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轮(1907-1991)，黄埔五期生。红军时期三次入党的坚强战士，抗战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因处理冀东暴动失策而去职，解放战争初期为陈毅的参谋长，泗县战役失利后转任纵队司令，擅长阵地攻防，被敌人誉为“排炮不动，必是十纵”。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文名：宋时轮

外文名：songshilun

别名：原名宋际尧、别名宋之光

出生地：湖南省醴陵县

出生日期：1907年

逝世日期：1991年

职业：军人

主要成就：土地革命战争

生平简介(三次入党显忠贞 冀东暴动风云急 擅长阻击的司令 军事科学院院长)

大事年表

个人荣誉

将军故事(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完成巨大的战略任务 宋时轮的三次入党经历)

生平简介

三次入党显忠贞

宋时轮，原名宋际尧，别名宋之光。1907年9月10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北乡黄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21年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后因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1923年到长沙半工半读。同年冬入军阀吴佩孚的军官教导团，因不堪虐待，逃回长沙。

1926年4月13日，宋时轮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经过21日的复试，顺利被黄埔军校录取。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代发展的车轮，他由宋际尧改名为宋时轮。

入校后，宋时轮的军事训练各项科目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上了疟疾，加上脚气病发作，他只好在广州东山医院住院半年多。期间，宋时轮经张一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军校决定将宋时轮转入第六期，编在第一团第四营（营长陈明仁）第十六连。1927年1月，部队驻防广东东莞圩时，宋时轮由张庆孚（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与上海遥相呼应，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先后扣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分子100余人。宋时轮作为“共党嫌疑”，也于这一天被捕，关进了广州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在监狱，国民党正式审讯了宋时轮3次，每一次的结果都令国民党当局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丝毫的证据证明宋时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还是以涉共嫌疑，判处宋时轮等1年徒刑。

1929年4月，经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宋时轮被释放。他很快离开广州，乘船去香港，并在香港接转组织关系，等候分配工作。真是无巧不成书，到香港后，他在住地附近巧遇旧日同学李适生。李适生一定要拉宋时轮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谋职，态度十分坚决，二人发生了争执，气氛非常紧张。宋时轮怕节外生枝，无法脱身，没等在香港办妥组织关系接转，即于当日晚搭船去了上海。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到处探询，宋时轮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尽管他省吃俭用，仍然沦落到无钱吃饭的境地。无奈之下，他只好捉笔为当时的上海街头小报写报屁股文章，换取微薄收入糊口。后来，他离开上海到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继续寻找党组织，均无结果，只好返回家乡醴陵，哥哥宋方桂十分气愤地说：“家里供你上学，是希望你有个出息，谁知你读了一肚子书，不仅不能养家，还尽给家里惹事，你是个败家的崽！我要报官抓你！”兄弟二人互不相让，恶言相向。宋时轮气急了，随手抄起身边的条凳子将宋方桂打倒，冲出家门，父亲宋名德见状十分着急，紧紧跟在后面追赶。宋名德追上宋时轮后，望着儿子瘦弱的身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紧紧拉住儿子的手，塞给儿子几块钱，含泪喃喃地说：“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1929年秋，在湖南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活跃着一支打白匪、杀土豪，令军阀颇感头痛的队伍——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宋时轮回忆创建游击队的经过时曾写道：“经过艰苦宣传，组织成了黑杀队（游击队），最多时37人，辗转活动于萍乡、浏阳、醴陵、攸县边界地区。”这支队伍在化名“张司令”的宋时轮的指挥下，不断组织发动穷苦群众惩戒恶势力，使贫穷的农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把许多穷苦的农民兄弟吸引到了党的周围。秋末，宋时轮旧疾复发，双腿肿痛不能行走，游击队员用担架抬着他在姚家坝牛形岭一带活动。有一次，为了躲避还乡团的搜捕，游击队员只好把他藏在山上的一棵樟树上。时近中午，一群荷枪实弹的还乡团在树下抽烟、聊天。树上的宋时轮动也不敢动。对这件事，宋时轮很憋气。他在晚年时回忆说：“我要是身体好，能动弹，早就把他们干掉了。”

后来，由于病重，宋时轮来到已成立苏区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1930年初，宋时轮在养病中，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莲花县军事部部长。同时，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军第六军。

1930年初春，宋时轮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委员、湘东南游击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后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翌年春，他遵照上级命令，率领红军学校的全体干部、学员进入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被改编为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宋时轮任总队长。1931年3月，宋时轮调到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十五军任参谋长。同年10月，红三十五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宋时轮任该师参谋长，翌年6月任该师师长。1932年7月下旬，独立第三、第六师合并，编为江西军区第二十一军，宋时轮任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急剧发展，宋时轮在一段时间里受到影响。他在红三十五军时，就有人提出他有“AB团”嫌疑的问题。为此，他向军长、政委详细汇报了入狱、入党和1929年拉游击队以及到红军部队之后的全部经历。最后，他坚定地说：“1926年，我虽然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但那是履行每一个入伍生的手续，我自入狱之后即同国民党的组织脱离了一切关系，除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外，没有再加入任何组织，我绝对不是‘AB团’。”为避免斗争扩大化，红三十五军军委当年对宋时轮所谓的“AB团”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1932年10月，陈毅推荐宋时轮到红二十二军任参谋长。此时，有人再次提出宋时轮有“AB团”嫌疑的问题，致使其未能到职。

