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疾刍言(概述 序 引)

慎疾刍言书摘(补剂 用药 中风 咳嗽 吐血 痢疾 阴症 老人 妇人 小儿 外科 治法 制剂)

慎疾刍言

概述

《慎疾刍言》，医论著作。一卷。清·徐大椿撰于1767年。本书着重剖析医界流弊，以期医家谨慎治疾。本书内容有误用补剂、内科杂病误治的论述。还有对不同患者（如老人、妇女、小儿）治疗上应有所区分、以及外科病证治法等方面的论述。简明切要，并无浮泛。此书又有王士雄校刊本。经张鸿补辑，改名《医砭》，编入《潜斋医学丛书》中。现存初刻本等二十余种清刻本。

序

医能卫人之生，故天下不可无医；其或促人之命，则天下又不如无医。卢、扁已往，方术多岐，家自为说，人自为书，虽各有所偏，未能一致，而苟能深明乎一家之说，则自有变通补救之方，要无贻害于斯世。近者以此为业，所学未精，遽思谋利，庸医遍天下，而生人之寿考者寡矣！仆阅世已深，见夫男子痨瘵、妇人胎产、小儿惊痘，三者之死，尤可惨伤。当其危急时，医者云舍此无疗病之方，病家云不服亦同归于死也，卒服其方而仍不免于死。仆尝疑之，而未敢以臆断也。今见洄溪徐君所着《慎疾刍言》一书，始知向所见疗病之法，各犯是书所忌，徐君已言之详而戒之切矣。夫以不明医理之人，处骨肉死生之际，药亦悔，不药亦悔，其心诚有难安者，得是书以示指南，庶几不迷所往乎！余恨读是书之晚，固愿世之业医者、疗病者皆得早读是书。乃邮归故里，刊版以广流传榕城。刊是书者为徐君曾孙 ，并书以贻之。

\\x长沙彭蕴章撰\\x

引

余弱冠时，家多疾病，先世所藏医书颇多，因随时翻阅，不过欲稍识方药而已。循习渐久，乃上追《灵》、《素》根源，下沿汉、唐支派。如是者十余年，乃注《难经》；又十余年，而注《本草》；又十余年，而作《医学源流论》；又五年而着《伤寒类方》。五十年中，批阅之书约千余卷，泛览之书约万余卷，每过几时，必悔从前疏漏，盖学以年进也。乃世之医者，全废古书，随心自造，以致人多枉死，目击心伤。数年前曾作《刍言》一册，欲以醒世而鲜克听从。窃思生长圣朝，毫无益于此世，而半生攻苦，虽有着述几种，皆统谈医学，无惊心动魄之语，足令人豁然开悟。因复抠心挖骨，即《刍言》原本，更加痛快剖悉，实因悲悯填胸不能自已，愿览者谅其苦心，虚怀体察，以之治人则敬慎可以寡过，以之治己则明哲可以保身。冀遇信从之有人，庶绵斯道于一线。

\\x乾隆丁亥秋七月巧日 洄溪徐灵胎识\\x

\\x道光五年岁次乙酉夏五月既望曾孙校刊\\x

慎疾刍言书摘

补剂

学问之道，必由浅入深，从未有浅近不知而专求怪僻者。况医法一误，必至伤生害命，尤不可不慎也！夫所谓浅近者，如伤风则防风、荆芥，感寒则苏叶、葱头，咳嗽则苏子、杏仁，伤食则山楂、神曲，伤暑则香薷、广藿，疟疾则柴胡汤加减，痢疾则黄芩汤加减，妇人则四物汤加减，小儿则异功散加减。此皆历圣相传之定法，千古不能易也。至于危险疑难之症，则非此等药所能愈，必博考群方，深明经络，实指此病何名，古人以何方主治而随症加减。今则以古圣之法为卑鄙不足道，又不能指出病名，惟以阳虚、阴虚、肝气、肾弱等套语概之，专用温补，以致外邪入里。驯至不救；间有稍驯谨之人，起病时仍用切近之药一二剂，未即有效，即转而改为温补。不思病之中人，愈必有渐，不可因无速效而即换方也。况所服之方，或未尽善，不思即于前方损益万妥，而遽求变法，又不肯先用轻淡之剂探测病情，专取性雄力浓之品，大反前辙，必至害不旋踵。总由胸无定见之故。当思人之有病，不外风、寒、暑、湿、燥、火为外因，喜、怒、忧、思、悲、惊、恐为内因，此十三因，试问何因是当补者？！

