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旭峰，1982年出生于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新锐青年学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硕士阶段基本完成四部著作以及大量随笔，字数在两百万以上，主要作品有《“来龙去脉”看中国》、《两百年中国——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一世纪中期》、《世界主要社会形态及走向》等。 提出“人的社会的相对论——社会是社会结构与思想体系的双变合体”， 以动态和整体的视界审视与解析中国与世界的“来龙去脉”，反驳了“历史终结论”和静态的“文明”的观点，以及孤立的以经济、政治、思想来观照社会进程的几种观点。

人物简介

主要成果

主要影响

人物简介

邵旭峰，新锐青年学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

1982年出生于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乡下农村。

2002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6年参加工作，在定西市山区教书。

2006年到2008年先后两次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 2009年报考清华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同年调剂进入西北师范大学，师从李朝东教授，学习西方哲学专业至今。

邵旭峰自幼热爱文学写作和历史，喜欢古文，有深厚的人文积淀。在艰难的生活中有着丰富的求学经历并保持着远大的理想，坚持学习和思考，对于文、史、哲，经济、政治、社会等人文社科均有系统与深入的涉猎，对于生活有细微的体悟，对于时代和社会有深刻的洞察和全面的谋构。其文笔洗练、精准，知识视界宽广，理论与现实结合，见解超凡。是这个肤浅和躁动的时代，少见的有志与有为青年。

长期的积累和思考之后，邵旭峰从2008年开始动笔，到2011年末，先后完成《“来龙去脉”看中国》、《两百年中国——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一世纪中期》、《世界主要社会形态及走向》三部著作以及大量随笔，字数超过160万字，而此时，他正在硕士第三学年的学习阶段。《中国的明天、人类的黎明》、《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思想变化》正在写作之中，预计2012年年中完成。到硕士毕业，邵旭峰创作将在200万字以上。

磨难和敌人是人生最好的老师，教会人太多内容，使人完成许多看似的不可能······

主要成果

《中国方向》后改为《俯瞰中国》，最后定名为《“来龙去脉”看中国》。

在该书中，作者用两次社会巨变廓分整个民族的历程，从外在的社会结构与内在的思想体系两个层面，从经济、政权，思想三条线索出发，整体勾画中国的“来龙去脉”，站在“人的高度”，前瞻中国的未来。 作者的主要观点在这部著作中形成。

在回顾历史线索之后，作者认为，中国现在处于第二次社会整体巨变的十字路口，必须很好地“继往”，才能更好地“开来”。“继往”最主要是继承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开来就是完成中华民族精神的跨时空链接，推扬到现实社会结构与思想体系之上去。

《两百年中国——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一世纪中期》。

该书所写，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中国的第二次社会巨变”——中国由中央集权社会向“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国家”转变。是对第一部著作中的部分内容的抽出和细化、扩大。

如果说中国在1949年的作为是在空前的内忧外患夹击之下，被迫而为的话，那么在1949年之后，则“主动”地犯了许多错误，走了许多弯路。由于总体谋构的迷茫——没有结合时代从经济、政权、思想体系三个方面推进中国的进程，因而导致了两大失误：首先是1956年到1976年“两个十年”的迷途；再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一军突进之后，政权与思想体系建设严重滞后，三条主要线索严重失衡，造成了现在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体制问题、国民思想问题，以及环境与资源问题，复杂而严峻的国际环境问题。

经济由于滞后而更加臃肿的政权结构、迷茫而欠缺的人才培养、极大破坏的环境与过度浪费的资源、过量的人口问题四大因素制约，而呈现畸形状态；政权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市场化而民主化，反而盲目扩大了党员队伍，与经济呈反向发展，于是“权钱”运行不畅而形成庞大的权钱联盟——“既得利益集团”，市场经济呈现严重的“一边倒”，市场经济的第一原则——“公平”被破坏。由于中国的传统思想体系早已解体，民族精神失去理论支持处于脆弱的漂浮状态，而新的思想体系由于其主干——社会结构的冲突、矛盾、模糊，而呈现严重的混乱与迷茫状态——肤浅和躁动遍布流行、物欲与“人本身”荒诞地对峙。

