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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 宋文化
释义

史称中华民族为“汉”、“唐”,是因为汉唐鼎盛。实际上继唐之后,在文化发展史上又一高峰期,那就是唐宋。的确,宋代在承传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开拓演进,形成了独具风神的“宋型文化”,以光灿的精神文明彪炳史册,驰誉寰宇。南宋朱熹曾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近代学者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足见宋型文化作为华夏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峰峦是大家公认的。

中文名:宋文化

特点:精英、理学、市井、俗

文化史称:唐诗宋词

节日:除夕、春节、元宵、清明、端午等

风俗:吃汤圆、素食、风筝、除夕送礼等

简介

历史悠久又极具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常常被人们以“汉”、“唐”代称。这大约因为汉唐在古代的历史长河中,可以说是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重要里程碑。宋承唐后,也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期,所以在文化发展史上人们往往将唐宋并称。的确,宋代在承传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开拓演进,形成了独具风神的“宋型文化”,足与唐代文化并肩屹立,两者各具千秋,同样以光灿的精神文明彪炳史册,驰誉寰宇。对宋代文化的价值,历代学人每有称述。南宋朱熹曾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叶适亦云:“近世文学,视古为最盛。”明代方孝孺称:“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清蒋士铨谓:“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近代学者陈寅恪则于《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足见宋型文化作为华夏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峰峦是大家公认的。

文化特点

宋代有南北宋之分,但其因同属个历史时期,其文化特点总体上是一致的,主要表现如下:

1、精致典雅的士大夫文化或称精英文化、雅文化得到全面发展。

2、俗文化也有发展。

3、理学兴起。

4、市井文化发展。

宋文学

宋文化中,不得不说的就是宋词。宋词是两宋文学的辉煌代表,被称为一代文学之最,前人有“诗盛于唐,词盛于宋,曲盛于元”之说,词体兴于唐,唐五代只是词的发轫期、成长期,到两宋方始臻于成熟鼎盛,并取得与诗歌平起平坐面为后世无可个及的地位。词是诗乐结合的文学体裁,在两宋流播广远。风行于社会各个阶层,拥有广泛的创作队伍。宋代词作,据《全宋词朴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宋词数量远不逮宋诗,但作为新兴“别是一家”的合乐诗体,自有不同于宋诗的独特风神和气韵。

本书让读者了解宋型文化、研读两宋诗词,是领略高雅的文学作品、弘扬中华文化神髓的重要途径。就宋型文化略予说明,对宋诗、宋词简要地给予评述和鉴赏。全书分列三章:宋代文化亮点述略;宋诗成就简论;宋词发展论略。昭示了宋代文化文学之风貌与特质。

宋代著名的词人有苏轼、姜夔、秦观、李煜、柳永、晏殊、辛弃疾、李清照、欧阳修、王安石等。

宋代书法

简介

宋代书法,承唐继晋,上技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太宗时留意书法翰墨,购摹古先帝王名贤墨迹,命王菁菁刻工为十卷,以枣木镂刻之,是为《凉化秘阁法帖》。有了帖,便打破了现书必真迹的限制,同时打破了前人法度,专门注重意趣,强调主观表现,从而开辟了新的道路。

综观宋代书法,尚意之风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宋书不是简单否定唐人,也不是简单回归晋人,禅宗“心即是佛”“心即是法”,影响了宋人的书法观念,而诗人、词人的加入,又给书法注入了抒情意味。在强调意趣的前提下,宋代书法家重视自身的修养,胸次高,读书多,见识广,诗词、音乐方面的功力也为前人所不及。

历史背景

后周衰微之际,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建立赵宋王朝,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混乱局面至此结束。国家复归统一。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三百多年间,书法发展比较缓慢。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禁中,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书法,是宗“二王”的。此后《绛帖》、《潭帖》等,多从《淳化阁帖》翻刻。这种辗转传刻的帖,与原迹差别就会越后越大。所以同是宗王从帖,宋人远逊唐人。所以一些评家以为帖学大行,书道就衰微了。这是宋代书法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其次如米芾《书史》所指出的“趋时贵书”也造成了宋代书法每况愈下。米芾分析说:“李宗锷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宋室南渡之后,如《书林藻鉴》讲:“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盖一艺之微,苟倡之自上,其风靡有如此者。”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书法家能够按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去继承,革新的就不太多了。此宋代书法不十分景气的原因之二。总之,帖学大行和以帝王的好恶,权臣的书体为转移的情势,影响和限制了宋代书法的发展。

代表人物

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从书法风格上看,苏武丰腴跌宕,天真烂漫;黄庭坚纵横拗崛,昂藏郁拔;米芾俊迈豪放,沉着痛快。他们都善学古人又富于创新精神,书风自成一格,时人推崇备至,列于四家,向无异议。一般认为所谓蔡是指蔡襄(君漠),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但亦有人认为是蔡京,究竟指谁,却历来就有争议。

宋徽宗赵佶,独树一帜,亦堪称道。他政治上昏庸,生活上荒唐,艺术上聪颖。北宋王朝因他而亡,但在艺术上他是个天份极高的书画家,也是艺术活动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他广泛收集民间文物,特别是金石书画,命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等。他的书法,早年学薛稷,黄庭坚,参以褚遂良诸家,出以挺瘦秀润,融会贯通,变化二薛(薛稷,薛曜),形成自己的风格,号“瘦金体”。其特点是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有些联笔字象游丝行空,已近行书。其用笔源于褚、薛,写得更瘦劲;结体笔势取黄庭坚大字楷书,舒展劲挺。其代表作品有:《草书团扇》、《牡丹诗册》等。

