学经验，还是十分有用的，不惟不应一概否定，而且应在新的思想指导下，加以充分发挥。

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的某些具体经验，也未尝没有长处可供我们学习。某些优良东西，在他们那里，并不改变他们的高等教育的资本主义本质；吸收到我们这里，也不影响我们的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在本质上是全新的，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是和旧高等教育没有联系。

对解放区的革命干部教育，它的基本精神我们还应当发扬，它的具体作法今天我们就不应当照样采取。

高等教育建设方针

面对着“缺乏创造精神”这样一个严重问题，进一步阐明我们的高等教育建设方针是很有必要了。

——在今后的高等教育建设中，我们仍然应当虚心地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但应当注意深入地学习，并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学习。道听途说、生搬硬套的现象应极力避免。

——应当学习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并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我们需要多开几个窗户，多找一些借鉴，不要孤陋寡闻，封闭自己。

——应该批判地继承中国高等教育的有用经验并发扬中国革命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先进教育理论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创造自己的经验。

一句话，我们的高等教育，在性质上和苏联的高等教育一样，是社会主义的；但在许多方面，它应当是中国的，应当具有中国的特点。

“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在1956年，孙叔平已经涉及了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建设道路这样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他的思考与探求，达到了同时代高教工作者所能达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