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动摇高考公信力

松原舞弊原因

简介

一场被教育部成为“这是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性质十分恶劣”的集体舞弊事件，一场让公众瞠目结舌的公共事件，如今终于有了下文——被查出的违纪考生33人以按照规定进行了严肃处理。此前，因兜售作弊器材被抓获的两名老师也已被批捕。

看起来，事件到了这种地步仿佛已经暂告一段落，因为当地相关官员大有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之势。比如，松原市政府副秘书长来建华否认存在“买场”可能，松原市招生办主任张大军强调，抢卷子只是突发事件。而调查组也认为，这些案件（抢试卷、教师向学生兜售高考作弊器、替考等等）仅是个案，考场秩序总体来说还是好的。松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褚春彦说得更是干净利索，“不能因为个案的发生，就说松原市的高考整体那么混乱。”最耐人寻味的是，褚春彦称，中国青年报10日《吉林松原：严查之下高考舞弊仍禁而未绝》这篇报道“很多地方失实”。

上述官员的表态委实太雷人了。即便按照调查组的调查结果看，违纪考生33人，利益作弊器材传诵高考答案的案件14起，控制犯罪嫌疑人34人……也实在算不了只是“个案”，如果说这是个案，那么多大程度的作弊才不是个案？是不是“全军覆没”才不是个案？日前，新华社刊文称，松原高考舞弊已不仅仅是考生的个体行为，而是表现出了群体化和产业化特征，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与高考管理关系密切的个别教育工作者也已陷入其中。如果说舞弊已成产业化、群体化、有组织化和明目张胆化，这样的集体舞弊仍只是个案，那么看来该给集体舞弊重新定义了。

当地官员否认“买场”可能也值得推敲。据报道，高考前几天，一些有门路的考生家长就从县教育局拿到一张单子，上面列着儿子所在的考场28名考生的姓名、学校、模拟考试成绩单等信息。这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试问，如果这不是“买场”，什么才是“买场”？其实，此前，南方周末已经披露了松原的“买场”传统和“买人”传统。前者指将考场两位监考者全部买通，至此那个考生便可不受约束，甚至得到老师帮忙传递答案的优待。“买人”则是另一道工序：等到高考前几天考场确定，以每科5000左右价钱打点考场内学习好的学生。

其实，尤让人颇感不平的是，该调查结果指向的只是学生和两名老师，这几未免给人抓小放大、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之嫌。众所周知，在舞弊利益链条中，学生只是一环，老师也只是一环，还有其他重要的环节。比如，官员的参与。以“买场”为例，据报道，某“买场”成功的家长向人炫耀道：“你要没有人，都看不到这单子（指提前知道的考场考生姓名、监考老师姓名等等）。”本为机密的名单何以被买走？这足以说明，买场背后必有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员介入。在前些年，松原曾曝出集体舞弊案，后来，有39人被处分，其中处级干部2人，科级4人，监考老师27人。以之参照，可以判断的是，舞弊的老师和考生只是桌面上的乱纪者，背后汹涌的必是握有权柄的官员。

动摇高考公信力

松原舞弊

6月9日一大早，李明全(化名)夫妇气冲冲地到吉林省松原市招生办为儿子讨说法。他们的儿子李爽(化名)在8日上午的高考中，考卷被后面一名考生抢走抄袭，以至于最后未能答完题，而且答题卡也被撕坏，这一科成绩受到严重影响。在吉林省松原市高考舞弊禁而不绝：有教师出售作弊器材的新闻，有考生“买场”舞弊的说法，有监考老师“不敢深管”的现象。

高考是人生的第一次大考，高考直接决定着“知识改变命运”是否会成为现实。因此，保证高考的公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任何与个人能力无关的因素都不能成为考场上的“噪音”。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噪音干扰了考试的公平。尽管，有些新闻事实是记者的调查，真实性与客观性还有待于继续关注和查验。但有些事实却是记者的第一手材料，而且能够反映出考试舞弊背后的心态。在新闻中，我们看到了家长与考生对舞弊的坦然态度：有家长说“高考就是考家长”，“现在这学生，啥招都使，只要能考上就光荣。”而考生一出考场，就在或喜悦或懊丧地谈论，刚才抄了多少或哪个没有抄上。从这些言谈中可以看到，舞弊已经不是禁忌的话题。

这种心态可以用囚徒困境来描述。本来，考生在高考中应该遵守纪律，任何人的舞弊行为，都是破坏高考整体公平的一种实际危害。因此，任何考生都应该有遵守纪律的自觉。否则，无论是谁在舞弊，高考的公平性都会受到损坏，这种损坏在理论上会危及每一个人。但是，一个尴尬的现实是，舞弊者可能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反而还会因为舞弊而走上捷径。于是，考生面临着一种矛盾——其他人是否遵守考纪？如果他们不遵守而自己遵守了，虽然能够为维护高考公平做出贡献，但是个人的损失也是实在的。因此，虽然舞弊可能导致整体环境的恶化，甚至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但是人们还是会让个人的理性占据上风。

松原舞弊原因

高考舞弊实际上是社会综合治理困境的一种重要表征。依托着这样的思维，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吉林松原的高考舞弊会打着强烈的产业化、组织化、黑恶化的烙印。道理很简单，种种利益博弈的情境早就说明，产业化、垄断化的规模在利益博弈中最容易获得优势地位，带来更大的利益收获。同样，那些监考老师对于考场上公然作弊行为，基于“被报复”的原因，表示“不敢太深管”，或者干脆不管，无疑寓示着当地司法生态本身就存在问题。在部门利益化、权力黑恶化的现实语境下，再去审视这起令人触目惊心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就不难找到一切问题的症结了。

这就是为什么治理高考舞弊总是陷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尴尬境地的原因。只是把眼睛盯在某种作弊器材上，只是把问题指向某些“个人行为”上，只知道盲目迷信一纸法律的功能与权威，是很难从治理高考舞弊困境中真正走出来的。如果不能在更为广泛的权力系统，在更多利益领域，坚持在民主基础依法行政，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公平博弈，那么，治理高考舞弊就可能永远陷于“囚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