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条 | 室町幕府 |
| 释义 | 延元3年（北朝历应元年，公元1338年）足利尊氏从北朝天皇那里获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在京都建立了足利幕府（后改称室町幕府）。 简介室町幕府，1336年（延元元年，建武三年）足利尊氏建立的武家政权。1392年之前有南北朝的对立，尊氏与直义的对立等，到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政权才稳定下来。由强大的守护大名任“管领”等要职，辅佐将军。应仁之乱与细川政元的政变之后，幕府势力衰弱，1573年（天正元年），第十五代将军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驱逐，幕府灭亡 沿革以1336 年11 月7 日公布的《建武式目》为标志，拉开了足利幕府的统治序幕。《建武式目》是当时调整道德行为的一种规范，它的很多条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各阶层人民的要求，为足利氏能够最终击败南朝奠定了基础。幕府成立后，曾先后控制南朝势力，平定接踵而来的“土岐氏之乱”（1391 年）与“明德之乱”（1391 年12 月）。但幕府内部就如何对待皇室、贵族等政策方面发生分歧。足利直义与幕府执事高师直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越演越烈，以至1350 年2 月足利直义背叛北朝，投奔南朝。1351 年1 月，直义率南朝军大败北朝军。2 月足利尊氏与直义兄弟和好。不久又因关于南北统一的主张不同，兄弟再次反目。1353 年2月，尊氏在镰仓杀死了直义。1358 年4 月，足利尊氏病故，同年12 月，足利义诠任幕府第二代将军。 1367 年11 月，足利义满就任第三代将军。而日本真正得以树立稍微安定的政权，是在1392 年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之后。 义满执政后，对社寺势力进行抑制，尤其是对实力较强的守护，不失时机地给予打击。1390 年削弱大守护土岐氏势力，1391 年镇压了山名氏势力，1399 年平定了拥六国守护之职的大内氏势力等。在此期间，义满促进了南北的统一。 1467 年，围绕将军继承问题，幕府内部形成分裂，细川氏与山名氏两大名的倾轧白热化。以细川胜元为统率的16 万东军挟天皇、将军与以山名持丰、大内政弘为首的11 万西军在京都展开大战。势均力敌的两支大军经过十一年的持久战，难决雌雄。及至胜元、持丰两氏相继病死，政弘返回周防，双方部队才开始撤去。长期的战争使得当时的京都百疮千孔，荒芜人烟，一些巨刹、邸宅多数为战火所毁。公卿们因为不堪生命之危险与经济之困窘，大多逃离京都，避难于地方。至此幕府权威完全扫地。当时的将军义政无意于政治，不仅在战乱中大兴土木，营造别墅银阁寺，还在戈矛声中饮酒作乐，过着风雅生活。其子义尚继位后，曾想重整幕府威势，却于亲征近江的六角高赖时阵亡。于是幕府之势已是风前之烛，岌岌可危名存实亡了。 行政室町幕府在行政方面由将军综理一切政务。其下设“管领”，以辅佐将军，一般由足利氏一族的斯波、细川、畠山三氏轮流担任，谓之“三管领”。管领之下有侍所、问注所，政所等机构，而以侍所最为重要。 侍所的首长称“所司”，由山名、一色、京极、赤松四氏担任，谓之“四职”，负责御家人的统治与行政诉讼。“问注所”的首长称“执事”，此机构除保管幕府的记录、文件外，也负责文书的误谬、伪证以及证件遗失等诉讼的审理工作，执事由三善氏子孙世袭。政所首长也称“执事”，此机构与镰仓幕府的政所有所区别，它只主持幕府财政，审理有关买卖、借贷、质押等方面问题。最初执事一职由二阶堂氏担任，后来则由伊势氏世袭。虽有“执事代”辅佐，但伊势氏却又别置“政所代”，使之负责实务，由蜷川氏世袭这一职位。