宋节日及风俗

宋风俗

在宋代,佛教在民间开始传播,逐渐世俗化,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有:

1.吃汤圆的习惯起于宋代,当时的汤圆称“浮圆子”,亦称“汤圆子”、“ 乳糖圆子”、“汤丸”、“汤团”,生意人则美其名日:“元宝”。宋元元初时,汤圆已成为元宵节的应节食品,所以人们又称它为“元宵”。

2.普通老百姓中兴起了一股食素的风气,李之彦《东谷所见》曰:"世人以茹素为斋戒,岂知圣贤之所谓斋者,齐也,齐其心之所不齐;所谓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为了适应这种风气,汴京、临安等地都有专门经营素食的素食店、素分茶,其烹制的食品有"寺院斋食","凡麸笋乳蕈饮食,充斋素筵会之备"。此外,"更有专卖素点心从食店"。同时,民间吃荤遭受报应的传说也随之流行。如光孝宫道人章道隆,生平喜食鳝鱼,经托梦而不悟,后"为军人以煮鳝汤灌口而死".

3.与食素之俗相关的还有开荤习俗。王琳《野客丛书》卷二二《解菜》载:"今人久茹素,而其亲若邻设酒肴之具,以相暖热,名曰开荤,于理合曰开素。此风已见六朝。观东昏侯丧潘妃之女,阉竖共营肴羞,云为天解菜。正其义也。"

4.宋代是我国风筝的发展阶段。原因:一是宋代城市文化经济的繁荣和民间手工业的兴起,二是宋代提倡传统的节日风俗,这就为风筝的发展和进入节日的娱乐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据《东京梦华录》载,在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现存的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也充分反映了当时东京疗梁清明时节繁荣热闹的景象。

5.宋代,除夕送礼在民间已成风俗。那时称“馈岁”、“别岁”。除夕这天,邻里乡亲相互馈赠少量米面,表示新的祝贺,相互邀请饮酒,辞旧迎新。展示了中国人珍惜年华、重人情的淳厚质朴的风俗。

6.古代一个非常有名的,现在已失传的节日——寒食节.宋代之后,寒食扫墓之俗移到清明之中。踏青春游、荡秋千等俗也只在清明时举行。清明节便由一个单纯的农业节气上升为重要的大节日了,寒食节的影响也就消失了。 宋代踏青之风盛行,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就极其生动地描绘了宋代清明时节京都人民踏青远足的热闹情景。 宋朝的清明节,除了街市上所卖的稠饧、麦糕、乳酪、乳饼等现成的食品之外,人家也自制一种燕子形的面食,称为「枣锢飞燕」,据说是从前用来祭拜介子推的祭品。

7.南宋时,当时临安(今杭州)有每逢冬至这一天吃馄饨的风俗。宋朝人周密说,临安人在冬至吃馄饨是为了祭祀祖先。只是到了南宋,我国才开始盛行冬至食馄饨祭祖的风俗。 =====================================================================================

宋节日

正式的传统节日只有以下几个

除夕

农历 12月30(或12月29) 春节 农历1月1日 元宵节 农历正月15 清明节 公历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 农历春分之后15日 端午节 农历5月5日 七夕节 农历7月7日 中秋节 农历8月15 冬至节 公历12月22日或者23日之间

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丰富的民族传统节日是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节日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美妙传说、独特情趣和深广的群众基础。它们反映了民族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寄托着整个民族的憧憬,是千百年来一代代岁月长途中欢乐的盛会。 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腊八等等。

春节是我国最盛大、最热闹的一个古老传统节日。俗称“过年”。按照我国农历,正月初一是“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是一年的开始。传统的庆祝活动则从除夕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每到除夕,家家户户阖家欢聚,一起吃年夜饭,称“团年”。其间谈笑风生,其乐融融。然后一起守岁,叙旧话新,互相祝贺鼓励。当新年来临时,爆竹烟花将节日的喜庆气氛推向高潮。我国北方地区在此时有吃饺子的习俗,取“更岁交子”之意。而南方有吃年糕的习惯,象征生活步步高。守岁达旦,喜贴春联,敲锣打鼓,张灯结彩,送旧迎新的活动热闹非凡。另外,各地还有互相登门拜年,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逛花市,赏灯会等习俗。

农历正月十五夜,是我国民间传统的元宵节,又称上元节,灯节。正月十五闹元宵,将从除夕开始延续的庆祝活动推向又一个高潮。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赏灯,猜灯谜,吃元宵,成为世代相沿的习俗。 元宵节赏灯的习俗始于汉朝。隋唐时发展成盛大的灯市。到宋元时期,京都灯市常常绵延数十里。灯会的时间,汉朝只限于正月十五一夜,唐玄宗延长到三夜,到明朝规定从正月初八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七。唐朝灯会中出现了杂耍技艺,宋代开始有灯谜。明朝有增加了戏曲表演。灯市所用的彩灯,也演绎出 “橘灯 ”、 “绢灯 ”、 “五彩羊皮灯 ”、 “无骨麦秸灯”、“走马灯”、“孔明灯”等等。始于南宋的灯谜,生动活泼,饶有风趣。经过历代发展创造,至今仍在使用的谜格有粉底格、秋千格、卷帘格、白头格、徐妃格、求凤格等一百余种,大多有限定的格式和奇巧的要求,巧立名目,妙意横生

