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是探索文明的一盏灯，考古者就是持灯的人。本书收录了25位考古专家的访谈录，这些访谈录涉及面广，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可读性，让我们随着书中的25位持灯者去穿越历史的隧道，探索那神秘而未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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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张立东，任飞　编著出 版 社： 河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1-4-1

字　数： 381000

版　次： 1

页　数： 486

印刷时间： 2001-4-1

开　本： 大32开

印　次： 1

纸　张： 胶版纸

I S B N ： 9787534725661

包　装： 平装

目录

序

安金槐

黄石林

邹衡

张彦煌

许顺湛

赵芝荃

张光直

李学勤

李民

方酉生

王克林

殷玮璋

郑杰祥

李伯谦

李经汉

杨育彬

高天麟

高炜

李先登

陈旭

方孝廉

徐殿魁

郑光

饭岛武次

杜正胜

后记

书摘插图

安金槐

一、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夏文化问题的？

我在开封河南大学历史系上学时，就知道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也就是我国历史上所谓的“夏、商、周”三代中居首的一个朝代。但是对于夏文化和夏代实物资料的认识，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发现郑州洛达庙遗址之后的事。

1953年，我主持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首次提出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可以区分为前后两大期，即“商代二里岗下层”和“商代二里岗上层”。接着于1954年在郑州市人民公园内的商代遗址考古发掘中，又发掘出了相当于商代后期的（即相当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后期遗址的商代人民公园期文化层）叠压着郑州商代二里岗期上层的地层关系，从而证明了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是早于商代后期的。显然郑州商代人民公园期遗址是属于商代后期，而早于商代后期的商代二里岗期遗址的时代，就应是属于商代中期的。

1956年春，在郑州市西郊的洛达庙村东地又发现了一处略早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的遗址，即定名为“郑州洛达庙期遗址”。在该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相当于洛达庙遗址被叠压在商代二里岗期遗址之下的地层叠压关系。于是我们当时即认为洛达庙遗址的时代，可能是属于商代早期的，但是后来根据洛达庙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初步可以区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晚期的各种陶器特征（包括陶质、器形和器表纹饰），基本上和郑州商代二里岗下层陶器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所以我们认为，“郑州洛达庙遗址晚期”的时代，暂定为稍早于郑州商代二里岗下层的商代早期。

至于郑州洛达庙遗址的中期与早期的时代问题。根据洛达庙遗址早期出土的各种陶器特征（包括陶质、器形与纹饰）来看，如陶器中的鼎、砂质罐、高柄豆、小口直领瓮、鸡冠形握手盆等器的形制，特别是部分器表印痕较深的绳纹和印痕较浅的篮纹，则和河南豫西地区以中岳嵩山为中心及其周围的部分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器特征似乎有些渊源关系。而郑州洛达庙遗址中期的陶器形制特征则和洛达庙遗址早期和晚期都有一些承袭关系，说明洛达庙遗址的早、中、晚三期，是有着前后（即早晚）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关于洛达庙遗址早、中、晚三期的时代问题，当时我们认为洛达庙遗址晚期是属于商代早期，因商代之前是夏代，所以洛达庙遗址早期的时代，当时我们认为有可能是属于夏代的文化范畴。由于洛达庙遗址早期的陶器特征和河南豫西一带的龙山文化陶器特征有些接近，所以我们当时即认为河南豫西一带的龙山文化晚期或至中期。都有可能是属于夏代文化的范畴。依此，在我思想上认为河南豫西一带的所谓龙山文化，至少说该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就是探索夏文化和夏文化遗存的重要对象。

为了在河南豫西一带开展夏文化遗存的探索，原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以下简称“省文物队”）于1958年秋，即将新招收的一部分年轻女同志组成了“刘胡兰小队”，经过短时间培训和查找了有关夏代都城遗址在河南境内的地望资料，在两位年龄较大和业务较为熟悉的男同志率领下，分赴河南豫西部分县市开展夏代都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工作。其中经过考古调查的重要遗址有：登封告成的所谓“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八方遗址（后改为王城岗遗址）、巩县稍柴村的所谓“太康都斟鄂”的斟郭都城遗址、偃师二里头的所谓“汤居西亳”的亳都遗址和济源县城原上村的所谓“少康居原”的原都遗址等等。其后，又对济源原上村遗址、巩县稍柴遗址和偃师二里头遗址分别进行了试掘。并分别发现有类似河南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郑州洛达庙文化期和郑州二里岗期文化遗址。其中以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和洛达庙遗址最为常见。如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巩县稍柴村遗址的试掘中，均试掘出有类似郑州洛达庙遗址的遗址，在济源原上村遗址试掘中和登封告成八方遗址的调查中，均发现有相当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遗址。并且我还曾对各遗址的调查与试掘材料，都进行过认真的检验。从而使我对于郑州洛达庙遗址一期和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有可能是属于夏文化的范畴更树立了信心。

