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取得制度系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移转或其他物权的设定为目的，移转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

制度特征

试论善意取得(善意取得制度概述 关于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研究 关于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研究 结束语)

制度特征

(1)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

(2)民事法律关系是平等主体间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

(3)民事法律关系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社会关系。

这一制度是近代以来日耳曼法“以手护手”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实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善意取得制度在法律上的逻辑依据系法律上承认占有公信力的逻辑结果，其实践依据是保护交易安全。

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包括标的物、让与人、受让人、“取得行为”四方面。

善意取得制度的效力中善意取得基本法律后果是受让人取得动产所有权。

我国司法实践承认一定情形下善意第三人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所有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的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任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善意取得制度是适应商品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法律制度。在广泛的商品交换中，从事交换的当事人往往并不知道对方是否有权处分财产，也很难对市场出售的商品逐一调查。如果受让人善意取得财产后，根据转让人的无权处分行为而使交易无效，并让受让人返还财产，则不仅要推翻已经形成的财产关系，而且使当事人在从事交易活动时，随时担心买到的商品有可能要退还，这样就会造成当事人在交易时的不安全感，也不利于商品交换秩序的稳定。

本文试图从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基础和理论基础出发,通过分析善意取得的构成,以期对善意取得制度进行再探讨,并着重对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应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进行阐述。

试论善意取得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商品交易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和空间中频繁进行。从事商品交易的当事人很难知道对方是否对其占有的物品拥有所有权，也很难进行查证。况且在商机万变的信息时代，在一般情况下，要求当事人对每一个交易对象的权利是否属实加以查证，不太现实。如果受让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权转让该财产，而在交易完成后因出让人的无权处分而使交易无效使其善意第三人退还所得的财产，这不仅要推翻已形成的财产关系还使当事人在交易中心存疑虑，从而造成当事人交易的不安全，法律为了避免这些不安全因素的干扰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虽然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尚未确认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承认善意购买者可以取得对其购买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财产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指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善意取得制度概述

（一）善意取得的概念

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在不法将动产转让给第三人以后，如果受让人在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就可以依法取得对该动产的所有权，受让人在取得动产的所有权以后，原所有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财产，而只能请求转让人（占有人）赔偿损失。[1]

（二）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基础

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是均衡所有权人和善意受让人利益的一项制度，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所有权人的利益，保证所有权安全。其次它侧重维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促进交易安全。当所有权人与善意受让人发生权利冲突时，应当侧重保护善意受让人。这样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还有利于鼓励交易。这种情况下，对所有权人利益的限制，我们可以认为是对所有权人在托付别人保管自己财产或管理自己财产时不尽注意义务，而使他承担相应不利后果的责任。

（三）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

关于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基础，多数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取得时效说。时效制度，以时间及时间之经过为其构成要件，而善意取得制度则与时间及时间之经过没有联系，所以，时效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制度。（2）权利外形说。占有人应推定其为法律上的所有者，故受让人有信赖之基础。（3）法律赋权说。善意取得是由于法律赋予占有人处分他人所有权的权能。（4）占有效力说。善意取得系由于受让人受让占有后，占有之效力使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上承认占有公信力的逻辑结果，即赞成权利外形说。[2]

关于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财产的流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常常将犯罪所得赃物以低于市场交易价格出卖，许多与案件无关的第三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购买或接受该物品，这就形成了 “赃物的善意取得”。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当公安机关追查案件中赃物的下落和去向时，常常也会遇到赃物已被犯罪嫌疑人通过民事流转转让给不知情的第三人合法占有的情形。