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始于宋朝。意在祝福全家团圆和睦,在新的一年中康乐幸福。元宵分实心和带馅两种。有香辣甜酸咸五味。可以煮、炒、油炸或蒸制。桂花酒酿元宵、以肉馅、豆沙、芝麻、桂花、果仁制成的五味元宵以及用葱、芥、蒜、韭、姜制成的象征勤劳、长久、向上的五辛元宵都各有特色。

清明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清明的前一天称寒食节。两节恰逢阳春三月,春光明媚,桃红柳绿,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寒食节的设立是为了纪念春秋时代晋朝“士甘焚死不公侯”的介子推。清明寒食期间,民间有禁火寒食、祭祖扫墓、踏青郊游等习俗。另外还有荡秋千、放风筝、拔河、斗鸡、戴柳、斗草、打球等传统活动。使清明成为一个富有诗意的节日。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又称端阳、重五、端五节。早在周朝,就有“五月五日,蓄兰而沐”的习俗。但今天端午节的众多活动都与纪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屈原有关。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吃粽子,南方各地举行龙舟大赛,都与悼念屈原有关。同时,端午节也是自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清除腐,杀菌防病。这些活动也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

由无数恒星组成的银河象一条天河横亘夜空,人们说,它把多情的牛郎和织女隔开了,只有每年七月初七,天下的喜鹊搭成一座鹊桥,他们才能相见。这个美好的传说始于汉朝,经过千余年的代代相传,深入人心。这一天,民间有向织女乞巧的习俗。一般是比赛穿针引线,看谁更心灵手巧。因此,七夕又叫乞巧节或女儿节。每到七夕将至,牵牛和织女二星都竟夜经天,直至太阳升起才隐退。因而又被喻为人间离别的夫妻相会。这一夜还有观天河祈祷五谷丰收的习俗,有些地方还举办“青苗会”。

农历八月十五,是一年秋季的中间,因此称中秋节。中秋之夜,除了赏月、祭月、吃月饼,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动。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此夜,人们仰望如玉如盘的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农历九月初九的重阳佳节活动极为丰富,有登高、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重阳节又是“老人节”,老人们在这一天或赏菊以陶冶情操,或登高以锻炼体魄,给桑榆晚景增添了无限乐趣。

冬至在我国古代是一个很隆重的节日。至今我国台湾还保存着冬至用九层糕祭祖的传统,以示不忘更本,祝福阖家团圆。北方地区冬至有宰羊,吃饺子的习俗,南方的传统食品有冬至米团、冬至长线面等等。 腊八节是佛教的节日。这一天是释迦牟尼成佛的日子,又称“成道节”。这一天最重要的活动是吃腊八粥。最早的腊八粥只是在米粥中加入红小豆,后来演变的极为复杂考究,主料有白米、黄米、江米、小米、菱角米等数十种,添加核桃、杏仁、瓜子、花生、松仁、葡萄干、桂圆肉、百合、莲子等,通宵熬煮,香飘十里。除腊八粥外,还有腊八面、腊八蒜等风味食品。它们即可滋补身体,又是喜庆丰收的一种形式,拉开了春节的序幕。

宋造船技术

造船术起源久远。在原始社会,人类已懂得“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千百年来,它始终是各个时代、各个国家以及各个民族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当时中外商人所乘海船多为“宋朝制造”

中国造船历史悠久,远在两千年前的汉代,中国古代造船就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期,而且曾远航至南洋。发展到一千年前的宋代,我国古代造船业在技术与制造量上又登上一个新的高峰,造船工艺有了巨大进步,出现了很多造船业中心,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巨大增长和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特别是海船的质量已达到领先于世界的高水平,为推动当时的经济发展和商品贸易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南宋时的大海船可载重几万石(一石约合现在的110斤,2万石就达千吨级以上),深阔各几十丈。周去非《岭外代答》说,渡南海航行的海船,舵长数丈,一船载几百人,积一年粮食,还能在船上养猪和酿酒。这种巨型的海舶在当时世界上是罕见的。而且南宋时出现的具有优良水密舱结构的商船,即使从现代船舶的设计理论角度来评价,它的性能及工艺水平都是无可挑剔的。

正由于宋代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所以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是“宋朝制造”。“中国船”运载量大、稳定性强、安全可靠、航速也很快,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愿乘坐中国大海舶。而在唐朝时中外商人僧侣还多乘外国“蕃舶”。

宋代海外贸易与造船业互进互荣。宋代海外贸易兴盛,远远超过前代。宋在广州、杭州、明州设市舶司,合称“三司”,类似近代的海关。当时海外贸易是国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由于宋代农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剩余产品增多,进入流通领域,有一部分投入国内市场,另一部分拓展到海外市场获取利润。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正为同国外的商品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城市的繁荣。

宋代每年打造各式船只多达数千艘 。北宋建都开封,每年需要大量漕船载运东南的粮食等货物。所以宋代在很多地方设立了造船场,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场,也有很多民间的造船场。宋太宗至道末(997),各州岁造船三千三百三十七只。

官营作坊打造战船、漕船等,民营作坊打造商船、游船。两浙的明(今浙江宁波)、温、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荆湖的潭(今湖南长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陕西的凤翔府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等地,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福建沿海四个州军都生产海船,海船质量居全国首位。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有专门修船的场所。

