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220年起，在我国历史上先后建立了魏、蜀、吴三个国家，它们三分东汉州郡之地，各霸一方，称王称帝，互相对峙，这种政治局面习称为“三国鼎立”又称为“三国分立”。

分立局面

贾诩与三国分立

分立局面

魏、蜀、吴三国鼎立期间，虽然兼并战争仍旧继续进行，但是，由于三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都比较重视在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比起东汉末年那种无数军阀割据的纷乱局面来，相对地说要好得多。实际上三国鼎立是中国遭受十几年大破坏以后逐渐恢复统一的一个过渡阶段，三国的统治者在本国内所采取的某些政治、经济措施，如曹操的屯田和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蜀汉诸葛亮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赵，外结孙权，内修政治”的策略；孙吴发展世家大族的统治政策等，客观上对全国的统一都起着有益的作用，它们的产生和存在都是合理的。

这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数曹操。无论军事还是文学，他都引领了这个时代的潮流。正是他的出现，使得原本复杂的三国局面变得更加异彩纷呈、扑朔迷离。

三国鼎立时期战争三国的鼎立，也是三国间长期的、更复杂纷争的开始。

三国鼎立时期的战略要地主要有淮南、荆州、汉中。淮南、汉中分别为魏吴、魏蜀的边境地，而荆州为三国接壤，且当时各占一部，是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曹操于荆州赤壁战败还北方后，成功地进行渭南之战，全据关中，同时在谯(今安徽亳州)开辟水军训练基地。面对孙权、刘备两个对手，采取东攻西守或西攻东守的方略，力避两面作战。先与孙权争夺淮南之地，取得合肥之战的胜利，遏制了孙权攻势。后与刘备争汉中不利，乃集中兵力，与孙、刘争荆州。

魏、蜀、吴三国争夺荆州，引发了樊城、江陵、夷陵三次大战。刘备进取巴蜀，激起孙权不满。刘备夺取汉中，镇守荆州的蜀汉名将关羽也率军自江陵(今属湖北荆沙)北上，围攻襄阳、樊城(今襄樊)曹军，更使曹魏震动。曹操采纳司马懿等人的计谋，进一步离间孙权、刘备，促成孙权遣军袭取江陵，击杀关羽，而曹魏坐收渔人之利。刘备企图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不顾群臣反对，自统大军攻吴。孙权求和不成，进一步与魏修好，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军5万拒蜀军，采取后退避锐、集中兵力、相机决战的方略，于章武二年(222)火烧连营，大败刘备，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蜀汉因此国力大损，孙吴亦有北顾之忧，战后双方重修旧好以抗强魏，致三国又有较长时期的鼎立。

曹魏促使吴、蜀相互削弱，自身赢得休养生息的时机，国势日益强盛。其间曹操病亡，曹丕称帝，以魏代汉，筹谋南进。孙吴及时调整部署，转而对付曹魏。凭借长江天险和相对强大的水军，先是击退魏军三路进攻，继又两次迫退进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境)的魏军，使曹丕至死未能越长江一步。

夷陵之战后不久，刘备病亡，南中(约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地区的汉、夷豪强势力反蜀。辅政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统兵分三路向南中进军，以攻心为上，辅以攻战，平定南中，加强了夷、汉间交往，促进了南中发展。蜀汉后方得以巩固后，诸葛亮对内继续发展经济，精心治军，不断增强国力，对外加强联吴，为北向攻魏创造条件。建兴五年诸葛亮统10万大军北屯汉中，拉开攻魏之战的序幕。不用部将出子午道(今陕西安康过秦岭至西安)直攻长安(今西安西北)的建议，而实行先攻陇右、再取秦川(关中一带)的谨慎方略。因次年马谡失街亭(今甘肃天水东南，一说今张家川北)，蜀军还汉中。后统军数万北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不能速决，粮尽而退。继又数次与魏大将军司马懿等交战，但直至十二年病亡，诸葛亮攻魏之战未获重大战果。

孙吴虽大破魏大司马曹休于石亭(今安徽潜江境)，遏制了曹魏攻势，却无力北进，乃一面抗魏，一面巩固南方和向海上发展。黄龙二年(230)，遣将卫温等渡海至夷洲(今台湾)，获数千人而还。后又两次遣将航海至辽东，联络公孙渊，以牵制曹魏东北。魏明帝曹佰发兵攻讨公孙渊失利后，于景初二年(238)改令太尉司马懿征辽东，平定辽东、玄菟、乐浪、带方等四郡。

