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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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介

宋原放，江苏扬州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扬州工委委员，新华通讯社苏中支社科长，苏中出版社、华中新华书店编辑，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华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届副主席，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第二届主席，上海市编辑学会第一届会长，上海市哲学学会第四至六届副会长，上海市古籍事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

学术文章

《关于中国出版史的思考》

1 自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以来，系统地结集谈出版的书籍大约有200部左右。其中包括图书史（含史料，下同）、造纸印刷史、编辑出版史、新闻史以及台港的同类书。八十年间，出版了200多种，不能算少。其中近十年出版的，较有份量，值得注意的有：韩仲民著《中国书籍编纂史稿》、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张秀民著《中国印刷史》、钱存训著《纸和印刷》（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五卷第一分册）、李致忠著《历代刻书考》和《中国版刻图录》（重印）、杜信孚著《明代版刻综录》、黄裳编著《清代版刻一隅》等。

这里面亮出中国出版史的专著有四种，即《中国出版简史》（杨寿清著）、《中国出版史概要》（张召奎著）、《中国出版史（辛亥革命以前部分）》（宋原放、李白坚著）、《中国出版简史》（吉少甫主编），从无到有，打破零的记录，自然令人高兴。大家知道，中国出版史是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分，如果写得好，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而且不少历史经验对今天改革和开放中的出版工作，很有借鉴作用。不过，坦率地说，从已经出版的四部书来看，在总结历史经验，寻找出版规律的成绩方面并不理想，希望更多的后来者共同努力，能在不久的将来，使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材料相结合的科学的《中国出版通史》早日问世。

2 史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必是帮助我们拨开历史迷雾的科学方法论，这决不是什么“老三论”“新三论”所能代替得了的。前些年。有些学者急于求成，有重著述轻资料的倾向，不愿在史料上下功夫，这就难免随便抓个材料，胡编乱说，贻误读者。

中国有千年以上的出版史，史料既多又分散，需要发掘、鉴定、整理。十多年来，我们发现不少新史料，出版了不少史料书刊。早在60年代，张静庐先生辑注出版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七种，共250万字。近年内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印刷史料选辑》，四册，80万字，包括古代部分，可惜只限于印刷方面。再以创刊十周年的上海《出版史料》为例，十年间发表了700多万字史料和文章。各省市地方志编委会在编纂出版志的过程中，出版了20多种出版史料书刊。清末民初史料原来是薄弱环节，现在发现不少新材料，如广学会的年报（档案）、美华书馆的历史等。著名编辑家、出版家，如张元济、邹韬奋、陆费逵、胡愈之、汪孟邹、汪原放、舒新城、郑振铎、章锡琛、赵南公、徐伯听、黄济峰等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年谱、传记的发表或出版是很珍贵的。可是还有不少出版人物、出版事件、解放前的官方出版机构……的第一手材料还有待进一步发掘。我们可以结合专题研究，确定项目。边搜集边整理，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加以出版。

3 解放前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出版史，是没有出版自由的出版史。试想，帝国主义、国内军阀战火的摧残，贫困和落后的制约，当局的破坏和刁难，哪里有正当出版业经营的环境！革命的进步的出版业不得不避开查禁、封门、坐牢、杀头的危险。戴着镣铐跳舞，哪能致力于出版工作呢?有经济实力的出版业，虽有启迪民智的宏愿，面对当局高压和拉拢的两手，也只得趋利避害，畏首畏尾；同行间的倾轧，内部不可避免的劳资纠纷，弄得出版业焦头烂额，穷于应付；30年代、40年代，一家家出版业一改初衷，请大官来当后台老板（董事长），大印钞票。有的以一折八扣为名，粗制滥造，一个晚上画出一本连环画的所谓“跑马书”也出笼了。中国出版业生不逢时，度着怎样艰难的岁月啊！

抗日战争前一年，1936年曾经是出版界的鼎盛时期，出版新书9438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占52%强。全国图书营业额（除文具、仪器外）约2500万元左右，还抵不上当年一个上海英美烟草公司（3万万元以上）的十分之一（据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估算）。旧中国的出版业实在可怜得很。至于官方呢?清朝末年（1908年）财政部在北京设立一个以凹印为主的印刷局，是印地方银行钞票和证券等而不是印刷书刊的。除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外，各省官书局已是强弩之末。民国成立以后的第十二年，国民党当局在南京才创办了正中书局。直到抗战以前（1936年），只有30万元资本，在上海有个印刷厂。论出书或经济实力远不能与民营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相比。一心想垄断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也垄断不了，后来只有用行政力量成立七联办事处来加以控制。至于其他的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拔提书店等等，更是等而下之，微不足道的了。