官营船场的产品有纲船(漕运船)、座船(官员客船)、战船、马船(运兵船)等类,供官府自用。北宋以纲船为主,到了南宋,运河漕运额锐减,纲船产量随之下降,同时因江防海防的任务突出,战船的产量与质量都有提高。宋朝官营船场分布很广,北宋真宗末年纲船年产量为2916艘,其中江西路虔州(后改名赣州)、吉州计1130艘,比例最大。

宋代对各地造船数量也有规定。如宋哲宗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就曾规定温州、明州等地每年定额建造船舶600艘。因此各地造船数量很多。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福建安抚使张浚曾上书宋高宗说已在福州造了千艘大海舶,准备航海至山东以从侧翼攻击金兵。

宋代先进造船技术独步世界

为了修理船只,宋代在金明池(开封西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船坞,并创造运用了滑道下水的方法。

宋代舟船的制造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比以前具有更多特色: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趋完善,装修更为华美,特别是开始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开辟了航海史的新时期。宋代舟船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同时,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使用多面风。大船上又都设有小船,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行船中也有探水设备。这些极适合于远洋航行。

宋代造船业从设计到施工,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有了一套科学化的工作程序。能把载重多少作为设计指标,没有相当纯熟的工艺水平,显然是办不到的。当时设计船舶主要以载重多少石为准,再依据行江航海等实际需要,计算长度、宽度等等数据,画成“船样”(图纸)。并且估算用料若干,人工若干,共计造价若干,以便官府支拨钱粮。如船舶造得好,宋廷往往向别处船场颁发“船样”,命令仿造。载重量大的用料多而大,载重量小的用料少而小,久而久之,“大料”和“小料”就成了载重量大小的代名词。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内部有独特的水密舱构造。客舟分三个舱:前一舱底作为炉灶与安放水柜之用。中舱分为四室。后舱高一丈余,四壁有窗户。“上施栏楯〔shǔn吮〕(即栏杆),采绘华焕而用帘幕增饰,使者官属各以阶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积叠,遇雨则铺盖周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宋代海船设置了隔离舱,使用了称为“转轴”的桅杆,从而增强了战胜逆风恶浪的能力。在动力方面,除帆和桨外,南北朝时期陈代发明的踏车得到了推广和提高。

宋代千吨“神舟”巨轮令高丽人“倾国耸观”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造大船极其不易。北宋时内河航运出现的“万石船”,是长江最大的航船。当时所造海船船形下侧如刃,便于破浪,船上设备齐全,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

大船的结构也相当复杂,且以宋徽宗时出使高丽招募的六艘二千料客舟为例。“皆以全木巨枋搀叠而成,上平如衡,下侧如刃”。全船分三舱,中舱又分四室。防水隔舱很早以来已由中国人首先发明,这次发掘的“泉舶”更分了十三舱。“客舟”船头用石丁石作锚,“上绾藤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抛锚起锚则使用滑轮。如遇“风涛紧急”,还须加抛“游矴”。船尾的正舵有“大小二等,随水浅深更易”,另加设两个“三副舵”。船舷两侧“傅大竹为橐以拒浪”。装载人与货,则以竹橐当吃水线,“水不得过橐”。主桅杆高十宋丈,前桅杆高八宋丈,共装帆110幅,正风用帆,“稍偏则用利篷”。“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可见是高效率的航帆。此外,又用鸟羽测风向,以铅硾测水深,尖底船“海行不畏深”,最怕是搁浅倾覆。这六艘船是两浙路和福建路先进海船业的杰作,现代大海船可以看作工业技术展览会,当时的大海船也同样起着手工业技术展览会的作用。

泉州发掘的宋船估计载重为200吨,约折合宋时3636料,由于计料都用整数,应是三千六百料的海船。《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一般大船载重约275吨,比这艘船更大,五千料决非大船的极限。北宋神宗时,荆湖地区有一艘内河“万石船”,“钱载二千(应为‘十’)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其载重约660吨。

宋神宗派使节去高丽,命“明州造万斛船二只”。宋徽宗时出使高丽,又造了两艘更大的海船,号为“神舟”。《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没有交待神舟的载重,但不妨与同行的那六艘“顾募客舟”作比较。这六艘船各“长十馀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如按长、深、阔各三倍于客舟计算,其容积和载重应为二千料船的二十七倍。当然,这种简单化的计算与实际必有误差,如作保守的估计,神舟也应是二万料以上的大船,载重1100吨以上。南宋时,内河车船有长达三十六宋丈的,约合111米。神舟的长度约四十宋丈上下,即使以现代的眼光看,也相当可观了。在当时,真成了“超冠今古”的庞然大物,“巍如山搬,浮动波上,锦帆鹤首,屈服蛟螭”。高丽人聚集海岸,观看远航的友好使船,“倾国耸观”,“欢呼嘉叹”。

南宋战舰“日行千里”

车船也是中国古代人民重要的发明创造之一,它是在唐德宗(公元780~805年在位)时由荆南节度使李皋最早设计制造成功的,可称是现代轮船的始祖。

车船是一种战舰,它有两个木轮桨,每侧一个,一轮叫一车,以人力用脚踩踏,带动轮桨转动,使船行驶,前进速度很快。史称“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旧唐书·李皋传》)。宋朝时轮桨增多,有4轮、6轮、8轮、20轮、24轮以至32轮之多。李纲说,荆湖南、北路一带的车船“其大有至三、四十车者”,每车有两个轮,“鼓蹈双轮势似飞”,“施于大江重湖,以破长风巨浪,乃其所宜”。“飞虎战舰,傍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旋斡,日行千里”。楫就是翼片,每轮有八个翼片击水。每一双翼轮设于船舷两侧,贯轴一根,谓之一“车”。船舱里的轴上当设有踏板,供人“鼓蹈”。

