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隋唐书法 |
释义 | 中文名:隋唐书法 起源:隋朝 发展:唐朝 带便:楷书 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鼎盛时代,300多年间,大部分时间国家安定、经济发展,蒸蒸日上,成为当时有世界影响的东方大国。在安定统一的有利条件下,书法艺术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遇。 隋炀帝喜爱风雅,特建“妙楷台”以贮法书,即使下江南时也不忘将它们运走。唐高祖接收了隋内府的法书名画,又有所充实,至太宗时,更大出内府金帛购藏魏晋以来名迹,尤其是王羲之的作品。此后武则天曾设“内庭习艺馆”。唐玄宗倡导八分章草,扭转时风,掀起有唐书法的兴盛局面。至晚唐,帝王犹时时提拔书法人才。 与皇室的重视密切相关的是政府的制度建设。隋代开科取士,唐代进一步完善,设有“明书(明字)”专科,同时在铨选官员时,以“身、言、书、判”为标准,其中书的要求是“楷法遒美”。唐代教育发达,在国子诸学中,列有“书学”一门,学习有关文字和书法的课程,另外规定其它各学的学生每天也须学书一幅,在弘文馆等机构有时还举行专门的学习班,由名家任教。与选官、教育相配合,国家机构中为书法人才提供了职位,中央一级有侍书学士、书学博士、书助教,在翰林院、集贤馆中的官员,有些也是书法专门人才,地方一级似乎也有的设有书助教的职务;各个政府部门尤其是文教机构中,还拥有大量的从事书法活动的职员。 隋唐时代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复制古代法书的方法:摹和拓。这使得古代经典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有可能走向更大的范围,被更多的学书者所师法仿效。 在一些地区如敦煌,抄写经文的需要,为一些人提供了接受书法教育和从事书法活动的机会,大大促进了书法的普及。 隋唐时代的文学家、画家,与书法发生了更多的联系,许多人身兼两职,另一些人对书法也时常发表意见。这不仅使得书法艺术的社会关注程度有很大提高,而且得以从其他领域吸收有价值的观念,从而充实自己的审美内涵,提高自己的文化地位。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隋唐书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在其鼎盛时期,各体书都得到了社会重视,都出现了专门家,建立了崭新的艺术风格,整体上呈现出富有开拓性、包容性的品格,代表性书风雄强豪迈、大气磅礴,体现了时代精神。 这一时代,一方面随着国家的统一,在南北朝晚期已经开始的南北书风融会的进程加速了,体现出了融会性与过渡性的特点。康有为说隋代书法的情况是:“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为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譬之骈文之有彦升、休文,诗家之有元晖、兰成:皆荟萃六朝之美,成其风会者也。”又说:“隋碑风神疏朗,体格峻整,大开唐风。”对隋代书法的描述颇为准确。 隋代书法,主要成就表现在楷书上。有的以北魏为基础,而更加秀美典雅,如《董美人》、《苏孝慈》、丁道护《启法寺碑》等,似乎糅合了南朝书风,下开欧阳询格局;有的则谨传南朝家法,如智永《真草千字文》,后来为虞世南所继承;有的出于北齐、北周,如《龙藏寺》、《曹植庙碑》、《章仇氏造像》等,前者瘦健,已开褚遂良风范,后二者体势宽博,颜真卿书风,隐然欲出。 隋朝著名的书家有丁道护、史陵、智果等。丁道护兼有北方的朴拙与南方的遒媚,他所书《启法寺碑》与《龙藏寺》齐名,为隋碑代表作。《龙藏寺》兼收北朝的雄浑端严和南朝的俊美劲俏,享有“六朝集成之碑”的美誉。包世臣《艺舟双楫》说:“隋《龙藏寺》出魏《李仲旋》、《敬显隽》两碑,而加纯净,左规右矩近千文,而雅健过之。书评谓右军字势雄强,此其庶几。”