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简介

石制棺椁墓葬(隋代石制棺椁)

历史溯源

石棺文

收藏经历

摘要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许多历朝历代引人瞩目的文物国宝，其中有十个被称之为隋代石制棺椁的文物。这十个花岗岩材质的隋代石制棺椁每个重约一吨，与许多灿烂夺目的瑰宝相比，它们拙朴平实，其貌不扬，但是它们确实非同一般，这是因为在每个隋代石制棺椁上面都凿刻着文字，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简介

隋代石制棺椁共十只，高二米，直径一米多，形象棺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目前其字已多有磨灭，其第九棺已无一存字。其书传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质雄浑，刚柔相济，古茂遒朴而有逸气。横平竖直，严谨而工整，善用中锋，笔划粗细基本一致，有的结体对称平正，有的字则参差错落，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在古文字书法中，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神的。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采。”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学《石棺文》可上追大篆，下学小篆，百无一失。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 石棺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宋安国所藏石棺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此外，社会上所流传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然原拓己失，现只能见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种拓本的照片。安国所藏的宋拓本《先锋》本，旧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著《石棺文研究》一书中。上海艺苑真赏社、日本鳹堂有《中权》本影印本。中华书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书迹名品丛刊》中，有《后劲》本影印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棺文的宋拓影印本。石棺为中国珍贵石制古物，亦为书家第一法则，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

石制棺椁墓葬

隋唐五代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北魏以来的墓葬制度，经隋代﹐至於盛唐﹐一脉相承。当时贵族官僚的大墓﹐都是采用斜坡式的墓道﹐包括一段很长的隧道，隧道顶部开天井，两壁设龕。懿德太子墓有天井7个﹑壁龕8个﹐章怀太子墓有天井4个﹑壁龕6个﹐正三品司刑太常伯李爽墓有天井3个﹑壁龕2个，天井和壁龕的多寡基本上与墓主人的官品爵位相一致。隋代流行以土洞为墓室﹐高级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入唐以後，则多采用砖室，土洞墓已降为低级官吏或平民所用。一般的官僚，其墓室都为单室。二品以上的大官，除主室以外，有时还设简单的前室。成王李仁墓﹑章怀太子墓及“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则都有前後两室。从初唐到盛唐﹐贵族﹑官僚墓中流行壁画。一般是墓道前部两壁各绘青龙﹑白虎﹐墓室顶部绘日﹑月﹑星辰﹐其他则有鞍马﹑明驼﹑牛车﹑列戟﹑步骑仪卫﹑属吏﹑男女侍者以及乐舞伎等，各绘在墓内的相应部位，其内容和规格视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随葬品以大量的陶俑为主。大约从武周时开始，陶俑多施三彩釉。陶俑可以分为出行时的仪卫行列和家居时的家臣侍者两大类。前者自隋至初唐多武装俑，以後逐渐减少，武周时出现高大的马俑和驼俑。後者自初唐至盛唐不断增多﹐乐舞俑和游嬉俑等皆属此类。受佛教影响，镇守墓门的一对武士俑在盛唐时演变为天王俑﹐其特点是脚踏伏兽或鬼魅。镇墓兽继承北魏後期以来的形态，一为人面，一为兽面，而武周时则又进一步演变为头生角﹑肩附翼或手握蛇的怪兽。隋代开始出现的人身禽兽首的十二时辰俑，到开元﹑天宝之际更为流行。陶俑的数量，因墓主人身份而有不同的限额，懿德太子墓的陶俑总数达千件之多。方形有盖石墓志在唐代使用得更为普遍。墓志的大小，随墓主人的身份而有等级之分。例如﹕三品官的墓志多为约72厘米见方，一品官如杨思勗及章怀太子雍王李贤﹑成王李仁的墓志皆为88厘米见方，永泰公主的墓志最大，为114厘米见方。懿德太子如天子之制，不用墓志而用玉册。

唐代帝陵除少数是“积土为陵”的以外﹐大多数都是“依山为陵”。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以梁山的主峰为中心，筑平面略呈方形的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门外置石狮﹑石马和石人。南面的朱雀门是正门﹐入门即为献殿。自南面远处第一道门阙至内城的朱雀门﹐神道长达3公里﹐两旁列瑞禽﹑瑞兽﹑马﹑武将﹑文臣以及外国首领的石雕像，并树“述圣记”碑和“无字碑”。乾陵的宏大规模﹐充分显示了大唐帝国极盛时期的强大国力(见唐代陵墓)。五代前蜀王建的永陵在四川省成都，南唐李的钦陵和李璟的顺陵在江苏省南京，都已经发掘(见前蜀王建墓﹑南唐二陵)。地下的玄宫分前﹑中﹑後3室，各室两侧又多设壁龕或耳室，这可能是承袭唐陵的制度。唐陵的地下玄宫虽都未经发掘，但从各方面的情形推测﹐亦应设有前﹑中﹑後3室。