红二十一、红二十二军是江西军区的所属部队，作为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听到有人传播有关宋时轮的消息之后，首先听取了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李井泉关于宋时轮问题调查的情况汇报。尔后，他又亲自找宋时轮谈话。陈毅认为：对革命队伍的同志，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怀疑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他召集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及李井泉商量，提出：对宋时轮的怀疑是错误的，江西军区经过调查之后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向方面军报告。江西军区调查后的结论是：“1931年，宋时轮确被人怀疑和乱供过，但是组织并未轻信，今天应当宣布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陈毅推荐，调宋时轮任江西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由于军区参谋长郭天民要去红军学校学习，陈毅、李富春敦请朱德、周恩来要宋时轮尽快到职。1933年5月6日，宋时轮匆匆赶到江西军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伤愈后，他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得到批准。

1934年初春，宋时轮踏进了红军大学的校门。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个科，宋时轮被编到上级参谋科。一个多月后，红军大学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宋时轮负责挑，另一个学员负责上泥。负责上泥的学员，每担都装得很满，并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对上泥的学员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结果，下一担装的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搞？”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宋时轮在会上复述自己的原话，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的其他学员因为不了解事情真相，随声附和说:宋时轮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等原因，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

宋时轮被开除党籍一个月之后，鉴于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决定将他从上级参谋科转到上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宋时轮在考试中又取得优异成绩，红大决定调他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1935年9月上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分裂，于9日夜出发北上。由于时间仓促，宋时轮事先没有得到北上的通知。第二天早起，他发现红军全部转移，立即自动追赶中央红军。毛泽东见到他的时候说：“宋时轮你来了，好！”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很快，毛泽东和彭德怀到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军团领导。为了向中央红军学习，军团领导请求毛泽东，由中央红军派一些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不久，毛泽东找宋时轮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作战。宋时轮带着委屈表态说：“红十五军团刚刚组建不久，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多，司令部作战科是部队的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至今没有予以恢复的非党干部去是否合适？”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由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宋时轮再次入党。

冀东暴动风云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宋时轮任第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率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同日军作战。同年9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他率第七一六团一个营组成雁北支队，任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他率部北越长城，挺进雁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收复数座城镇。直逼大同，严重威胁了大同日军和同浦路北段日军交通，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受到八路军总部的高度赞扬。

1938年5月，宋时轮奉命率领雁北支队到达平西（北平以西）地区，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任纵队司令员兼第十二支队司令员。6月，他同政治委员邓华一起，率领部队挺进冀东，配合李运昌、胡锡奎等组织领导冀东抗日武装暴动，并一度挺进到当时的北平郊区，大振了八路军的声威。当时暴动武装有十多万人，如果有坚强的领导，将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第四纵队的领导人物缺乏就地坚持的信心，不顾八路军总部要其坚守的电令，贸然决定将这十万武装全部带离暴动发源地，向西部山区撤退，结果部队在行进途中被山下奉文指挥的日军全部打垮，轰轰烈烈的大暴动完全失败，宋时轮作为四纵的军事领导，其主要失误是非常明显的。他在晋察冀被批判，陈伯钧日记就记载了他当时骂骂咧咧，十分火暴的情形，1940年，宋时轮到达延安，他领了个十分严重的处分。然后被派到军政大学当教员。这是宋时轮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但也是这一阶段，奠定了他在军事上深厚的理论功底。

擅长阻击的司令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宋时轮随陈毅到山东革命根据地工作，任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在内战开始后，执行出击津浦路的任务，由于大形式的敌强我弱，1946年8月的泗县战斗中失利，9月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趁利用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配合不佳，各守本位的弱点，奇袭淮阴成功，迫使华中粟裕放弃根据地北撤。这次南线的总失利，虽然陈毅大包大揽了全部责任，作为参谋长负责具体战斗部署的宋时轮还是被免去职务，降为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七师师长，1947年1月，出任改编后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所部只有7个步兵团，宋时轮初到十纵时，渤海的老兵们对他不太认可，常私下议论，如果杨国夫司令指挥，便如何如何。后来他凭着自己的豪爽和出色的指挥才能才赢得军心。在孟良崮之役10纵侧击5军成功、在泰蒙战役中，他指挥所部全歼泰安国民党72军杨文泉部。1947年掩护刘邓挺进大别山进行的梁山战役，对抗了五军邱清泉部十天猛攻，任务完成后，由于宋判断失误，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撤退，五军会去追击刘邓，可是他让开道路后，五军却趁机对其猛攻，把十纵逼到了背水作战的境地，仓促转移的时候损失了约2000兵员和4000民工。（宋时轮的指挥有点大而化之的味道。再加上28师王德贵、29师肖锋这两个不太称职的师长，所部处境比较困难）梁山阻击战失利后，全纵队上下都不满。部下指责“黄埔军校怎么学的？十年内战的经验哪里去了？”休整期间，宋时轮到各师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与会干部一个个没精打采的，宋时轮走进会场，干部们低着头鼓掌，掌声也不响。宋时轮的开场白是通报全国战场的形势，干部依然耷拉着头，会场气氛沉闷。宋时轮顿了一下，突然提高嗓门，大声骂道：“我这个司令混蛋，打了败仗！” 听到司令骂自己，干部们一下子把头都抬起来了。宋时轮对梁山战斗指挥上的失误作了深刻检讨。大家觉得宋时轮这个人不简单，自己骂自己，有自我批评精神，都原谅了他，原来一肚子意见都没了。