此外又与前代一样设有“平定众”、“引付众”。地方上，在镰仓方面设有“关东御所”，其下有“关东管领”。关东御所原由尊氏长子义诠负责，后来改有次子基氏及其子孙世袭。除守护由将军任免外，其它关东方面的事物均委诸“关东管领”。关东御所下设有“关东管领”、“平定众”、“引付方”、“政所”、“问注所”、“侍所”等，几乎与幕府相同。在九州设有“九州探题”，东北地方设有“奥州探题”和“羽州探题”。 与镰仓幕府一样，在诸国置“守护”和“地头”，惟其性质两者有异。镰仓幕府的守护与地头都是幕府将军的御家人，两者之间形成主从关系。室町时代守护大多由足利氏同族和有力家臣担任。他们一方面拥有裁判诉讼、处理无主田地、征收税款、催促兵役的权利，同时不断侵吞庄园，将领国的国人变成自己的家臣团，逐渐发展为守护领国的守护大名。 财政在财政方面，由于室町幕府对守护、地头的统治并不彻底，所以其经济主要来源于分散各地的约二百余处的直辖地“御料所”，由将军近臣“近习”、“奉公众”以“代官”身份负责管理，并代征“年贡米”、“年贡钱”，作为将军家的生活费用与“代官”的俸禄。必要时，虽也向诸国守护、地头课税，但他们未必从命。因此不得不在畿内的交通要道设“关所”，征收“关钱”，或在渡口收取“津料”。并且对京都内外的“土仓”（当铺）与“酒屋”（酒坊）课征“仓役”、“酒屋役”。还经各地守护、地头向“公田”征收“段钱”，向“在家”之民征收“栋别钱”。如临时有事而经费不足时，也向“有德人”（富豪）告贷。所以室町幕府的财政自始至终很不稳定。为了解决经济拮据问题，与明朝进行“勘合贸易”，也逐渐成为幕府的重要财源 前期经济和文化农业与手工业室町前期日本经济有显著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农具继续得到改良，生产技术不断提高，按成熟期先后水稻已有早、中、晚稻之别。应永10年（公元1403年），到日本的朝鲜通信使在其回国报告书中，曾对日本农民利用水力推转水车引水灌田的方法表示羡赏。由于灌田技术的改进，连某些经济落后地区也实行了稻麦复种。应永27年（公元1402年），至日本的朝鲜回礼使宋希境在他的《老松堂日本行录》一书中甚至提到三季稻的事。由于这些原因，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增加，上田一反可获1石3至4斗收成，这和以后16世纪下半期的产量差不多。粟、稗、黎等作物广为耕种，经济柞物芝麻、茬（灯油原料）、蓝草（染料）在各地也开始栽培。人们懂得了适应土壤特性选定品种，所以各地出现许多特产，例如北陆、东北地方的大麻、蓖麻，宇治和姆尾（京都府）的茶，甲斐(山梨县）和纪伊的桔子等。渔业、盐业也有发展。鱼市场在各地出现。制盐大规模利用了盐田，取代原始的燃烧海草的制盐法。手工业生产方面，美浓、播磨、越前、但马、赞岐、大和等地的造纸业，河内、备前、尾张的制陶业，河内、大和、摄津、京都地方的酿酒业，山城的榨油业以及獭户内海沿岸的制盐业都很有名。中国地方的制漆业也很有名。以河内、大和、相模、京都等地为中心的金属铸造业和以加贺、丹后、美浓、尾张、常陆等地为中心的纺织业尤为突出。由于明代中国纺织工匠大批渡日进行技术交流，在山口、博多、界等新兴城市便开始了高级丝织品金缕、缎子、绉绸等的生产，产品可与中国丝织品媲美。日本的天鹅绒生产技术也很高，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如中国即有漳州的纺织业仿造日本的天鹅绒的记载：“天鹅绒本出倭国，今漳州以绒织之，置铁绒其中，织机割出，机织云燕，殆夺天工。” 商业交通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市场繁荣。当时市场普及全国各地，从“三斋市”（每月开市3次）发展到“六斋市”（每月开6次）。镰仓末其以来发展成为专门的居间商人“问屋”，在水陆要地和城市里日益增多，拥有巨额财富。有些还经营海外贸易，变成大金融业者。