史陵书风瘦硬奇古,用笔精到,风格独异。智果为智永的弟子,其理论著作《心成颂》提出了十五种结字要求。 唐初书法,历来称“欧、虞、褚、薛”四家,实际上欧、虞皆旧人,入唐时都已是60岁以上的老者,风格基本定型,欧虽稍稍吸收南朝风气以博时君之好,但仍主要是北朝形意;虞则固守智永家法,纯然东晋(尤其是小王)风流。因而两位代表书家都可以说是隋代书风的延伸。但相对于隋代来看,这时期也有一些新的动向,例如贞观年间倡导王羲之、提拔褚遂良、以行书入碑等,虽然没有立即在实践上形成变化,但无疑已经开始建立属于唐代的书风追求。 楷书的发展——初唐 初唐书风最胜,几个皇帝都是箇中高手,唐太宗以帝王之尊,大力提倡书法,特意尊崇王羲之,并搜访天下名书迹,君臣相扇之下书风鼎盛,更开设“书学”,以书取士,所以读书人自然个个发愤练字;据说科举时文章内容再好,字丑也是没有用的。 太宗本身就写得一手好字,工隶书、飞白,行草得二王之妙,也学虞世南行书。所传之“温泉铭”便是以行书入碑之作,颇具二王之风。 帝王之提倡,再加上当时社会安定,民生富足,正是发展文化的大好时机,书家辈出。成名当代,流名千古的“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就是此期之代表。 发展: 欧阳询: 字信本,潭州人,生于陈武帝永定元年,卒于贞观十五年,享年八十五岁。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因此又称“欧阳率更”。他博取众长,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兼善众体,在当时甚至还“扬名国际”,声名远播高丽,太宗也十分赏识他。欧阳询的书法以“武库矛戟”与“劲险”为特色,正书以九成宫为本色,而化度寺温润含蓄,成就最高;小楷则稍具姿色,以千字文为化表,行草虽不算顶清雅,仍有“跌荡流动”之势,以史事帖为代表。 虞世南: 字伯施,越州余姚人,生于南陈武帝永定二年,卒于贞观十二年,享年八十岁。官至秘书监,获赐永兴县子,世称“永兴”、“秘监”。博学多才,德高望重,太宗以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曰五绝。学书于智永,得其精传。 其书近法智永,算是二王之远亲,又偏工行草,得于南帖特多。其隶、行、草皆妙,但流传书迹甚少,正书仅孔子庙堂碑,行书有汝南公主墓志铭,草书则有积时帖为代表。 褚遂良: 字登善、河南阳翟人,官至尚书左仆射河南公,世称褚河南。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卒于唐高宗显庆四年,享年六十四岁。博学通识,具王佐之财,亦是忠谠之臣。少学虞世南书,长则祖述右军,尽得其妙,兼取众美,自立门户,与欧、虞鼎立。 登善的面目最多,变化也最大,正所谓“一碑有一碑的面目,一碑有一碑的风神”也。其正书比欧、虞婉美劲逸,如伊阙佛龛,尚存隶意,气调浑古,而雁塔圣教序记,房玄龄碑成就最高。行书则温润似永兴,以枯树赋为代表。 薛稷: 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终年65岁,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官至札部尚书,太子少保。他在外祖父魏征家见到虞世南和褚遂良的书迹,锐意临仿,不久遂以书法名扬天下。 他的书法用笔纤瘦,结字疏朗,自成一家。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就是由薛稷书法演化而成。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称初唐四大书家。传世书迹有《杏冥君铭》、《信行禅师碑》。 楷书的发展——中唐 初唐三大家风格虽异,然崇尚瘦劲,大家都如此,遂演成风气。开元后,书风丕变,极力矫正少肉之病,渐渐的便脱了三王气息,开创唐代特有之面目,照耀书吏。此时期之书家,前有李邕,后有颜真卿,足以和初唐三大家抗衡。北海﹝李邕﹞虽未脱瘦劲,但以行书入碑,别具一格,时有写碑八百余之称。