4 全中国的解放才是中国出版业的新生。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真正的出版自由，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我们可以公开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宣传党的主张，出版符合时代精神和人民利益的教科书，中外世界名著可以有计划地出版，各类工具书可以系统地出版。在老出版家胡愈之为首的出版总署领导下，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全国合理设置了出版社、印刷厂和书店，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奠定了基础。

由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人力财力有限，经验不足，特别是“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到了文化大革命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些给出版事业有着很大的限制，造成极大的损失。尽管如此，由于出版战线全体同志的坚忍不拔和艰苦奋斗，仍然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总的说来，创业时期的社会主义出版业的发育是不完备的，没有能够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大大落后于外国发达国家的出版业。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经济工作上去了，党中央加强了对出版工作的领导，重新确定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对出版方针作了重大的调整：明确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代替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规定出版社的基本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传播和积累科学文化技术的知识和成果以及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重新规定各省地方出版社的方针：以“立足本省，面向全国”代替“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要求各出版社坚决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这样一来，极大地调动了出版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们还在印刷、发行现代化方面作了不小的投资。不几年工夫，我们走过了“四人帮”造成的严重书荒的阶段，开始走向全面繁荣的新时期。全国出版社从100多家发展到500多家；杂志从290多种3000多万册，?⒄沟?000多种20亿册；每年出版新书从1万多种、2亿多册发展到8万多种、61亿多册，极大地满足了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就品种和印数来说，成为世界出版大国之一，有些出版物，从内容到形式，可以同国外出版物媲美。社会主义出版工作空前繁荣，事业得到大发展。当然事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丰富的实践经验亟待我们加以总结。

5 社会主义时期的出版工作的经验教训很多，可以开上几十条、上百条，有哪些重要经验呢?恐怕有许多文章可做。这里我先说几点：

1．出版社的特色和出版规律。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创造自己的特色，如何按规律办事。

2．出好书的经验。出版社领导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多出好书上。多出好书，千方百计提高出版物质量是出版工作永恒的主题。出版社能否站住脚，历史上贡献的大小，就在于你出的好书的多少。提高出版物质量，要创造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环境、条件、制度、作风等等，决不是开一个会，喊几句口号就能奏效的。

3．在实践中培养名经理、名编辑、名出版、名校对等专门人才。

4．“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对出版工作的危害性。可以从方针、出书、出人各方面进行分析。

回忆文章

《送别宋原放同志》雷群明

6月30日下午，我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开会，听到宋原放同志于当天凌晨去世的消息，简直有些不敢相信。因为4月份，我还给他打过电话，为准备写学林史话向他求证学林成立之初的情况，同时约请他作为韬奋出版奖的得主为纪念韬奋诞生11 0周年写一篇文章。当时问起他的健康情况，他和他的老伴沈老师都说还不错。我在电话中说，等您写好了，我来看您，并拿稿子。谁知道，病魔竟突然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7月7日，宋原放同志的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举行。他安卧在鲜花丛中，默默地接受他的老同事、老部下的悼念和哀思。在低回的哀乐声里，他那为革命无私奉献的一生，一幕幕生动地在人们的脑海中飘过。

1923年1月23日，宋原放同志诞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职员家庭，从小受到革命的熏陶，19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生致力于革命的新闻出版工作。1944年 1月起，先后在苏中《前哨报》、《苏中报》、新华社苏中分社、苏中出版社、华中新华书店编辑部、山东和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担任编辑、记者。解放以后，他长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28岁任副社长兼总编辑，36岁任社长兼总编辑，是当时上海公认的“老资格”的年轻社领导。“文化大革命”中，他无例外地先是被“打倒”，后来再“解放”“结合”，直到1978年，才被重新任命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次年调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一年后，升任局长，不久又兼任党委副书记、书记直至离休。

我听到宋原放同志的名字比较早。1968年从复旦研究生毕业分到上海出版系统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我作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当时改名为“ 解放出版社”）的“革命群众”，对他这个“走资派”有所耳闻，但由于不是一个单位，所以直接接触的机会比较少，当然，也无缘参与对他的“批斗”。不过，听说由于他“不老实”，在单位批斗时，很是吃了一些苦头。

我与宋原放同志的直接接触是在大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时候。鉴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好几年除了毛主席著作外很少出书的情况，大约在1972年，上海在原来的出版革命小组基础上成立了当时惟一的一个出版社——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它有别于以前和现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出版机构，有点像现在的出版集团，所以，我冠上一个“大”字，以示区别），下面分政治、文艺、少儿、古籍、翻译等几个编辑组，在当时的新闻出版工军宣队团部下面设立编辑部，负责对各编辑组重点稿子的审读和下面报上来的疑难问题的解答。他与王维、李信等老同志作为领导调入编辑部，我作为工作人员也从办事组调来。由于分工不同，我们的接触仍然不多，不过，在编辑部全体人员开会时，是一起参加的，那时经常可以听到他一些有益的见解。

