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条 | 饶斌 |
释义 | 饶斌(1913 -1987),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享有“中国汽车之父”的盛誉。 饶斌简历饶斌,吉林省吉林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静乐地委副书记,晋绥八地委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党校教育长,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抚顺、吉林市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驻图们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哈尔滨市市长。建国后,历任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松江省副省长、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兼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是中共八大代表,中顾委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饶斌其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是一位“白面书生” 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创始人是一位“白面书生”——饶斌,1953年7月,是他把第一锨黑土抛向毛泽东亲自题词的一汽建设奠基石;又是他接受了生产红旗轿车的任务;1964年,他又奉命到武当山下,在随后到来的文革狂潮中艰难地主持创建二汽。 饶斌祖籍南京,生于吉林,原名叫饶鸿熹,早年学医,参加革命后曾担任过中共山西交城地委书记、抚顺市委书记、图们警备司令、哈尔滨特别市市长、松江省副书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东北因政治斗争所陷,被降格使用,恰好当时要筹建第一汽车制造厂,饶斌自告奋勇去担任厂长。 在中央讨论人选时,毛泽东想起在哈尔滨见过高大英武的饶斌,就问:“是那个当市长的白面书生吗,他够厉害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毛主席点点头,中央正式任命饶斌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一汽起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兴建,是毛泽东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亲自商定的。当时的机械工业部对于能否在三年内建成感到疑虑,而苏联专家则要求一定要如期完成,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此事,决定全国都来支持一汽建设。1953年6月9日,毛泽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指示》,这天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祥日。 有全国人民的支援,壮志满腔的饶斌全身心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之中,他不仅是汽车厂长,也是建筑公司经理,工作强度很大,以至于回到家常常饭菜没有端上桌,人已酣然入梦。为掌握汽车工业制造技术和建筑技术,他虚心向技术人员和有经验的老工人求教,成为能够推车送浆和操作机床、摘掉不懂汽车工业“白帽子”的领导干部。 1956年7月14日,一汽总装线上开出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批解放牌载货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自己制造汽车的历史。1960年1月,饶斌奉调北京,担任机械部副部长兼六局(汽车轴承局)局长。1963年,他被下放到南京汽车制造厂,一个省部级干部在一个规格不高的厂里,甚至受到伙房炊事员的呵斥,但他认为这是好事,出行没有小轿车,走路或骑自行车,吃饭排队,看病付药费,这让他感觉“回到了群众中”。 二汽风云1964年,中国经济形势好转,毛泽东说:“建设第二汽车厂是时候了。”筹建二汽的工作理所当然地又落到饶斌头上。项目选址确定在湖北十堰。此后,赶上文革,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造反派非要把饶斌揪回长春批斗,还让他跪在桌腿上,用胶管裹着钢丝抽打。 这位在青年时期就就投身革命的老人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狠毒”?一番波折后,他侥幸脱身回到二汽基地,经过缜密思考,提出用“聚宝”的办法建设二汽,由全国的汽车和机械制造企业包建各个分厂,形成系统的现代化汽车制造企业。 但二汽建设一直受到各种干扰。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和政委提出要把二汽建设为村落化、乡土化企业,搞“四边”企业,即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设备)、边生产。造反的技术人员还要搞“设计革命”,非要把一些减轻体力的设备和必要的厂房设备取消,以免工人变成“修正主义”,气得李先念副总理说:“不建这个厂不是更节约吗!” “质量第一”为了抵制对二汽建设的干扰,饶斌提出“质量第一”的要求,军代表马上责问,把林副主席(林彪)的四个第一摆在什么位置?饶斌软中带硬地说,这是毛主席批示的,不能批判。 整个文革期间,政治走向一直阻挠着二汽的建设,和建设一汽相比,饶斌不仅呕心沥血地领导了二汽的基本建设和设备安装,还要用高度的政治智慧对应极左思潮的干扰。在一汽,他工作了7年,而在二汽,则一干就是16年。 晚年岁月二汽建成投产后,饶斌调回北京,担任机械部部长。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意引进汽车合资项目,饶斌建议由上海承担。在一些国家拒绝合作的同时,美国通用、福特和德国大众都表示了浓厚兴趣,经过60多轮谈判,基本上确定与德国合作15万辆的项目,因为只有他们愿意提供1982年投产的桑塔纳新车。 