商业业者的“座”（同业公会）多起来了，在经济发达的近锻地方，尤其在京都、奈良及其周围最多。以奈良兴福寺大乘院和一乘院为本所的座就有油座、粉座、酒座、凉粉座等80多个。山城大山崎离宫八幡宫所属油座规模巨大，拥有10多国的茬胡麻（灯油原料）及其制品买卖的垄断权。 交通发达，运输力很强的海上交通尤其发达。主要的海陆干线计有从中国、四国地方渡獭户内海进入摄津的兵库，再溯淀川通往京都、奈良的道路；有从北陆方面经越前的敦贺，横穿琵琶湖直往大津、京都的路线；还有一条是沿东海道沿岸航至伊势的桑名登陆，再从近江通到京都。 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除原来一些古老的政治、宗教中心京都、奈良、镰仓等城市在继续发展成为商工业城市外，同时也出现一些新兴城市。有些是在港湾、交通枢纽处发展起来的港湾城市。著名的有对外航路的起点界（和泉国)、濑户内海北岸的兵库（摄津）、小滨（若狭）、琵琶湖沿岸的坂本（近江）、大津（近江）等。另一些是“城下町”，这是在守护大名的山上城堡和居地附近交通便利的平原地方产生的。守护大名居地日益增多的家臣等消费阶层，把手工业者和商业居民引向这里。这类城市在室町后期尤多，最典型的有山口（大内氏城堡）、静冈(今川氏城堡）。再一些是寺社门前的“门前町”，以宇治山田（三重县)为代表。定居在城市里的商人，从镰仓末期起开始被称为“町人”。15世纪的日本城市还都处在守护大名的统治之下。 朱子学朱子学在镰仓时代就传入日本了。当初将朱子学带到日本的是俊艿(公元1166年—公元1227年）和圆尔辩圆（公元1202年—公元1280年）两禅僧。圆尔之后在日本积极传播朱子学的有宋僧兰溪道隆、无学祖元、元僧一山一宁。镰仓时代朱子学没有被当作一种独立的学问加以研究，而且它是依附禅宗传入日本的，只是作为禅僧的一种文化教养，作为传播禅宗的一种辅助手段，主要在禅僧中间流行，停留在兼学的程度上。至南北朝时代（公元1333年—公元1392年），情况便不同了。义堂周信(公元1325年一公元1388年）从《四书》的价值来谈新旧两注的不同，把儒学作为政道的一种参考，为足利义满讲《中庸》、《大学》、《鲁论语》（鲁国所传的《论语》）。他对义满说，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明德、正心、修身为先。义堂之后岐阳方秀及其弟子云章一庆、翱之惠风等大力宣扬朱子学，朱子学不但在关东，在全日本已取得了稳固的地盘。“建武中兴”失败后，朱子学被南朝统治者用作同室町幕府和北朝皇室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记述从“神代”至南朝后村上天皇即位（公元1341年）的历史著作《神皇正统记》中，著者北田亲房仿照朱熹《通鉴纲目》的宗旨，大力宣扬“大义名分论”，笔诛“乱臣贼子”。他还按朱熹唯心主义理气之说，对由来已久的“国土生成”和“天神出现”等神话加以演绎，为所谓“肇国悠久”和“皇位神圣”说赋以哲学“理论”，并通过所谓“神器授受”说论述皇统的继承，为南朝正统说提供根据。《神皇正统记》大大发展了神国思想，为所谓独特的日本“神国国体”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众所周知，这个“国体论”到明治以后曾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奴役人民、进行侵略的思想武器。 民间文艺民间文艺创作的最大成就，是作为戏剧完成的“能乐”和“狂言”，以及作为戏曲完成的“能乐”的“谣曲”和“狂言”的乐曲。“能乐”是一种使用“能面”（能乐用面具），由谣、舞蹈、伴奏所构成并伴以谣曲演出的乐剧。“能乐”的前身是民间流行的“猿乐”和“田乐”，起源于中国唐朝的散乐，进入镰仓时代又采用了歌舞乐曲，逐渐变成戏剧的文艺形式。至室町前期，经过大和“猿乐”的观世座（剧团）的著名演员观阿弥，尤其他的儿子世阿弥（公元1363年—公元1443年）的努力，使“能乐”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文艺形式。