大凡人非老死即病死，其无病而虚死者，千不得一，况病去则虚者亦生，病留则实者亦死。若果元气欲脱，虽浸其身于参、附之中，亦何所用？乃谬举《内经》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气虚固当补矣，所凑之邪不当去耶？盖邪气补住则永不复出，重则即死，轻则迁延变病；或有幸而愈者，乃病轻而元气渐复，非药之功也。余少时见问疾者，闻医家已用补药则相庆病者已愈，今则病势方张，正群然议进参、附、熟地，岂不可骇！其始也，医者先以虚脱吓人，而后以补药媚人。浙江则六味、八味汤加人参、麦冬等药；江南则理中汤加附、桂、熟地、鹿茸、脐带等药。于是人人习闻，以为我等不怕病死，只怕虚死。所以补药而死，犹恨补之不早、补之不重，并自恨服人参无力，以致不救。医者虚脱之言，真有先见之明，毫无疑悔。若服他药而死，则亲戚朋友，群诟病家之重财不重命，死者亦目不能瞑。医者之罪，竟不胜诛矣！所以病患向医者述病，必自谓极虚，而傍人代为述病，亦共指为极虚，惟恐医者稍用攻削之剂，以致不起，或有稍识病之医，即欲对症拟方，迫于此等危言，亦战战兢兢，择至补之药，以顺其意，既可取容，更可免谤，势使然也。此风之起，不过三十余年，今则更甚，不知何时而可挽回也？！

用药

医道起于神农之着《本草》，以一药治一病，但一病有数症（统名为病，如疟、痢之类；分名为症，如疟而呕吐、头疼，痢而寒热、胀痛之类）。后之圣人取药之对症者，合几味而成方，故治病必先有药而后有方。方成之后，再审其配合之法，与古何方相似，则云以某方加减。并非医者先有一六味、八味、理中等汤横于胸中，而硬派人服之也。至其辨症用药之法，如有人风、寒、痰、食合而成病，必审其风居几分？寒居几分？痰、食居几分？而药则随其邪之多寡以为增减，或一方不能兼治，则先治其最急者，所以无一味虚设之药，无一分不斟酌之分两也。况医之为道，全在自考，如服我之药而病情不减，或反增重，则必深自痛惩，广求必效之方而后已，则学问自能日进；若不论何病，总以几味温补投之，愈则以为己功，死则以为病本不治，毫无转计，此则误尽天下而终身不自知也，又其所名陈方者，用柴胡一味即名柴胡汤，用大黄一味即名承气汤，于古人制方之义全然不知，随其口之所指而已。

其医案，则袭几句阴阳虚实、五行生克笼统套语，以为用温补之地，而文人学士又最易欺，见有阴阳、五行等说，即以为有本之学，深信不疑。其人亦自诩为得医学之快捷方式，将千古圣人穷思极想，所制对症之方数千首，皆不必问而已称名医矣！夫医者欲道之行，相习成风，犹无足怪。独是闲居涉猎之人，亦俱蹈袭此等谬说，与医者同声合气，亲知家有病，即往帮助医者，用危言拿住本家，使之不得不用温补贵重之药，以明关切，因而致死。死则以为用此等药原未尝云病者服之必效，不过如此门第之家，于理不该服价贱之药耳！若已生疾，又有人亦以此法毙之，真属可悯！数十年前亦有涉猎医学人，颇能辨别药性，博览经方，今乃相率而入于魔道，其始起于赵养葵、张景岳辈，全不知古圣制方之义，私心自用，着书成家，彼亦不知流弊至于此极也。我知天心仁爱，其转移必不久矣。

中风

中风，北人多属寒，宜散寒，南人多属火、宜清火，而祛风、消痰则南北尽同。古方自仲景候氏黑散、风引汤而外，则续命汤为主方。续命汤共有数首，不外驱风，其随症加减，皆有精义。从未有纯用温热滋补，不放风寒痰火一毫外出，以致重病必死，轻病则使之不死不生。惟日服人参以破其家而恋其命，最可伤也！又有稍变其说者用地黄饮子，以为得阴阳兼补之法，亦大谬也。此方乃治少阴气厥不至，舌喑足痿，名曰痱症，乃纯虚无邪，有似中风，与风寒痰火之中风正相反，刘河间之书可考也。乃以此方治有邪之中风，其害相等。余每年见中风之症，不下数十人，遵古治法，十愈八九，服温补药者，百无一愈，未甚服补药者，尚可挽回；其不能全愈，或真不治者，不过十之一二耳！奈何一患此症，遂甘心永为废人，旁人亦视为必不起之症，医者亦惟令多服重价之药，使之直得一死而可无遗憾，岂不怪哉！愿天下之中风者，断勿以可愈之身，自投于必死之地也。

