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品介绍(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内容提要 丛书文摘 相关链接)

基本信息

史景迁 (Jonathan D. Spence，乔纳森·斯宾塞)，1936年生于英国苏尔里，汉学家，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史景迁的中文名字蕴涵了很深的意义：“史”是Spence的中文译音，“史景迁”就是“景”仰太“史”公司马“迁”之意。

史景迁的妻子金安平，1950年生于台湾，12岁随家人移居美国，现为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景迁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史景迁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观察与研究结果。

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

史景迁著有多部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主要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康熙自画像》、《王氏之死》、《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毛泽东》、《皇帝与秀才》等。

作品介绍

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作者:史景迁 (Spence Jonathan D.)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原价：170.00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

ISBN：9787806614792

字数：

页数：2339页

印次：

版次：第1版

纸张：平装

开本：32

商品标识：asinb003fzao5i

编辑推荐

内容提要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深刻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悲剧命运。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通过对康熙皇帝草拟的遗诏的还原，以其自传的口吻，揭示了这位英主的武功文治之绩，人生兴趣与爱好，内心深处的忧虑与人性的基本内涵使您能全面又完整地认识康熙。全书以描述性的语言而不是评价式的语言，表达了作者的学术思想，这是一部具有学术水平和文学成就的杰作。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史景迁为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对中国明清及近现代历史有很深厚的了解，除历史著作外，他也擅长以说故事的形式论述，向读者介绍中国历史，《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即是一本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1668-1672年的山东郯县，作者利用大量的地方志材料，透过妇人王氏之死，重现了清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宗法社会、贞节观念等。全书节奏流畅，可读性极强。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18世纪，一名名叫胡若望的中国天主教教徒，离开祖国，来到他乡，开始了他一生的传奇之旅。在这次旅行中，他经历了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不仅肉体饱经风霜凌辱，而且灵魂也受到了极大的煎熬。《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再现了胡200多年前的奇遇，并试图对他的疑惑予以历史和文化的解释。

《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从浩瀚的清代宫廷档案、谕旨、奏折等史料中勾稽出雍正朝著名的曾静案来龙去脉，并参考多种研究著作的记载与分析，用生动的语言明白又幽默地讲述了那个时代惊天动地的文字狱大案，从而反映了中国古代君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及旧文人的宿命。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集作者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研究之精华，涉及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作者对中国历史的悉心钻研，涉猎范围之广，见解之独特与深刻无不反映出作者一贯严谨的治学态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地道的学院派风格。

在西方，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就一直在孜孜以求地努力试图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现代中国的答案，他就是史景迁，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一位景仰中国古代史家司马迁的汉学家。史景迁治中国历史既遵循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注重历史个案的考查，同时又常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来承载其研究的成果，从而使得其作品在为学界关注的同时常常又成为大众的畅销读物。这一点万为难能可贵。

作为一本考证严密的史学专著，《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详细论证并介绍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人生，真实再现了曹寅作为康熙家臣和耳目的秘密生活，反映了康熙皇帝多疑狡诈的一面、清王朝统治策略及特殊的君臣关系，再现了清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中，康熙是一位令人另眼相看的明君。他既仁慈、孝顺、富有同情心，又专横、残酷、他既真诚、宽柔，又虚伪、险猛……《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以康熙大帝自传口吻，揭示了康熙的功过是非及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图文并茂，语言自然流畅、是一本集学术性和文学性的历史人物传记。

《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套装共7册)》的作者作为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史学大师史景迁（乔纳森??斯宾塞，美国学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文化评判将中国历史“故事化”。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习俗，纵横交错，描画出西方人看中国的图景，以及这种在西方人看来"神秘"的文化背后的历史必然。“纵”指的是明清以来中国和西方文化先驱者的互访及文化的交流，“横”指明清以及中国社会生活的层层剖面。

《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以雍正时期曾静案为主线，翔实地刻画出异族统治者在此特定困境中的两难态度以及交替使用的镇压手段，反映了自清一代盘萦不去的这一阴影。