1974年中，工军宣队团部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决定组织 4个深入生活小组，分别到大庆、大寨、上海工厂和外地农村去锻炼一年，我与宋原放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被分配到工厂小组，具体是到杨浦区的纺织厂。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可以说是宋原放同志正式作为我的顶头上司的开始。我生平第一次当“官”，又是在那样的特殊时期，除了“以身作则”，带头苦干，关于工作方法之类的“领导艺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宋原放同志通过言传身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他巧妙地让我们避过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同时，使我们的同志也得到了相当的锻炼和提高。在我们组织的工人业余作者队伍中，有好几位后来成为上海市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和活动家。这其中也浸透着他的心血。最令人感动的是，当时宋原放同志已经 50多岁了，他又是一个大块头，上下楼梯都有些气喘吁吁，但是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仍然坚持与我们年轻人一样参加强度很大的车间劳动。像我这样的身体还算壮实的人，在挡车或织布车间8小时劳动下来，人都软得好像要瘫下来了，他所忍受的辛苦更是可想而知了。

“四人帮”倒台以后，宋原放同志彻底恢复了名誉，重新走上了出版工作的领导岗位，我则从出版局机关到了新成立的学林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虽然地位相差悬殊，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摆什么领导架子。开始时我们都在一座楼里办公，他见了我总是很客气地打招呼。有时还把我“请”进他的办公室，商量一些问题。19 80年，中国第一本百科年鉴出版，他把我找去，谈了一些看法，后来由我整理成文以他的名义在《百科知识》上发表。这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在文字方面的合作。

宋原放同志是一位学识渊博、精通业务又富有思想的领导，而这一切又都来源于他对图书的热爱和刻苦的学习。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局级干部，他的家应该说是有些“寒酸”，除了无处不在的书刊，简直可以说别无长物。但是正如古人说的“ 架上书满不为贫”，宋原放同志心态平和地在图书的王国里“安贫乐道”。这个 “道”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艰难而崎岖之道。1983年，他就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思想，并且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构想。紧接着，在他领导下的《上海出版工作》就这个题目组织了许多文章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可以说是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出版学的建立和发展，开了一个好头。1985 年，他又首先倡议在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编辑学会，他被选为会长。在他的领导下，学会还新办了《杂家》和《编辑学刊》两个编辑出版方面的专门刊物，不久，又创办了收集、整理和发表出版史料为主的刊物《出版史料》。所有这些，都带有开创的性质。虽然除了《编辑学刊》能够坚持至今外，《杂家》和《出版史料》都先后停刊，但是，它们无疑都为中国出版学、编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作为倡议者和领导者，宋原放同志是功不可没的。

1986年，宋原放同志办理了离休手续。但是，他却是离而不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在离休后所做的工作比离休之前还要多，还要有价值。

也许是旁观者清吧，当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才深深感受到有许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做或者没有做好。譬如，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就面临资料短缺、人员与经费不足等困难，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有权的时候没有做，现在没有权了想做就难了。他表示，再难也要做，能做多少是多少。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离休后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主编了数百万字的《上海出版志》，尽管它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作为上海第一本出版志书，终于给上海的出版历史理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给出了一个比较科学的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它所收集整理的丰富出版资料，为后人的深入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外，他还一鼓作气地主编了十大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并且担任了新复刊的《出版史料》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积极为收集、保存和运用出版史料出谋划策，发挥余热。

1988年，他作为上海大学的兼职教授与该校的教师李白坚同志合作编写出版了《中国出版史》，它是中国比较早的关于出版方面的专史。与此前出版的一些书史、印刷史等不同的是，它的特点是以文化发展为背景，对现有的出版史料作了新的编排和考察，力图对中国出版史作宏观的描述，竭力勾勒出中国出版史的发展线索、出版事业的轮廓和出版事业兴衰的历史动因，而较少作具体的考证和详细的铺陈，因而显得精要干练，颇受读者好评。此外，他还整理出版了个人的出版论文集《出版纵横》，将他几十年从事出版实践和领导工作的经验体会总结出来，上升到理论，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可以说，较之他在位时的工作，他在离休后的20年间所作的贡献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上海出版历史上的影响将是久远而深刻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1996年被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授予“伯乐奖”，2004年以80多岁的高龄荣获中国出版工作者的最高奖项——韬奋出版奖。这应该看作是党和群众对他的最好的评价和肯定。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宋原放同志虽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但在他平常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中，能够作出如此贡献，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应该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2005年7月12日改定

（作者单位：上海韬奋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