1948年5月至6月中旬，宋时轮率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远出鄂北进行了光化、老河口之战，接着在平汉路以西参加了宛东战役，在陈赓判断失误的情况下，他没有机械执行命令，最终抓住了敌58师鲁道源一部，成为这次会战的最大亮点。在6月中旬，为配合豫东战役，宋时轮奉命立即率部进到上蔡地区，以高超的战术机动牵制了胡琏兵团，保障了陈士榘开封之战的胜利。接着，又率部在杞县拦截国民党援军。29日，邱清泉兵团向桃林岗阵地发起攻击，宋时轮指挥部队顽强阻击，激战7昼夜，邱清泉赞叹“排炮不动，必是十纵”。遂避开宋时轮的防御阵地，实施大迂回才赶到主战场，迫使粟裕退兵。 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宋时轮抢得主攻的荣誉，尽管地势平坦，且以强大攻势逼迫吴化文部战场起义，但还是被助攻的九纵聂凤智部和预备队十三纵周志坚部率先突破城墙，夺走了济南第一团和第二团的荣誉。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徐东阻击战，宋时轮统一指挥三个纵队对抗国民党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的援军，血战10昼夜，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也是华东野战军防御作战的范例 。

1949年2月，宋时轮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力邀同是猛将的陶勇出任副司令。他率部南下，与第七兵团王建安组成中突击集团，参加渡江战役，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段，中突击集团首先发起渡江，顺利突破敌之江防，尔后，组织一部分部队肃清沿江残敌，亲率主力部队昼夜兼程向东疾进，按时进到吴兴。与第十兵团叶飞将逃敌个军全歼于郎溪、广德地区。紧接着，宋时轮指挥第9兵团5个军，会同第10兵团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发起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

1950年7月，朝鲜战争爆发，11月，正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的第九兵团奉命北上入朝参战，由于行动仓促和总后勤部张令彬副部长的失误，所部15万人并没有足够的冬装，他只能从红军时期就是朋友的东北军区参谋长贺晋年处得到一些支援。在第二次战役的东线战场，所部20军、27军包围美十军的两个师，毛泽东突然打来电报，要其围而不歼，引敌来援，但美军凭借着强大的工业力量迅速突围逃脱，而我志愿军拦截的26军却因后勤原因连冬衣都无法保障，长途跋涉而冻伤累累，最终九兵团冻伤达四万余人，部队元气大伤，没能参加第三次、第四次战役，直到第五次战役才重新出现。他以凶猛的攻击突击的最远。

军事科学院院长

1952年9月的一天，在鸭绿江边即将返国的宋时轮将军向长津湖方向脱帽弯腰，向长眠在那里的他认识和不认识的战友、那些有名和无名的忠勇士兵，深深地鞠躬90度。当他抬起头来戴上军帽向他们致庄重的军礼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位身经千战的将领已经泪流满面。回国后，他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后兼政治委员。1955年授上将军衔。1957年11月，他调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并先后兼任计划指导部、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1958年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被连带批判。 10年动乱期间，宋时轮曾遭受迫害。 1972年10月，宋时轮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院党委第二书记、书记。与政委粟裕不合，故力邀张爱萍、廖汉生来军科院共事，为我军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宋在1977年至1980年担任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1980年以后，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组织领导《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著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胜利的指南》、《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探》等重要论文、论著。郭伯雄说“1980年，他主持起草的《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建议》被中央军委采纳，《关于今后反侵略作战几个问题的初步设想》、《关于我国军事组织体制问题的几点建议》等研究报告，为中央军委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他组织撰写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一书，在军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宋时轮将军豪于饮，有百杯不倒之称，千杯不醉之慨，自喻“酒将军”，而酒德极优，微醺后来者不拒，豪气万丈。其麾下华东野战军九兵团，人称“酒兵团”。又将军见部属留小分头即不悦，故其部属为方便，均剃为光头，九兵团又有“光头团”之谓。1991年7月11日，战功赫赫的宋将军在北京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记住历史，因为那是我们的辉煌。”