所谓赃物，应包括经由走私、盗窃等方式取得之物。

（一）司法实践中关于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

我国司法实践中，承认善意购买者可以取得对其购买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财产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指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根据我国法律和司法实践，对于赃物、遗失物等不适用于善意取得。我国法律严格禁止销售和购买赃物，即使买受人购买赃物时出于善意，也不能取得对该物的所有权。根据《民法通则》第79条的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归国家所有或归还失主，也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1]所以如果所有人因为被盗、遗失等原因而丧失对其财产的占有以后，不问财产几经转手，所有人都有权请求最后占有人返还。如果最后占有人是善意的，也支付了一定的金额。所有人在取回该物时，应该偿还占有人的损失。因为占有人在保管该物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而且最后占有人往往在占有该物时出于善意并非恶意。如果不对善意占有人的利益加以保护反而使其正当的利益受到损害，必然会造成不良后果。同时，根据我国司法实践，如果受让人是无偿取得某项财产的，则不论其取得财产时是善意还是恶意，所有人都有权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

（二）关于否定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概述

我国理论界对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有以下几种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采用否定说，认为赃物不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另一种观点认为，赃物仍是自由流通物与其他市场交易的商品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2]本文采取第一种观点既否定说，因为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与保护交易安全同属于民事立法中应当遵循的法律原则，一方面，如果不对所有权人的利益进行保护，正常的交易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因此，在交易安全和所有权人利益的保护中，相比之下后者具有在先性。另一方面，对所有权人的利益加以保护，已经成为当代司法实践中的一种趋势。对于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第二种肯定说的理由目的是要保护交易安全以维持正常的市场交易。但应当注意的是：首先，在正常的市场交易情况下所有权人对自己的合法财产进行交易是基于自己意志而为之的行为，而赃物作为非基于所有权人的意志而丧失对其占有的物，根本就不具备所有权人要处分该物的意思表示，若仍适用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对于所有权人过于苛刻，并且与我国的物权法相冲突。其次，赃物作为交易的标的物，在交易的总量中毕竟只占很小的比例，否定赃物适用于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根本不会影响到正常的市场交易。最后，否定赃物适用于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还可以收到反制各种销赃行为的功效。当今我国正在严打的历史阶段如果对于盗窃物适用善意取得势将为不法分子打开一道绿灯。例如：甲从乙处盗窃一把自行车，卖给自行车寄卖店，寄卖店再转手卖给丙。假如赃物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丙出于善意在支付低于市场价金的同时即获得了对该赃物所有权，乙便无权向丙要求返还占有物(自行车)。甲为此获得了不法财产，丙也同样在低于市场价格的情况下购买了同样的商品。这样等于间接性的鼓励了甲从事盗窃活动，而丙在获得赃物所有权的同时也为甲解决了销售方面的问题，因而从长远来看只有保证原所有人乙的权利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现象。所以我国司法实践历来就采纳否定说，实践证明这种作法对保护原所有人的正当利益，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是十分必要的，未来立法应坚持这一作法。

关于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研究

（一）不动产以登记为占有要件和公示效力

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所有权属于物权，物权是一种对世权，对世权是以对方知情为前提的。因此，物权必须具有对世的公示效力。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占有；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登记。占有仅对动产具有公示力，即普通的第三人对动产的占有人一般都会推定为该动产的所有权人，第三人正是基于这种占有的公示力而误以为无处分权人就是所有人，因此于无处分权的占有人进行交易行为，第三人的信任基础是占有的公示力。对于不动产而言，标的物的转移占有并不移转所有权，只有经过登记才能取得所有权移转的效力，因此不动产经过登记以后法律自然就赋予了它具有公示效力。

（二）关于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的概述

对于善意取得制度是否适用于不动产，理论上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是以登记为要件，交易上不致于误认为占有人为所有权人，因此认为不动产的交易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另一种意见认为，在不动产的交易中，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导致登记错误、疏漏、未登记等原因发生无权处分问题，那么第三人也同样存在是否知情即是否为善意的问题。[3]如果不动产交易中的第三人取得不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应该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出发，同时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应当允许在不动产上适用善意取得。