飞虎战舰是小船,只两车四轮,每车两人蹬踏,即可“日行千里”,当有夸张,但其速快是一定的。车船不能航行浅水,也未用于航海,其优点是速度快。车船装备了最原始的螺旋桨,是近代明轮汽船的祖宗。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杨么军曾以车船痛击官军。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宋金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境内)之战中,宋军就是使用车船战胜金兵的。南宋虞允文命战士踏车船至瓜洲,往返巡视,宋船在中流上下绕金山三周,回转飞驶,迅速灵巧,金兵看到,无不惊骇。

南宋末,陆秀夫、张世杰等宋臣拥立赵昺〔bǐng丙〕为帝,流亡迁徙于南海崖山,宋廷百官及20万军民退守水域,住于舰船之中。宋有船1200余艘,内大船极多。宋主将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其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奉帝昺居其中。这用大铁索连起来的千余艘战舰,护卫着御舟,成为庞大的水上城堡,决一死战。 后宋军士食干粮已十余日,饮海水,水咸,饮其呕吐。腹背受敌,宋军伤亡惨重。情况紧急,陆秀夫见帝昺舟大,且诸舟环结,料不能脱身,即背负七岁幼帝昺蹈海死,后宫从死者很多,千艘战舰沉海底。余舟尚存800艘。七日后,尸浮海上有十余万人。张世杰率舰至南海也投水殉国。南宋亡……

宋朝。由于陆上交通被少数民族占领,丝绸之路断绝,贸易无法展开,而过多的开支迫使宋朝政府对外展开贸易,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海洋。宋朝,尤其是南宋,海洋事业发展迅猛,众多航海技术被应用,比如指南针,而航线也远至阿拉伯国家。当时在广东码头,各国家来贸易的人都有。宋朝是我国历史上技术进步最快,唯一没有抑商的一个朝代。

宋朝服饰文化

多姿多彩的唐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宋。政治上虽然开放民主, "但由于程朱理学"的思想禁锢,和对外政策的妥协退让--服饰文化不再艳丽奢华,而是简洁质朴。宋代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刹时都收敛了许多。宋时不论权贵的皇亲国戚,还是一般的百姓,都爱穿着直领, 对襟的背子,因为既舒适得体,捷又显得典雅大方。

南宋后期,"一钩罗袜素蟾弓"表明妇女裹足渐成大势,这种农村的习俗残害了古代农村女性的身心, 能幸免于难的就只有那些劳苦的从事田间耕作的妇女!缠足,是中国妇女血的历史;青楼,是我国女性泪的根源。除了盛行残酷的缠足之风,青楼文化也是宋代特殊的一面。青楼女子虽然命苦,却不乏才貌双绝者。人称"秦淮一片明月",以文采称著的这类女子多居住于长江沿岸,衣着扮相自然别有一番韵味。

(因位置有限,详见宋朝服饰)

宋朝饮食文化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宋朝打破了唐朝城市的政治区域与平民区域的划分严格的格局,将平民的工商业的经营扩大到全城各个角落,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宋朝人口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城市,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由于市民阶级的发展壮大,宋朝的世俗文化各发面都突飞猛进长足的发展,小市民发展了富裕了那就自然追求精品生活了,这里只说说宋朝的美食,只要你打开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看看“州桥夜市”、“饮食果子”等章节你就会被眼前的各种特色小吃美食菜单看得眼花缭乱不觉得口水暗流,你会为宋朝有那么多的美食而叹服钦佩。下面我就说说几种我所知道的在宋朝发明制作出来的美食……

火腿

火腿发明于宋朝,最早出现火腿二字的是北宋,苏东坡在他写的《格物粗谈·饮食》明确记载火腿做法,“火腿用猪胰二个同煮,油尽去。藏火腿于谷内,数十年不油,一云谷糠。”

另,据传北宋代抗金名将宗泽回家乡后,回京时带回了几块老家浙江义乌的咸肉,给宋高宗赵构品尝,赵构切开见到肉色鲜红如火,尝后味道鲜美,大喜便给它赐名为“火腿”。火腿的制作需要多个工艺流程,火腿含有丰富的矿物质及蛋白质不仅是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而且还是强身的补品。至今中国浙江地区的金华火腿不仅畅销国内,而切远销欧美。它依然散发着它千百年特有的巨大的诱人魅力……

火锅

中国历史上真正有记载的火锅出现在宋代。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到,“师云:山间只用薄批,酒酱、椒料活之。以风炉安桌上,用水半铫,候汤响一杯后,各分以箸,令自夹入汤摆熟,啖之,乃随意各以汁供。”

由此可见这种吃法不再是炖和煮而是“涮”。林洪还根据当时“浪涌晴江雪,风翻晚照霞”的美景。为这种吃法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叫“拨霞供”。后来“拨霞供”的吃法传开,人们争先效仿。不久人们已用各种肉类和蔬菜等,都用此种方法涮食。宋代的火锅和现代的火锅在造型与结构上毫无二致,不禁使人不得不钦佩叹服……