大事年表

宋时轮，1907年9月10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北乡黄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

1921年入醴陵县立中学读书，后因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当局开除。

1923年到长沙半工半读。同年冬入军阀吴佩孚的军官教导团，因不堪虐待，逃回长沙。

1925年，宋时轮只身来到广州，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宋时轮因共产党嫌疑被捕入狱。在一年多的铁窗生活中，他团结狱中难友，在党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受了种种考验。他曾带头发起绝食斗争，要求读书、看报、改善狱中伙食，迫使狱方妥协。

1928年出狱后，他辗转香港、上海，多方寻找党组织。没有找到。

1929年返回湖南家乡，一面寻找党组织，一面在浏阳、醴陵、江西萍乡、攸县地区组织起了一支30余人的游击队。并担任萍醴边游击队队长，打白匪，杀土豪，开展游击活动，后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同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后任中共莲花县委军事部部长。

1930年春，宋时轮任湘东南第二纵队政委，同年冬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

1931年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队长、红三十五军参谋长。

1932年任独立第三师参谋长、师长，红二十一军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并任中央苏区西方军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春，宋时轮到红军大学学习。同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军大学教员、二大队队长、军委干部团教员。长征途中，每次战斗，他身先士卒，指挥果断。

1935年冬到达陕北后，他调任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1936年任红三十军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指挥部队参加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西征作战和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山城堡战役，以及援西军的行动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宋时轮任第一二0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率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同日军作战。同年9月，遵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毛泽东的指示，他率第七一六团一个营组成雁北支队，任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他率部北越长城，挺进雁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收复数座城镇。直逼大同，严重威胁了大同日军和同浦路北段日军交通，打开了雁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受到八路军总部的高度赞扬。

1938年5月，宋时轮奉命率领雁北支队到达平西（北平以西）地区，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邓华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任纵队司令员兼第十二支队司令员。6月，他同政治委员邓华一起，率领部队挺进冀东，配合李运昌、胡锡奎等组织领导冀东抗日武装暴动，并一度挺进到当时的北平郊区，大振了八路军的声威。其后协助地方党组织领导了有20余县和开滦煤矿共20余万人参加的冀东大暴动，发展冀东抗日武装10万余人，开创了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冀东抗日武装由于种种原因受挫，但中央军委曾肯定地指出：“宋邓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冀东的中国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

1940年，宋时轮到达延安，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

1941年调任军政学院教员。次年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9月，宋时轮随陈毅到山东革命根据地工作，任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山东野战军参谋长。

1946年1月，出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国共产党方面执行处处长，积极协助中共代表叶剑英与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代表进行谈判斗争。1946年10月，宋时轮任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七师师长，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率部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参加了朝阳集、泰安、老河口、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重要战役，表现了出色的指挥才能。在泰（安）蒙（阴）战役中，他指挥所部和第三纵队一部，全歼泰安守国民党军。

1948年5月至6月中旬，宋时轮率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远出鄂北进行了光化、老河口之战，接着在平汉路以西参加了宛（南阳）东战役。6月中旬，为配合开封战役，宋时轮奉命立即率部进到上蔡地区，阻击由平汉路东侧北进的胡琏兵团，血战6昼夜，保障了开封之战的胜利。接着，又率部进占杞县。29日，蒋军邱清泉兵团第五师和第七十师向桃林岗阵地发起攻击，宋时轮指挥部队顽强阻击，激战7昼夜，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桃林岗阻击战，受到了华野首长的高度评价。

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宋时轮指挥第三、第十、第十三及鲁中南纵队组成的攻城西集团。他抓住有利战机果断机动地实施指挥，受到了攻城前指的赞扬。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徐东阻击战，也是华东野战军防御作战的范例。宋时轮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坚守阵地，血战10昼夜，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1949年2月，宋时轮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他率部南下，与第七兵团组成中突击集团，参加渡江战役，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段，中突击集团首先发起渡江，顺利突破敌之江防，尔后，组织一部分部队肃清沿江残敌，亲率主力部队昼夜兼程向东疾进，按时进到吴兴。与第十兵团将逃敌个军全歼于郎溪、广德地区。紧接着，宋时轮指挥第9兵团5个军，会同第10兵团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发起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时轮任华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九兵团司令员。

1950年11月他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九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参加指挥了第二、第五次运动战役、上甘岭战役等防御战役。

1952年回国后，他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后兼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11月，他调任军事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并先后兼任计划指导部、外国军事研究部部长。

10年动乱期间，宋时轮曾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

1972年10月，宋时轮重新出来工作，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院党委第二书记、书记。

1977年至1980年担任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

1980年以后，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组织领导《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著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胜利的指南》、《毛泽东军事思想初探》等重要论文、论著。

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9月17日在上海逝世，终年84岁。

个人荣誉

上将军衔　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章　一级解放勋章　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一级国旗勋章　一级自由独立勋章

