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宋代以后的云冈石窟

概述

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石窟始凿于北魏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大部分完成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公元494年），造像工程则一直延续到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亘约1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最大者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窟中菩萨、力士、飞天形象生动活泼，塔柱上的雕刻精致细腻，上承秦汉（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现实主义艺术的精华，下开隋唐（公元581～907年）浪漫主义色彩之先河，与甘肃敦煌莫高窟、河南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群”，也是世界闻名的石雕艺术宝库之一。

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起。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汇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宋代以后的云冈石窟

辽兴宗重熙十三年（公元一O四四年） ， 「改云州（即大同）为西京」[三三]。金代仍以大同为西京，直至元至元二十五年（公元一二八八年） 「改西京为大同路」[三四]，大同作为辽、金二代的陪都计有二百余年。

大同亦为辽、金时期的佛教重地。辽代皇室曾于市内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三五]（清宁八年，公元一O六二年），并于薄伽教藏殿内庋藏新刻佛经五百七十九帙（重熙七年，公元一O三八年） 。这时在云冈石窟，据《金碑》记载：「辽重熙十八年（公元一O四九年）母后再修，…清宁六年（公元一O六O年）又委刘转远监修」，说明在辽兴宗、道宗时期，几乎与华严寺佛寺营建同时，进行过延续十年的工程。这次工程的主体部份，应是《金碑》所记兴建「西京大石窟寺……凡有十名，一通乐、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福、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等十座大寺，即辽代十寺。十寺大约均为后接石窟，前建木构窟檐的寺院。现存云冈一至二十窟崖面上部大量的梁孔椽眼，应是它们的遗存[三六]。此外，十三窟南壁下部佛龛座上曾发现辽代「修大小一千八百七十六尊」佛像的铭记，可知辽代曾对一批佛像进行过修整。十一窟西壁七立佛中的最北二尊（抗日战争时期已毁）及中心柱南面二胁侍菩萨、三十五窟东壁的释迦塑像和纲目纹石绿背光，可能都是修整后的遗物。辽末保大二年（公元一一二二年） ，十寺遭兵火焚毁。

据《金碑》，金皇统初，由和尚禀慧主持，「重修灵岩大阁九楹」等建筑，自「皇统三年（公元一一四三年）二月起工，六年（公元一一四六年）七月落成，约费钱二千万」 。

明代大同云冈石窟再度荒废，寺院在明末毁坏后曾重建。清顺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年），重建云冈寺院，即现存五、六窟的木构窟檐。下过，这时除兴建个别窟檐及彩绘佛像外，石窟工程却早已停止了。

云冈石窟的主体工程，完成于北魏。我们把全部窟龛分为以凉州佛教艺术为主的昙曜五窟时期，以孝文帝、冯氏为实际倡导者的平城佛教时期（主要表现为太和十三年前）和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的云冈石窟晚期这三个阶段，不仅反映了云冈石窟的实际情况，而且对研究我国北魏时期的石窟艺术，具有重要意义。云冈石窟三个阶段的演变发展，反映了中国石窟艺术由具有较浓厚的外来风格，到逐步具有较多中国民族特色，融化为中国式佛教艺术的历史进程。佛教的传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佛教文化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结合，形成中国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份。在这一纵贯东西、融汇南北的交流、融合过程中，平城佛教及其造像艺术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一变化是在当时社会思潮、历史发展的总形势下进行的，而平城作为一代国都——全国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不仅集中了固有的文化传统，而且得风气之先，可以兼收各地石窟艺术的优点，进行新的创作实践。唐代以来关于云冈石窟的记载，多与孝文帝相联系，说明孝文帝改革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云冈石窟一出现，便引起全国各地的模仿和效法，影响远及河西地区。

清代以来，除清初学者朱彝尊最早记录云冈石窟外，云冈石窟逐渐湮没无闻，鲜为人知。近代以来，随着我国学者叶恭绰、陈垣以及日本常盘大定、关野贞等人的介绍、研究，云冈石窟开始引起世人的注意。然而，在旧中国，由于一千五百多年来的自然破坏和近代以来的人为盗凿，云冈石窟的命运却是极其可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石窟保护、科学研究和积极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云冈石窟正以它宏伟的风貌，向人们宣示着逝去的历史，期望着光辉的未来。由于《金碑》等众多新资料的发现与研究，由于运用石窟类型学的方法所进行的深入考察，我们对云冈石窟的分期、建制及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价值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今后，这一工作必将取得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