本文倾向于后一种意见，认为不动产物权也应当适用于善意取得制度。

理由如下：第一，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接触更加紧密,为了与世界接轨避免不必要的国际纠纷，我国应该加快对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作出详细的规定。有的国家立法明确规定不动产适用于善意取得。尽管我国的司法解释把善意取得制度局限于共同共有不动产中的善意取得，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立法意图中善意取得已不再局限于动产的善意取得，而渐渐向不动产扩展。第二，从理论上来说，善意取得应适用于不动产物权的取得。首先，从善意取得的目的上来看，善意取得的本质在于涉及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冲突时，应该舍弃前者而注重保护后者。其次，有学者指出，交易安全是较之“静态的财产安全” [4]，在法律上体现了更丰富的自由、正义、效益和秩序的价值元素。[5]可见，善意取得制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的正常进行，保障善意受让人的利益。那么既然不动产交易也会因工作人员的疏忽大意，导致登记错误、疏漏、未登记等原因发生无权处分问题，则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秩序的目的出发，应当允许第三人获得不动产物权，即善意取得当然适用不动产物权。第三，从实践中不动产的登记来看，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内容与实际权利状态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并不能果断的说不动产领域绝对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例如：现实生活中在汽车多次转手，均未办理登记过户手续的情形，汽车的实际上的所有人与登记上的所有人不一致，一旦该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法院往往判决登记上的所有人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实际上的所有人不承担责任。这样的判决既不公正也不合理。[6]按照物权法草案的规定，对于汽车采登记对抗主义，在汽车转手未办理登记过户手续的情形，登记上的所有人如果能够举证证明该汽车已经转让给他人，即可免于承担赔偿责任。[7]针对以上登记内容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情况，为了照顾到原权利人利益，保护善意受让人，维护交易秩序的正常进行和保障交易安全，我们就应当运用善意取得制度来权衡不动产原所有权人和善意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我们再从一个案例来看不动产的善意取得。案情：2003年1月，王某将自己的房产出租给了周某，趁办理租赁手续之际，周某复印并伪造了王某的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契税本，并用伪造的房产证调换了王某的真实房产证。随后，周某将该房产以19.8万元的价格卖给了杨某，并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2003年2月，王某和杨某发现了真相，双方发生争执。王某认为，周某基于诈骗行为而出卖房屋的行为是无效的。杨某则认为，王某的房产证是假的，而自己的房产证是真实的，并且与房产登记机关的登记记录一致，自己在房产买卖过程中尽到了善意买主的审查义务，是房产的合法所有人。[8]

本案涉及的是诈骗条件下的不动产善意取得问题。关于不动产的善意取得问题，我国现行立法尚没有专门的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被视为我国确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标志。[9]但我国目前实际上只是部分承认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对于共同共有以外的不动产是否适用于善意取得并无具体规定。

综上所述,结合本案周某的诈骗行为是基于王某租赁行为产生，并且王某将证件交给周某，导致了伪造行为的便利，对此王某有过失。房产已作产权变更登记。房产变更登记是房产转移的必备条件，作为房产买卖合同的出让方其履行义务完毕的标志除交付房屋外也必须协助完成房产变更登记手续。假如判杨某对该不动产不拥有所有权。则不利于交易安全同时使杨某遭受巨大损失，善意的三人的合法利益也得不到保护。在不动产善意取得中，探讨当事人之间的过错，以及基于这种过错确定双方各自应当承担的价值损失比例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基于诈骗行为而导致的房款价值损失，应当由王某和杨某根据过错比例共同承担。

由此可见，我国立法应该尽快完善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使法官在司法判决中有据可依，从而能够做到司法公正避免当事人之间不必要的纠纷。

结束语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司法制度在一步步的完善但是不可否认有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在民法善意取得方面应该把不动产和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更加明确化精细化，以减少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

未来立法应当明确善意取得的概念，把不动产包括在善意取得制度之中。有关赃物方面可以规定为:“对于经由走私和盗窃之物,不得适用善意取得。”从而使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更加明确更加完善。

理解举例:A（善意第三人；受让人）从B（占有人，让与人，无权处分人）手中买了一辆自行车[合理价格]，但B是从C（权利人）借来的，A有占有了这个自行车的状态，C对自行车的权利消灭，最终我国特权法会认为A取得这辆自行车的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