《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以中国编年史的体例加之西方史学家独特的视野和取材所综构而成的明末清初的"鲜活"历史。其“鲜活”，在于叙述者的目光所注视的那些中国社会构造和中外关系梳理的“点”是熟知中国历史的我们不常见的。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地方史籍、官绅笔记和传奇故事的内容，经过巧妙摘取和匠心安排之后，合成了一个既充满感情色彩，人物有血有肉，又冷峻直面，针砭刀剖的现实案例，生动描述出明清嬗替之季中国农村的严酷生存状态。

《曹寅和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密》以曹寅在江南织造任上的生活为着眼点，描述和探究了清初统治者与江南富庶地区及该地区代表人物的互动关系，刻划出在风平浪静表象之后的种族矛盾和社会冲突。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以清代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在法国、意大利的悲惨遭遇为主线，描述了不同文化的冲突与后果。作者从法国、梵蒂冈以及中国档案馆中发现的第一手材料，极大地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令人凛然的氛围。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史景迁以其独特的透视历史人文的视角，以康熙草拟的遗诏的回忆性角度去看康熙一生的武功文治之绩，人生兴趣与爱好，内心深处的忧虑与人性的基本内涵，让我们比较全面而又完整地认识康熙，是一部具有学术水平和文学成就的杰作

我们这次引进出版了史景迁的绝大部分作品，希望能够引起国内史学界和广大读书界的重视。史景迁对中国历史的许多观点我们未必全都赞同，只是希望借此开阔眼界，促进学术文化交流。

其中之一《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观察者

第二章 土地

第三章 寡妇

第四章 争斗

第五章 私奔的女人

结局 审判

丛书文摘

1696年春从北京出发之后，我们得到了承诺一通过向苦难的可卡斯宣誓，通过向上帝和祖先祭祀，通过士兵和他们的后勤人员的坚定信念——杀死噶尔丹。但对于具体的方法还存在一些争议。我征求了一些将军的意见，派侍卫官莫奥和拉斯到周围询问其他人，因而获得了七种不同的行动方案。最后，我综合成由奥加、屯珠和索额图建议的三种方案，向在克鲁伦河的噶尔丹派去了特使，威胁他并迫使他西迁，以便引诱他直接进入由宁夏起程的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阵地，基于我们对噶尔丹性格的了解，这似乎是最好的计划。二十年前，张勇将军已就噶尔丹作了秘密调查，侦察到了他的鲁莽又犹豫的性格，他的年龄与家庭状况，他与穆斯林之间的问题，以及他对酒与女人的嗜好。自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注意观察到噶尔丹的狡猾和声东击西的嗜好，他的过于自信，他的欺骗伎俩以及他缺乏深谋远虑。我们派出了特使之后，我们的侦察兵观察他宿营的炊烟，估测他的部队运行中的牛蹄印和马粪。当噶尔丹开始逃跑时，我们便随后追捕，开始扩充一个大本营，留下病马，后勤人员步行，接着是绿旗兵在后面行动，紧接着扔下大炮，最后派马斯喀在前面作为飞遣队司令。

当我在克鲁伦河岸等待马斯喀的消息时，我给皇太后写信道：“我们的队伍驱逐俄罗斯到现在已经有五天了。我看到他们扔下佛经、帐篷、妇人、孩子和那些拖累他们的病人，他们的鱼壶、泡菜罐、猎网以及盔甲、马鞍、马笼头、衣服、食物、放在汤碗里的木匙、盛马乳洒的皮囊——所有诸如此类的可怜的日常用品，都扔在了一边。”

噶尔丹逃进了我们的包围圈，在昭莫多碰上了费扬古。他们在三十里长的战线上展开四小时的激战。虽然杀了两千多厄鲁特，但噶尔丹本人却逃跑了。接着，从犯人口供中我得知了十分离奇的故事：达赖喇嘛已经死了九年，第巴掩盖了这一真相，强迫班禅喇嘛追随他，他们又凭着一个死达赖喇嘛的名称支撑着一个错误的预言：“如果他们向东迸发，噶尔丹就会胜利。”在那年秋天，我带着另一支军队，向西行军到归化城，我授予喀尔喀王子和其喇嘛头头称号，并亲自一一拜访了那些庙宇。