咳嗽

咳嗽由于风寒入肺，肺为娇脏，一味误投，即能受害。若用熟地、麦冬、萸肉、五味等滋腻酸敛之品补住外邪，必至咯血、失音、喉癣、肛痈、喘急、寒热，近者半年，远者三年，无有不死。盖其服此等药之日，即其绝命之日也。间有见几而停药者，或能多延岁月，我见以千计。故今之吐血而成痨者，大半皆由咳嗽而误服补药所致也。或云五味子乃仲景治嗽必用之药，不知古方之用五味必合干姜，一散一收，以治寒嗽之症，非治风火之嗽也，况加以熟地、麦冬，则受祸尤烈。又嗽药中多用桔梗，桔梗升提，甘桔汤中用之以载甘草上行，治少阴之喉痛，与治嗽宜清降之法非宜，服者往往令人气逆痰升不得着枕。凡用药当深知其性而屡试屡验，方可对病施治，无容冒昧也。

吐血

五十年前，吐血者绝少，今则年多一年。其症本皆可愈，而多不治者，药误之也。盖血症因伤风咳嗽而起者，十之七八，因虚劳伤损而起者，十之一二。乃医者概以熟地、人参、麦冬、五味等滋补酸敛之药，将风火痰瘀俱收拾肺管，令其咳嗽不止，元气震动，津液化痰，不死何待？凡风寒补住，必成痨病，无人不知，今竟无一人知之矣。盖吐血而嗽者，当清肺降气，略进补阴之品；其不嗽者，乃喉中之络破，故血从络出，并不必服药，其甚者，只取补络之药以填损处，自可除根，即不服药，亦能自愈，历试不爽。乃病者进以不服药之说，则虽或面从，背后必非笑随之，进以熟地、麦冬、人参、五味等药，则甘心就死。前者死矣，后者复然，岂非命乎！

痢疾

痢有数种，误治则生死立判。凡脾气不实，饮食不化，昼夜无度，无红白积者，此为脾泻，其方不一，当随症施治。若伤寒传入阴经，下痢清谷，脉微厥冷，此为纯阴之危症，非参、附、干姜不治，患此者绝少。若夫夏秋之月，暑邪入腑，脓血无度，此名滞下；全属暑热之毒，蒸肠烂胃，与阴寒之痢，判若水火。仲景以黄芩汤为主而因症加减，此千古不易之法。今乃以暑毒热痢，俱用附、桂、姜、茸，始则目赤、舌焦，号痛欲绝，其色或变如豆汁，或如败肝，热深厥深，手足逆冷，不知其为热厥，反信为真寒，益加桂、附，以至胃烂肠裂，哀号宛转，如受炮烙之刑而死。我见甚多，惟有对之流涕。更有用六味汤及参、等补药者，于久痢虚乏之人，或有幸中，若邪气未清，非成痼疾，即至不救。盖治痢之方甚多，博考古书，自能穷其变化，何得以不入痢症之药，每投必误也。

阴症

六淫之邪，不但暑、燥、火固属乎热，即风、寒、湿亦变为热。经云∶“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云∶“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故外感总以散热为治；惟直中阴经之伤寒，必现脉紧便青，畏寒倦卧，不喜饮，舌无胎，种种寒象，当用温散，此千不得一者也。何近日之医，举天下寒热杂感，病势稍重者，皆指为阴症，即用参、附、姜、桂，服后而热更甚，并不疑为热药之故，即用熟地、麦冬等，以为补阴配阳之法，竟忘其为外感矣！要知阴症无发热之理，间有寒极似阳而外现热症者，其内症必现种种寒象，然亦当驱散其寒，如麻黄附子细辛汤之类，亦并无补寒之法也。乃以温热之邪，硬派作阴症而全用温补，真千古之奇闻也。又有以梦泄、房劳之后而得外感者为阴症，更属笑谈。夫邪果入阴经，即无房劳等事，亦属阴症；如邪不入阴经，则自有本症治法，与阴何干？若云外邪乘虚入肾，则尤当急驱肾中之邪，岂可留邪烁肾？又有用热药之后，其热势益增，忽转而改用大寒，乃是以药试病矣。要知一病有一病之方，岂无对病和平之药，乃始投之火即转而投之水何也？然其死也，病家不咎热药之误，而咎寒药之误何也？盖人之死也必渐冷，服热药而反冷，则信以为非药之故；若服寒药而冷，则明明以药使之冷矣。故热药之杀人不觉，而寒药之杀人显然，所以医者宁可用补用热，虽死而犹可免咎也。