东坡肉

苏东坡可谓一位美食大家,他有关美食的诗歌及文章极多,现在以“东坡”命名的名菜就有: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豆腐、东坡饼、东坡羹、东坡酥、东坡玉掺、东坡芽脍、东坡豆花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东坡肉,东坡肉是苏东坡在黄州亲手创制出来的,他被贬黄州后生活拮据,见当地猪肉价便宜而很少有人买,于是便亲自烹调猪肉,创制出名誉千古的“东坡肉”来。有诗《猪肉颂》为证:“洗净铛,少着水,柴头罨烟馅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食,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东坡肉”味美香醇,脍炙人口,肥而不腻。人们争相模仿这种做法,“东坡肉”的美名自然传开,还有人以“东坡肉”命名开店。至今都是中国很多地区的一道名菜。另,传说东坡肉发明于苏东坡整治杭州西湖之时。

“慢著火,少著水”是制作东坡肉的主旨,他的另一首《雨后行菜》:“谁能视火候,小灶当自理。”说明火候的关键。慢火煮使汤质稠浓肉烂而味美香气扑鼻,诱人食欲大开。经研究发现,猪肉经过慢火煮1—2小时,饱和脂肪酸锐减30%—50%,而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则成倍增加,由此可见,“东坡肉”不仅不肥腻降人,而且有利于人。真乃合乎养生之道的美味佳品……

豆芽菜

豆芽作为蔬菜食用始于宋朝,宋人林洪《山家清供》:“以水浸黑豆,曝之及芽,以糠秕置盆中,铺沙植豆,用板压。及长,则复以桶,晓则晒之,……越三日出之,洗,焯以油、盐、苦酒、香料可为茹,卷以麻饼尤佳。色浅黄,名鹅黄豆生。”这里不仅明确记载了豆芽菜的制作方法还有食用方法,“卷以麻饼”正是北京的薄饼卷豆芽这吃法的鼻祖。宋人苏颂《图经本草》:“绿豆,生白芽为蔬中佳品。”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也屡次提到豆芽菜,如:“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篮彩缕束之,谓之“种生”。”南宋诗人方岳还写有一首名为《豆苗》的诗,对发豆芽的过程记述得详细具体。据宋朝的书籍记载,宋代就最起码有五种豆芽,黄豆芽、绿豆芽、豌豆芽、芽蚕豆、赤豆芽。

豆芽菜物美价廉,雅俗共爱。即可登上大雅之堂奢华的宴席,也可是平民的家常之菜。豆芽菜的营养价值极高,近来西方的研究发现豆芽菜可以抗疲劳、抑癌、治癫痫,西方营养学家认为豆芽菜不仅有极高的营养还有极高的治病价值,他们一致认为豆芽菜是理想得近乎完美的食品。没想到千百年前中国祖先发明的豆芽菜竟是如此的神奇了不起……

爆米花

爆米花也是发明于宋代,范成大在《吴郡志·风俗》中记载:“上元,……爆糯谷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在新春来临之际宋人用爆米花来卜知一年的吉凶,姑娘们则以此卜问自己的终身大事。宋人把饮食加入文化使之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爆米花松脆易消化,可作为日常的可口零食。爆米花的发明更折射出中国饮食的丰富多彩,它有更深的含义,就是开创了一种食物的加工方式澎化食品。说明中国古代的食品加工不止仅仅是食品简单的加热作熟,而是通过的物理的高温高压作用原理来改变食物的状态口感,这种加工方式就是现代新兴的澎化食品。这种加工方式使普通不和口的食品变为可口有特色的食品小吃,可以说千百年前的爆米花是近现代各种五花八门澎化食品零食小吃的祖先……

宋朝发明创造的小吃很多很多如“角子”(饺子)、“索饼”(面条)、“焦碱水锥”(炸元宵)、“浮团子”(汤圆)等等,连调味品酱油也是发明于宋代。据传还有“油条”、“蛋炒饭”等,宋朝真是美食的天堂。

宋朝评价

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经历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历时共320年(公元960年—1279年),北宋(960—1127 )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南宋(1127—1279)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宋朝的疆域比较小。同宋朝并立的较大的政权,先后有契丹(辽)、夏(西夏)、金、蒙古(元)等。宋代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

对于宋朝在中国古代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历来有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有四个盛世即汉、唐、明、清,而宋朝则是“积贫积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宋朝虽不能说是盛世,但其社会是继续发展的。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在唐朝;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在宋朝。一种意见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社会相对封闭,没有多大作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

就学术界而言,对宋朝历史一贯比较重视,近几十年来对它的研究愈益广泛而深入,已取得许多成绩。然而,社会上一般来说,对于宋朝历史还缺乏必要的、如实的了解,对宋朝社会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关系也缺乏应有的认识。至于在国外,这种情况更是如此。比如,近见1997年8月21日《成都晚报》载:“日本一家青年报最近对800余名日本在校大学生作了调查,要求他们各自举出自己最熟悉的5 位古今中国名人”。统计结果显示,他们最熟悉的中国名人的前25人中,中国古代依次为孔子、李白、孟子、杜甫、刘备、秦始皇、诸葛亮、杨贵妃、关羽、老子、刘邦、司马迁、项羽、曹操、张飞等。这15人中,没有一位是宋代的,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这些日本大学生对中国宋朝的了解程度至少是不很熟悉的。

那么,宋朝社会发展的情况怎样,发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应该占有什么地位?这是两个关乎正确认识宋朝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关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

二、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汉、唐、明、清确乎是很强盛的四个王朝。宋朝疆域较小、边事多、国力不强、相对封闭,在这些方面是比不上汉、唐、明、清的。但是,宋朝在社会发展方面并不比汉、唐低,而是在汉、唐社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总的来说,其发展程度高于汉、唐。