世阿弥还统一了散在各地的民间艺术，集当时日本歌舞之大成，创造了日本民族戏剧。他的《花鼓书》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戏剧艺术理论著作，奠定了日本的民族艺术理论基础。他的《能作书》是日本最早的一部戏剧创作方法的著作。他一生创作的“谣曲”至少有90多种，其中有些是历史故事、传说，歌颂英雄武士、高僧，为足利义满和武士们所欣赏。但也有不少是揭露社会矛盾的，有些今天尚在演出。 当时在能乐剧歇幕时总是穿插演出“狂言”。如果说能乐在颇大程度上是属于武士阶级的戏剧，那么狂言便完全是一种优秀的民间文艺。遗留下来的300多篇“狂言”，用的是当时的口语，表演形式生动活泼，内容完全是对当时统治阶级人物的尖锐批判和辛辣讽刺，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能乐”和“狂言”的发展，给后来“歌舞伎”和“人形净琉璃”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文学艺术室町时代贵族文学几乎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只是若干贵族文人完成了《日本书纪》、《万叶集》、《源氏物语》等一些古典著作的抄写本和注释书而已。此时禅僧的五山文学十分兴盛。五山有京都五山和镰仓五山之分，公元1386年足利义满整顿五山制度，将南禅寺置于五山之上，京都五山为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五山为建长寺、圆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这里的五山僧人学习中国语，入山为僧必须考中国语，及格后方能出家为僧。所以他们都精通汉文学，写了许多汉诗、日记、语录、文章，杰出的作家辈出，如虎关师栋、义堂周信等。除五山汉文学外，武士文学作品较有价值的是《太平记》一书。这是一部历史小说，记述从“建武中兴”和南北朝大约50年间战乱的历史，反映了当时社会面貌以及各阶级的动态和思想。 随着农民、町人力量的不断壮大，民间文学兴起，出现了新的创作形式，如后来被称做“御伽草子”的通俗易懂的短篇小说和“连歌”。它们中有的取材于民间故事和传说，有的是鸟兽虫鱼草木拟人化的童话，这些都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人民性。“连歌”是几个人、十几个人一起在相互联咏中不断创作联句的一种诗歌体裁。这种体裁起源于和歌上下句的两人联咏，在平安时代已经出现，到镰仓时代发展成50句100句的联句，开始打破贵族的垄断而推广到武士和人民群众中。至室町前期便脱离和歌而独立，在人民群众中形成连歌热，用来歌颂自己的劳动和表现对统治阶级斗争胜利的喜悦。14世纪中叶，二条良基辑成一部优秀的连歌集 ——《菇玖波集》，奠定了连歌兴盛的基础。 这时期绘画艺术的显著特点是“大和绘”走向衰落，而仿宋元画风的水墨画风靡一时。奠定日本水墨画基础的是掸僧如拙及其弟子周文，而使其获得完善发展的则是周文的弟子雪舟等杨。雪舟游学明朗，从当时中国名画家李在和、张有声学得泼墨技法。他的卓越成就在于吸收了中国绘画的长处，结合日本人民的思想感情，在继承发扬民族绘画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色地创造出自己的民族风格，丰富了日本的文化内容。因而他受到日本人民的尊敬，被誉为“古今之画圣”。他的水墨画选题颇广，有优美的山水画，有栩栩如生的花乌画，还有逼真的肖像画。主要作品有《育玉山》、《山水长卷》（长达52尺）《四季山水图》等。 建筑方面最著名的是公元1397年足利义满建造的金阁。它是临池而造的三层楼阁，其式样采取结合形式，即第一层寝殿式，第二层佛堂式，第三层禅宗式。