司马懿成功地阻遏诸葛亮进攻和征战辽东，威望益高，权势日重。及明帝病亡，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辅八岁太子曹芳登基。曹爽惧司马懿得势，急于建功树威，贸然率军攻蜀，兵败兴势(今陕西洋县北)。司马懿以年老多病辞职，韬光养晦，暗养心腹死士，又和太尉蒋济配合，于正始十年(249)发动兵谏，处死曹爽，独揽军政大权。又出兵淮南，平息王凌的反叛。其后，司马懿子司马师、司马昭先后平定称丘俭、诸葛诞之乱，彻底铲除史称“淮南三叛”的曹氏势力。曹魏政权已是名存实亡，司马氏至此完成代魏准备。

三国后期，吴、蜀渐趋衰弱，联盟已不能抗衡魏国。孙权病亡后，吴虽有过抗击魏军获胜的东兴之战，但已是强弩之末。蜀汉姜维多次征战陇西，但败多胜少，推进中原的梦想早已破灭；兵力严重不足，汉中外围要点也被迫放弃，退守汉、乐二城。而魏国司马氏发展经济，稳定政局，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统一天下的条件逐渐成熟。针对蜀汉弱孝边境无备的状况，定下先灭蜀再顺江吞吴的战略决策，景元四年(263)，独揽朝政的大将军司马昭遣军分三路攻蜀，当主力受阻于剑阁(今四川剑阁东北)后，名将邓艾过阴平小道出奇兵，魏灭蜀汉之战告捷。

魏咸熙二年(265)，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称帝，公开以晋代魏，加紧灭吴准备。蜀汉已灭，吴国唇亡齿寒，加之政治腐败，致使人心背离，发生吴西陵督步阐据城叛吴降晋。吴国名将陆抗随机应变，于凤凰元年(272)迫退晋军，取得平步阐之战的胜利，迟滞了晋灭吴战略意图的实施。晋经过长达八年的准备，于咸宁五年(279)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发兵20余万，自巴蜀、襄阳、寿春、下邳等六路进军，以空前规模的水陆军协同作战，直取建业(今南京)，一举灭吴。

历史地位及作用三国时期战争，促进了由分裂局面到三家局部统一，进而实现全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诸方面的较大发展。战争的形态有了新的发展，出现水、步、骑兵配合的大规模作战。各国注重发展适应本国地理特征的兵种，曹魏的骑兵，孙吴的水军，蜀汉的步兵，战斗力均较强。随着战争对象的多极化，及敌我双方所处战略态势的复杂，军队部署、谋略运用都有不少范例，其中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谋略尤为出色。诸葛亮审时度势制定的《隆中对》，虽后来形势变化而未能完全实现，仍不失为一个划时代的较完整的战略计划。军事外交频繁，联盟战略灵活，三家进行的赤壁大战和争夺荆州，堪称范例。对边远民族地区的作战中，“攻心为上”也有更出色的运用。作战方法上，诸葛亮推演阵法所作“八阵图”，以及广泛使用的火攻、奇袭、伏击、地道等，均为后世传扬。

随着战争发展，统帅指挥机构已趋健全，鼎立三方都善于选将用人，依靠他们策划和进行战争；同时促进了一些军事制度的改革和建立，中外军体制的形成，世兵制的实行，参谋制度的完善，影响深远。后勤保障越来越注意后方供给基地的建设，均实行空前规模的屯田。军队装备有明显改进，蜀汉创制一发十矢的连弩，适宜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改进的钢刀，曹魏所制发石车、指南车，大量使用的马铠，孙吴大量制造的各种性能良好的船只，均很著名。

三国时期的军事理论研究，随着丰富的战争实践不断深入。曹操的《孙子注》开创整理研究《孙子兵法》先河。诸葛亮的军事论述很受后人推崇。

贾诩与三国分立

东汉末年，宦官当政，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大将军何进谋诛阉宦不成反为所害，而何进所召的并州牧董卓（还兼有前将军、斄乡侯的官职和封号）已经在进军洛阳的途中，同时董卓受何进密令又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乘宠，浊乱海内。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臣辄鸣钟鼓如洛阳，即讨让等。”欲以胁迫太后诛宦官，但董卓未至而何进已死。当时洛阳大乱，袁术、袁绍兄弟率军攻击皇宫，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董卓遂率其众迎帝于北芒，还宫。

后来董卓当权暴虐不仁，又为吕布、王允等人设计诛杀，王允为人刚直，当时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就是没有马上赦免董卓大批手握兵权的部下，他部下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拥兵屯于陕，一段时间后没有听到赦免的消息，又接着有谣传说洛阳中人要诛灭所有凉州的董卓所部官吏，于是大家惶恐不安，当时众人都纷纷准备解甲逃亡，这个时候，贾诩粉墨登场了。

