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基督徒

对于基督徒而言，相信普通启示具有真理属性就能够肯定中国古人心目中的上帝信仰具有神圣性。当然需要与特殊启示相互印证。经过考察可以看到，儒典古书的上帝观念和圣经里的上帝观念在至高无上的独一神圣性和其他重大信仰观念上是一致的，儒典和圣经里的上帝同是全人类万民的至高创造主，（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荡荡上帝，下民之辟）。历来海内外知名的儒家基督徒，他们虽然在信仰观念上具有时代特点和宗派区别，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同儒典里的上帝和圣经里的上帝在至高神性位格上的同一性，认信中华民族自从远古以来也蒙上帝爱顾，认信上帝也是华夏祖先的上帝，更加突出的最大共性是他们决不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在文化立场上，他们大都既不是中华本位复古保守派也不是全盘西化派。他们基本都有关于基督信仰与中华文化方面的积极言论。现代意义上的“儒家基督徒”与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神学的所谓“文化基督徒”既有重合又并不等同，关键在于他们在接纳基督信仰的同时还有热爱和建设、更新中华文化的立场。（杜维明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儒家式的”这个帽子并不是谁都可以戴，儒家不是万金油。“儒家式的基督徒”和“非儒家的基督徒”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过去一直困扰我，现在我想明白了。所谓“儒家式”的就是入世的，现实的。不但关注自己的内心，也关注现实的改善。一个基督徒可以不关心政治，可以不参与社会，可以不顾及文化，只追求自我的修行，到达彼岸，超脱一切。但是儒家不可以。儒家式的一定是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热心文化的。）

准确地说，“儒家基督徒”应当表述为“儒家的基督徒”(Confucian Christian)，简称的“儒家基督徒”不是“儒家和基督徒”并列构成的一个宗教对话概念，而是指对中华文化具有相当肯定的基督徒，中华文化又是以儒家为主流的，故有“儒家的基督徒”概念。“儒家的基督徒”不是体制教会，不是宗派，只是一条自从利玛窦以来不约而同的具有儒家文化倾向的基督徒的自由文化流脉，“儒家基督徒”文化路线贯穿了天主教、新教以及现代非体制基督徒，这条文化河流同时也呈现出自从明代利玛窦以来基督信仰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的“儒家神学”的日益自觉。在现代社会，所谓“儒家神学”，并非是一个局限于儒学或儒家范围内的概念，儒家神学乃是始自利玛窦的一条主张基督信仰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的神学路线，儒家神学乃是指“儒家色彩的基督神学”或“接纳耶稣的儒家神学”，因为局限于儒家内部的儒家神学早在董仲舒时代就已经因为异化掉了人格上帝信仰而异化掉了自身。只有存在人格上帝信仰才谈得上神学的存在。从利玛窦肇始的对于儒典人格上帝信仰的重新提起重新确认重新言说的工作，由于是借助于基督信仰而展开的，并且在逻辑上为了避免再次异化也不得不借助于基督信仰而展开，故儒家神学的二次重建的结果必然是儒家基督徒神学，现代意义上的儒家神学必然等于儒家基督徒神学。最近一百年来，儒家神学这条大河流内部异彩纷呈，比如：本色化神学、新士林哲学、融贯神学、中庸神学、生生神学等等。自从利玛窦在“儒家基督徒”路径上发轫之后，走在这条路径上的东西方人物交替出现，连绵不绝。比如利玛窦（Matteo Ricci）、徐光启、杨廷筠、李之藻、艾儒略、王征、白晋（Joachim Bouvet）、马约瑟（Joseph Henrg Marie de Premar）、林乐知（Yong John Allen）、丁韪良 (W.A.P.Martin)、韦卓民、谢扶雅、赵紫宸、吴雷川、晏阳初、吴经熊、何世明、林语堂、罗光等古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著述里频频出现“儒家的基督徒”、“儒家式的基督徒”、“儒家基督徒”、“儒者基督徒”、“儒家天主教徒”等词汇来称呼这个文化流脉。现代社会的信仰日益非体制化或超体制化的趋势给“儒家基督徒”这条心灵和文化路径在当今世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伸展契机和存在空间。谈论“儒家基督徒”这个概念的时候，需要注意区别两个词汇：

一、“儒家的基督徒”(Confucian Christian)，简称“儒家基督徒”，是一个文化融合概念。二、“儒家和基督徒”并列构成的那个宗教对话概念应用例证如“‘儒耶’(Confucian —Christian)对话”。注意二者英文拼写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