这种结合形式可以看到公家与武家文化的结合和平安文化与镰仓文化的统一。 后期经济和文化农业矿业手工业在富国方针指导下，大名们都大力发展生产。他们鼓励农民开发新田，致力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和灌溉体系的整备。庄园制的基本消灭、复杂的土地领有关系的单一化，使在分国内有计划地大规模整治水利成为可能。武田信玄组织人力兴修釜无川堤坝（信玄堤坝）和越中佐佐氏治理常愿川等事，都非常有名。新田开发和水利事业的发展，使许多极易受灾的低洼地变成高产水田地带，耕地面积有了大幅度增长。厩肥、人粪尿得到更广泛利用，同时大量进行割草积肥也有了可能。除实行稻麦轮作外，旱田作物也实行了小麦与大豆、小麦与养麦的轮作。随之，单位面积产量继续有所提高，在先进地区畿内，稻每反（992平方公尺）产量高达3石。从前一时期开始的商品作物生产普及各地。城市近郊也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供应城市需要。从前仅在宇治地区栽培的茶，如今开始在大和、丹波、伊贺、伊势、骏河、武藏等国种植。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棉花的栽培也开始了，从三河迅速普及各地，增加了人民的衣服原料来源。烟草、甘蔗、甘薯等新作物的种植也有了广泛发展。 矿山对于获得货币和武器的原料十分重要，因此大名们对开发矿山也抱着极大的热情。当时采矿和冶炼技术都有明显提高。铜矿已从露天转向坑道开采。银的冶炼自16世纪30年代开始采用先进的中国灰吹法。黄金不只从砂金里，也从矿石中进行提炼，产量大增。奥羽的金矿，对马的银矿，但马、备前、备中、美作的铜矿，尤其大名中大内、尼子、毛利诸氏经营的甲斐金矿都很有名。这三种矿藏的开发为后来铸造硬币创造了条件。此外伊势的水银，南海的硫黄等开发也很重要。水银、硫黄和金、铜都是对中国（明）贸易的重要输出品。 由于国内需要和对明贸易的增加，手工业的发展也惊人。棉花生产的发展引起棉纺织手工业部门的出现。茶叶栽培的普及导致瓷器生产的扩大。高级绢纺品生产出现了京都这个新的生产中心。京都西城区(西阵）的高级纺织品生产驰名全国。金属工业方面基于大名的要求和对明贸易的需要，刀剑制造非常发达，并且由于枪支传入而开始了枪支生产，但农具、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品的生产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农具需要量的增加，在各地的町、村便产生了专职锻冶与铸造的工匠。这些工匠摆脱了庄园领主的束缚，拥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或接受社会订货而收取加工费，或生产向市场出售的商品。 商品经济发达农村举行市集的次数增多了。从每月6次增至9次。在城市中，每日市集已成经常现象，市场上陈列着几十种商品，包括品种 广泛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城市里，专业化的市场也纷纷建立起来，例如淀的鱼市，京都的米市，奈良的马市等。市场的繁荣说明了16世纪在社会生产力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劳动分工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室町后期也是日本海外贸易的大发展时期。16世纪上半期日明勘合贸易（凭明朝发给对照符契的商船进行的贸易）空前繁荣。从16世纪中期起，日本同欧洲，也同东南亚各国开始了贸易联系。有一些大名、豪商和寺院直接参加了对外贸易。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手工业生产新部门的出现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劳动的分工。 