老人

能长年者，必有独盛之处。阳独盛者，当补其阴；阴独盛者，当益其阳。然阴盛者十之一二，阳盛者十之八九。而阳之太盛者，不独当补阴，并宜清火以保其阴。故老人无不头热、耳聋、面赤、便燥，现种种阳症。乃医者为老人立方，不论有病无病，总以补阳为主，热盛生风，必生类中等病，是召疾也。若偶有风寒痰湿等因，尤当急逐其邪，盖老年气血不甚流利，岂堪补住其邪，以与气血为难。故治老人之有外感者，总与壮年一例，或实见其有虚弱之处，则用轻淡之品而量为补托。若无病而调养，则当审其阴阳之偏胜而损益使平。盖千年之木，往往自焚；阴尽火炎，万物尽然也。故治老人者，断勿用辛热之药，竭其阴气，助其亢阳，使之面红、目赤、气塞、痰壅、脉洪、肤燥，当耆艾之年，而加以焚如之惨也。

妇人

妇人怀孕，胞中一点真阳，日吸母血以养，故阳日旺而阴日衰。凡半产滑胎，皆火盛阴衰，不能全其形体故也。近人有胎前宜凉之说，颇为近理。至于产后则阴血尽脱，孤阳独立，脏腑如焚，经脉如沸，故仲景专以养血消瘀为主，而石膏、竹茹亦不禁用，余每遵之，无不立效。乃近人造为产后宜温之邪说，以姜、桂为主药。夫果阴阳俱脱，脉迟畏寒，血水淋漓，面青舌白，姜、桂亦有用时；乃血干火燥，纯现热症，亦用热药，则经枯脉绝，顷刻而毙，我见以百计。更有恶露未净，身热，气塞，烦躁，不寐，心烦，腹痛，皆由败血为患，亦用姜、桂，助其火而坚其瘀，重则即死，轻则变成蓐劳。世之所谓女科名家，一例如此。盖胎产乃天地生育之机，绝少死症，其死皆药误也。造为此等邪说者，九死不足以蔽其辜。又胎产药中，不用生地而用熟地，亦全失用药之理，不可不思也。

小儿

小儿之疾，热与痰二端而已。盖纯阳之体，日抱怀中，衣被加暖，又褪褓之类，皆用火烘，内外俱热；热则生风，风火相煽，乳食不歇则必生痰；痰得火炼则坚如胶漆，而乳仍不断，则新旧之痰日积，必至胀闷啼哭，又强之食乳，以止其啼，从此胸高气塞，目瞪手搐，即指为惊风，其实非惊，乃饱胀欲死耳！此时告其父母，令减衣停乳，则必大愠，谓虚羸若此，反令其冻馁、无不唾骂；医者亦不明此理，非用刚燥之药，即用参、滋补，至痰结气凝之后，则无可救疗。余见极多，教之适其寒温，停其乳食，以清米饮养其胃气，稍用消痰顺气之药调之。能听从者，十愈八九；其有不明此理，反目为狂言者，百无一生。至于痘科，尤属怪诞，痘为小儿之所必不免，非恶疾也。当天气温和之时，死者绝少，若大寒大暑，其元气虚而稠密者，间有不治。其始欲透发，其后欲浆满，皆赖精血为之。乃未发以前即用大黄、石膏数两，以遏其生发之机而败其元气，既而即用蚯蚓数十，蛴螬数个，及一切大寒大热之品，如蜈蚣、蝎子、鸡头、猪尾之类，又将地丁、银花等粗之品数两，煎汁而灌之，增其毒而倒其胃，此等恶物，即令医者自服之，亦必胃绝肠裂，况孩提乎！凡用此等药者，必预决此儿死于何日，十不失一，其父母翻盛称其眼力不爽，孰知其即死于彼所用之药也。或有元气充实，幸而不死者，遂以为非此等大药不能挽回，而人人传布，奉为神方矣！更可异者，强壮之年，医者黄芩、麦芽，俱不敢用，以为克伐；孩提之子则石膏、大黄，成两成斤，毫罔顾虑，至此而极，无奈呼天抢地以告人，而人不信也。又有造为螳螂子之说者，割开颐内，取出血痰。此法起于明末海滨妖妇骗财之法，惟苏、松二处盛行，割死者甚众。盖小儿有痰火者，吃乳数日，必有一二颐肿，厌食，名曰妒乳。用薄荷、朴硝为末，搽一二次即愈，即不治亦愈。至所割出之痰块，或大或小，人因信之。不知颐内空虚之处，人人有此，割则复生，并非病也。不然，何以普天下之小儿，从未有患螳螂子而死者，独苏、松有此病耶？此亦一害，故并及之。