不料,中国代表团一行赴德国考察时,德国大众内部却出现分歧,负责财务的总裁认为这样大的项目花钱多、利润少,而且外汇难以平衡,于是派人到北京打退堂鼓。饶斌在与德方谈判时建议,将15万的规模压缩为3万,主张要走少投资、快见效、滚雪球发展的思路,这个建议获得大众公司高层首肯。 但此时饶斌的老战友、汽车专家孟少农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这样组装进口散件进行小规模生产,是买卖的方式而不是搞汽车工业的方式。上海方面也出现阻力,有人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认为这个项目不符合中国国情,同时经过计算,结果是德国人稳赚,中国人肯定赔。这件事直接捅到中央,薄一波副总理亲自过问,时任上海书记和市长的陈国栋与汪道涵联名给中央写报告坚决支持这个项目,此后两任市长江泽民、朱镕基也为其付出心血,才有了今天上汽大众的辉煌。 随着年岁渐长和经济改革加速,饶斌渐感力不从心。20世纪80年代初,饶斌先后担任机械工业部部长和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1984年8月11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研究汽车工业发展,针对饶斌想把汽车工业统管起来的想法,当时的中央领导批评说,“你们中汽公司想搞垄断”,并提出中国汽车公司应该搞得虚一些,主要任务是搞好行业规划管理、信息、技术政策以及对中小企业进出口业务的服务,一汽、二汽才是实体企业。 最后一次演讲1987年7月15日,饶斌回到一汽参加解放牌卡车出车30年纪念大会。会上,他突然激动地讲起了轿车:“我老了,不能和大家一起投身第三次创业。但是,我愿意躺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去实现我们中国几代汽车人的轿车梦!”说完,他的泪水潸然而下。 十几天后,他病倒在上海,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对医生说:“这是我的老首长,是汽车工业的创始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医治他。”1987年8月29日,饶斌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 走下神坛的“红旗”车美国总统尼克松率领来华访问,“红旗”取代他的总统专车为美方服务。让美方震惊的是,“封闭多年的中国,如何会造出如此高档的轿车” 坐红旗轿车曾经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是高级干部和外宾才能享受的待遇。40多年来,红旗车从“政治车”向“商品车”,从“官车”向“民车”的转换,也映射出中国汽车工业和中国社会的点滴变化。 红旗车的诞生缘于毛泽东的一句话,那是1958年2月13日下午,视察长春一汽时,他问一汽领导,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造的小汽车。随后“早日造出小汽车,献给领袖毛主席”便成为全厂的动员口号。 技术人员根据厂领导仿造为主、适当改造的要求(那时人们全然没有专利概念),依据前苏联的胜利、德国的奔驰、法国的西姆卡、日本的丰田、捷克的斯科达等样车的技术指标,制造了代号为CA71的轿车——后取名为东风,意为“东风压倒西风”。这台车兼有“胜利”的通过性,接近奔驰和丰田的经济性,为了体现民族特点,采用宫灯式车灯,发动机盖镶嵌一条昂首的金龙。 这辆车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展出,受到广泛好评,于是一汽开始正式投产制造高级轿车。1958年7月,红旗第一辆样车开始设计,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当时全国充满着大跃进的狂热气氛,的确激发了工人的巨大热情,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采取各个部门分别包干一个或几个总成的办法,有些东西只是听说没有干过,像液压传动装置,技术人员和干部、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攻关,经过30个日日夜夜终于实验成功。一个全尺寸的油泥模型,在国外必须要6个月以上才能完成,在一汽只用了7天就完成了。最终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红旗轿车的制造。 红旗试制成功同时又制造了一辆检阅车,都于9月28日调试完毕,急送北京参加共和国成立9周年庆祝活动。但送到北京的两辆红旗经常出故障,受到各个方面的批评,后来在检讨质量的会议上,一共挑出667项技术问题,比较重大的有100多项。于是,一汽又组织干部、技术员和工人组成解决质量问题的“突击队”,最终基本解决了问题。 1959年9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了别开生面的交车会,20辆红旗一字排开,中央领导各自选车,然后签单领走。当时有彭真、叶剑英、聂荣臻、贺龙、李富春、李先念等人领走红旗轿车。 红旗确定为国车从此开始了它进出红墙的光辉岁月。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率领由500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来华访问,“红旗”取代他的总统专车为美方服务。让美方震惊的是,“封闭多年的中国,如何会造出如此高档的轿车”。 由于“红旗”定位“政治车”,仅生产了1500辆,1984年在北戴河会议上中央领导以质量不稳定、耗油多、补贴高达6000万元等理由停产,一停就是10多年。 后来,国家计委批复了一汽轿车先导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拉开了奥迪100产品技术引进、红旗第二代产品开发和基地建设的序幕。 一汽在消化吸收奥迪轿车克莱斯勒发动机技术的基础上,开发了拥有全部知识产权和中国品牌的CA7220红旗轿车,又开发出既具有时代特征又保留民族风格的全新小红旗。与此同时,通过与美国福特公司合作,联合开发了具有国宾车品位的大红旗,形成了从1.8升到4.6升,既有基本型又有豪华型、普及型,改装车和专用车的产品系列,达到50多个品种。红旗终于走下“圣坛”,驶向民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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