所有这些都构成为室町后期日本城市大发展的基本因素。应仁之乱中几乎变成荒野的京都，乱后再次作为商工业的中心地繁荣起来，人口估计约达20万左右。进入16世纪，界、博多作为对中国、朝鲜、琉球和南海贸易的基地有飞跃发展。从前一时期起作为港湾城市发展起来的小滨、敦贺、大津、大凑、兵库、尼崎、尾道等，也臻于繁荣。在一些城市，商工业者独立的倾向显著。曾经只是指商业地区的町，已逐渐又带有社会组织的色彩。住在这里的以 商工业者为主体的居民统被称作町民（“町众”）他们建立起町的自治组织“惣”，实行自治。 随着家臣团集中于大名城下，大名们还努力使商工业者逐渐集中于此。为发展商工业，不少大名废除妨碍商工业自由活动的特权行会“座”，开放所谓“乐市”、“乐座”市场，免除市场税、商业税。还废除领国内各地的关卡，城下町遂作为分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繁荣起来。大名们出于经济和军事目的，恢复早已荒废了的驿站驿站马制度，以大名的城下町为中心整顿了大道。在所有要害之地设驿站驿站马，便利了国内陆路交通，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达。 自治城市出现“应仁之乱”后的京都虽然没有实施全市的自治，但是祗园、清水、北野等门前町以及室町等市场町都是由各町四民来管理的。祗园町町民所举行的祗园祭典，既加强了他们的团结，也显示了他们的富有。此种町民的自治是室町后期各城市出现的新动向。 最具代表性的城市自治是界市。界作为濑户内海航路的终点，其重要性最初不及尼崎和兵库，然而随着应仁乱后细川氏将此处作为勘合贸易的基地，于是骤然繁荣。接着三好氏也以这里为据点，一跃成为最大的港湾城市。界也向以刀剑、绢织品和漆器产地闻名，枪支传入后，作为枪支制造的中心地更增加了其重要性。界原为京都寺院的一个庄园，其自治可溯源于15世纪初村民集体负责向庄园领主交纳年贡（“百姓请”）；至15世纪末产生了由门阀商人组成的议会，出现城市自治。16世纪中，这种议会成员达36名，称为“36人众”，每月由其中3名代表轮流管理市政，裁断诉讼，处罚罪人。该市更三面围以护城河，拥有自己的武装。这时期来到界的一位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向该国政府报告说，界富庶而和平，象意大利自由城市咸尼斯那样实行自治。当时界的人口已超过五万；永禄11年（公元1568年）织田信长命令界出“矢钱”（军用金）3万贯，界拒绝交出。当信长企图以武力征服时，界议会便致书另有享有自治权的城市——摄津的平野，呼吁以武力联合抵御。此举意义至大，如羽仁五郎所指出，它证明此时日本“甚至还有过近代自由城市共和制联盟的萌芽。” 除界和平野外，筑前的博多、伊势的桑名也属于享有自治权的城市。但是这类城市为数极少，远不及中世纪的欧洲。较多城市只是享有部分的自治权，有如京都情形。随着16世纪城市的大发展，商业资产阶级壮大起来，成为争取消除封建割据、建立统一集权国家的一支重要势力。 文学艺术室町后期的文学仍以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御伽草子”和“连歌”为代表，新兴曲艺“能乐”和“狂言”也在继续发展。属于“御伽草子”的短篇小说在整个室町时期共有500多篇，至江户享保年间被整理出版23篇。连歌的发展达于顶峰。宗抵（公元1421年—公元1502年）撰辑《水无獭三吟百韵》和《新撰菇玖波集》等诗歌集，确立所谓斯文的正派风格连歌，提高了连歌的艺术性，但却失去了大众性而拘泥于规则。为补救它，乃兴起作为连歌余兴的徘谐（诙谐、滑稽之意）。山崎宗鉴(公元1465年—公元1553年）撰《新撰犬筑波集》，被视为徘谐连歌之祖。 能乐方面，继世阿弥之后，音阿弥被誉为绝妙名手。他在观世弥、世阿弥成就的基础上精益求精。观世座之外，金春座出现了禅竹、禅风，据称两人都不亚于音阿弥的选材。