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士大夫”出现于战国，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历史(起源：精神渊源 形成：制度保障 发展：进退两得 衰落：科举消亡)

著名人物

概况

评价

历史

起源：精神渊源

“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

周初，士为奴隶制度下的一种阶级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大多为卿大夫的非嫡长子，也有周天子与诸侯加封的士大夫，是西周最低级的贵族。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

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这就是说，只要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能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时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细分，则“士”的德行修养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说“士”是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

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更多的是“侠士”。如刺杀秦王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一种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也有隐居深山，关心朝政但并不插手，“坐山观虎斗”的“隐士”，隐士在老百姓眼里是值得尊敬但又是神秘的。

形成：制度保障

汉代的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以后各代上的主流哲学。（注意：儒学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不同）

孔子的学说鼓励知识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参与政治，来报效君王和国家。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进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考试不是必须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这种精神气质对孔子的“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隐”。这种精神也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母体。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称为选拔政府官员的唯一途径还是在宋代以后。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发展了儒家思想，占据了哲学的主流地位。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这样，哲学精神的传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这一阶层应该说在宋代正式形成了。

发展：进退两得

绝大多数“士大夫”都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

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衰落：科举消亡

既然士大夫阶层和“科举制度”相伴相生，那么科举制度的消亡也就意味着士大夫阶层政治制度保障的缺失。

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科举制度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也越发显得落后，成了束缚人才的“瓶颈”。而被迫的开放，却让中国的读书人看到了新的知识和新的获得知识的方式。

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不仅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千年绝唱，更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产生了重大改变。“士大夫”从此也成了一个空有“士大夫情结”，而再也没有实际地位的历史名词了。“士大夫”对知识、文化、艺术的垄断也不复存在。

著名人物

钟明

汪曾祺

概况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师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者，则群聚而笑之。”《石钟山记》：“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训俭示康》：“当时士大夫家皆然。”明 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与老公祖（袁可立）共此者，其地方贤士大夫乎！不审有其人否？”《五人墓碑记》：“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

“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在此之前，士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士”。《荀子·礼论》载：“大夫士有常宗。”《吕氏春秋·上农》载：“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大夫士与士大夫表面看去只是前后颠倒了一下，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大变化：大夫士强调的是等级；士大夫指的是阶层，它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的混合体。分而言之，无论在春秋以前或战国，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为什么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呢?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一些出身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另一方面，战国时期的大夫与春秋时期也不大一样。春秋时期的大夫，大部分是靠宗亲分封而来的，并且是世袭的。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的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士大夫"是上述情况在观念上的反映。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来。从内涵上考察，士大夫主要包含如下两方面的内容：

其一

指居官与有职位的人。《周礼·考工记》云：“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用现代话说，士大夫是职能官。《墨子·三辩》批评“士大夫倦于听治”。这里泛指一切官吏。《战国策·秦策二》载：“诸士大夫皆贺。”这里的士大夫指楚朝廷之臣与王之左右。《荀子·王霸》云：“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这里的士大夫指一切居官在职之人。《君道》又讲：“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行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士大夫指诸侯以下的官吏。文官称士大夫，武官也称士大夫，《荀子·议兵》载：“将死鼓，御死辔，百吏死职，士大夫死行列。”《吴子·励士》：“于是(魏)武侯设座庙廷，为三行，飨士大夫。”

哪一层官吏称士大夫，无明确规定，从一些材料看，大抵为中上层官僚。《荀子·君子》讲：“圣王在上，分义行乎下，则士大夫无流淫之行，百吏官人无怠慢之事，众庶百姓无奸怪之俗。”这里把士大夫置于百吏官人之上。《君道》把士大夫列于“官师”之前。官师，百吏之长。《强国》篇讲：“大功已立，则君享其成，群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正论》讲：“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以上材料都说明士大夫在官僚层次中是比较高的。因士大夫是比较高级的官吏，所以享有不同的田邑。《荀子·荣辱》说：“志行修，临官治，上则能顺上，下则能保其职，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礼论》中记载士大夫占有的田邑多寡不同，“有五乘之地者”，“有三乘之地者”。有些士大夫似乎还有私兵。《战国策·齐策五》：“甲兵之具，官之所私也，士大夫之所匿……”

其二

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齐孟尝君失势之后，门客纷纷离去，这些门客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称为“士”，在《战国策·齐策四》记述同一事件时则称之为“士大夫”。《韩非子·诡使》载：“今士大夫不羞污泥丑辱而宦。”意思是士大夫无德行而任官。在这里，士大夫与官宦是两个含义，士大夫指文化人。可见，士大夫可以指在位的官僚，可以指不在位的知识分子，也可兼指。士大夫从此时起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一个特殊的集团。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评价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印度的刹帝利，某一方面类似欧洲中世纪的僧侣教士。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年代里，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专制社会的中国，他们以作官为唯一职业，所以更精密地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性担任官员的人物。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又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士大夫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士大夫。士大夫专指那些以做官为唯一目的知识分子。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很难区分开来，因为那时读书人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当官，只有极少例外。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当官没有必然联系，但只要有机会当官，很少有知识分子会放弃这个荣耀。因此中国知识分子与士大夫在血统上是一脉相承的。