噶尔丹又一次从我们手中溜走了，第二年春天，我第三次追捕他，西向宁夏进军。陕西巡抚邹史化竭力地劝阻我，说道：“这个卑劣的坏蛋正陷入困窘之中，过不了几天就要灭亡。我请求陛下不要再次深入不毛之地的荒漠了。”但我说，噶尔丹必须像吴三桂那样被杀死，虽然我们的士兵因连续作战，疲惫不堪，们还是想一展他们的英勇。

……

相关链接

史景迁眼中的邓小平 许知远

“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一份报纸曾这样评价著名的汉学家史景迁。

在英语世界，没人比这位耶鲁大学教授写出“更好看”的中国研究作品。

据说史景迁教授是在咖啡馆中撰写那些历史著作的，浸泡在历史灰尘中的人物都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事实上，他的中国历史作品就像小说一样精彩，它们不仅要接受来自同行的由衷赞扬，还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出生于1936年的史景迁相信，历史并不仅仅是由枯燥的数字与冰冷无情的事实组成，而是那些活生生的个人，他们的喜怒哀乐、雄心与感伤，才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描述也尽量超越地域所限，而将之置放于人类普遍的经验与情感中。他更看重历史的连续性，在《追寻现代中国》中，他将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于明代晚期，直到今天，中国仍在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

这篇对话发生于2004前，那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人人认定正是这位杰出人物把中国引入了正确的航道。如今，5年过去了，由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却陷入了某种停滞，实验精神正让位于一种新的僵化，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卷土重来。此刻，重温这篇访问，或许能够提醒我们，中国发展本应有的轨迹。

1997年，您在一篇悼念邓小平的文章中将邓小平时代与晚清时代相比较，您为何这样做？

我认为在这两个时代都出现了中国的“洋务派”，他们在接触外界、在改革内部构架、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时面临同样的困难。我仍然认为，他（邓小平）的作用在于推动他周围的人，让他们更加灵活。

所以，这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延续？或者，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已经完成？

哦，从晚清到邓小平时代之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那么多的动乱，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

再没有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了。整个世界都在重新审视“现代化”这个词的意义，因此这个术语正处于争论之中。我们不能说中国已经完成了变化的阶段，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在不同层面、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还有不同速度的发展需要完成，中国的构造中仍然存在巨大的断裂。我在英国和美国居住多年，这两个国家也存在巨大的断裂，也还有很多发展没有完成。

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是惊人的，从它的整个外观面貌来看非常明显，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等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人类社会是如此难于组织……英国和美国仍然在寻求许多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问题的解答。

您在您的书中说过，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循环。今天的中国是否已经打破了这个循环？

我希望我的观点不是那么简单。不过我确实说过中国有一个内部不断巩固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其他国家更常见的现象是分裂或者与邻国融合。今天，中国内部经济的联系当然是在不断加强，中国有很多很多的道路可以走。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恒定状态，而是处于一个重组构架的巩固阶段。它仍然在扩展、在实验、在探索阶段，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风险。它需要一个能够面对这些挑战的领导层。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相似阶段吗？

我得深思熟虑地回答这个问题，否则会显得头脑简单。1905年到1920年之间有过这样的时候，中国人开放心胸，准备改变组织规则、改变行为准则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语言，从外国引入词语、不停地探索世界。那时，中国处于困境之中，人们充满实验精神，显示出愿意在某些方面抛弃过去的意愿——但是正如我所说，我不愿意过于简单地做出比较。如果你看看其它时期的中国，比如康熙时代，人们也同样显示出灵活性；我现在研究的晚明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质疑精神的时代，当时的学者开始与西方学者对话，开始接受一些科学的新观念，西方也开始从中国接受一些新想法。

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的某些时段相比不是那么独特，但是它的独特性在于变化的规模。我认为今天变化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按照过去的速度，这样的变化可能需要整个宋王朝的时间才能完成。

您曾经写过关于康熙、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您认为邓小平在这些历史人物中占据什么地位？

我非常肯定，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很强的地位。作为一个外国人，评价他是件困难的事。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忠诚的中共党员，但与此同时，他坚信中国必须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束缚中摆脱出来。在毛泽东去世后他对当时情况作出的反应是非常精明灵活的，包括在党内团结哪些人，如何巩固自己几度不牢固的地位。他的信念就是通过结束束缚来解放中国人的力量，包括缓慢地关闭一些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庄。