隋代石制棺椁

宋至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後﹐墓室的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栱，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後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後两室。墓内多用壁画或雕砖作装饰，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夫妻举行“开芳宴”的场面，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在有些北宋末年的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墓室的後壁﹐则往往有“妇女掩门”雕砖。随葬品寥寥无几，这可能是由於各种器具什物已充分地绘刻在壁画和雕砖上的缘故。

北宋帝陵在河南省巩县，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堪舆术的要求。诸陵形制相同，都是以土筑的坟丘为中心，用墙垣围成方形的陵域，坟丘之前设献殿。四面各开一神门﹐门前置石狮。南面较远处设两重土阙，各称鹊台与乳台。自乳台至南面神门，神道两侧依次列象﹑獬豸﹑鞍马﹑虎﹑羊﹑蕃使﹑文官﹑武士等石雕像。帝陵後面别筑後陵﹐这与汉陵有相似之处，却为自唐以来历代帝陵中所仅有(见巩县宋陵)。南宋的帝陵在浙江省绍兴附近。因为算是权殡﹐所以营造较简，名为“攒宫”。虽然大体上是沿袭北宋的陵制﹐但没有乳台﹑象生﹐也没有陵垣及四门。献殿之後作玄宫，屍体放置在严密坚固的“石藏子”中。辽代贵族墓中的随葬品﹐除了金银器﹑陶瓷器及铁器等各种生活用具以外，以大量的马具﹑盔甲﹑各种武器以及金属面具和铜丝手足套等物为特点。陶瓷器中的鸡冠壶﹐亦为辽墓中所特有。到了中期﹐马具和兵器逐渐减少﹐鸡冠壶的形态亦由皮囊状演变为提梁式的圈足器。晚期辽墓一般已不用兵器随葬，马具也大为简化，而鸡冠壶则告消失。大约从早期的後半开始，辽墓中往往有汉文或契丹文的石棺墓志，形状与唐宋的相似。金代的墓葬，一方面是受辽墓的影响，而更多的则是继承北宋的墓制。河北省新城的时立爱墓和兴隆的萧仲恭墓，其年代基本上属金代前期。由於墓主人的爵位高，都系多室的砖墓。墓室内有仿木建筑结构，绘壁画。时立爱墓的主室为八角形，前室两侧所附耳室为圆形﹐在形制上与辽墓有相似之处。萧仲恭的墓志则用契丹文书写。分布在华北南部和中原地区的金代後期地主阶级墓﹐主要是单室砖墓﹐平面多为方形或八角形，也有圆形的，从墓门到墓室内大量使用仿木建筑结构。有的墓里绘有开芳宴﹑放牧﹑捣练等题材的壁画，而大多数的墓则是大量使用雕砖﹐表现出门楼﹑格子门﹑棂窗﹑桌椅﹑屏风﹑灯﹑盆花之类﹐有的还有“镇宅狮子”﹐使得墓室对现实生活中居室的模仿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雕砖的内容还包括开芳宴中的墓主人夫妇﹑侍童﹑厨役﹑伎乐乃至舞台上的杂剧演员等人物﹐也有“掩门妇女”。这显然是北宋後期在中原和华北南部地区流行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的进一步发展。元代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主要发现於山西省境内。其特点是仿木建筑的结构日趋简化﹐有些已变成示意性的了。山西省中部地区墓内装饰以壁画为主﹐题材仍多为开芳宴﹐但突出了墓主人的形像而省略了伎乐的场面。山西省南部地区墓内多饰雕砖﹐内容多为孝子故事或花卉之类。五代﹑北宋以来的仿木建筑结构砖室墓，到元代已接近尾声。南方的元墓沿南宋旧制，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双室并列，分葬夫妇。作为时代的特点，许多墓里使用石灰﹑米汁﹑木炭等以加固墓室﹑防护棺椁﹐并在墓底铺松香之类，以利屍体的保存。到了明代，一般官僚地主阶级的砖室墓采取密封棺材，防腐措施又有发展﹐所以有的墓不仅屍体完好﹐而且衣冠服饰以及书籍﹑字画等易朽物品也保存良好。 明代的帝陵﹐以安徽凤阳的皇陵为最早。皇陵的形制承自北宋的帝陵，基本上仍沿汉唐以来的旧制。泗州的祖陵年代稍晚，其形制已与南京朱元璋的孝陵相近，而明孝陵则为此後的明代陵制开创了先例。明代从成祖朱棣起，13个皇帝都葬在北京昌平县﹐集中在一个总的陵园内，称明十三陵。陵园的总门在南面，称大红门。入门不远，立“长陵神功圣德碑”。由碑亭往北，神道两侧依次立石望柱及狮﹑獬豸﹑骆驼﹑象﹑麒麟﹑马﹑武将﹑文臣等石雕像﹐而各陵之前则不再立石望柱和石象生。出於总体布局上的考虑，陵的方向虽多向南﹐但也有向东或向西的。各陵规模大小不一，但形制和布局彼此相同。陵的前部主要是恩殿，基本上相当於唐宋陵前的献殿。与汉唐以来的帝陵相比﹐明陵最大的特点是坟丘不成方形而成圆形，周围砌砖墙，称为宝城﹐其位置不在陵域的中部而居全陵的最後。宝城之前设明楼，楼上树石碑，上刻皇帝的谥号，这也是明陵的新创。玄宫在宝城之下，其形制亦系模仿宫殿。以已经发掘的明定陵为例，玄宫可分前殿﹑中殿和後殿，中殿的左右两侧又各通一配殿。皇帝和皇后的棺椁放置在後殿的石制棺椁床上。