1959年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和方酉生等同志，曾来到河南豫西禹县的谷水河遗址、阎砦遗址、登封的石平关遗址、告成八方遗址和偃师二里头遗址等进行“夏墟”遗址的调查，并在各遗址也采集了不少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洛达庙文化的陶片（详见《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1959年秋，原河南省文物队“刘胡兰小队”即派人对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试掘，接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也派人到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二者并列发掘与试掘一个多月后，原河南省文物队“刘胡兰小队”即撤离二里头遗址又在其他处进行考古试掘。

嗣后，随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与扩大，证明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洛达庙文化遗迹与遗物，比郑州洛达庙遗址更具有该遗址的代表性，于是从1961年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发掘的材料中，即以偃师二里头文化代替了郑州洛达庙遗址的命名。根据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区分一、二、三、四期的主要陶器特征，我当时即认为二期与三期之间的陶器有着明显的变化，其中二期陶器还带有豫西龙山文化的部分特征，所以应是属于夏代文化范畴，而三期陶器则有商代二里岗期陶器的作风，因而应属于商代文化范畴。其夏、商分界，应是在偃师二里头文化的二、三期之间。

二、几十年来，您主持或参加过哪些有关夏文化学术活动？如田野工作、学术会议等？

几十年来，我曾主持和参加的有关夏文化的学术活动，主要有1977年秋在登封召开的“河南登封告成遗址现场会”（也有称“登封会议”）；1978年的“登封颍河沿岸龙山文化遗址与二里头遗址调查”和“禹县境内颍河沿岸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调查”：1983年春在郑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1990年秋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召开的“中国夏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4年夏在河南洛阳召开的“夏文化国际讨论会”和1997年11月在郑州和偃师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夏、商前期年代学研讨会”等。

关于郑颍河上游的夏文化调查，那是1975年在《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发表之后，我即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登封告成镇一带探索夏文化的工作上来。当时我经过查阅有关文献资料，认为夏民族建立奴隶制国家前后的活动中心，应是在河南豫西地区的以中岳嵩山为中心及周围的伊、洛河流域和颍、汝河上游一带；再者是登封告成镇一带多认为是夏代阳城所在地，加之这一带的八方遗址又是一处埋藏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所以我当时即认为在河南豫西一带探索夏代文化遗存，应以登封县告成镇一带为重点。因而，1975年秋，我们开始了在告成镇之西的八方村东地进行考古发掘。

1977年秋，在登封县西北约半公里的王城岗上发现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之后，我即认为在颍河上游的登封和禹县境内，一定还会分布有不少类似登封告成王城岗遗址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址等。于是我就确定在登封县和禹县境内的颍河沿岸开展考古调查。首先是从1977年至1978年对登封县境内颍河沿岸的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考古调查与试掘；接着是1978年至1980年对禹县境内的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溃址的发掘，特别是通过登封县境内程窑龙山文化遗址的试掘和禹县境内马庄龙山文化遗址、瓦店龙山文化遗址与断岩龙山文化遗址的重点配合农田水利建设的考古发掘，使我们对于登封县与禹县境内的龙山文化中晚期与夏文化的关系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依此，我们预备在登封县告成镇召开第二次夏文化座谈会。参加人数少而精，讨论问题结合登封县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和登封县与禹县境内部分龙山的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资料。

当登封县第二次夏文化会议的筹备情况传到北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后，夏鼐所长于1980年给我写信，希望我们拟召开的登封县第二次夏文化会议，最好能放在1982年春和“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一起在郑州召开，我同意了夏鼐所长的建议，确定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于1982年春在郑州召开，其内容是 “夏文化与商文化问题”的探讨。我于1980年到浙江杭州参加了“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在会上宣布“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于1982年在郑州召开。

“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在郑州召开，代表们除了参观郑州商城外，还参观了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和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其所用经费，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拿出部分外，不足之处，都是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支付的，由于这次会议参观面广，所以与会同志都还是很满意的。

三、您主持的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在学术界影响甚大，请谈谈这项工作的有关情况，例如，为何选择在这一地区工作？为何选择王城岗遗址发掘？田野发掘、室内整理的情况怎样？