将军故事

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纠集16个国家的军队号称“联合国军”，对朝鲜悍然发动侵略战争，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安全。9月，中央军委命令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统领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改变原拟的攻台训练任务，准备参加抗美援朝作战。10月中下旬，第九兵团进驻曲阜及其附近地区整训待机。10月29日，朱德向第九兵团作出征动员报告。随后，部队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11月1日，第九兵团由兖州地区，向东北边境进发。5日，中央军委确定第九兵团立即入朝，担负江界、长津方向作战任务。6日，彭德怀致电宋时轮、陶勇：东线战场宋兵团应诱敌深入至旧津里、长津线，以消灭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为目的。

此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阻止我志愿军入朝，命令美国空军开始为期两周的“空袭战役”，要求远东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以最大的力量“摧毁在满洲边界上的朝鲜这一端的全部国际桥梁”。“空袭战役”期间，每天出动各种飞机1000余架次，共投弹4.1万余吨、运输物资5.4万余吨、输送兵力7.7万余人、发射火箭弹9585枚、炸毁汽车7361辆。11月7日，宋时轮指挥第九兵团开始隐蔽入朝。部队悄无声息地在夜幕中急急前进，刺骨的寒风穿透了将士的军装。第二十军由辑安跨过鸭绿江，经江界、云松洞等地区进到柳潭里以西及西北地区，17日完成集结任务；第二十七军自临江进至朝鲜，向长津地区前进，21日到达旧津里地区；兵团指挥部过江后，立即向江界胜芳洞指挥位置前进；第二十六军21日进至厚昌口地区，担任兵团预备队兼志愿军总预备队。至此，第九兵团全部秘密完成战役集结行动。蒙在鼓里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视察其领导的西线第八集团军后，乘飞机经鸭绿江口掉头向东，他在空中清楚地看到白雪皑皑的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没有大部队运动和集结的痕迹，自豪地向随行人员宣布：交通已彻底被摧毁，鸭绿江两岸并无中共大部队运动迹象。11月26日，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少将乘直升机由兴南飞往柳潭里。他在飞机上，俯视下望，只见东线战场白雪覆盖着的高山、沟壑一览无遗，他未见志愿军部队运动和集结迹象。

宋时轮指挥第九兵团10多万将士运动至美军眼皮底下而未被发现，被西方史学家称赞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之一”。

完成巨大的战略任务

宋时轮率领的志愿军第九兵团作战部队人数为12万人，兵团、军、师机关为3万余人，全兵团总计15万余人。“联合国军”第十军作战部队人数9万余人，另有南朝鲜海军陆战队，美军特混舰队、远东空军轰炸部队、作战物资空运部队、第5航空队等配属、支援，地面部队共约10万余人。

志愿军第九兵团的作战目标是：诱敌深入，首先歼灭进犯长津湖地区的美陆战第五、第七两个团，尔后扩大战果。宋时轮计划：第二十七军由长津湖两侧正面进攻，第七十九、九十四师于湖西侧向柳潭里美陆战第一师主力发起攻击并实施包围；第八十、第八十一师于湖东侧向新兴里、内洞峙美第七师和第三十一团和第三十二团一部发起攻击并实施包围；第二十军向长津湖西侧进攻，第五十八师向下碣隅里实施进攻，并切断长津湖东西两侧之敌的联系，第五十九师向死鹰岭之敌进攻，断敌退路，第六十师向黄草岭、古士里美陆站第一师师部攻击，断敌陆路补给线，第八十九师向社仓里美第三师一部实施攻击，断敌东西两线联系；第二十六军担任兵团预备队。

11月27日战斗打响。当晚，第二十七军由东北、东南、西、西南方向对柳潭里美陆战第五师第五、第七两个团完成包围，第二十军控制了死鹰岭，割裂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敌人的联系。28日拂晓，第二十七军完成了对新兴地区美第七师的合围。宋时轮果断下令，首先歼灭新兴里美第七师第三十二团和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及师属炮兵第五十七营、一个坦克分队对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采取钳制性攻击，对社仓里美第三师暂取守势。

新兴里美七师之敌在志愿军二十七军第八十师猛烈的打击下，防守地域越来越小，部队残缺不全，企图固守待援。28日，被围之敌在大量飞机、火炮和坦克的密切配合下，妄图夺回已经失守的部分阵地。激烈的战斗，使志愿军二十七军第八十师严重减员，全师在不到两天时间损失6000多人。激战至12月1日13时许，敌在40余架飞机掩护下，以10余辆坦克为先导，沿公路向南突围。敌人在南逃途中被歼灭过半，另一半大部企图乘汽车越过封冻的长津湖与湖西美陆战第一师会合，结果因冰冻的湖面难以承受重压，全部落水冻溺而死。