史学界一般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中,把唐朝作为“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把宋朝列入“民族大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时期。我认为这种分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宋朝都在唐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是高于唐朝。

(一)物质文化方面

农业。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唐代平均每亩约1.5石(比汉代高50%),宋代约2石,比唐代高约30%。经济作物,无论种茶、种甘蔗、栽桑养蚕、种棉,均比唐代发展。特别是棉花种植的普遍推广、小麦种植在南方的推广尤为显著。

手工业。在许多方面都比唐代进步。如制盐、制茶、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除了产地扩大、产量增加而外,技术提高是很明显的,如“单筒井”的开凿;“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精良,等等。

商业。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的发展。“坊制”的突破,集镇的兴起,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产生,等等。

以地区而言,宋代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且持续发展的地区主要是江浙和四川。这一时期,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

科学技术。

1.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

2.天文学。“水运仪象台”,制作精良科学,是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黄裳的《天文图》,以北极为中心,刻有1440颗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石刻天文图。

3.数学。著名数学家有沈括、贾宪、秦九韶、杨辉等,南宋后期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峰。贾宪的“增乘开方法”比意大利的鲁菲尼和英国的霍纳提出的这种算法早800年。秦九韶的《数学九章》 是数学名著。他提出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的尤拉和高斯的有关研究要早500年。

4.医学。宋朝时医学分工更细,此前为脉科(内科)、针科、疡科(外科)三科,宋时分为九科,即:大方脉科、小方脉科、风科、眼科、产科、疮肿兼析疡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镞书禁科。还出现了宋慈的《洗冤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针灸有了很大的发展,著名的有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模型。药物学方面,宋时修纂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共收药物1558种,比《唐本草》新增476种,是《本草纲目》问世前的权威药学著作。

其他如建筑学、地学等都达到新的水平。如“虹桥”(飞桥)是无柱木梁拱桥,即垒梁拱,达到了我国古代木桥结构的最高水平。

(二)精神文化方面

1.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也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

2.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

3.宋词。词自唐末兴起,经五代至宋达到全盛。

4.话本。宋时兴起的话本,在我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是明清白话小说发展高潮的先河。

5.史学。宋代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史学著作丰富;著名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

其他如书法、雕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有了新的发展。书院的成型与发展,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也可列入精神文化。宋朝在政治制度上“以唐为鉴”、“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不仅有其特色,而且较之唐代有所发展。

1.强化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极力分化宰相事权。

2.加强对官员的管理和控制。建立了更为完善的科举考试制度、官员铨选制度、考核制度和退休制度,以及对地方官的监察制度等。

3.比较有效地防止了文臣、武将、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专政。

4.贯彻“誓不杀士大夫”的传统政策,在政治上对儒士较为宽舒。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汉、唐发展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是空前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来说是超过了唐朝社会。有学者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文化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两宋时期的文化复兴、“五四运动”的新文化运动。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些评价是很值得重视的。

三、宋朝社会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

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学者,素来对宋朝的研究比较重视,这是因为:

第一,宋朝历史内容丰富。

第二,有关宋朝历史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很多,史料价值高。据今人统计,现存宋人著作有4855种、现存宋人文集有741家。

第三,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封建社会诸因素发展成熟,也在一些方面孕育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因素。

就已有研究而言,一般对上述第一、第二两项特别重视,这是应该的,也符合实际。正因为如此,历来许多学者对元朝时修纂的《宋史》不满意,认为不足以全面地如实地反映宋朝历史,要求加以重修,即所谓“昔人多有欲重修者”。自元末的周以立,到明代的严嵩、王洙、柯维骐、王惟俭、钱士升、汤显祖,到清代的陈黄中、顾炎武、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骏、邵晋涵、章学诚、陆心源,到民国时期的刘咸炘,以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上海师大古籍所,都有重修宋史的打算。但多数未能实现,有几部成书之作均为学者认为很不理想,只有个别书如《宋史翼》可稍补《宋史》之阙。

学者之所以打算重修《宋史》,一是认为《宋史》成书匆促,内容杂乱,考订欠精;二是内容不全面,不足以反映一代之巨变。事实正是这样,自唐中叶以来社会开始的变化,至宋朝社会其变化或已完成或至为明显。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列举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方面

田制:均田制彻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到了宋朝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与此同时,租佃制也普遍发展。这种情况,直到清朝末年。

赋役:租庸调制度废除,唐德宗时行“两税法”。宋朝继续施行并加以改进,是为“二税”。取明代中后期,演变为“一条鞭”法,直到清代前期的“地丁制”。

商品经济:城镇有了发展,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北宋前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随之推广,又有“会子”、“关子”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

资本主义萌芽。关于宋代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学界所论不一,或认为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或认为已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但受到战争等方面的影响,而未能萌芽或有微弱萌芽即被遏制。我是同意最后一种看法的。

(二)社会结构方面

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

(三)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

宰相制度:极为分化和削弱宰相事权。到了明代,遂不设宰相而设“内阁”。清代仍之,更发展为“军机处”议国政。

兵制: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一直到清代。

地方行政区划:唐代设“道”,是一种军事节度区划。宋朝因之,设“路”。先是中央王朝的派出机构,进而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到了元代,遂正式设“行省”。