登封王城岗遗址，也就是河南省1956年公布过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登封八方龙山文化遗址”。遗址位于登封县城东南约五公里的告成镇西北半公里处。遗址东靠由北流来的五渡河，南临由西流来的颍河，过颍河向南为伏牛山余脉箕山，沿五渡河西北为中岳嵩山主峰之一的太室山。形成告成镇一带为群山环绕、河流纵横的河谷盆地。

根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前人考证和当地历史传说，多认为夏代初期的夏禹王曾建都于此，或在这里居住过。故有“禹都阳城”或“禹居阳城”的记载，至于夏代阳城在什么地方，多认为就在现今的登封县告成镇一带。如《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避舜之子商均予阳城。”集解引刘熙日：“今颍川阳城是也。”《水经注》卷22颍水条下载：“颍水出颍川阳城县西北少室山。”郦道元注：“颍水又东，五渡水注之……其水东南流经阳城西，昔舜禅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启并于此也。”《括地志》还曾记载说：“阳城在箕山北十三里。”以上有关夏代阳城遗址所在地望的文献资料记载和前人考证，其地点基本和现今的登封告成一带的地理环境相吻合。加之在登封县告成镇周围一带，又相继发现有可能相当于夏文化的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遗址类型，所以我们当时即把探索夏文化遗存的地点，选择在登封县告成镇一带。在发掘之前，我的思想上曾有两种准备：

一种准备是，通过在告成镇附近一带的考古发掘，能够找到一个相当于夏代早期的龙山文化中、晚期或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夯土城垣遗址。这个城址也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夏代“阳城”遗址。那就可以证明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和历史传说的夏代阳城地望和通过考古发掘所发现的夏代城址是吻合的。从而也就会证明有关夏代文献记载的可信性。这也是我们在登封告成镇一带开展探索夏文化工作所要达到的惟一目的。

另一种准备是，通过在告成镇附近一带的考古钻探调查与发掘工作，没有发现相当于夏代早期的城址，甚至过去在告成镇西面的八方龙山文化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类型遗址，通过发掘证明都是属于各时期的一些小型村落遗址。即使如此，我认为这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因为它证明过去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和历史传说中的所谓夏代阳城的地望在登封告成镇附近一带是错误的，今后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不要再来告成镇一带寻找夏代城址了。

但是，通过我们的发掘，在王城岗上，则发掘出了两座东西相并列的，其时代又和夏代早期相当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王城岗上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发现，是经过一番曲折历程的。因为刚开始我们在告成镇附近一带选择的探索夏文化地点，是在八方村东面的广阔平坦地带，但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古钻探与发掘工作，不仅没有发现什么相当于夏代的重要遗迹，更不用说发现夏代的城垣遗址了。而在这一带所发掘的，多是属于商代二里岗期文化类型的遗迹和遗物，而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类型的遗迹与遗物也不多。于是就有同志发起了牢骚说：“来登封告成是寻找夏文化遗存的，而在告成镇附近发掘出来的多是商代二里岗期的文化遗存。要挖商代二里岗期遗存，这里还没有郑州市区内多，还不如在郑州发掘呢！”我说：“发掘一处大型古文化遗址，想很快就见成效也不容易，要有耐心。”从而安定和增强了在登封告成镇一带参加探索夏文化同志们的信心。

1977年春，当地群众得知我们在八方村东地进行考古发掘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夏代阳城遗址时，于是就说：“既然是想找夏代阳城遗址，就应去八方村东北约半公里处的五渡河西岸王城岗上去找。因为‘王城岗’都说是夏禹王在那里建过都城的地方。”我们对于当地群众传说的“王城岗”，虽然持半信半疑态度，但这个当地群众传说下来的古老地名，看来也不是没有一点来历的。于是经过研究，我们即抽出一部分技术工人，在所谓的“王城岗”上偏西部一带开始进行考古钻探调查。说来也巧，在刚刚钻探的几个孔眼中，经我亲自辨认探出来的土质中就有类似夯土的迹象，经过对十余个孔眼中探出的土质鉴定，我进一步看出所探出的土质内确实有夯土迹象遗存。

接着我们就在已钻探出有夯土迹象的地方，向下开挖了4个3×3米作“田”字形排列的小探方（编号为WT16、17、18、19）进行考古发掘。发掘证明，经钻探出有夯土迹象的土层，确实是坚硬而层次清晰的夯土层。并且在夯土层内还夹杂有红烧土颗粒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碎陶片等遗物，没有见到比龙山文化晚期再晚的遗存，说明这里发现的夯土层还有可能是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夯土。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对夯土的发掘，还找到了夯土东西两侧的生土边沿，又进一步证明了这里发现的夯土层，还很有可能是属于填打在基础槽内的夯土层。并且这个填打着夯土的基础槽还在向南、北两方延伸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