士大夫在纪元前一世纪的西汉王朝开始出现在政坛，那时朝庭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轮，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到了东汉时期，朝庭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更形增加，并终于凝聚成为一股力量。但士大夫最终成为控制政府的势力，则在唐王朝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唐王朝以前，士大夫步入政坛全靠贵族的恩赐，如果贵族不推荐，他们就是再有学问和德行也是柱然。因此士大夫对贵族多少有点感恩戴德，施政时不可能不看恩主（贵族）的脸色行事，不可能形成独立于贵族之外的政治势力，不可能不受贵族的影响左右朝政，更不可能控制政府。科举制度确立之后，士大夫通过公平竞争性考试谋得官职，自认为他们的官职是靠自己的学问挣来的，不是贵族恩赐的，因此也不用对贵族报知遇之恩；相反还认为贵族的显赫地位是靠祖宗福荫，贵族自己则是不学无术的庸才，不象士大夫一样有真才实学，于是很有点从心底瞧不起。这样，他们在政府不但不用看贵族的脸色，还故意和贵族抗衡对着干，中唐时期的“朋党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宋王朝虽然积弱不振，但却是士大夫的乐园。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弟世家消灭。唐王朝末期和五代十国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弟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弟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王朝对封爵贵族也同样严格防范，亲王、附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全由士大夫充当。士大夫不但掌握了全部政权，而且掌握了全部的军权，因为赵姓皇帝为了防止“陈桥式兵变”，剥夺了武将的军权，改由文官统率军队。宋王朝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宰相部长级高级官员，你的出身再高贵，哪怕是皇亲国戚也要受士大夫的领导。于是士大夫对政府有绝对的控制权，在社会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士大夫在宋王朝如鱼得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言论自由的王朝（这种自由仅限于僚），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朝庭允许任何高级官员随时可以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批评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确然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士大夫本应利用这种宽松环境来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和人权法案，但他们所受的儒家教育窒息了他们的灵性。他们不但没有利用这个有利制度来促使中国政治现代化，相反随时随地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表反对的言论，目的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施，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

元帝国是士大夫的坟墓，蒙古政府取消了科举制度，士大夫失去了作官的机会，在帝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最尊贵的阶层一下子跌入到社会的最底层，连他们一向瞧不起的贩夫走卒都可在他们面前表现优越感。因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比他们高。在蒙古政府为帝国人民划分的社会等级中，士大夫屈居第九位，连娼妓也比他们高一个等级。在蒙古人心目中，娼妓能够创造财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阶级；而士大夫则是全靠他人养活的彻头彻尾的寄生虫，这对于在荒凉苦寒的沙漠地带成长起来的以劳动为美德的强悍民族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尤其让蒙古人瞧不起的是：这个自以为高贵尊严的群体在淫威暴力的压制下居然能够出奇地忍辱负重，谁也没有拿起武器造反，向执政府讨回尊严，这样的群体真是一个理想的奴役对象，不去虐待他们那才叫天理不容。无独有偶，二十世纪中期，知识分子也被划分为第九种人，还在前面加了一个“臭”字，简称为“臭老九”。臭老九不但不能当官，还被大批赶进牛棚，白天从事养猪掏粪等他们一向所不耻的最低贱的体力劳动，晚上则被他们一向羞于与之为伍的“泥腿子”批斗（从精神上百般凌辱）。值得一提的是：臭老九最大的反抗行动是自杀。

明清时期的士大夫有地位但没有尊严，而失去尊严的人地位再高也是柱然。君臣关系从汉唐之坐而论道，经宋代之立而听命，发展为明清之跪而请旨，尊卑关系绝对而僵硬。中华文化体系中的民主精华被不断荡涤，迫使亿万苍生不得不匍匐于专制强权的脚下。在此过程中，翰林院与翰林群体一直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士大夫并不在乎这些，只要能给他官做，人性的尊严可以暂时搁置一边，为了尊严而失去官位在他们眼中才叫天大的傻事。明王朝的士大夫为了升官晋爵，竟然挖空心思给皇帝配春药和向宦官疯狂地谄媚。在清帝国各级政府，汉人官员（士大夫）权力一般要低于满人官员，但士大夫只要能够当官如故，这样办公并不认为是一件不能忍受的待遇。士大夫不但没有尊严，还没有任何自由，言论和行动自由都没有。朱元璋得天下后，士大夫连不当官的权利也被取消，一直受社会尊敬的“隐士”与大奸大恶的罪犯一样被处极刑。如果你想辞官不干（士大夫很少干这事），李仕鲁则是典范，他在金銮殿上表示坚决辞职，朱元璋认为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叫武士摔死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