外科

治外科，始起欲其不大，将成欲其不痛。大则伤肌烂肤，腐骨穿筋，难以收口；痛则冲心犯胃，耗血亡津，恶症丛生矣。故始起之时最重围药，束其根盘，截其余毒，则顶自高而脓易成，继则护心托毒治其内，化腐提脓治其外，自然转危为安。乃始则不能束毒使小，又无护心定痛之方，惟外用五灰、三品，内服桂、附热毒等药，必至腐肠烂肉，更轻用刀针。割肉断筋，以致呼号瞀乱，神散魂飞，宛转求死，仁人之所不忍见也。况痈疽用刀太早，最难生肌收口。凡毒药刀针，只宜施于顽肉老皮，余者自有提头呼脓之法，至于恶肉，自有消腐化水之方，故能使患者绝无痛苦，收功速而精神易复。乃此等良法，一切不问。岂传授之不真，抑或别有他念也。更可骇者，疮疡之症最重忌口，一切鲜毒，毫不可犯，无书不载。乃近人反令病者专服毒物，以为以毒攻毒。夫解毒尚恐无效，岂可反增其毒，种种谬误，不可殚述。间有患外症之人，若用安稳治法，全不以为妙，用毒药刀针者，血肉淋漓，痛死复活，反以为手段高强，佩服深挚，而遍处荐引。因知疾痛生死，皆有定数，非人所能自主，而医者与病患以苦楚，亦病者有以召之也。

治法

凡病只服煎药而愈者，惟外感之症为然，其余诸症，则必然丸、散、膏、丹、针、灸、砭、镰，浸洗、熨、，蒸、提、按摩等法，因病施治。乃今之医者，既乏资本，又惜功夫，古方不考，手法无传，写一通治煎方，其技已毕。而病家不辞远涉，不惜重聘，亦只求得一煎方，已大满其愿。古昔圣人穷思极想，制造治病诸法，全不一问，如此而欲愈大症痼疾，无是理也。所以今人患轻浅之病，犹有服煎药而愈者，若久病大症，不过迁延岁月，必无愈理也。故为医者，必广求治法，以应病者之求。至常用之药，一时不能即合者，亦当预为修制，以待急用，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奈何欲施救人之术，而全无救人之具也。

制剂

古时权量甚轻∶古一两，今二钱零；古一升，今二合，古一剂，今之三服。又古之医者，皆自采鲜药，如生地、半夏之类，其重比干者数倍，故古方虽重，其实无过今之一两左右者。惟《千金》、《外台》间有重剂，此乃治强实大症，亦不轻用也。若宋、元以来，每总制一剂，方下必注云∶每服或三钱，或五钱。亦无过一两外者，此煎剂之法也。末药则用一钱匕；丸药则如桐子大者十丸，加至二三十丸。试将古方细细考之，有如今日之二三两至七八两之煎剂乎？皆由医者不明古制，以为权量与今无异，又自疑为太重，为之说曰∶今人气薄，当略为减轻。不知已重于古方数倍矣，所以药价日贵而受害愈速也。又有方中熟地用三四两，余药只用一二钱者，亦从无此轻重悬殊之法。要知药气入胃，不过借此调和气血，非药入口即变为气血，所以不在多也。又有病患粒米不入，反用腻隔酸苦腥臭之药，大碗浓煎灌之，即使中病，尚难运化，况与相反之药，填塞胃中，即不药死，亦必灌死，小儿尤甚。又不论人之贫富，人参总为不祧之品。人情无不贪生，必竭蹶措处，孰知反以此而丧其身，其贫者送终无具，妻子飘零，是杀其身而并破其家也。我少时见前辈老医，必审贫富而后用药，尤见居心长浓，况是时参价犹贱于今日二十倍，尚如此谨慎，即此等存心，今人已不逮昔人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