这些信念大概是他在后期逐渐形成的。在1978、1979这两年里，中国人需要更新思想，党的领导人也必须考虑如何迎接这一新的挑战。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情，包括吉米·卡特访华，后来邓小平访美——我当时很惊讶，怎么别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阻止他这么做。他在党内团结支持自己的力量方面一定是非常有技巧的。

您会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传记吗？

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有意思，但是可能很难得到邓小平在私人生活方面的资料。我很难在他身上挖出更深的东西，只能通过他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而不是私人生活来了解他。关于他的个性我也只能凭猜测，除了他有很强的个性、很有政治技巧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曾经在华盛顿见过他一面，他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人，成百上千的人蜂拥而至，只为一睹尊颜。他毫无疑问是个强者。

那么，在过去300年中，邓小平处于怎样的地位？

在过去300年里，我所能想到的中国领袖包括康熙、雍正，然后就是一个大跳跃：曾国藩，他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邓小平的强大影响持续了25年，比雍正和曾国藩还要长。

邓小平的经历是非常独特、非常有趣的，他比戈尔巴乔夫要有力得多。

您是何时开始注意邓小平的？

开始的时候是在1966年，我注意到他曾经与周恩来等人留学法国。但是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认为他只是一个党内的组织人物。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才开始注意到他，那时他是作为一个强硬人物引起我的注意的。他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是当时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偶尔有一些外国企业进驻，但是不像今天这种速度。

在后来那些年里，您对邓小平的看法是否随着改革的进程而改变？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知道，他的长寿起了一定作用——你活得越长，得到注意的机会就越多。对我来说，他一直是一个强硬人物，他对什么事情应该有什么限度是非常清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年份里，他已经不太出现在公众场合，也不太出来说话，但是他的政策依然继续。这体现出政策有自己的动力，即使领袖本人已经不再推行它们。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在人们对邓小平的评价中，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被遗漏了吗？

这很难说。他的外交政策、政治和经济政策、提拔年轻人的习惯……他对前苏联和美国的态度、对越南的政策……这些都不是我所熟知的。如果有人写一本关于他的传记，所有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还有他在法国、在四川和广西的经历，他和周恩来的背景的相似之处要多于和毛泽东的相似之处。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是一个适时出现的适当人物。

在过去100年里，中国是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首先我不太敢肯定是否是结构性的变化。中国与历史的割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来自外国的意识形态将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割断了。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又是如此发达。真正可能的结构性变化是中国人的开放心态，他们准备接受如此之多的外来事物：外来文化、外来制度、实用主义、计算机世界、经济理论……诸如此类。

更有意思的是观察在某些领域是否会发生结构性变化，比如家庭关系、尊老的传统等等。

那么，在权力结构中是否发生了变化呢？

对我来说，似乎传统的价值观仍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加强，不过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领域。中国的长年动乱的历史和庞大的人口使得中央政府必须非常小心地解决问题，避免灾祸和痛苦。如果家庭组织弱化了，那么必须有新的组织替代它留下的空白。这些问题不能仅仅由政府来解决，而必须由各类组织参与，共同寻找出路。

今天的改革是否是在与邓小平时代非常不同的语境下进行的？假如邓小平依然在世，您认为他能否理解今日的变革？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好问题。我认为他大概会把握住主要的概念，今天的技术发展、能源问题等等，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而且他善于把握中国的强国之道和弱点所在。至于他能否就此做什么，那是很难猜测的。

我被锁在了自己50年前的价值观中，邓小平则是一个非常善于与时俱进的人。我无法理解新技术，在中国的小县城中我看到很多网吧，但是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太过复杂、难以理解的系统，领导人们也需要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今天的中国与7年前邓小平去世之际所面临的挑战有何不同吗？

在我看来，人们在讨论问题方面更为坦率和开放了，束缚似乎更少了，行动更为自由了。外国人可以跳上飞机就来到中国，可惜你们仍不能随便来美国……

有人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您是否同意？

他的改革也延伸到了教育和军事领域。但是我认为，在一个曾经如此中央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改革的内涵是非常复杂的，它必然伸向不同方向包括政治。它一定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影响家庭、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新一代对世界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是会变化的。

(这篇对话是覃里雯和我共同完成的，是我们合作的一系列采访之一，还有小新，我们三个人一个TEAM。如今想起，那真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