国内严重复杂的社会问题，严峻的国际形势，迫使中国必须紧迫而稳健、科学地规划之后的进程，以便顺利地完成第二次社会整体巨变。无论如何，中国的第二次社会巨变必须在未来四十年左右完成。这一转变必须正视“现代化”要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权，相应的思想内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更要保持“人的高度”——从社会结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权的关系结构）与思想体系（全民具体的思想观念、理论思想、民族精神）两个方面落实，具体来说，就是构建“民主政权正视又高于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在相应的思想体系之中切实注入人文因素与情怀······

《世界主要社会形态及走向》。

作者以自己的基本观点“人的社会的相对论——社会整体是社会结构与思想体系的双变合体”立论，从经济、政权、思想体系三条主线入手，构架“轴心时代”左右形成的三种社会形态：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宗教地区；然后是其各自的衍变和相互的渗入、影响；最终形成今天的四种主要的社会形态：西方、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次要的社会形态。

现今世界最大的特点是物欲与神灵并出，体现为：除过中国以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构建了随顺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权”——是物质决定人的社会结构；在如此的社会结构之上（伊斯兰世界）、之侧（西方与其他地域）增加神灵的光环，以平衡物欲对“人本身”的冲击。物欲弥漫、宗教全面复兴，二者越来越强烈地纵向（伊斯兰世界）、横向（西方）撕扯“人本身”。而在中国，落魄的民族精神在物欲的大潮面前正在做最后的抗争······

邵旭峰认为，随着基本经济生活的融通，未来世界必然全面走向融通，但是在近期之内，所有国家都将向西方、伊斯兰、中国三种最为主要的社会形态靠拢——印度其独有的印度教从根本上拒绝其他社会形态的靠近。也就是说，近期之内，西方、伊斯兰、中国三足鼎立与对抗的态势将越来越明朗——印度将成为这三足之外最为重要的游移因素。眼下，西方力量正在衰落，伊斯兰世界正在加快融通，中国正在第二次社会巨变的攻坚阶段。不过情况很可能发生逆转。

从长期来说，虽然世界的融通是必然的，但是也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物欲与神灵的潮流消退，“人的高度”重塑；二、物欲与神灵完全主导与接管人类，人类完全失去自我，最终彻底被撕裂。这两种结果都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第一种结果取决于中国顺利完成第二次社会的理想巨变，而以“真正的人的社会形态”普照与影响世界各国，更为重要的是其他社会形态内部人性之光的重现。

黎明取决于朝阳的喷薄，更重要的是心灵深处尚有微光······

主要影响

邵旭峰将经济、政治、思想三条人类社会发展的主线索统合考虑，缕析主线、兼顾整体，更站在“人”的高度，构建社会发展框架，解析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脉络、并前瞻世俗与理想的走向，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邵旭峰提出“人的社会的相对论——社会是社会结构与思想体系的双变合体”、“用两次社会巨变廓分中国的来龙去脉”、“社会结构是经济与政权的双螺旋线结构”、“思想体系的主干与基础是社会结构”、“人的高度”等辉煌观点，以此立论并获得成果，在社会科学界引起关注。

针对中国愈来愈尖锐的体制问题和国民日益躁动的民主呼声，邵旭峰提出“在自给自足与封闭经济基础之上，集权政权是必然的政权形式；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民主政权是必须也是必然的政权形式。政权的民主程度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开放与发达程度——从基本的经济关系与观念两方面决定。”的基本论点予以解析与展望，引起极大认同。他说：在1978年以前，一党专政是必然的政权形式，和感情上的喜不喜欢没有关系，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是各业和各生产单元各自孤立的状态——由中央按照“计划”调控，这和中央集权社会的经济与政权关系没有本质区别；在1978年以后，民主政权的要求越来越明朗和理性、全面，民主政权成了必然大势，和对党的爱不爱也没有关系，因为市场经济已经逐渐在全民层面铺开、并在整个世界沟通。

邵旭峰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权形式必然是民主，关键在于构建怎么样的民主政权、或者说如何处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权的基本关系：是西方式的完全随顺于市场经济的民主政权？还是既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又不囿于和高于市场经济的人民民主政权形式。他认为，后者所揭示的社会结构（经济与政权）状态和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是契合的，并予以独到的理论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