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死”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事物的秩序》（《词与物》）中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他通过对西方人文科学进行的历史考古发现，，“人”的概念是在十八世纪末期之后进入知识学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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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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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死（death of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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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概念是在十八世纪末期之后进入知识学科的。从那时开始，“人”成为语文学、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知识对象。

此前，人文学科虽然发现了人的存在，但并没有将人当做一个特殊的对象来看待，人并不是这些学科的中心，这些学科也“没有关于人本身的认识论意识”。只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期之后的现代思想中，人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认知的主体，既是人文学科捕捉的对象，又是这些学科得以奠定的基础，成为学科和知识的中心。人文学科正是以人的秘密做基础来展开自身的学科想像。这个诞生于十八世纪的知识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诞生”的过程。而无论是“诞生”还是“死亡”，并不是意味着作为一个具体实在的人的诞生或死亡，而是指人文学科中作为知识对象和知识客体的“人”的诞生或死亡。

这样一个学科中的人，就是一个概念的人，或者说就是人文学科所形成的人的观念。福柯将十八世纪末期以来的现代思想对于人的分析称作人类学，它由康德开创。正是在人类学中，人成为中心。它的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它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但是，福柯却宣布这种人类学将要死掉了。这就是所谓的“人之死”，或者说，就是人的终结或人的消失。显然，这里的“人之死”，是作为某种知识形态和观念形态的人的死亡，是以人为中心的学科的死亡，是以康德的人类学为基本配置的哲学的死亡，最终，是十八世纪末期以来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的死亡。但是，这样一个观念意义上的“人”是如何死亡和消失的呢？

福柯借助尼采提出了这个问题。尼采的“上帝之死”和超人思想是“人之死”的哲学起点。超人正是对人和人性的克服，超人将取代人，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的消失。在福柯看来，上帝之死同人的消失同义。在尼采那里，上帝和人相互归属，人与上帝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二者的意义只有依赖于对方，只能在以对方为参照、为语境、为解释的条件下才能被阐发，它们无法彼此隔绝和孤立。上帝只能是人的上帝，人只能是被上帝所俯瞰的人。就此而言，人和上帝是孪生子。只有在这种相互依托、相互寄生的意义下，“上帝和人才相互归属”。人和上帝具有怎样一种牢靠而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尼采看来，上帝常常让人负债于他，在人和上帝的契约关系中，人占据着债务者的位置，人和上帝的关系成为一种欠债和还债关系。作为债务者的人，被上帝免除了债务，也因此免除了因为债务而该得的惩罚。但人并不因此解脱，反而充满了罪感、负疚和责任。这样，在上帝面前，他愈发谦卑恭顺。他应该不停地偿付、同情、怜悯、牺牲。他的罪感意志构成了他的全部存在性，这也决定了他在上帝面前的永远敬畏和臣服。他的一切，无论哲学还是伦理、行动还是意识，总是处在上帝的凝视下，总是以上帝为准绳，以上帝为永恒的裁判、起源和理念，人无法摆脱上帝的咒语。同样，就上帝而言，如果没有人，没有人的行为、道德、意识、哲学，没有人的全部存在性，上帝同样没有自己的存在意义。上帝的发明正是人的发明，上帝的出现正是人的出现的结果，上帝是为人而生的，它的职责、任务、价值和意义，它的全部起源性要素只有在控制人、操纵人、作为人的参照物这一点上才可以得到解释。这样，上帝和人须臾不可分离，二者互为参照，既是父子关系，又是孪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如果一方死去了，另一方也将死去，如果一方失去了全部的存在性，另一方也将堕入虚无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说，“上帝之死和人之消失别无区别”。

但是，尼采的“人”和福柯的“人”并不完全相同。尼采更多地将道德意义和情感意义根植于人之内。他将内疚、责任、仇恨、善、恶、爱等道德内容作为人的中心所指。尼采的上帝之死，意味着一种作为道德形象的人之死。上帝死去了，上帝所施加于人的责任、愧疚、痛苦、同情和怜悯——这些道德素质——也将死去。超人和人的差别在于，超人摆脱了人的这些道德负担，摆脱了人的这些禁忌、束缚和内心的自我压力，变得身轻如燕、无所顾忌、从容潇洒、神志健全而又孔武有力。但是，福柯的人并不是一个道德和伦理主体，是一个与道德无缘的知识形象。

所谓“人之死”

人，是一个概念的人，是知识学科建构和想像出来的人。人之死，是作为学科内容的知识形象的人的消失。既然这个学科对象消失了，那么，在这个对象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伦理主题和人文主义当然也会随风飘逝。如果说在尼采这里，是道德的人的死亡，导致概念的人的消失;那么，福柯则将尼采颠倒过来，概念的人先死去，道德的人自然就不存在了。尽管二者的逻辑次序不一样，但人之死和伦理主义的消失紧密交织，道德的人和概念的人，伦理主体和知识主体，人文主义和人类学，其中之一的死亡必定引发另一个的死亡，其中之一的丧钟必定敲响另一个的丧钟。

除了尼采之外，福柯还在马拉美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那里看到了人之死的征兆。马拉美对语言做了激进的反思。对马拉美来说，语言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性。不是人在说，而是言词自身在说，在其孤独中，在其脆弱的摇摆中，在其虚无中，在其谜一般的存在中说。词语在自主地行动、表达和说话，写作是在设定一个空间，人在这个空间中不断地消失，“作品现在获有一种杀戮的权利，它成为杀死其作者的凶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福柯和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的呼应。人在写作中退场了——言语活动取代了从事言语活动实践的人。这，则是具有结构主义意味的人之死，事实上，在结构主义活动中，人陷在一个巨大而无情的语言网络中，他被语言和结构吞噬了。尽管福柯后来一再否认他和结构主义的关系，但在六十年代中期，福柯的“人之死”的观点，不可能摆脱如日中天的结构主义的影响。我们可以说，“人之死”就这样诞生在尼采、马拉美和结构主义交织的三岔路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