历史溯源

金石家们翻阅了所有的书籍、档案，也没有找到类似的字体。他们认定，石棺上的文字，属于中国文字演进史上缺失的一环，称其为“石棺文”，属于大篆。大篆是在甲骨文、金文之后，在小篆之前的文字。两千多年前，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实现华夏江山“大一统”，文字统一是重要举措，而统一后的文字就是小篆。这也就是说，凿刻这些文字的年代距今至少已经有两千三百多年，它们记述展示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 历经千百年，石棺终于从荒原之中走进文明之地——孔庙。但是这样的收藏保护来得太晚，以至于在真正收藏的时候，十只石棺竟然丢失了一只。更加令人揪心的是，石棺走进孔庙90年之后，唐朝在地方政权的分裂中成为历史，五代十国的战乱开始了。石棺存放的地方成为战场。战火中，已经存放在凤翔孔庙中的九只石棺也不知所踪。

石棺文

石棺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棺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棺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石棺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棺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棺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棺》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棺文考释》和马叙伦《石棺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棺》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

《石棺》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棺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棺》，于大观二（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忭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棺》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棺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棺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棺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棺，曾令人仿刻了十棺，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棺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棺有不少差别。

收藏经历

唐627年，隋代石制棺椁于陕西宝鸡岐山北坡的荒郊发现，此地曾是秦朝旧地。它们是花岗岩质地，每个直径约1米，重约一吨。十座石棺外形相似，上狭下宽，形似棺，因此得名石棺。唐朝人按它得出土地点，命名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棺椁”。

石棺被发现后一直置于荒郊，许多人去观看并临摹作拓。806年，韩愈为保护石棺，上书朝廷请求把石棺搬到太学府，但是没有被采纳，直到914年，郑余庆任国子祭酒（负责主管国家学术教育、文化事业）才采纳了他的建议，将石棺移到了凤翔孔庙，让它们不再遭受风雨得侵蚀。然而，石棺乍原已于814年不知去向，只有九只保存在凤翔孔庙。五代十国的战乱期间，凤翔成为战场，石棺下落不明。宋朝建立后，文人文化繁荣，宋仁宗下旨寻找石棺，后来一位名叫司马职的官吏找到了9只石棺，独缺唐朝石遗失的乍原石棺，他便依照流传下来得拓片造了一个假的补全。由于石棺的拓片流传很广，他得作假很容易就被识破了。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从太氏拓片见到乍原的拓片，证明此人曾收藏过乍原石棺。但向传师赶到关中太氏的老家时，太氏全家已于一年前死于瘟疫，房屋财产全部为避瘟疫传播而烧光。向传师在关中继续查访，居然在他居住的屠户家中发现了石棺，此时乍原石棺已经是屠户的磨刀石，被切去了上半部分，棺身上的字也只剩下四个。大观年间，向传师将乍原交给朝廷，运至汴梁。上可以辨认得文字只剩下432个。宋徽宗还下令用黄金填注石棺文，以防磨损。1125年，金兵进军中原，靖康之变后，石棺被金人运至燕京，剔去石棺上的黄金，弃之荒野。

1300年，元朝国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发现石棺，后迁往国子监达成门内保存，平安经历了元明清三代。1936年，石棺随第四批故宫文物南迁至上海，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库房的底层。三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棺迁往南京。一年后，石棺随故宫文物再次起运。南迁途中，在天津和湖南酉阳两次翻车，幸好包装严密，石棺完好无损。装箱包装前，为保护石皮不脱落，用浸湿的高丽纸敷在石棺面上，由于高丽纸纤维长，韧性好，湿的时候摁进字口，干后固定在字口。装箱的时候包有两层棉被，四周用稻草塞紧。这都让石棺在南迁中得到良好的保护。抗日战争胜利后石棺迁回南京，1950年运回北京，存放在故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