鲁公﹝真卿﹞则纳古法于新意中,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使楷书笔法,穷尽变化,臻乎出神入化之境。 发展: 李邕: 字泰和、扬州江都人。生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卒于玄宗天宝六年,享年六十九岁。尝为北海守,世称“李北海”。其父名善,以注文选享名。北海资质极好,才力过人,且刚毅忠烈,嫉恶如仇,文名尤盛,世以“文章、书翰、正直、辞辩、义、烈”为六绝。工于翰墨,初学右军书,深得其妙,复脱弃旧习,参以已意,所以笔力清新。博取众美,自成一格,从“书中仙手”、“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等称美中可看出他的成就。 李邕的书法,大概是有二王的韵致,而稍变形态,使笔画便加礼腴。尤以“行笔入楷”,气势飞动,飘逸多姿而又笔力万钧。 传世书以李思训碑,岳麓寺碑最着。 颜真卿: 楷书至颜真卿而丕变,而其书实源于徐浩,两者笔法实颇有相似之处。盖真卿之笔法,实前有所承。 真卿字清臣、临沂人,颜师古的五世从孙。官至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世称“太师”、“鲁公”,又曾为平原令,所以也以“平原”称之。生于唐中宗景龙元年,卒于德宗贞元元年,享年七十八岁。鲁公生性耿介,为忠臣烈士。小时候家里贫穷,没有纸笔,以黄土书墙学习,初受书于张旭,深得其笔法;并兼及初唐三大家书,深得其妙。由此可知颜真卿以当代书植其基,其后便追上魏晋,颇得二王胜处。 他博取众体之精,并融贯已意,使楷书臻于极境,至今尚不能脱其藩离,正所谓“闲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 鲁公是书史上居承先启后地位的伟大人物,他的正书,向以博厚雄强着称,“锋绝剑摧,惊飞逸势”,以颜世家庙碑为代表;至于摩崖大家,气势磅礴,以大唐中兴颂最着;至最高境界,表现冲和淡远之韵致者,则推李玄靖碑。行草道劲秀挺,古意盎然,以祭侄稿为第一。 徐浩: 字季海、越州人,工翰墨,声飞当代,肃宗时四方诏令皆出自其手。“用笔劲正有而心圆”,确实是真卿之本,以不空和尚碑为代表。此碑笔画肥厚,起笔、收笔及转折处皆趋圆劲而富变化,结体平正宽博,酷似鲁公笔法。 楷书的发展——晚唐 中唐的颜真卿将楷法发展至无体不备之颠峰状态,其后的书家一味仿拟,毫无新意可言,书风而盛极转衰,伏下求变之转机。 元和后,出了个柳公权健身美容班,他力矫当代肥俗之病,复主永瘦劲,将颜筋使转顿挫之法加以夸示,削肉存骨;而棱角尽露,书亦坚劲无比,遂使晚唐书风又变,与鲁公并称,后世有“颜筋柳骨”之誉。但那时已是唐未,国祚已衰,书道亦随之沉滞,后继无人,柳体又成绝响,这个时期就只有柳公权可以做代表了。 发展: 柳公权: 字诚悬,京兆华原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卒于懿宗咸通六年,享年八十八岁。博贯经术,通音律,元和中进士及第,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开国公,追赠太子师。 诚悬学习书自二王入手,其后遍取前代书家之长;其书之样貌,虽与鲁公肥瘦殊异,而笔法实同。博览众长,运已意于新体,遂自成一家。 一生得穆宗、文宗、宣宗三朝之宠,当代公卿之家所作碑志,若未得诚悬书,便有“子孙不孝”之讥。外夷闻其书名,往往以货贝具购其字,是以外扬中外,更甚于北海。笔画细瘦之中,仍运用颜筋使转顿挫之方法,故运笔之迹外露画外,倍觉棱角崚厉,但不免有剑拔弩张的感觉(李后主曰之“失于生犷”)。然真正柳书之至者,仍是锋芒略敛以平正得势者;“神气清健”,正是柳书本色。 传世作品以神策军纪圣德碑为代表,而成就最高的则推金刚经了。 写经书法 清光绪年间敦煌石室发现大量藏经写本后,书史又大为改变。其内容礼富,包括西晋至北宋间墨迹,而唐代最礼。但石室发现后,发现者道士王圆箓,不明白这些东西是何等珍贵,先后被英、法、日及许多外籍学者选去精华,实在甚为可惜。因为有别于上述分类,多为工整之小楷,故简述于后。 