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影响决策

行为不理性

限制利益团体

概述

又称为利益集团，指那些被列入政治体制的利益群体，它们利用本身的强大组织，影响政治决策。 利益团体通过左右制度规则的制定来为其小团体谋利，从而损害其他人利益的。

影响决策

1970年代，管制经济学开山祖师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研究各国政府对市场干涉行为后指出，看起来很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透过管制对社会一些群体进行交叉补贴的行为却惊人地类似，比如让长话客户补贴市话用户，让低谷时的用电户、通话者、道路使用补贴尖峰时的使用者，等等。

是不是各种利益团体在看似不同的政体中“生产”政治影响力的动机与成本其实差别不大呢？为什么在一般的用语中，利益团体常被称为“特殊利益”团体？一般利益在各国政坛上又为什么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呢？

在市场经济之中，任何一项税收或补贴、或任一项政府管制的改变都会使一部分人得利，另一部分人受损。好的制度，也就是有效率的制度，是使那些总得益大于总损害的政策得到执行，相反效果的政策则会遭到否决。

任一政策的受益人与受害人，都会试图影响政府决策过程，如果他们的影响力与其利益变动成正比，那在受益与受害团体间的谈判、交易甚至斗争的过程中，好政策自然会胜出，因为得益方的力量比受害方的力量大，而无效率的政策自然会遭否决。此时，政治市场中的竞争均衡会是有效率的，我们就可以不管，就应该放任利益团体的组织、竞逐——如果假设这些组织、活动费用可以不计的话。可惜，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要动员那些利益团体的成员共同支持或反对某项管制或税目，必须要想法让他们每人出钱出力，这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争取来的政策对小团体而言是“公共品”——为了维持外资超国民待遇，外资汽车公司、A地方政府写信给商业部、出钱请教授做“研究”写文章，反对外资待遇国民化。而外资电脑公司、B地方政府不必花钱、花力气、花面子，一样可以享受外资汽车公司、A地方政府“辛苦”争取来的政策。

换言之，外资电脑公司与B政府可以搭外资汽车公司与A政府的便车，可以不劳而获。所以要动员这些利益小团体们不容易———每人都希望别人努力“游说”，自己则坐享别人争来的“公共品”(政策)，而且这种搭便车的动机会随此群体的人数增加而不成比例地增加。

行为不理性

所以建立一个能克服这种“三个和尚没水喝”问题的组织，其组织成本会随其人数增加而不成比例地增高，其能发出的影响力会不成比例地减小。换句话说，利益愈集中力量愈大，愈分散则力量愈少，特殊利益团体会因此系统性地压倒较广泛的利益，更会压倒全民(国家)利益。

通常一个政策的得益方与受害方，其分散度并不相同，双方在政治市场中能发出的能量，并不会与他们的利益成正比。胜出方未必就是那些总得益大于总损害的好政策。

事实上，对美国政府经济管制行为的主要结论是——行为不理性，系统性地偏离效率准则，偏离任何所谓的“公平”标准，即使何谓“公平”本身也并无定论。

所以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角度，我们不能将经济政策交付给利益团体“博弈”决定。比如在美国：几百户甜菜农，联合了从玉米中提取果糖的加工厂与玉米农，竟然使美国糖价几十年间比国际市场贵几倍，而3亿受害的消费者加上用糖大户可口可乐等食品巨人竟然一路输到底———尽管其总受损量清楚地大于糖业的得益量。东南部一小撮幸存的纺织厂，其工厂主及工人，竟然能让美国政府要求外国政府对纺织品设限，等于“逼”外国政府(或厂商)收取美国的关税，使美国消费者受到的损害远远超过这一小部分人的得益，达数十年之久。

在得票多者胜的美国式民主下的政治市场上，似乎总是多数服从少数，以至政府决策明显地、系统地偏离“全民利益”

限制利益团体

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北京提醒国人，“中国要把利益集团对经济的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随着第三次改革大讨论的兴起，“利益集团”这个以前处境暧昧的词语一时间成为“显语”，凡讨论改革争议几乎必提及“利益集团”或是“利益团体”。对于既得利益团体对经济的影响，很多经济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既得利益团体是如何通过左右制度规则的制定来为其小团体谋利，从而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如何看待利益集团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角色？这是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有不少人认为，当前中国存在着很多不同的利益群体，应该承认他们的利益不同，让他们在法律体系下按照正常的程序建立自己的组织参与改革进程。这种看法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是正确的。因为它们有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可以限制和制衡利益集团的运作，不至于失去平衡。但是，对一个经济落后、现代市场体制不完备的国家，利益集团过早的合法化和公开化恐怕会适得其反。中国经济就处于这样类似阶段。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不同利益集团的力量和运作能力显然是不同的，这样公开承认利益群体的存在，让他们形成自己的组织，从而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将很容易强化个别利益集团的作用，令改革和经济政策进入歧途。其实，成功的改革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当政者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而启动并推动的，而利益集团一般是改革的阻力。一般说来，面对危机，利益集团的均衡容易被打破。今天的中国经济恐怕谈不上有什么危机，所以一旦形成利益集团的均衡，难以打破，改革将举步维艰。所以，我们既不能忌讳也不能热衷于谈“利益集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