小部残敌窜到后浦里、泗水里地区，被志愿军二十七军第八十师阻击部队全歼。新兴里战斗，创造了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消灭美军建制团的新记录。与此同时，乾磁开“联合国军”美、英、土耳其和南朝鲜部队，于29日在飞机掩护下，以百余辆坦克、汽车为先导企图向下碣隅里增援，被志愿军第二十军阻击后包围，在失去抵抗能力和志愿军军事、政治攻势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投降。

12月2日零点，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及宋时轮等：庆祝第九兵团两次全歼敌大胜利。

美国海军陆战第一师历史悠久，是美国的佼佼者，是驰名中外的仁川登陆作战主力部队。由于种种原因， 未能聚歼该敌，宋时轮在深感遗憾的同时改变部署，命令各军在运动中歼敌。

死鹰岭位于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是美陆战第一师南逃的必经之敌。志愿军二十军第五十九师主力与志愿军二十七军第八十一师密切协同，全力阻敌，激战3天，阵地几度易手。但是，最终因为火力不足被敌夺路而逃。为阻敌继续以先进的武器和交通工具南逃，宋时轮命令志愿军二十军第六十师把下碣隅里至古土里乃至真兴里道路上的全部桥梁炸毁。宋时轮原以为这一部署，给拥有1400辆汽车、坦克、火炮辎重的美陆战第一师出了一个难题。然而，他错了。水门桥是通往咸兴的重要公路桥，它位于古土里以北6公里处。12月4日，该桥被志愿军二十军第六十一师炸毁。6日，美帕特里奇工兵中校在飞机上侦知。7日上午9时30分至12时，美第五航空队出动C-119运输机8架，将8套钢制的车辙桥组装部件，投向狭窄的古土里阵地。陆战第7团辎重队担任运输并作掩护，架桥作业任务由两个工兵排完成。是日夜，下碣隅里美海军陆战第一师第五、第七团即与古土里第一师会合。如此惊人的应变能力，宋时轮没有想到，兵团全体官兵也没有想到。因为这样的速度和技术对当时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是无法想象的。

接下来的追歼中，志愿军由于机动能力、武器弹药等不如美陆战第一师，加上受冻、饿的影响，未能全歼逃敌。但志愿军第九兵团在东线实施了全线进攻，战役作战目标实现。毛泽东赞誉第九兵团“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宋时轮的三次入党经历

1907年9月10日，宋时轮出生于湖南醴陵。他传奇的一生动人心魄，三次入党的经历扣人心弦。

黄埔军校入党

1926年4月13日，宋时轮在广州市文明路高等师范学校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经过21日的复试，顺利被黄埔军校录取。为表达革命的决心，赶上时代发展的车轮，他由宋际尧改名为宋时轮。

入校后，宋时轮的军事训练各项科目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就在他满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优秀学员时，不幸染上了疟疾，加上脚气病发作，他只好在广州东山医院住院半年多。期间，宋时轮经张一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病愈出院后，因缺课太多，军校决定将宋时轮转入第六期，编在第一团第四营（营长陈明仁）第十六连。

1927年1月，部队驻防广东东莞圩时，宋时轮由张庆孚（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政治教官）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与上海遥相呼应，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先后扣留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分子100余人。宋时轮作为“共党嫌疑”，也于这一天被捕，关进了广州珠江南岸南石头惩戒场。在监狱，国民党正式审讯了宋时轮3次，每一次的结果都令国民党当局大失所望，因为没有丝毫的证据证明宋时轮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还是以涉共嫌疑，判处宋时轮等1年徒刑。