(四)农民起义方面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心声,唐末黄巢大起义高出“均平大将军”的旗帜,反映出广大起义者争取人身平等的要求。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则提出“均贫富”主张,第一次明确地要求经济上的平均;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更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从而把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外还有山东宋江起义,为以后的四大名著水浒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后,发展到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的“均田免粮”主张、太平天国起义拟制的《天朝田亩制度》。从这些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末代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

(五)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也对后世很大影响。

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中唐以来学术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都对后世在学术文化上开辟了新的方面。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的成果。这表明,学者重视宋朝历史研究,不仅是它的内容丰富、所存历史资料甚多,而且还因为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巨大发展变化的转折时期,有不少在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方面。但是,对它含有的近代社会的某些因素总的来说注意不够。

过去,也有学者对宋朝社会中的近代社会因素作过论析,如梁启超《王安石评传》(世界书局1933年版)中,把青苗法比作劝业银行,市易法比作商业银行,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其良法美意……至今东西诸国行而有效者”。柯昌颐《王安石评传》(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也认为,免役法“完全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会因袭之阶级’两种精义,由今之说,即‘救济被压迫者’及‘打倒封建权力’也。”此外,胡适、林语堂的著作也有类似的论见。当然,这些意见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它表明我国的一些学者早就注意到宋朝社会中的近代因素。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研究有了明显发展,诸如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历史发展动力、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都有一些学者涉足宋朝社会中近代因素的探析,这种研究还在继续并向纵深发展。其中,也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学者所做的许多工作。

下面,谈谈世界范围学者们对宋朝社会的历史地位和认识。

日本学者素来重视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宋朝历史的研究上,京都大学有很大影响。该校内藤湖南教授(1866—1934)把中国历史分作三期,即:古代,从上古到汉;中世,从魏晋到唐末;近世,宋以后。他认为,唐—宋是中国由中古到近世的一个大转折。此后,宫崎审定、桑原隲藏、佐伯富、梅原郁等教授都对宋朝历史作了许多研究。在历史分期上,宫崎审定教授则发展了其师内藤湖南教授的主张,除了内藤湖南教授所分的三个时期外,他把民国以后划为“最近世”,并且明确地认为:宋元明清属于“近世”,亦相当于欧洲从文艺复兴到产业革命这段历史时期,岂止有资本主义萌芽,要比资本主义萌芽进步得多。

日本学者的上述分期的观点,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美国在1975年出版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论文集,在该书的“导言”中写道:“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渡时期,这点现在已几乎成为自明之理。”英国也有类似的观点,如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模式》一书,就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帝国(从秦到汉)、中期帝国(唐)、晚期帝国(北宋到清)。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国际宋史研究的大合作,即“宋史研究计划”(“宋史计划”、“宋计划”)。这个计划的主持人是埃狄纳·巴拉兹(1905—1963),他的汉名叫白乐日,是匈牙利裔的法国汉学家,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早在1947年,巴拉兹就草拟过一份宋史研究计划。1954年9月, 他在英国达勒姆举行的第七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大会上,倡议进行国际合作, 发起编纂一部《宋史手册》,以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方便。1955年3月,巴拉兹在法国高等研究院研究社会经济的第六部工作, 并主持中国史研究,他正式提出一份国际协作研究宋史的具体方案,定名《宋史手册编写计划》(通称“宋史计划”或“宋计划”)。

这个计划在国际上得到许多学者响应,包括法国、西德、日本、匈牙利、美国、加拿大以及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位学者,其中以日本学者的阵容最强。

1963年11月,巴拉兹逝世。学者们的研究继续进行,于1978年大致完成,历时24年(1954—1978年)。这一期间,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翻译了一些有关宋代的资料,撰写了一些有关宋代的研究论文,出版了有关宋代的地图、大事记、人物年录、辞典、书录等,著名者如《宋史研究参考资料》(又名《宋史研究丛书》)、《纪念巴拉兹宋史研究丛书》、《宋代传记辞典》、《宋代书录》等。

应该说,这是对中国宋史研究的一次大规模的较长期的国际合作。它的研究成果,虽然许多是工具性的或资料性的,但也不乏研究性的,不仅给人们(特别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宋史提供了方便,也在一些问题上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际性的学术合作,反映出国外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对宋史的重视和所作出的努力。

为什么巴拉兹要发起“宋史计划”呢?为什么会进行这次宋史研究的国际合作呢?这是基于巴拉兹及参与合作的学者对中国宋史的历史地位的认识。巴拉兹认为:第一,宋代的公私文献丰富,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展成熟,而近代中国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第三,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各种问题,宋代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可见,这些学者明确地认为,宋朝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它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转折性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社会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把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

当然,在历史分期上,我国学者与上述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继续进行研讨。但是,对于宋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在认识上则是基本一致。这次国际合作的“宋史计划”,对于促进中国宋史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宋史研究蓬勃发展。全国已形成一些宋史研究和研究生培养基地。1980年建立了中国宋史研究会,已举行年会七次,每次年会出版一本论文集,现有会员近 300人。每年都有不少有关宋史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正式出版。中国大陆与台、港地区宋史学者之间的学术合作增多,宋史研究的国际交流也更频繁。宋史研究愈益向纵深发展。

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是历史上中国文化的继续与发展,而且是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史上“造极于赵宋”,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高峰,而且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因此,我们在进一步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要对宋朝研究有足够的认识和相应的行动。

我们希望有志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学人,对宋代社会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尽可能在这方面下功夫,促使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全面、更系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更准确、更深入,更有力、更有效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使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更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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