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时并不出名，唯有汉阳阎忠异之，谓贾诩有张良、陈平之奇（阎忠此人也是一代名士，而且可以说颇有政治远见。他明白东汉皇朝已经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曾经劝说名将车骑将军皇甫嵩起兵推翻东汉皇朝，皇甫嵩不从，忠乃亡去。后《英雄记》有曰：凉州贼王国等起兵，共劫忠为主，统三十六部，号车骑将军，忠感慨发病而死）。贾诩初时察孝廉为郎，因疾病辞官，西还至汧，道上遇见氐人（游牧民族），和同行的数十人皆为他们所抓，贾诩便骗他们说：“我段公外孙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赎之。”当时的太尉段颎，因为久为镇边大将，所以威震西土，因此他便假称是段颎外甥吓唬氐人，氐人果然不敢害他，还与他盟誓后送他回去，其馀的人却都遇害了。史称贾诩此举是：“权以济事，咸此类也”，这个“权”字，用得颇为妥帖，因为贾诩的确是这样一个人。

就在董卓所部的李傕、郭汜、张济等人打算散伙的时候，贾诩阻止了他们。他的理由是：“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他这么做，因为他也是董卓所部的官吏，记载说“董卓之入洛阳，诩以太尉掾为平津都尉，迁讨虏校尉。卓婿中郎将牛辅屯陕，诩在辅军，卓败，辅又死”，所以他此举也是为自己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打算，因为李、郭等人本就是马贼及军人出身，未必是一个亭长可以捉拿的。

此举的直接后果，是李、郭等人“遂将其众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馀万，……与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围长安城。十日城陷，与布战城中，布败走。傕等放兵略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诛杀卓者，尸王允于市……傕、汜入长安城，屯南宫掖门，杀太仆鲁馗、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吏民死者不可胜数”，汉献帝被李、郭等所挟，而关东豪杰乘动乱之机自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攻城掠地行为，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此以前，各地诸侯还不敢很明目张胆地进行此类举动，正是贾诩的这个建议，使东汉天下陷入了空前的混乱状态。此后，关中又因为李、郭等人的争权夺利，伤亡巨大，极大地破坏了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

《三国志》云：“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指李、郭入洛阳前），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又有云：“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荼毒之烈，究其本源，实出于贾诩这一言之谋，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的时候有评曰：“臣松之以为传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则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看当时的情况，王允为人正直有干才，朝中尚有皇甫嵩、朱俊等名将，关中精兵数万，而宦官已除，即使不能复振汉朝，一时安定还是可以的，所以裴松之有“元恶既枭，天地始开”一说。所以就这样的情形而言，说贾诩导致“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所以“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这个评价还是很中肯的。也正是因为这次动乱，中央政府开始政令不行天下，以至于“乘舆时居棘篱中，门户无关闭。天子与群臣会，兵士伏篱上观，互相镇压以为笑。诸将专权，或擅笞杀尚书。司隶校尉出入，民兵抵掷之。诸将或遣婢诣省閤，或自赍酒啖，过天子饮，侍中不通，喧呼骂詈，遂不能止。又竞表拜诸营壁民为部曲，求其礼遗。医师、走卒，皆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锥画，示有文字，或不时得也。诸将不能相率，上下乱”，至此，汉中央政府的威信丧失殆尽，甚至献帝在回洛阳的时候，“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各地诸侯已经根本不再把皇帝和中央政府当回事了。

这样的情况，一直到雄才大略的曹操采纳曹魏重臣荀彧的建议，抢先下手，把献帝迎会许昌，最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至二十余年候，曹操的儿子曹丕以魏代汉，结束了东汉皇朝，开始了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从贾诩设计让李、郭进军洛阳开始到三国归晋，期间的战乱长达九十余年，民力物力，消耗殆尽。尤其糟糕的，由于分裂的时间长达九十年，人事推移，新陈代谢，一些在汉末分裂之初，饱经忧患，深知民间疾苦，又具有非凡才能的政略家、战略家全数死光，政权却落到一些靠袭祖上馀荫的纨绔子弟手里，以至君不像君，臣不像臣，无经国之远谟，无防患之预备，一味埋头陶醉于腐化享乐之中。终于弄到骨肉相残，萧墙祸起。在阶级矛盾及种族矛盾的激化下，不到二十年，又使中原地区陷于血泊之中，导致五胡乱华三百年，南北陷入分裂之局面，这一切，可以说绝大部分是因为贾诩的一句话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