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的背景

同盟的建立

积极宣传抗日

挫折中的斗争

成立的背景

反帝大同盟的全称叫“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是一个国际保卫和平组织，早在1927年由宋庆龄、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人发起成立，其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

1929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该组织首先在上海建立上海反帝大同盟。随即，全国各地也先后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如哈尔滨反帝大同盟、绥远省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等，爱国华侨还成立了暹罗反帝大同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中国反帝大同盟总部设在上海、北平、河北。

绥远省反帝大同盟是1932年4月在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并在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同盟的建立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绥远省的青年热血沸腾，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如中山学院的学生自动停课，到农村及平绥沿线的城镇进行抗日宣传。中共地下党员杜如薪和进步青年苏谦益等人自费出版了名为《血腥》的油印刊物，进行宣传抗日救亡、呼唤民众起来抗日，在绥远地区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为以后建立抗日救亡组织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年的寒假期间，思想倾向进步的马映光当了省立第三小学的校长，聘请杜如薪、苏谦益到该校任教，他们每月自费刊印《血腥》刊物。不久，杜如薪、苏谦益又向校内老师倡议成立读书会，以学习知识，团结青年，宣传和唤起民众的进步意识。

正在他们酝酿成立读书会的时候，1932年4月，于伶（老任）、李佩衡（李树芬）、邸力（邸俊英）等人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率领北平文化总同盟的一个话剧团到归绥进行公演。他们来后，首先和杜如薪秘密接了头，经杜如薪的介绍，苏谦益与中山学院的马麟也和剧团负责人见了面，并应邀参加演出活动。剧团在旧城小东街的“大观园”演出了《无线电急凑》、《瓦刀》、《英雄与美人》等宣传抗日救亡、抨击蒋介石奉行不抵抗的戏剧，备受观众欢迎。在演出期间，杜如薪等人和剧团的同志们交换意见，讨论如何唤起民众，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剧团负责人于伶认为，绥远的同志有省立第三小学为依托，这一条件很好，并对于倡议成立读书会的意见也表示赞成。

4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剧团结束公演之前，他们在公主府南端荒僻的大仙庙内开了座谈会。参加的有于伶、李佩衡、邸力、杜如薪、苏谦益、马麟等人。会上于伶首先发言，他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言，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卖国的罪恶活动，指出要抗日就必须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提出为了更好地开展有组织的抗日活动，希望尽快建立绥远反帝大同盟组织。杜如薪分析了绥远地区的抗日形势及知识界反帝救亡运动的情况。经过讨论，大家认为，绥远建立反帝大同盟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建立绥远省反帝大同盟，杜如薪、苏谦益、马麟为负责人，属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省委领导。联系通讯地址为：北平慈惠殿慈惠寺，联系人是位女同志。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绥远省反帝大同盟一成立就被迫处于秘密状态。

积极宣传抗日

绥远省反帝大同盟建立以后，负责人立即进行工作，分头联络一些同学及小学教师，在省立第三小学成立了读书会，以读书会为基础，采取人联人的办法，秘密发展盟员，实行单线联系，逐步扩大组织，在各学校及部分地区、单位先后成立了基层小组，共发展了盟员50多人。

绥远省反帝大同盟开展的公开活动，主要有读书、刊印《血腥》。他们为读书会购置了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及鲁迅的作品。一些马、恩、列、斯的政治书籍很难得到，偶尔得之如获至宝，互相传抄或传阅。

《血腥》后改名为《血星》，意寓鲜红的五星，象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刊物上发表的政论、杂感、诗歌等文章，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同时也刊登一些反映劳动人民生活景况、国内国际形势和介绍苏联革命纪实性的文章。

此后，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在绥远省反帝大同盟的领导下，于1932年夏建立了以各中学学生会为核心的公开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

1933年2月，绥远中心县委成立后，绥远省反帝大同盟的各项工作进一步开展起来。这一时期的小组活动常在野外僻静处进行，其活动内容有学习交流、讨论形势、布置任务等，学习材料有党的地下刊物《北方红旗》、《青年之友》、《战士之友》等。面对日寇侵略，华北形势的变化及日货充斥市场，绥远省反帝大同盟组织学生投入抵制日货的斗争，盟员们带领学生销毁了自己使用的日货，深入到乡下村镇宣传抗日。

1932年冬，杜如薪、苏谦益等同志创立了归绥地区第一个业余话剧团——绥远剧社。1933年春节期间，在“大观园”公开演出了从北平文化总同盟剧团学来的话剧《无线电急奏》等。为了增强演出效果，扩大抗日影响，特邀杨令德先生在演出前致词，苏谦益同志作了富有鼓动性政治讲演，增强了宣传抗日救亡、发动民众奋起抗日的激进作用。

挫折中的斗争

1933年4月，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在北平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绥远省反帝大同盟派韩尚宽（韩燕如）为代表前去参加。会议决定反帝大同盟的工作重点由爱国学生运动转向发动与组织工农群众抗日。韩尚宽回来后，为贯彻这次大会精神，他和杨茂盛在归绥洋车工人中宣传抗日，帮助建立洋车工人抗日工会。国民党反动派得知后，在工人中安插了暗探。4月15日，当韩尚宽和杨茂盛再次到城隍庙旁洋车工人住地进行宣传时，被便衣警察当场抓捕，他们被反动当局以“参加反帝大同盟，犯了危害民国紧急犯罪法”的罪名，判处两年半的徒刑。随着马麟变节后，杨一帆也在包头被捕。绥远反帝大同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事件发生后，舆论哗然，中山学院、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学校的师生及小学教师们，对国民党的暴行表示强烈愤慨，进步青年宋汀、李柯等和有正义感的进步群众为被捕者声援，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群众的帮助掩护下，杜如薪及时向盟员发出转移通知，让他们转入乡间农村，与敌人进行隐蔽斗争。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和搜捕下，绥远省反帝大同盟的盟员们有的被捕，有的隐蔽，但抗日斗争的烈火并未止息，继续以各种方式坚持斗争，“七·七事变”后，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日斗争的前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绥远省反帝大同盟在省内外做了许多工作，在抗日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参加和受它影响的同志如苏谦益、杨茂盛、杨国兴、任子良、杜如薪、武达平、韩尚宽、吴殿甲、赵维新、宋汀、李柯、袁烙等，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绥远省反帝大同盟作为当时党的外围组织及有力助手，在内蒙古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