应仁年问动乱使猿乐一时陷于衰落，但后来又有长足发展，虽然丧失了幕府这个保护者，但却得到地方武士和城市庶民阶层的支持。公元12世纪末的“平家琵琶”此时更加盛行。“幸若舞”和“古净琉璃”也广为流行。幸若舞是曲舞的一种，公元15世纪桃井幸若丸所创，以战争和恋爱为题材，受武士欢迎。净琉璃是一种用弦伴奏的说唱曲艺，其名称源于源义经同净琉璃姬的恋爱故事，至江户初期古净琉璃发展成现代净琉璃。戴着装饰品和化装的民间舞蹈也颇盛行。旧历7月15日举行的盂兰盆会舞尤其盛行。小调也为人们所喜爱，公元1518年出现一部《闲吟集》辑录这种民间小调300余首。 绘画方面，土佐光信(公元1434年—公元1525年）将中国画的技法使用于大和绘上，发展了优美的传统技法，使大和绘复兴起来。狩野正信(公元1454年—公元1530年）也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发展大和绘，曾任幕府的宫廷画师，为足利义政、义尚服务。其子狩野元信（公元1476年—公元1559年）继承父风，集狩野派画风之大成。遗作有京都大镕寺大仙院的《海边花鸟图》（公元1513年）和东海底的《潇湘八景图》等。 建筑方面，文明15年（公元1483年）足利义政建成东山山庄，其中银阁不亚于义满建造的金阁(公元1397年），极其豪华。建筑式样采用书院式，佛殿和住宅相结合，与庭园取得调和。银阁的附属建筑物东求堂和茶室同仁斋，建筑手法高雅，象征闲寂清雅的茶道趣味。工艺方面，出现了后藤佑乘（公元1440年—公元1512年），擅长刀剑金属工艺雕刻和漆器制造。 医 学室町时代日本医学在吸收中国医学成就、总结自己经验方面继续获得发展。正平17年（公元1362年）著名医学家僧有邻撰医书《福田方》。此书既综述了金、元、明时期中国医学，又肯定了日本的医疗经验，分疾病为12类，创造性地提出按病因、症侯、诊断、类症鉴别、预后和疗法的顺序撰写医书的方法，尤其论述研究既往症的必要性。释生西所撰《五体身分集》（公元1369年）也具有同样倾向。此时对医书中使用的汉语大部分进行了“和训”，把读者从难解的汉文原文中解放出来。这为日本科研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室町后期，不少日本医学家到明代中国交流医学成果。公元1494年田代三喜(公元1465年—公元1537年）回国后大力提倡李朱医学（李东垣和朱丹溪的医学)，为日本李朱学派的开山祖。此派认为疾病起于“外感”和“内伤”，因而在治疗上避免使用寒凉药剂，着重和平药剂。三喜的弟子曲直濑道三著《启迪集》（公元1574年），结合日本实情发挥了李朱学说，使此说风靡全国。医学家兼本草学家吉田宗桂和针炙专家金持重弘也有名。两人在明期间都曾行医，医术博得中国医学家的好评。明朝也有一些中国医学家移居日本，如陈祖田、智光等人，他们对日本医学的发展多所裨益。 室町幕府历代将军代 氏名 院号 官位 在职 享年 墓所 1 足利尊氏 等持院 正二位 2 足利义诠 宝筐院 正二位 3 足利义满 鹿苑院 从一位 4 足利义持 胜定院 从一位 5 足利义量 长得院 正四位下 6 足利义教 普广院 从一位 7 足利义胜 庆云院 从四位下 8 足利义政 慈照院 从一位 9 足利义尚 常德院 从一位 10 足利义材 惠林院 从一位 11 足利义澄 法住院 从三位 12 足利义稙① - - 1508年7月1日 - 1521年12月25日 - - 13 足利义晴 万松院 从三位 14 足利义辉 光源院 从三位 15 足利义荣 光德院 从五位下 16 足利义昭 灵阳院 从三位 ②1588年1月13日是丰臣秀吉宣布“公卿辅任”的日子，也就是室町幕府正式灭亡的日子。而一般则把1573年7月18日织田信长放逐将军的日子视为室町幕府实际灭亡的日子。 相关知识日本幕府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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