1929年4月，经党员廖益通找保人担保，宋时轮被释放。他很快离开广州，乘船去香港，并在香港接转组织关系，等候分配工作。真是无巧不成书，到香港后，他在住地附近巧遇旧日同学李适生。李适生一定要拉宋时轮去广西张发奎的部队谋职，态度十分坚决，二人发生了争执，气氛非常紧张。宋时轮怕节外生枝，无法脱身，没等在香港办妥组织关系接转，即于当日晚搭船去了上海。由于人生地疏，虽经多方努力、到处探询，宋时轮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尽管他省吃俭用，仍然沦落到无钱吃饭的境地。无奈之下，他只好捉笔为当时的上海街头小报写报屁股文章，换取微薄收入糊口。后来，他离开上海到湖北武汉、湖南长沙继续寻找党组织，均无结果，只好返回家乡醴陵，准备组织游击队。苏区莲花县政府重新入党宋时轮回到家乡，积极筹划组织游击队的事。哥哥宋方桂十分气愤地说：“家里供你上学，是希望你有个出息，谁知你读了一肚子书，不仅不能养家，还尽给家里惹事，你是个败家的崽！我要报官抓你！”兄弟二人互不相让，恶言相向。宋时轮气急了，随手抄起身边的条凳子将宋方桂打倒，冲出家门，父亲宋名德见状十分着急，紧紧跟在后面追赶。宋名德追上宋时轮后，望着儿子瘦弱的身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紧紧拉住儿子的手，塞给儿子几块钱，含泪喃喃地说：“我知道留不住你，希望你自己保重，好好努力，干出点名堂来！”宋时轮听了父亲的这番话，十分感动。他坚定地对父亲说：“您放心，革命一定会成功，您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于蒋介石的血腥镇压，还乡团到处追捕共产党人，党的工作十分被动。宋时轮只好白天躲在山上避开敌人的搜捕，晚上再下山做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饿了，他就在山上采点野果子充饥。有一次，又饥又渴又累的宋时轮，摇摇晃晃地来到山脚下的一片红薯地，实在支撑不住了，连续拔出几个生红薯大口大口地吃着。就在他狼吞虎咽的时候，突然从树林里钻出一个手持猎枪的中年男子，大声喊道：“谁在偷吃我的红薯？”“我！宋时轮。”他不假思索地道出了自己的姓名。二人四目相对，那男子觉得宋时轮眼熟名字却很陌生，愣在那里。宋时轮立即明白了，改口说：“不，不，宋际尧。”“你就是宋际尧？是友伢子？”中年人又惊又喜，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宋时轮沾满泥土的手，拉着他走向一间茅草棚 ，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红薯，眼里含着泪花说：“饿了吧，快多吃一些。”这个中年男子出身贫苦，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担任过农协委员，工作积极，斗争、打土豪、分田地，事事都走在前面，始终没有忘记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为躲避还乡团的搜捕，只身跑上山靠种地为生。宋时轮在草棚里坐下来，一边吃着红薯一边与中年人交谈，两人像一对多年不见的兄弟。“际尧，这天还能翻过来吗？”听了这句深藏心底的话，宋时轮亲切而又坚定地回答说：“革命的低潮只是暂时的，农民协会还会兴起来，土豪劣绅一定要铲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长不了，工人、农民一定会有翻身解放的一天。”几句话说得中年人心里亮堂堂的。中年人恳切地对宋时轮说：“那你就领着我们和他们斗吧！”后来，这个中年人第一个参加宋时轮组织的游击队，成了宋时轮在家乡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9年秋，在湖南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萍乡一带，活跃着一支打白匪、杀土豪，令军阀颇感头痛的队伍——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宋时轮回忆创建游击队的经过时曾写道：“经过艰苦宣传，组织成了黑杀队（游击队），最多时37人，辗转活动于萍乡、浏阳、醴陵、攸县边界地区。”这支队伍在化名“张司令”的宋时轮的指挥下，不断组织发动穷苦群众惩戒恶势力，使贫穷的农民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把许多穷苦的农民兄弟吸引到了党的周围。

秋末，宋时轮旧疾复发，双腿肿痛不能行走，游击队员用担架抬着他在姚家坝牛形岭一带活动。有一次，为了躲避还乡团的搜捕，游击队员只好把他藏在山上的一棵樟树上。时近中午，一群荷枪实弹的还乡团在树下抽烟、聊天。树上的宋时轮动也不敢动。对这件事，宋时轮很憋气。他在晚年时回忆说：“我要是身体好，能动弹，早就把他们干掉了。”

后来，由于病重，宋时轮来到已成立苏区政权的江西省莲花县医治。因为出狱后一直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没有党的关系介绍信，1930年初，宋时轮在养病中，经贺碧如介绍，重新入党，并担任莲花县军事部部长。同时，宋时轮领导的萍醴游击队编入红军第六军。 走过长征路，第三次入党1930年初春，宋时轮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委员、湘东南游击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后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翌年春，他遵照上级命令，率领红军学校的全体干部、学员进入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被改编为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宋时轮任总队长。1931年3月，宋时轮调到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十五军任参谋长。同年10月，红三十五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宋时轮任该师参谋长，翌年6月任该师师长。1932年7月下旬，独立第三、第六师合并，编为江西军区第二十一军，宋时轮任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急剧发展，宋时轮在一段时间里受到影响。他在红三十五军时，就有人提出他有“AB团”嫌疑的问题。为此，他向军长、政委详细汇报了入狱、入党和1929年拉游击队以及到红军部队之后的全部经历。最后，他坚定地说：“1926年，我虽然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但那是履行每一个入伍生的手续，我自入狱之后即同国民党的组织脱离了一切关系，除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外，没有再加入任何组织，我绝对不是‘AB团’。”为避免斗争扩大化，红三十五军军委当年对宋时轮所谓的“AB团”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1932年10月，陈毅推荐宋时轮到红二十二军任参谋长。此时，有人再次提出宋时轮有“AB团”嫌疑的问题，致使其未能到职。

红二十一、红二十二军是江西军区的所属部队，作为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听到有人传播有关宋时轮的消息之后，首先听取了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李井泉关于宋时轮问题调查的情况汇报。尔后，他又亲自找宋时轮谈话。宋时轮如实地向陈毅谈了一年前向红三十五军军委汇报的情况，并坚定地说：“我绝对不是‘AB团’。”