唐代写经特有书体,实源于前代。西晋时的写经卷便已粗具经卷体的规模。而至南朝时的字体益趋端整,楷法渐完备,仍具写经字之特色;北朝之风格则与南朝相去不远。隋代书法居南北融合之枢纽,但在写经上就没有这个分别了;书体更近于唐楷,仍带有经卷之特色。 唐代承接其后,大放异彩,呈现名异之风格。秀劲圆润以大楼炭经卷为代表﹝高宗时作﹞;十戒经可作秀逸疏宕的代表﹝玄宗﹞;观世音经以端整厚重着称﹝代宗﹞;瘦劲秀丽则以瑜伽师地论卷廿三为代表﹝宣宗﹞。 狂草 狂草的成就,是唐代书法高峰的另一方面的表现。代表人物是张旭和怀素。 发展: 张旭: 字伯高、苏州吴人,闻名于玄宗开元、天宝间,和贺知章是好朋友,颜真卿少年时曾拜他为师。官至长史,世称“张长史”,任性豪放,不拘细节,好酒嗜书,大醉时呼叫狂走,甚至“以颅墨而书”,时称“张颠”。唐文宗时,以李白歌诗,斐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可明白他的造诣。 张旭的草书自成一格,而奠基精楷,得欧、虞、褚之精,取法初唐诸家,故其书狂纵而不逾法度,古劲绝伦,为世所叹服,兼能取众美,以楷书为本,更出已意,乃有空前之成就。 伯高传世的书迹有郎官石记﹝正书﹞,戏鸿堂帖所收之秋深帖、步虚词;尚有悲清秋赋、肚痛帖等,以古诗四帖墨迹为代表。 古诗四帖﹝肚痛帖、千字文残帖附﹞: 伯高狂草以古诗四帖为,此帖的内容包括了步虚词二首,王子晋机、巖下老公四五少年机,共四首,书于五色纸上。 观巖下老公四五少年机之笔画略丰,多处乾笔飞白,苍劲有力。笔势放纵,常一笔直下,绝逸之极。伯高草书,有晋宋遗风,且以精楷为基础,故所做草书虽千奇百怪,但细查其笔法,一点一画无不规矩,正是伯高本色。所傅诸帖皆是同一笔法。 自张旭以来名家辈出,如怀素、郑度、邬彤、释高闲、释亚栖等,而以怀素最为出色。 释怀素: 释怀素,字藏真,俗姓钱,长沙人,后徙家京兆,为玄奘三藏之门人,生于玄宗开元年间,卒年不详。生性放纵,精意翰墨,独能继伯高之绪,与之并称一代狂草之冠冕。书风遍取当代名家人,而得于张旭,二王独多,尤能独创新意,临池之工精深,遂与张旭齐名,以自叙帖,小草千字文为代表。 自叙帖: 自叙帖为藏真狂草不朽之作,时四十一岁,乃盛年精意之书。此帖以变幻飞动之笔,自抒学历及成就,气象万千,纵横无涯,淋漓痛快,虽然有点自负,但人无异论。 其笔画劲瘦,字与字多属连属,奔放而运笔仍逐步顿挫,转折合度。上下连技同气,左右俱顾盼之姿,字行布白宽綼,意趣精深,且法度俱备。 小草千字文: 这是怀素晚年由奔放入清淡疏远之杰作,全帖无自叙帖之纵放奇趣,而气调尤为清逸。其笔画已无任意牵连之迹,各字多独立,运笔较收敛,且中规中矩,字体大小一致,字行宽绰,堪称草书极品。 怀素之后,狂草亦盛,尤以释氏为然。 在中国古代书论中,不论是对篆、隶、行、楷,还是对草书的论述,大多是以自然景观或某些现象作比,加以形容和描述,读者要靠一种生活感受、生活经验去领悟,才能欣赏和理解。书法实在是一种很玄奥的艺术,尤其狂草,书写者往往是充满激情,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下完成的,读者从墨迹中隐隐地感受到某种情绪。这其实正是一种表现主义艺术的特点,狂草产生于唐代,当时的绘画基本上属于工笔重彩的表现形式,范山模水,描眉涂目,都须凭藉理性在较长时间里才能完成的。即使如吴道子那种带有表现主义成分的画法,也终归要受到物形的限制,并不是能够完全放开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书法中出现了狂草,则可以借用来比较充分地表现情感或情绪。这恐怕是表现主义书法产生的主要缘由。 在张旭和怀素以后,历代都有草书大家出现,如宋代黄庭坚、明代祝允明、徐谓、王铎,清代傅山,现代林散之等。每一书家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融进了自己的个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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