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民四十集》为明代文人茅元仪所撰写。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辽东战事危机，极力主张抗敌御侮，以保卫大明万里江山社稷为大义，属于主战派人物然而生不逢时，虽有伟世之才却壮志难酬，可谓盈恢宏之气而为世俗所羁，满腔的爱国热情不为君王所识，徒对空山明月举眉长叹而已矣，最后因为奸佞小人的忌恨谗言所逼，悲愤纵酒而卒。茅元仪自小聪慧好学，博艺多才。所著书籍文章甚多，《石民四十集》实属鸿编巨制，汇集诗文论稿各种体裁的文章于一炉，共九十八卷，他曾经这样讲“诗与人合”。意思是说文如其人。

少年气蓬勃

肩负的是国家危亡的重托

挽救国家江山壮稷于危若垒卵之际

着力强调把持制海权的重要性

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深刻地意识到国运日衰的现实

在《石民四十集》中

少年气蓬勃

在《石民四十集自叙》中茅元仪这样写道：“少年气蓬勃。恶人抑其锐也，好为沉鸷之言；今其气沉矣，又恶人之抑其钝也，好为剽悍之言。如设境以参之，犹昔锐而今钝。文境亦约略如是。”一方面说明了他的文章的挺拔沉郁为风格自成一体，同时也在另一方面表现出他凛然独立，苍劲雄健的个人风范，茅元仪一直喜欢阅读史书。三十八时就已经通晓二十一史，乃至于朱黄版本点窜达七遍之多，这种披览古今，融贯历史的作风成就了他广博渊富的学识，也使得他能够在面对那些伟异奇卓的文士，经历不幸命运而掩卷沾襟，悲已忧怀的时候，更进一步强化自身承载与肩负的慷慨怀抱，任天下之安危于已身的内在意识。为此，他全身心投入到抗夷灭虏，匡济天下的事业中去，在广阔的天地中展露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和过人的胆识。

肩负的是国家危亡的重托

《石民四十集》作为他生活历程的一种客观记录，集中展现了茅元义内在的胸襟和伟大的人生理想，作为一名辽地的边关将领，他肩负的是国家危亡的重托，举目四望，眼前的敌人不仅有狂悍的蒙古后裔，而且有率女真部落直灭辽蹙宋之雄风的努尔哈赤，剿灭奴酋是他一生不曾放弃的追求。他曾经这样讲：士之所以自立者，以不愧其初心也。天下日夕所患苦者奴虏，元仪日夕所诛夷者奴虏。”（《上孙高阳相公书四》）深切表达了他的一腔爱国之情。茅元仪从军抵御外侮，并不是侈求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光宗耀祖，抬高门楣，只是为了济天下百姓。并且在言谈中不止一次地表白自己在明军扫平东奴之后，献俘凯旋之日，半归隐潜居，和山水同娱的志向，正是“我欲将锐师穷长白，击辽东西数千之地，以还天子，遂长啸故山不受斗大之印，以快其余年。”（《七快堂集》）

挽救国家江山壮稷于危若垒卵之际

他一直以“进未能东＜酋或＞奴，西＜酋或＞夷，退未能任巢许，傲夷齐”（《与王子书》）为耻辱，而热切渴望在“奴警■突，荷戈投芟之时”能被君王重视，为国家重用，挽救国家江山壮稷于危若垒卵之际，拯溺救焚于平虏荡奴之时，即使肝脑涂地献身杀场也在所不惜，他喜欢谈论用兵之道，乐于关心天下之事，熟悉骑射武兵之用，精道于安邦定国之策，所以，对于辽国疆界边防警务的形式有独到而理性的认识，在《海岛情形疏》中，茅元仪详细分析了辽东地理状况以及辽兵与明朝军队的各自优势，提出了先守关以为基，后恢辽以图进，有信地而后可审机（《督理军务事宜》）的军事战略思想以为改掩袭为大举，改牵制为捣灭，而望此一路可成大功者，终梦语也”。

着力强调把持制海权的重要性

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消灭敌人的根本途径。而最佳途径是“我欲全以遏奴之渡河，不如出奇以济我之渡辽”（《寄陶玄晕中丞书》）。因此，他对那些率意用兵，屡履败辙的作法提出了严厉批评有一语中的妙。茅元仪对自己的一整套兵略谋划充满强烈自信，在给皇帝上奏的疏、议中为次加以论述，同时，在给新朋旧友，同门僚属的书信中也竭力畅述。

保持着乐观的态度

茅氏一方面对平灭奴酋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认为奴酋尽管凶悍狡诈，野蛮兽斗，但终究不敌完颜阿骨打或者忽必烈的经天纬地之才，用他的话讲是“奴酋一狡夷耳。观其用兵制胜，剽悍有之，若其疏漏可乘，不可枚举”，所以奴酋可灭，只不过是时间的早晚问题而已。他指出只要知己知彼把握时机，军饷钱粮充足，士卒军力旺盛，就一定能够击败消灭他们，对于这一点，茅元仪深信不疑。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发誓说：“奴酋不荡平者，则请愚仪之头以谢。”

深刻地意识到国运日衰的现实

另一方面，他又深刻地意识到国运日衰的现实，对奴酋南下的危险性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既虑奴今日之南下，又虑奴将的心协为家，即暂去又复来”（《清躬往调集的图大计疏》）以为“然欲得志于奴而特区区一关，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报欧阳ㄍ谷南垣书一》）特别是国家正处于“征调不已，天下物力渐竭，褒血阝不行，天下之心渐去，罚典废弛，天下之纪纲渐灭”的危险境地之中，“奴何忧不得志乎！”（《与唐存忆侍御书》）表明了茅元仪对奴酋实力和雄心的高度重视。为此，他不断告诫人们要抛弃幻想，而避免坐以待毙。在《抚夷志序；女真考》和《近女真考》等文章中，他对奴酋发展的历史作了穷根溯源的说明，想使人们看到“夫女真之兴微矣，竟以一旅之师，亡辽蹙宋。”“女真一小夷耳，授官制贡，奴而使之今颉顽一隅，骚动天下”的事实愤然振起，在《志引·四夷》中把女真与北虏均列为天下大患之首，其用的也在于唤醒朝廷上下将官士吏的警觉和抗敌之心。

在《石民四十集》中

茅元仪不仅记载了“适以建夷匪茹服开元，应奎一门屠戮尽”（《御者开元卫指挥同知应袭何应奎墓碣铭》）的及“边氓以掘参阑也塞，为奴酋所杀，凡三千余人”（《近女真考》）等奴酋的不义之行和残暴之举，而且热情歌颂了奋勇击奴，抗侮御酋，忠贞威武的将士功勋：”高阳公当溃败之余，驱东西孽虏，整顿殴脱四百余里，驻师右屯，游骑出入三岔，奴一夕几惊，自辽阳从沈阳，夏营塞外，几几遁匿矣。”（《督师纪略序》）以为高阳公功高不可磨灭，伟志未可剥夺。

茅元仪《石民四十集》所反映的内容和他的人生轨迹相吻合，纵览全集，抗虏灭奴，保全江山，重振雄风始终是其文集的重要主题。在其书信当中，涉及边关辽边战事的内容历历在目，更不用说疏，议三文了，所以，《石民四十集》与其他同类书籍一样，遭到清庭禁毁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