陈毅认为：对革命队伍的同志，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怀疑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他召集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及李井泉商量，提出：对宋时轮的怀疑是错误的，江西军区经过调查之后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向方面军报告。江西军区调查后的结论是：“1931年，宋时轮确被人怀疑和乱供过，但是组织并未轻信，今天应当宣布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陈毅推荐，调宋时轮任江西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由于军区参谋长郭天民要去红军学校学习，陈毅、李富春敦请朱德、周恩来要宋时轮尽快到职。1933年5月6日，宋时轮匆匆赶到江西军区。到职后，宋时轮听说的第一件大事是“江西罗明路线”。

1933年6月，中共中央局在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召开第二次宁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迫使其离开 领导岗位提出批评，博古则认定前次会议是正确的，继续第一次宁都会议时的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高调。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报告之后， 强调指出红军中不存在“罗明路线”。

一个月后，临时中央派人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督促清算江西省的“罗明路线”，指名批评邓小平、毛泽覃、 谢维俊、古柏。在根据地、军事问题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他们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却被指责为“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邓、毛、谢、古做出组织处理。

宋时轮认为：谢维俊、毛泽覃在江西第四、第二分区的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政治和军事进攻，而且巩固发展了该区域的工作，无论从做法还是从结果看，都应该客观地承认其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如果说他们犯了什么路线上的错误，那么成绩的取得就无法解释。乱给人家扣帽子，这样搞法没有好处，反而弄得今后谁也不敢工作了。因为是非不明，不能使人心服。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由于对邓、毛、谢、古遭受政治上的严重打击感到痛心，宋时轮在治伤过程中产生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的想法。伤愈后，他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得到批准。

1934年初春，宋时轮踏进了红军大学的校门。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个科，宋时轮被编到上级参谋科。一个多月后，红军大学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宋时轮负责挑，另一个学员负责上泥。负责上泥的学员，每担都装得很满，并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对上泥的学员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结果，下一担装的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搞？”

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宋时轮在会上复述自己的原话，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的其他学员因为不了解事情真相，随声附和说:宋时轮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在直率、坦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被理解的时候，宋时轮更加愤怒了。他说：“你们想学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时那样委屈邓、毛、谢、古一样来委屈我承认错误，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党小组将他的问题上交党支部。在党支部“斗争”会上，宋时轮仍然不接受非实事求是的批评。

党支部只好将他的问题上交红军大学。红军大学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斗争”他，宋时轮依然坚定地说：“我坚决不接受不合事实的批评。”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等原因，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

宋时轮被开除党籍一个月之后，鉴于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决定将他从上级参谋科转到上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宋时轮在考试中又取得优异成绩，红大决定调他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红军干部团，红军大学编为干部团上级干部队。

长征途中的1935年9月上旬，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采取胁迫右军南下的手段，企图分裂红军。为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于9日夜出发北上。由于时间仓促，宋时轮事先没有得到北上的通知。第二天早起，他发现红军全部转移，立即自动追赶中央红军。毛泽东见到他的时候说：“宋时轮你来了，好！”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吴起镇。很快，毛泽东和彭德怀到红十五军团驻地看望军团领导。为了向中央红军学习，军团领导请求毛泽东，由中央红军派一些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不久，毛泽东找宋时轮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团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作战。宋时轮带着委屈表态说：“红十五军团刚刚组建不久，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多，司令部作战科是部队的核心部门，这么重要的部门派一个被开除党籍一年多、至今没有予以恢复的非党干部去是否合适？”毛泽东问：“怎么回事？”宋时轮如实地陈述了事情的原委。毛泽东接着说：“用人之长是组织的事，恢复你的党籍也是组织的事，请你服从组织安排，愉快地到红十五军团报到工作。”毛泽东谈话之后，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一年之久的宋时轮，心情格外激动，回到住处止不住地喊出了心声：“毛泽东相信我，还是毛泽东相信我。”到职的第一天，宋时轮立即将一年前被开除党籍的经过和毛泽东找他谈话的情况，向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组织部部长冯文彬作了汇报。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甘根据地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和不少军政干部被逮捕。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对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人说：“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宋时轮恢复党籍的问题，也是这个时候解决的，经研究，由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和钱钧介绍，宋时轮再次入党。

1945年7月，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恢复宋时轮党籍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务委员会依据上述证明和理由，决定取消对宋被捕问题的怀疑、AB团的怀疑以及一九三四年红大所给予的处分，并恢复其一九二七年四月被捕到一九三零年初重新入党，及一九三四年春被开除党籍到一九三五年冬再重新入党期间的两段党龄。即宋同志的党籍从一九二七年起计算。”

看到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决定的时候，宋时轮高兴极了。他觉得，这是延安整风运动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突出体现。对每个干部尽可能作出客观的、全面的、 历史的考察和分析的做法，不仅使党更加清楚地了解干部的全面情况，而且促进了干部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加强了党的团结。宋时轮精神面貌由此焕然一新，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